辛弃疾南归之后，担任过知府、提刑使、安抚使等职，他的施政风格也带有几分剑客的尚侠任气、心狠手辣，如他任湖北安抚使时，“得贼辄杀，不复穷究，奸盗屏迹”。也因此落下“好杀”之名，以致有台谏官弹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辛弃疾少年成名，后来却宦途多舛，也与其“好杀”的铁腕备受争议有关。
朱熹是一个“三体迷”
南宋绍熙年间，辛弃疾担任福建提点刑狱官时，曾三度前往建阳考亭，拜会他的忘年之交、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这位老人家，便是一代儒宗朱熹。
朱熹，当我们提起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时，联想到的人物形象大概就是一名严肃的道学家、儒学的集大成者。许多人未必知道，朱熹还是一位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并保持着终生思考的天文学家。
◎ 故宫南薰殿旧藏之历代圣贤像册中的朱熹画像
很小时候，朱熹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宇宙的尽头在哪里？他自述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搞音乐的才女吴虹飞说，她是霍金的门徒，成天思考宇宙的边界。其实朱熹也是这样子。如果刘慈欣在12世纪出版了《三体》，朱熹一定是一个“三体迷”。南宋时还没有《三体》，朱熹只好将宋朝的一本自然科学著作——沈括的《梦溪笔谈》翻得滚瓜烂熟。我敢说，除了儒家经典，最让朱熹心动的书就是这部《梦溪笔谈》了。在与朋友、门人的谈话中，朱熹无数次引用《梦溪笔谈》，事见《朱子语类》。
尽管朱熹到老都不知道宇宙的尽头有些什么，不过他一直在尝试对一些天文学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放在12世纪，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观点。如他论宇宙的起源：“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北宋的沈括曾用银球做实验：“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据此证明月亮为一球体，本身并不发光，月盈月亏乃是反射日光的变化所致：“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沈括的假说给了朱熹很大的启示，他多次告诉门人：“月只是受日光。月质常圆，不曾缺，如圆毬，只有一面受日光。”并提出月食是因为有物挡住了日光：“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你要是以为古人只知道“天狗吃月”，朱熹一定会鄙视你。
朱熹还解释了雨的形成：“阳气正升，忽遇阴气，则相持而下为雨。”现在我们都知道，下雨乃是因为受热的水蒸气在高空遇冷空气而形成小水滴。他又解释雷的形成：“只是气相摩轧。”现在我们也知道，雷电是云层的正负电荷相撞击而爆发。又解释虹的形成：“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气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气了。”我们也知道，虹是大气中小水球对日光的折射和反射。可以看出来，朱熹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理解是相当接近科学解释的。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自然科学充满了兴趣，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这个“知”包含了哲学解释与科学原理。朱熹认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所以他对宇宙万物都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都想一探究竟。他的学生黄斡称他：“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
难怪胡适先生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另一位民国学者胡道静先生更是干脆宣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第五辑 宋朝的房地产市场有多火？
宋钱遍布天下
“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1898年，德国的考古学家在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铜钱，从钱币的文字看，这些古钱显然来自遥远的中国宋朝。这不是第一次从非洲东部出土宋钱，早在1888年，英国人已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宋代铜钱。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在非洲发现宋钱，1916年，马菲亚岛也出土3枚宋钱；1945年，桑给巴尔岛又挖出大批古钱币，在现存的176枚钱币中，属于北宋的有108枚，南宋的有56枚；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
人们忍不住好奇：宋朝与东非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之遥，文明差异恍若隔世，这些宋朝铜钱为什么会跑到非洲去？
其实宋朝时候，中国跟非洲诸国已有接触，宋人笔下的“弼琶罗”，即今之索马里，“层拔国”即今之桑给巴尔，“蜜徐篱”即今之埃及，“木兰皮”即今之摩洛哥。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赵汝适《诸蕃志》，辟有“弼琶罗”“层拔国”等条目介绍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层拔国”还数度派遣使团入贡宋朝。
《诸蕃志》也记录了一条从泉州到埃及的航线：“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蕃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亚齐岛）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东南亚古国）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其国雄壮，其地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天气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贵毡毯。国都号‘蜜徐篱’，据诸蕃冲要。”
从中国到非洲，宋朝的海商至少已掌握了四条航线。每年入冬时节，庞大的商船从广州港或泉州港起航，航行四十余日，到达南洋亚齐岛，次年再前往非洲，其航线大致有四条：
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至印度南部，沿海岸线航到阿拉伯半岛，然后穿越红海，到达埃及；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航至阿拉伯半岛后，直接南下，抵达非洲东海岸；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至马尔代夫群岛，然后穿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半岛南端，渡过红海前往埃及。一是从亚齐岛出发，经马尔代夫群岛，横穿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并南下桑给巴尔。
