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专机以来，以飞行训练的名义不知执行过多少次任务，唯有“九一三”事件之前9月7日的这次飞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飞行，一次影响到自己大半生命运的飞行，一次“九一三”事件爆发前的飞行，一次对我来说结束飞行生涯的最后飞行，因为这次飞行与几天之后的“九一三”事件中的飞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谓“以训练的名义”，顾名思义，就是名为“训练”，实为“任务”。由于乘坐飞机者的身份、职务、地位等还达不到派遣专机的水平，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又必须乘坐飞机的话，就以飞行训练为由，向上级、向有关航行调度部门申请一条乘机者要去的航线，达到真正执行任务的目的。因为，训练飞行在专机师多如牛毛，平常而又平常。所以，打着训练的旗号有利于保密，不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运输飞机的转场飞行就是对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等进行空中航行和外地机场降落技术训练的一种综合科目，其中所选择的航线和机场，都是和训练目的紧密结合的。飞机上除了参加训练的机组人员之外，没有其他乘坐飞机的人。训练航线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段航线长，而后，从第二段航线开始，增加降落的次数，所到降落机场各方面的特点都带着明显的训练目的。如果是以执行任务为目的的训练飞行，其实施过程同专机任务是完全一样的，对此，习以为常的机组人员已司空见惯，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对机组而言，无论是纯粹的训练飞行或是以训练名义的任务飞行，都要认真准备，认真实施。保证飞行的质量与安全是对飞行人员的基本要求，也是空勤人员从当飞行员那一天开始在头脑中就严格遵守的信条。
1971年9月6日，我和三叉戟飞机中队的同事，接受了第二天准备由北京飞往山海关的训练任务。下达任务的程序是由我的直接上级领导进行的，与平时接受训练飞行的程序没有什么两样。此外，航线的申请、机组人员的报批等工作也是按部就班进行的，除此，再也没有哪位团的领导就训练飞行本身及其他问题向我或机组进行具体交代。一般地说，如果是普通任务的话，领导总要简单交代一下，例如，带不带空中服务员，任务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任务下达之后，我带领机组按训练的要求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三叉戟飞机引进时间较短，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执行了许多专机任务。机组其他岗位上的人员也都是由中队内部的同志组成的。凭多年的经验，如果乘机者的身份不同寻常的话，机长多由大队或飞行团的领导担任。当时，飞行大队的领导对三叉戟飞机的改装还没有完成，这说明第二天的北京山海关之行，的确是一次一般任务加训练的飞行。
事物内部的发展往往是人们所无法预料的，尤其是像这样一次被所有当事者认为的最为普通的飞行，对我这个三叉戟飞机的中队长来说，倒成了绝非寻常的一次训练飞行。
9月份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9月7日的早晨，准备到食堂吃早饭的路上，飞行员的职业习惯使我抬头向机场方向的天空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蔚蓝的天空挂着淡淡的白云，说明是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我想，山海关离北京只有300公里之遥，在气象上应该同属一片蓝天，客观的有利条件无形之中使我增加了完成飞行训练任务的信心。
当我带领机组按规定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首先到调度室、气象台办理飞行手续、了解航路气象资料的时候，发现我将驾驶的252号飞机已经停放在机场候机室门前的大停机坪上。因为，调度室和气象台就在候机室的楼上，这一发现使我和机组的同志们共同意识到这又是一次带着任务性质的训练飞行。
一般情况下，飞行训练时，机组人员办完飞行手续后，直接到机场跑道西侧的飞机停机坪登机，并从那里启动发动机，滑入跑道起飞。但任务飞行就不同了，由于乘机者到达机场后，要在机场候机室休息，又由于乘机者登机时要使用宽敞舒适的登机梯，而这些条件都是飞机原停机坪所不具备的。因此，飞机起飞前，要用汽车把飞机拖放到跑道东侧候机室前面的专用停机坪上，这样，既便于随机服务用品的装卸，又便于乘客登机时地面送行人员的活动。
