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专机任务规定，专机每到一处停放过夜之前，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这一工作飞行员们通常叫“飞行后”，虽然，256号专机从北京起飞到山海关落地只用了35分钟的时间，飞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也要按规定做好“飞行后”，谁都不会忘记三叉戟飞机是首次执行林彪重要专机任务。
在飞行后的检查中，飞机发动机部分是机械师们检查的重点。此时，机组中除机械师之外的其他人员也在帮机械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在西郊机场的大本营，会有很多地勤人员帮助工作。飞机执行任务在外，涉及到飞机方面的事情，主要依靠三个随机的机械人员忙碌，机组其他人员只是帮助机械师做些非技术性的工作。空中服务员小魏留在飞机上整理客舱的卫生，我在飞机后面左侧发动机处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中加添润滑油。不但飞机是引进的，连飞机发动机使用的润滑油也是随同飞机一起引进的。当我看到特制的加添工具时，觉得很科学，也很好玩，还特意评论了几句。工作中一不小心将润滑油弄在张延奎的工作服上，我急忙向他表示歉意。平时少言寡语的张延奎憨厚地一笑，算是对我的不慎表示谅解。
此刻，我看到机长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对李平说：“将飞机的油量加到17吨！”
“加17吨油！明天飞往何处？”我没等李平回答，抢在前面向机长提出反问。自北京我听到加16吨油开始，多加油的事情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好奇心使我很想知道飞机的去向，油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航线的长短。
“等一会儿咱们到飞机上研究一下航线。”机长所答非所问，他边说边往飞机的前方走去。少顷，机组除机械师、服务员外的人员在飞机上利用机上的灯光研究航线时，潘景寅却没有叫我参加。
所谓“研究航线”，是机组中领航、通信、驾驶三个主要岗位人员在一起进行的一项主要专业活动，通过航线研究，解决飞机从甲地飞往乙地全过程中的一切技术问题，其中主要包括起飞加入航线的方法，空中如何保证航线的准确，通信联络中注意的问题，到降落机场后正常穿云落地的方法，航线飞行高度，各个阶段预计飞行时间及各种特殊情况处理方案等。
我是机组第二副驾驶员，正常情况下，机组中有机长和一名副驾驶员就足够了，因为，飞机上只有正副驾驶两个人的位置。潘景寅这次让我也加入到机组中来，我想，一来是专机任务需要，多来一名飞行员作为备份；二来潘景寅是师级领导，除飞行外总是还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做，不能把精力全部集中在飞行业务上来，我的加入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弥补，以往的飞行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潘景寅的技术高明，经验丰富，资历较深，但对新机种座舱设备的具体位置及使用方面有时记不清楚，需要一名副驾驶给予必要的提醒。256号专机组中从飞行、领航、通信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权威，在部队的人员中，已无法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在机组老飞行员面前，无论从年龄、资历等方面，我都是一名小学生。所以，在256号机组中我只是按自己的业务水平提出一些问题，绝没有要改变领导意图的想法。所以，机组其他人在飞机上研究航线没让我参加，我也不以为意，仍继续帮机械师们做飞行后的检查工作。不过，严格地讲，我也是机组主要业务岗位人员之一，也应该参与航线研究活动，如果我不是第二副驾驶的话，这样的工作我是必须参加的。
机械师李平对要加17吨油的事很重视，因为这是机长的安排。我站在飞行员的角度，还可以对多加油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对机械师来说只有去执行，不会问为什么，至于加多少油，不是机械师业务范围内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我对加17吨油过于敏感了，所以研究航线时有意让我回避，防止我当着大家的面再次提到多加油的事情。