◎ 《天工开物》中的铸钱图
在摩加迪沙等东非城市出土的宋朝钱币，应该就是宋朝海商带到那里的。
发现宋朝铜钱的地方，当然不仅仅是东非城市。1827年，南洋的新加坡掘得来自中国的古钱币，多数为宋代铜钱；1860年，爪哇岛挖出中国铜钱30枚，过半为宋钱；1911年，斯里兰卡也出土12枚宋钱；波斯湾、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境内的辽、西夏、金辖区，均有宋钱出土。可能从泉州港出发开往东南亚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也发现了大量铜钱，总数超过万枚，如果这艘南宋商船不是在南海沉没，这批宋朝铜钱将被输送到东南亚，成为当地流通的货币。
宋人张方平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从亚洲与非洲出土的文物来看，张方平的说法毫无夸张之处，各地出土的宋钱现在是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文物，但在800年前，则是流通于“四夷”的通货。
在与宋朝接壤的辽国，出使辽朝的苏辙看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在日本，南宋时期大量宋钱涌入，竟喧宾夺主挤走日本政府的自铸币，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在交趾，当局下令“小平钱（宋钱）许入而不许出”；在南洋，诸蕃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东南亚国家传统上以金银等贵金属为通货，但贵金属货币一般只适宜用于大宗交易，民间琐碎交易使用金银非常不方便，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制作精良、信用良好的宋钱的流入，立即为当地的市场交易带来了便利，难怪当地人将宋钱视为“镇国之宝”。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宋朝铜钱的流通范围了——从宋朝本土，到相邻的辽国、西夏、金国境内，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到受阿拉伯与印度经济文化影响颇深的南洋诸岛国，从印度半岛到波斯湾，再到非洲东海岸，都有作为通货的宋朝铜钱流通于市场。
可以说，在11至13世纪，宋钱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今日美元的地位，是通行国际的“硬通货”。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非常坚挺：“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蕃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蕃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海外诸蕃国对宋钱的巨大渴求，导致有宋一代的铜钱外流非常严重，据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估计，每年从宋朝流入海外的铜钱，约为10至20万贯，相当于南宋年铸币量的一半。如此巨量的铜钱外流，无疑加剧了宋朝的“钱荒”。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钱最积极的时代，特别是北宋，铜钱的年铸造量最高达570万贯，平常年份一般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的铸币量。后来的明朝，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按中国货币史学者彭信威的估算，加上前朝留下的旧币，宋代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约有二亿五六千万贯，可见宋朝的市场规模之大。
但尽管如此，宋朝还是频频发生“钱荒”。如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荒钱”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宋钱到哪里去了？很多时候是被宋朝海商或海外蕃商带到海外去了。最严重的一次“钱荒”，发生在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市面上居然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致使台州一日之间爆发“钱荒”。
因此，宋朝政府一直严厉禁止商人携带铜钱出海。如北宋庆历年间，由于“边吏习于久安，约束宽弛，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朝廷重申禁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蕃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以所告之物。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走私一贯钱出境即构成死罪，禁令不可谓不严。
然而，法令虽严，却是屡禁不止。由于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坚挺，携带铜钱出海非常有利可图，许多海商都铤而走险，想方设法避开市舶司（相当于海关）的检查，走私铜钱出海。“南海一号”所运载的铜钱，也当为走私无疑。
因为看到法禁对于铜钱外泄的情况无可奈何，以致“一舶所迁（宋钱），或以万计，泉司岁课积聚艰窘，而散落异国终古不还，诚可为痛惜而深恨也”，南宋乾道年间，终于有一名官员觉得忍无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的绝招来对付铜钱走私。这名官员是静江府知府范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论透漏铜钱札子》：“每岁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费外，实裨国用者几何？所谓蕃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若资国用者无几，又多非吾之急须，则何必广开招接之路？”既然如此，何不将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关闭掉，停止对外贸易？这便是“拔本塞源，不争而善胜之道”。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范成大的建议显然是一个馊主意，确实堪称“拔本塞源”，不过拔的是开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义之源。如果朝廷采纳他的意见，那么发生在明清时期的“海禁”将提前来临，宋王朝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转型也将遭受挫折。
“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宋孝宗当然没有采纳范成大的馊主意，而是继续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宋朝君主与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跟明清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商业与市场表现得非常热心，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趣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