当我和机组的同事走近飞机时，大的登机梯已对正机门停放在那里。不用问，这样的安排都是我的上级即专机师负责任务飞行的部门做好的，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部门又是按哪位领导的指示这样做的就不知道了。机组中谁也不想弄清这一点，多年执行专机任务养成的保密习惯使我们懒于过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同飞行训练的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按预先准备的航线，按正常飞行程序实施，保证飞行安全是最要紧的。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问和飞行业务无关的问题，即使有那么一点好奇心，作为机组的机长，一个对这次飞行安全负有全部责任的飞行员，保证飞行安全方面的心理压力已经大大冲淡了这点好奇。说实在的，做一名专机飞行员，从来没有把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同乘坐飞机的人联系起来考虑过，因为乘机者都是首长，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领导者或从事重要工作的国家干部。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本次训练已经是按照任务的程序进行了。既然是任务飞行，起飞时间就无法按计划执行，往往都是按乘机者到机场的早晚和他们的意愿决定的，其他许多训练飞行中的程序也要因此被打乱。
按正常的飞行前检查程序对飞机外表各有关部位进行检查之后，机组与飞机就已经都处在起飞前的待命状态。约一小时后，发现几个穿着军衣的人来到飞机旁边，其中多数是女军人，看样子是乘坐飞机者。因为到起飞前为止，还没有哪位领导具体告诉我乘机者是什么人。此时，我同机组的人登上飞机进入驾驶舱各就各位，做开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按正常情况，此时只要听到机械员“人已到齐，舱门关好”的通知后，我就可以通过活动窗口给地面手势并下令“开车”，因为机械员的岗位就在后面，负责乘客到齐后关闭登机舱门的工作。我就要启动，又被告知“等一等”，原来，乘机者中有人提出忘记带了什么东西。此时，我已经坐在驾驶舱机长的位置上，通过左前方的活动窗口，看到有几位女军人已下了飞机。在她们中间，我发现有一个熟悉的面孔，但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少顷，听到飞机下面的人议论说，那个女军人就是林立衡，即林豆豆，中等个子，面目清秀，不足30岁的样子。得知这一信息使我联想到几个方面的问题：这次飞行名为训练实为任务，原来是送林彪女儿去山海关（北戴河），林立衡是空军报社的负责人，曾在专机师蹲点，不少专机师的人都认识她，看来是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我这次飞行的性质；再一方面，部队的老飞行员都知道，每年的国庆节前，林彪大都在秦皇岛的北戴河休养，在此期间经常有飞机来往于北京和山海关之间。庆祝国庆节需要林彪公开露面，才由专机师派出林彪经常乘坐的专机英制“子爵”号飞机专程接他回北京。此时此刻，林立衡乘三叉戟飞机去山海关，按常人的理解，女儿到父亲那里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于时间观念较强的飞行员来说，不能按时起飞的等待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是带任务性质的等待，当然，一切只有服从于任务的需要。听说是为了一双皮鞋忘记带在身边，已经派小车回去取了，别的书上说回去拿的东西是字典。
40分钟之后东西取回，机组重返机舱开车滑出，经机场指挥塔台同意后，飞机进入跑道，我目视前方，右手一把握着三台发动机的油门向前方推去，在雷鸣般的发动机声中，三叉戟252号飞机像离弦的箭直刺蓝天，在颐和园万寿山上空右转弯，在高度不断地上升中，消失在北京市以东的天空中。
对于空中时速达900多公里的三叉戟飞机而言，到300公里之外的山海关，可谓近在咫尺。我虽然也是老飞行员了，但山海关机场我还是头一次降落。对于首次落地的机场，飞行员都格外留心机场的有关资料，例如，机场周围的地形特点及静空条件，机场与大城市的关系位置，跑道本身的长度、宽度及道面的平坦情况等。
空中很快就与山海关机场进行了联络，按预计到达时间和地面的指挥，我操纵飞机保持平稳的下降状态，以1000米的相对高度进入山海关机场的空域范围。由于天气很好，晴空万里，空中视线开阔，离机场很远就发现了跑道的位置，一切飞行动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和机组人员也为今天的顺利飞行感到心情舒畅，虽不像作家、诗人在小说中写的那样，在蓝天白云中自由飘荡的轻松与浪漫，但也有几分翱翔长空的豪情。
山海关机场位于秦皇岛市东北不远的海岸线上，跑道呈东北西南方向，与海岸线方向大致平行，人工浇注成的笔直水泥跑道与大自然造就的自然弯曲的海岸形成鲜明的对比，蓝色的海洋与灰褐色的陆地构成自然壮丽的景观，著名疗养圣地北戴河就在机场西南方约40公里的地方。我操纵飞机在跑道的南侧做了一个右航线，此刻，俯瞰机场全貌，一切尽收眼底。在空中，山海关机场及其周围的环境给我留下了很美的印象。
我操纵飞机对正跑道的东北方向徐徐降低高度，当飞机接地后开始在道面上滑行时，明显地感到机场道面的不平，滑行中飞机产生的颠簸使我本能地将驾驶杆向后带了一下，这样可以减轻飞机前轮对地面的压力，使驾驶舱仪表盘的震荡尽可能地小一些。道面的不平，使我进一步联想到在这样的道面上降落，一定要尽可能减少飞机的落地重量，尤其对于大型运输机，更要注意做到这一点，落地时飞机上多带1吨油，飞机就会增加1000公斤的惯性力，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谁也不愿意带着很重的东西在不平的马路上快速行驶。