当李平把油车叫到机场，并按照规定对车内的燃油进行留样封存后，准备加油时，才发现山海关油车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不配套，使用压力加油的方法不能进行。所谓“留样封存”，就是机械师将油车里的油放在一个小瓶子里封存起来，以备因油料问题发生意外时有调查的根据，这是专机在外场加油时必须履行的责任。因为，三叉戟飞机与当时的其他飞机相比，有着许多先进的地方，就加油方式而言，除了同其他飞机一样的重力加油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压力加油方法，即在地面用一个特制的管子接在油车的加油导管上，从机翼的下方直接插入加油孔，靠油车的压力将油加入飞机油箱。这种方法既快又省力，在北京加16吨油时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当李平向机长报告说，山海关机场油车设备不配套，不能使用压力加油时，潘景寅沉思片刻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机长的这个决定说明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按专机任务要求的时间表，按照这个时间要求，最起码是在第二天起飞；其二，潘景寅不知道当天晚上有紧急起飞的可能，也就是说，潘景寅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动计划，否则，如果潘景寅能意识到半夜有紧急出动的可能性的话，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油加进飞机中去，而且，不是17吨，而是将油加满到21吨。虽然，压力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重力加油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爬到机翼的上边，打开油箱上盖，用油车导管直接加入即可。不过，使用这种方法加油，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因为三叉戟飞机不能用重力加油的方法将油直接加到中央油箱，只能通过内组油箱流进中央油箱，而且流动的速度很慢，即使如此，还要将位于机翼下面的一个带拉手的开关拉出才能实现，否则，使用重力加油的方法对当天晚上的256号专机来说，是不能奏效的。
从“九一三”事件256号专机活动的整个程序看，9月12日晚的“飞行后”加与没加那17吨油，是一个很关键的动作。潘景寅当晚没有坚持加油，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已经21点多了，机组还没有吃晚饭，加油会使晚饭拖得更晚；其二，加17吨油停放过夜，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是不允许的，两边机翼中过多的油量会对飞机形成向下的剪切力矩（空中飞行时两边机翼产生的升力形成的剪切力力矩是向上的），通俗地讲机翼中过多的油料会使两边机翼承受更大的重力，这个力矩在飞行中正好被升力抵消了，长时间地面停放时，当然对飞机不利；其三，加17吨油如果既成事实，会在晚上的机组会上因为油量问题再次引发对飞行航线的讨论，这正是潘景寅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在做“飞行后”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不被机组人员注意的事情。借着停机坪亮如白昼的灯光，我看到从北京随机到达山海关的两位身着空军军装的女兵曾到飞机上去过一趟，并且每人拿了一个军挎包后离开了飞机。这两个女兵在北京上飞机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她们，在空中，她们也是坐在最后的客舱里，没有同林立果坐在一起。机组人员都在忙自己的工作，谁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乘机者身上。然而，有一点我是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圈的，在当晚的五个乘机者中，除刘沛丰、林立果两个人乘车离开机场之外，还有谁离开了呢？在另外的三个人中，起码可以断定这两位女兵没有离开。但也许已经走了，又想起什么东西忘在飞机上，为取东西又回来一趟。进而又使我联想到先前在北京往飞机上装东西时，刘沛丰手里拿着一些东西，特意问自己坐在什么地方，似乎东西和人不能分开，那么他同林立果走时，是否也把东西带走了呢？
虽然“飞行后”没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机械师们还是忙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运输机与小飞机相比，有许多工作都要登上梯子、爬到飞机上面才能完成。例如，机身外表有许多与仪表有关的小孔，这些小孔应该与大气相通才能使仪表指示正确。例如，与高度表相对应的大气静气压就必须通过这小孔提供，停放过夜时必须用特制的塞子将小孔堵起来，否则，一旦小虫子爬了进去，有关仪表就会发生故障，影响到飞行安全。还有，飞机上活动的舵面，例如方向舵、副翼（用来操纵飞机转弯的舵面）都要用特制的夹子进行固定，以防止夜间的大风将其吹坏。起落架上也要插上销子，防止自动收起。发动机的进气道也要堵上，两侧的发动机还要盖上蒙布，等等。大家齐动手完成这些工作就要花去约10分钟的时间，因为飞机的高处需要两个人同时完成一个动作，一个人扶稳梯子，另一个人爬上去才能完成。
按规定专机过夜停放时，必须交由当地警卫部门看管。所以，机械师李平围绕飞机再次对过夜停放应做的工作检查无误后，准备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
山海关机场是属于海军航空兵驻军基地，驻场的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不在了，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信调度、后勤保障等机场场站的人员，当晚256号专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几乎都是同山海关机场海军的同志们打交道的。