10世纪的宋朝皇帝曾经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跟海外诸蕃国展开海上贸易，成为宋王朝的惯例。南宋政府建立后，宋高宗也提出“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高宗皇帝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而传统的朝贡贸易，从经济收益来说，则是得不偿失的，“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贡贸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显然，如果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 出土的宋代铜钱
在禁止海商“擅载外国入贡”的同时，宋政府又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给予奖励：“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到宋政府设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领取“公凭”（外贸许可证），便可贩运商货出海，将他们的商船驶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甚至地中海。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对海外蕃商敞开门户，欢迎蕃商来华贸易。蕃商的在华利益与权利受到宋政府的保护，宋高宗时期的一条立法称：“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
在泉州、广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还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对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宋政府都给予尊重。又修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数百年后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向清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
当然，保持门户开放与发展海外贸易的结果，就是宋钱无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导致国内发生“钱荒”。怎么办？宋政府的应对方案是发行纸币。南宋的市场规模不亚于北宋，但南宋的铸钱量远远比不上北宋，这是因为纸币——“会子”在南宋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南宋“会子”的前身是北宋“交子”。“交子”还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必须有准备金作为信用保证。北宋的经济学者还发现，国家发行纸币，准备金不需要足额，只要有2/3的准备金便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而“会子”则是完全的信用货币了，已不需要准备金，南宋的经济学者已经明白，纸币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背书：“欲求其（纸币）价常赢而无亏损之患，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则可矣。”而纸币贬值则是因为国家滥印钞票，“楮（纸币）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
诞生于宋朝的纸币让后来的欧洲商人感到不可思议。13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旅行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发现，元朝商民所使用的货币并不是欧洲人熟悉的金银，而是一种神奇的纸张，马可·波罗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自身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楮纸居然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任何商品，只好将纸币形容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
元朝流通的纸币，当然不是“大汗”的发明，而是宋朝文明的遗物。
“宋代中国若自由发展下去，将可能主导航海世界”
宋朝政府对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业的热切，动机可能很简单：商业税能够更加快速地扩张财政。但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当政府将关切的目光从传统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上面时，势必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政府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发展工商业，政府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历史最终没有给予宋代中国发展出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不过，宋王朝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发育出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文明状态。也许数字更能直观地说明问题：
从财税结构的角度来看，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占了70%的比重；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晚清在洋务运动后的1885年，田赋的比重才下降至48%，关税、盐课与厘金的收入总算占了52%。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
从外贸依存度的角度来看，北宋后期，宋王朝一年的进出口总额超过2300万贯，到了南宋绍兴晚年，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北宋后期，东南沿海一带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1.5%，南宋时期的外贸依存度就更高了。要知道，197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只有9.8%（参见熊燕军论文《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北宋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1%，南宋时达到22.4%，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如果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宋代中国不可能形成历史上最高比例的城市人口。
