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九一三”事件而成立的中央专案组，临时设在西山脚下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的一幢大楼里。当海军保卫部的人员押送我们的汽车到达那里的时候，本来已经是肃穆庄严的军营之中，由于山海关现场重要嫌疑人员的到来，使这里的气氛更显得严肃，甚至让人感到有些恐怖。虽然这里也是招待所，但是，进入招待所的情景与平时执行任务在外住招待所相比，无论哪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周围岗哨林立，所内陆军密集。当我们被押解进入招待所房间的路上，来自两侧警卫人员那怪异的表情与刺人的目光，就足以使我意识到下一步处境的可怕。不过，当他们发现还有几个年轻俊俏的女兵也混在其中的时候，那种如临大敌紧绷在心里的弦似乎有些放松了，重要嫌疑犯中怎么还有柔弱女子呢？而且还都是穿着军人的服装。
刚到中央专案组的几天里，机组每人一间房子。看管我们的陆军小伙子，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甚至连个头都差不多，一看就知道是从部队连排干部中挑选出来的。观察他们对待我们的严肃态度与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我已经想到他们的上级在给他们下达任务时，虽然，暂时不能告诉他们关于林彪叛逃的事情，但肯定会非常严肃地反复强调他们所看管的人是一批要犯，这一切从他们一个个铁板一块的面部表情中已经全部读到了。当他们彼此打招呼时同我们在原单位的同志之间是一样的，一脸微笑，和蔼可亲。一旦走进房间，面对我们的时候，态度突然转变。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憎分明”吧！这一点他们做得是那样自然、协调。
由于晚上睡觉不准关灯，我就用手绢盖在脸上，挡住刺眼的光亮争取入睡，这是因为我一贯睡觉较轻，开着灯是睡不着的。看管我的人认为我这样做是有情绪，于是，走上前来一把将我脸上的手绢打落在地，狠狠地说：“你要干什么！”我没做任何解释，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他们的领导不可能告诉他们不准我挡住眼睛睡觉，这一举动对他来说显然是看管我们的超水平发挥。我想，他的确是一位好同志，在解放军里，就是需要这样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基层干部，只知道执行，不问为什么。我与他们相比，不是一样的吗？我与他们的年龄差不多，也属基层干部，每日手提航行包按照上级的指令飞来飞去，恪守本职，安全第一，从不问为什么。但是，唯一让我感到悲凉的是，我就是这样飞到这里来的。从那时起，我好像掉进不能自拔的谜团之中，对许多现象不得不重新认识，重新思考。在如此特殊的环境里，我反而变得更冷静更稳重了，面对人生从未遇到的课题，我感到自己正在逐渐成熟起来。
一天深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及公安部部长李震把机组人员叫去，听我们汇报了山海关现场的情况。当我们汇报到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塔楼听到林彪警卫团的领导通过电话向北京报告说：“首长让老虎和叶群搞走”时，纪登奎挪动一下身子，把原来放在地毯上的双脚抬起来平放在沙发上，低着头，深度近视眼镜已经下移到鼻梁上，工作到深夜已显疲劳的眼神从眼镜镜片的上方注视着机组人员，义愤填膺地说道：“儿子、老婆能绑架老子吗？林彪要抢班夺权，等不及了，另立中央不成，乘飞机叛逃，在蒙古国摔死了！”
纪登奎的一席话揭开了机组心中长达10天之久的谜团，机组5人一直悬挂在半空中的心，这时总算落地了。之后，首长们还留机组人员吃夜宵。据说，中央领导总是工作到深夜，在向我们了解了有关“九一三”的情况后，连夜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在那段日子里中央领导是非常忙碌的。
我回到房间后一直没有入睡，刚才首长的讲话反复在脑海里回旋，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怎么会是这样？……我想了很多，很多。林彪叛党，自取灭亡，死有余辜，固然大快人心，可是潘景寅与三名机械师也……我心里不由感到隐隐作痛。我感到一阵阵头疼得厉害，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我索性把被子拉过头顶，将自己深埋在被窝里，强迫自己的思维离开这一切，但还是做不到——夜好长啊！
纪登奎找我们谈话之后，机组人员的待遇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招待所的一层搬到了三层，原来一个人一间改为两个人一间。我和副驾驶陈联炳同住一间，通信员老陈同领航员老李住在一起，服务员小魏单住，没有让她同别的女兵住在一起。所谓搬家，对机组来说是最简单不过了。我们5个人中，只有3个人手里有个小包，另两个人两手空空，真是“灶王爷贴在腿肚上——人走家搬”。
房间里的家具很简单，床、小桌和座椅每人一套。房间里唯一一个窗户是被钉死的，上面用纸糊了起来，人站在那里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能隐约听到远处广播喇叭的声音。此外，房间门口单独放着一把座椅，是专供看管我们的陆军警卫人员坐的。门外走道里还放有桌子，部分陆军人员在那里办公，看来负责看管机组的人员在这个招待所里只是一个小组。
