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对飞机能够实施空中指挥的只有山海关机场的调度室，因为在机场调度室有对空中飞机实施通信、导航、雷达监视等监控设施，只有在那里才能知道三叉戟256号专机强行起飞之后的情况。所以，当我与服务员从调度室主任那里得知潘景寅及三个机械师在飞机上的信息之后，掉头朝机场调度室的塔楼奔去。
机场调度塔楼位于飞机停机坪东北方向约30米的地方，塔高20多米，站在这里平坦空旷的机场全貌一览无余。可是，因为是在午夜，外面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调度室的通信指挥系统位于塔楼的顶部，平时进出山海关机场的飞机要在这里办理各种有关的手续并从这里获取有关的气象及航行资料。
当我们跑到塔楼跟前时，看到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已经将调度室团团围住。他们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在昏暗的夜色里，也能看出他们临战时的严肃表情。联想到刚才飞机起飞时混响在飞机发动机声中的枪声，此刻的山海关机场整个陷入紧张的战斗气氛之中，这种气氛与山海关沿海凌晨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照。
调度室的塔楼里同样充满了指挥战斗的气氛。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拿画笔俯在标图桌上头也不抬地勾画着，海军场站的领导手拿话筒不停地呼叫256号专机的代号，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领导急于接通北京的电话，他们要向中央警卫局汇报北戴河林彪住地发生的紧急事变。在调度室塔楼的顶层，形成了由陆、海、空三军不成建制的部门组成的临时指挥部，一个特殊的指挥部！
“4121！4121！塔山在呼叫，听到快回答！”（注：山海关机场代号不是当时的）
“256！256！塔山命令你马上返航！256听到没有？马上返航！……”海军指挥员通过无线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呼叫，开始仍然使用252飞机的代号，后来干脆直呼256号专机的机号，开始一声比一声高，后来变成一声比一声低。然而，音箱里听不到任何一点回音，和外面的夜空一样寂静。
“九局！九局！北京吗？快接九局！我是……”这是8341部队领导的声音，同海军的指挥员一样，想马上听到对方的回答，然而，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机组和在场所有的人，多么盼望能听到潘景寅的声音，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按一下驾驶杆上的发话按钮，音箱里总可以听到一点动静。在平时，指挥台的音箱里，空地联络的声音不绝于耳，吵得让人心烦，可这时，连远处的夜空中都没有传来任何干扰无线电的杂音。在场的人虽多，却没有人说话，短暂的平静中，似乎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虽然音箱里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机场的对空雷达却时刻监视着256号专机的行踪；此刻，空军各级指挥部门都已闻风而动，专机师指挥所的人们在紧张地忙碌着；人民大会堂、党中央、周总理也在静观其变，都处在紧张的指挥之中。小小调度室紧紧连着三军总部，也牵动着共和国的中枢神经。
机组人员集中精力，五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以焦急的心情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标图桌玻璃板的下面就是小比例的、以山海关机场为中心的雷达监控地图（地图比例越小，看得越清楚）。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号专机的行动信息。雷达标图员将雷达员从雷达屏幕上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数据，用带颜色的画笔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板上。标图员手中的笔尖连着在场每个人的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当我们迫切需要知道这一轨迹的去向时，标图员紧握画笔的手不动了。标图员俯在圆桌上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很镇静也很职业地说：“雷达员报告，256号专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是起飞后的14分钟。
标图没有了，可我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圆桌上，两只眼睛发愣，呆滞在那里，似乎想从标图桌上继续看到什么。刚才标图员画出的转弯轨迹，像一条僵死的蚯蚓一动不动地趴卧在那里，十几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聚焦在这条不规则的飞行轨迹上，它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条不规则的弧线紧紧缠绕在我的脑子里几十年，由此，我想到很多问题，因为这是潘景寅用驾驶杆给人们留下的无声语言，一段发人深思的语言。到目前为止，在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不正常转弯的航迹有着重要的价值。