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的统计，北宋末1121年，宋人的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与清代的“乾隆盛世”。这是纵向的比较。来看横向的比较，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换言之，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优于中国其他王朝，而且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这些统计数字以及宋政府重商主义的表现，使得宋代中国看起来就如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时的地中海国家。怪不得海外的许多汉学家都认为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在他们眼里，最为光彩夺目的中国王朝，不是强盛的汉唐，而是似乎有些文弱的两宋。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曾在《新闻周刊》上撰文评价宋代中国：
“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可以想象到，宋代中国若自由发展下去，将可能主导航海世界，并且自亚洲发动侵略，移民欧洲，从而改写历史。看起来，欠缺的只是动机和刺激。这当然是想入非非了。”
丝路海神
我的家乡在海边，那里几乎每个乡里都有一座“天后宫”，供奉妈祖。小时我不知这神祇跟那神祇到底有什么差异，也就不觉得妈祖跟其他神灵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及长，了解到妈祖的一些掌故，知道历史上妈祖确有其人，出生于北宋初年福建莆田，姓林名默。据宋人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记载，妈祖“姓林氏，湄洲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另一本宋代笔记《莆阳比事》也称：“湄洲神女林氏，生而神异，能言人休咎。死，庙食焉。”可知妈祖生前是一名“能预知人祸福”的女巫。身故之后被莆田民间供奉为神女，又于宣和年间被宋徽宗敕封为“顺济夫人”。此后，历代帝王对妈祖多有册封，封号从“夫人”到“妃”再到“天妃”，最后晋升为“天后”。
不过我少年时受鲁迅杂文影响，总以为民间祭拜妈祖是“愚昧”“封建迷信”的表现，而帝王敕封妈祖则是“愚民”的伎俩。快到中年时，因为潜心研究宋代历史，心性沉了下来，见识与阅历渐长，才知道妈祖信仰的出现，实在可以说是中国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航海时代的历史见证。
在妈祖信仰出现之前，严格来说，中国是没有海神信仰的。虽然中国上古神话中也有海神，如《山海经》记：“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但这些海神是否受到崇拜，华夏先民是否已形成一个海神信仰体系，很难判定。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民间神灵谱系中也产生了四大海龙王的神祇，但海龙王与其说是海神信仰之神，倒不如说是农业社会的陆上之神，你看海龙王被赋予“行云布雨”的神通，恰恰反映了农业社会最关心的问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应该说，中国社会到了宋代，才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海神信仰，这一信仰的核心是祈求神灵庇护航海。除了莆田海神“湄洲神女”（妈祖）之外，宋代泉州还出现过“通远王”海神，只不过随着妈祖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众崇拜，“通远王”信仰逐渐湮没不闻。
为什么中国的海神信仰在时间线上产生于宋代，在地理空间上又出现在莆田？这当然不是“上帝掷骰子”的随机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起点，尽管我们可以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追溯到更早，汉代或者唐代，但不可否认，只有到了宋代，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才真正繁荣起来。
宋朝政府比任何王朝都重视商业与海上贸易，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中国的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 清代福建的妈祖圣像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朝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数百年后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向清朝的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经施行的开放政策。
因为开放与重商，宋代的海上贸易非常发达；同时，又由于大海茫茫，风云莫测，海盗出没，航海的商人不能不祈求于神灵庇佑。虔诚的海神信仰因此应运而生。按记录妈祖神迹的最早文献——宋代《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的记载，宋人修建“顺济庙”（妈祖庙），便是为了感恩妈祖救难护航、祈求妈祖庇佑平安：“（妈祖）其应如响，故商舶尤借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
◎ 元代王振鹏《江山胜览图》中的商船出海图景
成书于明代的《天妃显圣录》也收录了多则妈祖护航的传说，其中一则说：北宋年间，“季春有商三宝者，满装异货，要通外国，舟泊洲前。”起航前祈祝：“神（指妈祖）有灵，此香为证：愿显示征应，俾水道安康，大获赀利，归即大立规模，以答神功。”后海商“泛舟海上，或遇风涛危急，拈香仰祝，咸昭然护庇。越三载，回航全安”。
宋代帝王敕封妈祖，也多为表彰妈祖护航之功。如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赐莆田县神女祠“顺济”匾额，“顺济”二字即是庇佑航海之意。宋朝敕封妈祖的次数至少有14次，其中8次敕封与妈祖护航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廷对妈祖的敕封，恰恰是王朝政府对于海上贸易的支持度的反映。敕封次数越多，显示政府对海上贸易越重视；相反，如果很少敕封或干脆不敕封，则表示政府不在乎海上贸易。我们来看明代，可以确证的敕封妈祖只有一次，即永乐年间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这次敕封的背景正好是郑和下西洋，“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剌加诸番国还，言神多感应，故有是命”。之后明廷对妈祖再无敕封之举，尽管明代民间的妈祖信仰更为普遍。民间信仰与官方态度的背离，实际上跟明代政府不重视海上贸易、民间海上走私繁剧的社会现实是相契合的。而在清初三十五年间，朝廷厉行海禁，也未有对妈祖进行任何敕封。