一天三顿饭被送到房间里面吃。看管人员分工合作，一天24小时都不间断地坐在门口那把椅子上。晚上睡觉可以关灯了，坐在椅子上的人看着我们睡觉。上厕所时，由门外边的人跟着，蹲下大便时不准将前面的小门关上，也就是说，每时每刻你都要在看管人员的监视视线之内。头发长了到本楼理发馆理发时，理发师被告知不准用刮胡刀给我们刮胡子，只能用理发推子将过长的胡须推短一些。机组中除小魏外我的年纪最小，可是，我的胡须属于络腮胡子，推过的胡子看上去比平时刮过的差远了，所以，看上去我倒比他们老了许多。
中央专案组让机组人员写出林彪专机从北京到山海关的调机经过。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组人员是公安部的人，经常与我们接触的是一位年过50岁的老者，一位慈祥、善良的老公安。他完全可以让人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交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但多数情况下是他亲自到关我们的房间来。由于陆军人员开始还不知道林彪叛逃一事，所以，老者每次到房间来总是趴在我们的耳朵上，很小声说话。他说：“不能让门口看你们的人听见我们在说什么，如果让他们听到我们在说林副统帅是叛徒、卖国贼的话，他们肯定会上来揍我们一顿不可。”说话时带着一种幽默滑稽的表情。近在咫尺的陆军人员看到老者对我们如此亲热，有说有笑，并有意不让他听见同我们说话的内容，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那意思是说，你们专案工作人员倒与重要嫌疑犯打得火热，说悄悄话还回避我们警卫人员，太不像话了！老者还说，陆军在这个大楼工作的人员目前一律与外界隔断任何联系，不但不准回家，连家属来队探亲都不准接见。中央当时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后来证实，有个别人在中央正式发文之前，先一步得到林彪叛逃的消息后，以自己比别人先知而骄傲，竟在公共场所乱说，结果因“随意侮辱人民领袖”而遭到群众的殴打。后来的事实证明，挨打是冤枉的，但打的就是他不遵守纪律，卖弄小聪明，不到说的时候先说了。（当时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我们的还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的中年人。）
在中央专案组里，我们从专案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与机组有着直接关系的重要信息。当那位老者同另外两位中年人同我们谈话的时候，老者告诉我们两件事：
其一，前面提到的程洪珍没有跟林立果跑的原因是他分工负责监视机组人员。
其二，林彪乘机仓皇逃跑之后，在白炽灯照射下的停机坪上，一辆黑色的高级红旗轿车取代了三叉戟256号专机。一场混乱之后，大家关心的是急于知道256号专机的去向，暂时谁也不会注意到林彪等人乘坐的那辆汽车里会留下什么东西。其实，林彪等人由于行动仓促，汽车里丢下了四样东西：叶群的头巾、林彪的帽子、林立果的手枪套，还有棉花和绳子。老者说，棉花和绳子是用来对付机组人员的，他用自己打游击时的体会说明这些东西和手枪一样重要，时刻不能离开身旁。据说，9月12日晚，当林立果、刘沛丰到北戴河后，刘沛丰一直坐在叶群房间的沙发上，守着身边的东西，几个小时都没有动，直到后来带着那些东西直接登上林彪的座车。这使我联想到刘沛丰在北京上飞机时，为什么对手中那些并非属于精制密码箱的东西那样细心呵护，飞机上那么大的空余地方，本来可以按他的意图随意找个位置放下即可，为什么还要特意问邰起良自己坐在什么地方呢？言外之意就是想把这些东西一次性地放在自己认为可靠的地方，必须在自己视线的监视范围之内才可放心。因为这些东西是装在普通的提包里，不像密码箱外面有着可靠的保护层，一般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所以，当做贼心虚的刘沛丰从山海关机场下飞机时，也将这些东西带到了北戴河林彪的住处。
（注：邵一海所著的《林彪9.13事件始末》中几次写到这一点，“林彪内勤公务员张恒昌回忆：我到叶群办公室看到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办公室里，地上放着几个包……大约11点40分到50分左右，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一起到林彪的客厅里。刘沛丰手里提着三四个皮包……刘沛丰提着三四个皮包首先上车，接着叶群、林立果上了车，林彪最后上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立即开走了。林彪的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回忆：11点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来到林彪的客厅……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我还看到沙发上放了三四个黑色手提包。）
前面曾提到过，飞机客舱增压系统的作用在于让乘客们能得到与地面差不多的大气压力及空气密度，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客舱内外存在着巨大的空气压力差。可想而知，高空飞行中的飞机客舱，就像被打足了气的气球一样，庞大的机身只要有一处发生损伤，就会发生爆炸解体。这一点对掌握了一些飞行知识的林立果来说，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棉花和绳子的重要性，如果飞行时在机舱内开枪，座舱内强大的增压空气，就会从枪口处将飞机撕裂，甚至爆炸。
在停机坪现场担任飞机警卫及地面专机保障的海军人员，亲眼看到一下汽车就高喊口号者，是一个上身穿衬衣的女人，这个人就是林彪专车上唯一的女性——叶群，她在仓皇之中顾不上带头巾。