落地后，将飞机停在跑道西北侧候机室前面的停机坪上，关车后，林立衡一行乘车离开机场。按一般习惯，专机飞行时乘机的主要首长下机前都要到前驾驶舱向机组人员礼节性地握手道谢。这次名为训练飞行，林立衡一行就算是搭了个便机，顺路捎脚，所以，对机组没有任何表示就走了。当然，林立衡也许因自己的身份特殊，为了保密，不愿用“首长”乘机的习惯。这些只是在我的头脑中一闪而过，因为下午机组还要原路返回，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
从飞机落地、吃中午饭到下午飞离机场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我了解到山海关机场的一些基本情况。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训练基地，但奇怪的是在偌大的机场上没有发现海军的飞机，只有一些穿海军服装的军人在机场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空旷的机场显得非常安静，不像到别的机场落地后看到的机声隆隆、地勤人员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原来，海军的飞行员连同他们的飞机一起转移到别的训练基地了。其原因是，自从林彪到北戴河休养以来，经常有飞机来往于北京与山海关之间，为了不影响林彪的休息，为了保证来往飞机的安全飞行，海军特意把机场腾了出来。另外，为了飞行的需要，特意把专机师西郊机场的调度室主任老李从北京调到这里坐镇。我落地不久，就在机场见到了这位主任。看来，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了，他说，他就住在海军场站的军人招待所里，具体负责来往于北京的飞机调度工作，谈话中流露出因长时间外出而产生的思家情绪。吃完中午饭后，我到他的临时办公室看了一下，那里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他工作的重要，不大的长方桌子上放了三部电话，有红色的，也有黑色的，靠这些电话，他可以随时同机场有关部门联系，也可以随时掌握北京—山海关之间飞机的活动情况。
下午，机组原班人马沿原航线返回北京，圆满完成北京山海关的训练飞行。
事后得知，9月7日与林立衡一同到北戴河的还有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霖，林立果的恋人张宁。张宁在她的回忆中将252号飞机当成了256号专机。他们都是带着兴奋与喜悦的心情奔赴北戴河的，张宁在飞机上同林立衡还谈论着他们幸福的未来。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发生在北戴河的那场风暴，不但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刮得无影无踪，而且，也从此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9月8日，按规定召集机组对252号飞机的山海关之行进行了讲评，之后，除了在我的飞行工作日记上留下一页记录之外，其余的印象很快就淡漠了。因为，这样的飞行对机组的每一个人来说，平常而又平常，很快就会被接蹱而来的其他飞行任务所代替。
然而，“九一三”事件的爆发，不得不重新唤起我对9月7日北京至山海关之行的全部记忆，本来是一次普通的带任务性质的训练飞行，由于它同“九一三”事件有着直接的联系就变得非同寻常了。
它的不寻常之处在于：
由于林立衡就在北戴河现场，所以使“九一三”事件的结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没有她向党中央的及时报告，事件不知将会演变到何种程度，最起码在9月13日白天，专机师还有7架飞机，不知会带着多少人马飞向广州，到那个时候，不仅党和国家要遭受到更多的难以挽回的损失，而且，身受牵连的人也不知要扩大多少倍，无辜成为林彪牺牲品的人就会更多。
首次山海关机场降落感到道面不平的信息，为我对潘景寅多加油的疑虑提供了客观上的理由。在机场，当我把这个理由告诉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的时候，他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亲自出面制止多加油的问题。关于256号专机的油量问题始终是这架飞机机动飞行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这是后话。
山海关机场那出奇般的安静，总使我产生某种异样的感觉。秋高气爽本来是适合飞行训练的季节，可是，在那平坦空旷的机场一角，除了摆放着一架从北京专机师飞去的伊尔-14飞机之外，再也看不到同机场环境能够协调起来的其他飞行设备。当时，我曾这样去想，北戴河林彪住处离机场40多公里远，海军飞机的训练飞行真的能够影响到那里的休息吗？机场上本应出现飞机飞行活动之“动”，与看不到任何飞机活动时那出奇般的“静”，构成很大的反差。历史的发展已经证实，几天之后发生在山海关机场那席卷全国的“九一三”风暴之“动”，与出奇般的“静”，不又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吗！这就进一步说明，原来的那种“静”是静得太不正常了。我9月7日的光临没有能够打破山海关机场那特有的安静，却为“九一三”事件时的“动”送去了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只是我自己也不幸被裹挟到了这场暴风骤雨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