由于地球表面呈圆弧形，雷达发出的无线电波碰到飞机之后反射回来的电波信号都是呈直线运行的，当飞行高度不变时，飞机距雷达的距离超过一定的范围，雷达反射波会被地球表面挡住，目标就会消失。但是，沿飞行航线上的其他地面雷达还可以继续监视。因为，256号专机只爬升到3000米的高度就改为平直飞行了，没有继续上升到正常的7000～9000米的高度。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摆脱了山海关机场雷达的跟踪。
更准确地说，从起飞到航向310度，飞机转弯的全部航迹是机场标图员提供的。从0点32分～46分，在足足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地球表面的方向是这样规定的：正北为0度，顺时针转一圈分为360个等分，每一个等分为1度。因此，正北、正东、正南、正西分别为0度（N）、90度（E）、180度（S）和270度（W）。山海关机场跑道的方向为64度～244度，256号专机就是向着244度的方向起飞的。
在正常情况下，三叉戟飞机起飞后，高度上升到150～200米，飞行员会果断压坡度转弯到预定的航向上并继续爬高到规定的航线高度后改为平直飞行。这个转弯应是及时的和连续的，没必要也不允许转转停停，更不能分阶段进行。人与汽车在地面行驶必须遇到路口才能转弯，而飞机在空中，只要高度允许，必须及时转弯加入到飞向下一个转弯点的航线，否则，飞机将会偏离预定航线的一侧。然而，256号专机起飞后，高度早已超过150米、200米……500米，也没有转弯的迹象，似乎要沿着起飞的航向（244度）朝西南方向一直飞下去。此时，机组4人带着不解的目光彼此望了一眼，谁也没说什么。机组人员都明白，此时，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更重要的是继续观其动向。
大约过了4分钟，飞机开始右转增大航向，标图桌上的航迹开始很缓慢地向西偏斜，经过3～4分钟，然后，在大约270～280度的航向上稳定住了。此时，我想飞机要回北京了，因为北京就在山海关的西边。我抬头扫视一下自己的同事，发现他们紧绷的脸上稍有一些放松，共有的飞行知识与长期飞行中的密切配合使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都能做到心照不宣。年轻的女服务员虽然看不懂标图的含义，但是，她已经从我们四个人的面部表情上读到了一点轻松。
令我们惊讶的是，飞机在270度的航向上并没有稳定多久便又开始向右偏移，我们刚才稍微放松的情绪马上又紧张了起来，紧张得让人感到可怕，咚咚跳动的心又加快了速度。我们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明白，比270度更大的航向就是西北方向。在北京的北面就是张家口、呼和浩特、承德、赤峰等地，在这个时候到那些地方干什么？即使有什么事情也不必走得那样仓促啊！
“0点46分，航向310度，飞行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500多公里。”
目标消失，此时，256号专机离山海关机场约100多公里。
山海关机场雷达屏幕上目标消失了，林彪专机还在继续飞行，在北京空军所有能够跟踪到256号专机的雷达屏幕上都留下了它的航迹。
0点32分，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前后，位于北京专机部队大本营的领导机关也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中，专机师的师长正在指挥室为256号专机的事忙碌着，在师指挥室同样有一个标图桌，标图员头戴耳机把头附在标图桌上，他已经从雷达给出的信号中，捕捉到了256号专机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师长曾接到关于256号专机位置的一个重要信息，标图员告知：256号专机起飞后经过河北省迁安县上空时，航向340多度。迁安县位于唐山市北偏东的方向，离唐山50公里，离山海关机场130多公里。这就是说，256号专机0点46分离开山海关机场100多公里之后，并没有稳定在叛逃的航向上，而是在310度的基础上又继续增加了30多度，这时飞机的航向比后来稳定的叛逃航向325度还要大20度，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由于256号专机转到航向310度时，目标从山海关机场雷达屏幕上消失，当时无法知道0点46分以后的飞机航迹，也无法判断当时的飞行动向。事后，留在山海关现场的5名机组人员一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自身难保，更无法获知有关256号专机起飞后的一切信息，上述情况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20余年后才了解到的。
经过迁安县上空之后的航迹同山海关机场起飞后的航迹连在一起，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航线，这条航线经过河北省承德市、内蒙古的多伦、贝尔庙以东上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这是一条在我国境内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航线，一条有去无回的航线，一条通向死亡的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