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清楚地看到从汽车里下来一个明显秃顶的老头，这个人就是林彪，慌忙中，帽子丢在了自己的专车里。
狂妄到不可一世的林立果，冲出北戴河时手里就已经端着手枪在汽车上督阵，在叛逃中充当急先锋的他，在停机坪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捡回丢在汽车里的枪套。
如果不是公安部的老者相告，以上情况我们这些机组人员是无法知道的。
当机组人员按专案组的要求完成任务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身陷困境，度日如年的烦躁情绪开始向我们袭来。
1971年10月7日，党中央发布57号文件，向全国全党甚至向全世界宣布了林彪事件，石破天惊，突发事变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受到强烈的震撼，也为失去自由的机组人员带来了一连串的难题，这些都是我和机组每一个人猝不及防的。
我们几乎同时意识到中央文件公布之后，噩耗会很快传到自己的家里，因为，中央的文件上不可能说明机组中有走有留的问题。从9月11日我和妻子通过电话，告诉她我因任务值班不能回家之后，一个月过去了，家里还没看到人影，也没有接到任何电话。三叉戟飞机虽然专机任务很多，但由于飞得快、飞得远，很少在外一住就是几天的。即使个别情况下一星期不归，家里不放心的话，一个电话打到单位，战友们也会心平气和地给予安慰或者给以合理的解释。谁都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同志们都能做到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在飞行部队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苹果好吃，寡妇难当。”意思很明确，由于飞行员们的伙食标准比较高，家属、孩子有时也能分享一些。然而，飞行员在飞行中由于各种原因，发生飞行事故，造成机毁人亡的事也是避免不了的。部队每次发生事故，都会给飞行员的亲人们带来致命的心理打击。
这次林彪事件绝非一般飞行事故，它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行为，其影响波及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机组中留下5人虽然受到这一政治事件的直接牵连，但5人的命运与事件比较，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从出事开始，活着的5个人已经被一连串出乎预料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自身难保。因此我们已无法顾及到死去的潘景寅与三位机械师的命运，眼下虽不知道他们家属的具体情况，但可以想到他们承受的压力也绝不是一般飞行事故带来的失去亲人的悲痛，而是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的精神的、经济的甚至是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政治上的打击。
我与陈联炳虽然同住一屋，有时整个半天也不说一句话，躺在那里，眼望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心事。我的妻子带着不到两周岁的儿子还要上班，当她听到中央文件后，肯定会像疯了似的到部队，到我的同事家里，到一切可能知道我情况的地方打听我的下落。因为，知夫莫如妻，自从我改飞三叉戟以来，几乎所有使用三叉戟飞机的专机任务都是我参加的，包括节假日在内都很少休息，这次任务也不会例外，准去无疑。再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更进一步证实已随林彪去了。可以肯定，妻子是打听不到我的情况的，因为，部队的战友暂时也不知道256机组的情况，专机师的领导甚至空军的领导中，有知道山海关现场机组有走有留这个情况的，当时在人人自危的形势下，谁也不敢通风报信。我自己虽然身陷囹圄，但安然活在人间，可近在咫尺的妻子是不知道的。既不能写信又不能打电话，真是咫尺天涯，妻子该有多么着急啊！老家还有年逾花甲的父母，母亲身体虚弱，积劳成疾，常年多病。我虽不能床前尽孝，但经常的书信和不多的资助也能给老人一些安慰。如今遇难，北京妻子这头已经自顾不暇，哪有精力照顾老家的事情？再说，我的下落不明，如何让妻子向家里人说呢？体弱的母亲一旦知道我也在那架飞机上，能撑得住吗？……一连串的问题接蹱而来，我抬头看了看糊在窗户上的厚纸和坐在门口的陆军看守人员，心里很不是滋味，一阵酸楚涌上咽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
实际情况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我妻子多次往部队打电话，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什么或敢说些什么，得到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出差未回”。