在通常情况下，飞机停放有警卫战士站岗即可，重要专机按规定负责警卫的档次就要提高，力量也要加强。因此，当晚担任飞机警卫任务的都是海军排以上的干部。山海关场站为了使专机的保障工作做得更好、更及时，还特意在机场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电话分机。
飞机交接完毕后，场站领导考虑到机组在北京起飞前没有吃好晚饭，特意开来一辆中型轿车，拉我们去食堂就餐。此刻，空旷的机场上，一阵凉风从海边吹来，单薄的夏季飞行服挡不住初秋的凉意，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机组中唯一穿皮夹克的特设师邰起良，看到同志们怕冷的样子，连忙说：“我的布工作服就在飞机上，可以拿下来给你们穿。”大家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谁也没有坚持增加衣服。机械师们经常以飞机为家，他们放在飞机上的东西要比机组其他人员多一些。主管机械师挂在腰间的钥匙链上，不仅有自己家门的钥匙，还有飞机舱门的钥匙。
此时，借着停机坪的灯光，看到在停机坪的东边不远的机窝里停着一架伊尔-14飞机，一看飞机的尾号就知道是专机师二团的飞机。由于林彪住在北戴河，北京来往飞机很多，有的是送文件的，有的是送吃的，不管是送人、送物，领导一声令下，机组立即出动。所以，这架飞机留在山海关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不知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等一会儿到招待所也许就能见到他们了。我从伊尔-14飞机改飞伊尔-18飞机，目前又改装了三叉戟飞机，虽然好几年过去了，但见到伊尔-14飞机的老飞行员们还是非常亲热的。由于机组的同志们都已经习惯于在外场见到自己本单位的飞机，也已经习惯于在外场见到自己的战友，虽然其他人员也发现了这架伊尔-14飞机，但谁也没有就伊尔-14飞机的事情说些什么。
食堂离停机坪不远，当机组人员下车陆续步入食堂的时候，我看到从北京同机到达山海关的程洪珍同两位女兵也在食堂用餐。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特别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身上左肩右斜背着刚才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谁也没有打招呼就分别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两张桌子并不是紧挨着的，中间还隔一张空桌。只是从机组进入食堂之后，那两位女兵不时向机组这边送来警惕的目光。这时，我才比较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三位乘机者。程洪珍不足30岁，中等身材，着空军服装，面庞白净，外表看去像个知识分子，给人以文弱书生的印象，据说是林立果身边的一位英文翻译。两位女兵在18～20岁上下，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那套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两位姑娘在一起，一点也没有女孩子扎堆时说笑打闹的活跃气氛。她们的出现说明没有同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但是，让人感到费解的是，在机组检查飞机的一个多小时内，山海关场站一定已经为她们安排好了晚上休息的房间，她们也一定是先到招待所后到食堂，机组人员手里拿着东西是因为从停机坪直接到的食堂，而她们3人为什么不把提包放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连吃饭都要带在身边呢？当时住的是军队机场内部的军人招待所，又不是大街闹市中的宾馆，难道还怕东西丢了不成？
“九一三”事件之后，两个女兵中那个年纪小一点的曾亲口对我说，在机组进行飞行后检查时，程洪珍把她们叫到房间，对她们说：“我们跟着林副主席没有错，眼下我们要听林副部长（林立果）的指挥。”说完，从提包里拿出两支精巧的“五九”式手枪，分给她们每人一支，还有两支由程洪珍自己拿着，由于她们女孩子家没有办法把枪带在身上，不能放在军衣兜里，更不方便挂在腰带上，才特意到飞机上取来军挎包，把枪装在里面背在身上。其实这两位姑娘根本就没有打过枪，也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小手枪。
吃完饭，大家回到招待所各自按照分配好的房间休息。潘景寅是师级的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里，服务员小魏同两个女兵安排在同一间客房里，剩下的7人被安排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这栋平房呈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间由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常住在那里，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从第三间开始由机组分配。我作为机组的第二副驾驶员，按照机组出差在外的习惯，我是负责机组行政工作的，于是，我就按照机组组成的特点，结合平时住宿的习惯分配了住房。机组的3位机务人员住在第三间，我与领航员是一个飞行大队的，住第四间，第五间应该是团部的两位老陈了。