从空间维度来看，妈祖信仰在莆田出现，也并非无缘无故。宋代的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空间起点。莆田邻近泉州，共享湄洲湾，北宋前期，莆田县还一度隶属于泉州。所以说妈祖是泉州人也无不妥。泉州是宋代的港口城市，南宋时更成为最为繁荣的第一大港，每年的海上贸易额远超其他港口。
南宋末咸淳年间到过泉州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在他的手记《光明之城》中这么描述泉州港的繁盛：“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迦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有的来自小爪哇，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有一句宋诗用“涨海声中万国商”来形容泉州港，并不是虚言。
邻近泉州的莆田本身也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清代《湄洲志》载：“宋绍兴二十七年秋，莆田东五里许有水市，诸舶所聚，曰‘白湖’。”白湖为宋代莆田的一大港口。莆田的“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番”。海商的足迹遍及南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他们扬帆出洋之时，要祭拜海神，祈求保佑。南宋诗人赵师侠游莆田，留有一首《诉衷情》小词，其中便写道：“茫茫云海浩无边，天与水相连。舳舻万里来往，有祷必安全。”
莆田人的妈祖信仰就是随着海商的足迹而扩展开来的。北宋时期，妈祖信仰还只是以湄州岛祖庙为中心，集中在湄州湾沿岸；然后沿海岸与港口传播，到南宋时，“妃祠遍于莆，凡大墟市、小聚落有之”；南宋后期至元代，泉州、宁波、杭州、广州乃至北方的烟台、天津等港口，都出现了妈祖庙，“神之祠不独盛于莆，闽、广、江浙、淮甸皆祠也”；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以及明清的民间海商，更是将妈祖信仰带到海外诸蕃国，如马六甲的青云亭、槟城的广福宫、吉兰丹的兴安宫，都是明清商民兴建的妈祖庙。但凡中国商船所到之处，都会播下妈祖信仰的香火，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再到南洋群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多国家，都有供奉妈祖的神庙。
妈祖是中国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也是中国大航海历史的见证人。一些西方的学者以及中国的学者都将人类文明区分为海洋文明（蓝色文明）与内陆文明（黄色文明）：“西方文化是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斗争的，这一切都孕育于他们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化是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其原因在于东方文化孕育于内陆文化。”（王文洪《论黑格尔的海洋文化观》）这显然是对华夏文明的偏见，或者干脆说就是无知。作为一个在1000年前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诞生了妈祖—海神信仰的民族，开放的海洋文明内在于华夏历史与传统之中。
宋朝的房地产市场有多火？
历史上，房地产市场最为活跃的时代，我看非两宋时期莫属。当时的房地产换手率极高：“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为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作“庄宅牙人”。而频繁的换手率也意味着房子不愁卖不出去，因而宋朝的放贷机构很欢迎不动产抵押贷款，而在商业低迷的明代前期，当铺便倾向于拒绝不动产抵押。
为什么宋朝的房地产市场这么活跃？不必奇怪，因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口流动频繁，跟今天的趋势一样，宋人发迹后也喜欢往大城市挤，南宋的洪迈观察到，“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而一个人从农村搬到城市，首先必须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个落脚、栖身之所，或购房，或租房，于是便催生了一个火爆的房地产市场。
据包伟民先生的估算，北宋后期，汴京市区的人口密度约为12000-13000人/平方公里（单位下同）；南宋淳祐年间，临安府市区内的人口密度约为21000，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35000。这是什么概念，今天纽约、伦敦、巴黎、香港的人口密度大致在8500以下，东京都与广州市区的人口密度为13000，北京约为14000。换言之，宋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居然超过了今天的国际大都市。
◎ 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上的民居之一
◎ 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上的民居之二
如此之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势必导致大城市的商品房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形态，房屋的销售价与租赁价越推越高，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1300贯；而到了北宋末，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少说也得5000万元以上。难怪宋人要感慨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
◎ 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上的民居之三
◎ 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上的民居之四
租房族
由于首都房价太高，宋政府又没有为所有京官提供官邸，所以许多宋朝官员都买不起京师的房子，只好当了“租房一族”，这有北宋名臣韩琦的话为证：“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去翻宋诗，便会发现，不止一位当官的宋朝诗人在诗中感叹租房过日子的生活。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相当于最高立法机关第一负责人兼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当过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书记）的苏辙，也是在京师买不起房子，一直住在出租屋，为此他多次在诗中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他的朋友李廌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苏辙的哥哥苏轼门下有四弟子：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人称“苏门四学士”，他们都在汴京租房子，其中晁补之与张耒同居馆职，同在城南僦舍，毗邻而居，两人经常诗酒唱酬，后来张耒在一首送给晁补之的诗中回忆说：“昔者与兄城南邻，未省一日不相亲。谁令僦舍得契阔，此事我每愧古人。”想起只能在出租屋招待朋友，诗人心中不免有些惭愧。