“九一三”事件中的山海关机场平面示意图
机组成员各就各位，有的在床上稍事休息，有的找有水的地方洗一洗。大家从18点一直忙到晚上22点，也有点累了。
此时，我站在门口问隔壁的副驾驶员陈联炳：“现在休息如何？”
“潘景寅不来，咱就睡。”其实，我也知道按任务飞行的规定程序，还有一个机组会没有开，我想，当天只飞行了短短的几十分钟，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机组讲评会不开也罢。
过了几分钟，潘景寅来到平房，要开机组会。于是，大家很快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屋里三张床坐九个人显得满满的。
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的飞行情况做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景寅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在空军部分单位中盛传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景寅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听空军胡萍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机组最关心的就是飞向哪里，只有知道了航线才能对天气、地形、备降场等因素对飞行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因此，机组向机长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现在还不知道航线，那么明天飞行时航线沿途飞行的地面保障怎么办？因为，飞行航线通常要提前向航线经过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以便沿线有关机场及有关调度部门提供必要的电台及航行资料，保证航行的准确性和安全。对此，潘景寅回答：“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其二，不知道航线，天气情况如何了解？因为，沿线气象情况对飞行有着直接影响。这个问题是我提出的。对此，潘景寅的回答是，明天到机场气象台看一下全国的天气图就行了。他这句话等于没说，正常情况下到气象台必须看全国的天气形势。
此外，机械师李平汇报了飞行后检查飞机状况良好及飞机上还有12吨半油料的情况，服务员小魏主动检讨在北京起飞时没有固定好茶具打坏了几只杯子的事情。机组会上再次体现出机组作为一个战斗集体，为保证专机飞行安全的敬业精神。
关于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潘景寅说：“明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进行准备。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我看一看手表，时间指在22点40分。
机组会结束后，各自回到安排好的房间。在我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体力劳动比别人多一些，很快就关门睡觉了。
初秋的海边，夜深风凉。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窗户和门是紧靠在一起的，窗口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我将开着的窗户紧紧地关了起来并拉上窗帘。
过了一会儿，听到潘景寅在门外，隔着已经关上的门问我：“副中队长小王回来恢复飞行没有？”
“白天恢复飞行了，夜间还没有。”我一边起床，一边回答。
“还有大队长呢！”这是隔壁副驾驶陈联炳的声音。他显然听到了我与潘景寅的对话，快言快语的他就抢先做了回答。
潘景寅所问的小王是三叉戟中队的副中队长，他刚从西安学习一段时间回京。按规定飞行员停止一段飞行活动后，在执行任务之前要进行恢复技术的飞行训练，潘景寅问我的意思是可能要王副队长参加另外的任务飞行。隔壁陈联炳的回答显然更快地理解了潘景寅的意思，他说的大队长就是三大队的一把手，陈的意思是说如果小王没有恢复飞行的话，大队长也是可以参加飞行任务的。这本是北京大本营方面的事情，为什么潘景寅也要管呢？可见潘景寅是与北京通过电话的。因为隔壁陈联炳的回答解决了潘景寅提出的问题，最终我没有开门出去。
入睡之前，我还问同屋的领航员老李：“你们不是在飞机上研究航线了吗？”
“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领航记录纸是一种领航业务的准备内容，上面可以提前填写好所飞航线的基本数据，实际实施的情况要在空中才能填写，领航记录纸可以提前准备好。
9月12日深夜的23点钟，山海关机场表面看来十分安静，我带着一天的疲劳很快进入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