还有一位叫作穆修的小官，也曾给朋友写信发牢骚：“半年住京，延伺一命，虽室有十钱之物，亦尽为薪米、屋直之费。”每个月都要为房租发愁，日子过得比今日的“房奴”好不了多少。与穆修同病相怜的还有一位叫作章伯镇的京官，他说：“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看样子这位章大人还是一名“月光族”。
其实章伯镇也不用抱怨，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连宰相都要租房子住。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宋真宗时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候，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直到宋神宗时，朝廷才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诏建东西二府各四位，东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间，余各一百五十三间。东府命宰臣、参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枢密使、副使居之。……始迁也，三司副使、知杂御史以上皆预。”这批官邸，只有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知杂御史（相当于中央纪委副书记）才有资格入住。部长以下的官员，还是“僦舍而居”。
历史学者杨师群估计，“北宋东京城内外，约有半数以上人户是租屋居住的。其中从一般官员到贫苦市民，各阶层人士都有”。换言之，汴京居民的房屋自有率才50%，这个水平跟今日美国城市的房屋自有率差不多。据美国国家人口普查局发布的2010年官方普查数据，美国居民的房屋自有率为65.1%，城市的房屋自有率仅为47.3%，纽约市只有33.0%。越是发达的大城市，房屋自有率越低。汴京的房屋自有率仅为50%，正好反映了这个特大都市的繁华。
当然，你要是生活在北宋汴京，要租套房子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汴京的房屋租赁市场是极为发达的。那么京城的房租高不高？这就得看是怎么样的房子了。高档住宅的租金肯定很贵，每月从十几贯到几十贯不等，元祐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了一套民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而租赁“店宅务”管理的公租屋，即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每月只要四五百文钱就行了。
开发商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很火爆，你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算：“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
每个月15贯的租金收入还算是少的啦。南宋时，建康府（今南京）的“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每天收到的房租至少有二三十贯，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上万块。怪不得宋朝人认为，出租房子来钱太容易了，连白痴都能赚到钱：“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因此，宋朝的有钱人家，几乎都热衷于投资房地产（另一个投资热点是放贷业）。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基本上都是盖房子出售，宋代的开发商则是盖房子出租。南宋初，“豪右兼并之家占据官地，起盖房廊，重赁与人，钱数增多，小人重困”。一名叫作张守的南宋人也说：“窃谓兼并之家，物业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营运钞物，初无田亩，坐役乡里，似太优幸。”这里的“邸店房廊”即是用于出租的房产，“营运钞物”则是放贷业。
有些贪婪的官员，也违规经营房地产业，如仁宗朝的宰相晏殊，“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结果被谏官蔡襄严词弹劾。徽宗朝的宰相何执中，也是“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我们无法确知何家到底有多少房产，只知道他“日掠百二十贯房钱”，每日租金收入有120贯，月入3600贯，是宰相月俸的8倍。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更厉害，“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
但最具商业头脑的开发商还得算真宗朝的宰相丁谓。他在汴京冰柜街购置了一块地皮，由于冰柜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所以被辟为储备消防用水的用地。可以想象，这个地方人烟肯定比较冷清，地价自然也比较便宜。丁谓要在这里修建房子，同僚都笑他傻。其实丁谓这个人很聪明，他在宅基地附近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既可将积水蓄于一处，挖出来的泥土又可以用来垫高地基。然后他又修建了一座桥，再向朝廷奏请开辟保康门为通衢，很快冰柜街便成了汴京的繁华地段，地价与房价都蹭蹭蹭往上涨。而丁谓的房子恰好处于商圈的要害位置，“据要会矣”，如果转手出来，或者放租，价格就很高了。
宋朝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如此有利可图，也积极投身进去，在都城与各州设立“店宅务”，相当于官营房地产公司，专门经营官地与公屋的租赁。天禧元年（1017），汴京店宅务辖下有23300间公租屋。天圣三年（1025），京师公租屋的数目又增加到26100间。
宋政府设“店宅务”经营公租屋，目的有三：一是分割房屋租赁市场的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宋人说，“国初财赋，二税之外，惟商税、盐课、牙契、房租而已”，房租是宋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是将公租屋的租金设为专项基金，用于维持当地的公益事业。如苏轼在惠州时，指导广州太守建成一个城市自来水供水系统。为维护这个自来水系统，苏轼又建议：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租房，“日掠二百”贯房租，“以备抽换（水管）之费”。
三是为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相对于私人放租的高档房屋，“店宅务”的房租可以说是比较低廉的，天禧元年开封府“店宅务”辖下的一间公租屋，每月租金约为500文；到了天圣三年，在物价略有上涨的情况下，租金反而降为每间每月430文。当时一名摆街边摊做小买卖、或者给公私家当佣工的城市底层人，月收入约有3000文，每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应该说还是负担得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