我妻子根据机场“出差未归”的电话，联系到平时三叉戟飞机执行任务我每次必去的情况，以为我这次也必去无疑。剧烈的打击，使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会场的，也不知道当天是如何从工厂回到家里的。当她的神志稍微恢复清醒的时候，有一连串的问题使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中央文件说的是林彪叛逃，没有说飞行员和林彪一起叛逃，林彪因为抢班夺权不成而自取灭亡，而飞行员是为了什么？丈夫是农村贫农的后代，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教育下，勤勤恳恳飞行，实实在在工作，任劳任怨，一心扑在飞行上，他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能做那些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再说，他热爱飞行，也热爱这个家庭和孩子，河南老家还有年老多病的父母要靠他赡养，星期六任务值班时，还打电话说得好好的，没有任何迹象能说明他要离我们而去。一对相依为命的恩爱夫妻，一个和睦平静的三口之家，本无任何可挑剔之处，然而在如此飞来横祸的震撼之下，妻子不得不含着眼泪，强忍悲痛对自己丈夫过去的一切进行回忆、审视，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妻子作为一名普通工人、一名不懂专机飞行的女性，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她只知道用朴素的感情对待党的工作，用善良的态度看待人们之间的关系，她同周围的姐妹们一样，怎么能够想到林彪会是叛党、叛国的罪魁祸首呢？她更想不到自己的丈夫只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可能与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连在一起？至于在山海关现场，自己的丈夫差一点没有被死神带走这个惊心动魄的事实，她更是不可能想到了。
在那些天里，幼小的儿子也因为家庭中这极不正常的气氛和妈妈的悲痛而变得懂事了，表现得乖乖的。看到爸爸好久没有回家，稚嫩的心灵里也许意识到是爸爸出事了，有时伸出小手指着房里的黑暗处叫“爸爸”，甚至还能说出“林彪”二字，弄得岳母全家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只凭面对全党、全国的中央文件就能断定飞行员丈夫的死因吗？不！不能这样简单！那些天里，妻子对我抱着九死一生的一线希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到处打听我的下落。那个时候，连与我平时来往较多关系不错的战友都故意躲着我妻子不见。这可不是一般的飞行事故，如果真的在飞行中死于非命，还可以得到领导与同志们的同情。然而，这是一件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是人们从古到今最深恶痛绝的卖国变节行为，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这种事情躲还躲不及呢，谁敢引火烧身！在当时那种强烈自我保护意识的支配下，我妻子处处碰壁。在如此大的精神打击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妻子痛苦万分，精神恍惚，不能自拔。家就住在北京前门附近的和平门，平时闭着眼睛都可以走到大栅栏，可当时在胡同里踅来踅去，硬是找不到家门。在这之前，如果能有只言片语捎到家里，妻子的承受能力就会大一些。生与死，一字之差重在千钧。
领航员老李在西郊机场的家里接到任务的时候，一家人正围在桌子旁边吃饺子。是副参谋长陈联炳先接到紧急任务的通知后，特意跑去叫老李的，因为他们和机长潘景寅同住在机场家属院里。老李的妻子小许急忙问陈联炳：“去哪儿？多长时间？”陈联炳回答：“我也不知道！”老李平时上班经过邻居门前的时候总不忘“幽默”几句或逗逗孩子，可是，这次因为是紧急任务，蹬上自行车，一句话没说，径直朝飞行大队跑去。老李走后不久，他妻子一手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小女儿，一手牵着不到5岁的大女儿，大女儿的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牙具，经常出差的空勤人员一看就知道这是执行任务在外的随身用品，显然是老李走得太匆忙，忘记带了，已经懂事的女儿帮爸爸拿着，也许一会儿爸爸会回来拿的。老李的妻子对在西郊机场工作的邻居说：“你看，老李说走就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姥姥带两个孩子不容易，家里有什么事情请帮助照应点。”同时又回头对跟在后面的老母亲说：“您有事情就找他们，我们都是好朋友。”因为老李的妻子在离北京城区几十公里的昌平沙河机场飞行，平时又回不来，眼看通往沙河机场的班车就要出发，抓紧这点时间安排一下家里的事情，可是老李这一去就……老李望着天花板心情沉重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首当其冲的西郊机场一定乱成了一锅粥，妻子作为飞行专业的内行，肯定知道256号专机坠毁的后果是什么，也知道作为机组领航员的责任，她是否知道我还活着呢？如果妻子因为我的事情也被拘留起来审查，家里的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怎么办？实际情况正如老李所想，出事之后他妻子也被审查不能回家，60多岁的岳母带着两个年幼的外孙女，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老人喘不过气来，拖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到处打听女儿女婿的下落，好心的邻居们也不知内幕，无法相告，岳母整日以泪洗面。
机组5人面对各自不同的家庭情况，想着几乎相同的事情，那颗悬挂着的心时刻都在颤抖。
11月份，秋凉过去，已是初冬季节。全身只穿着一层衣服的机组人员说什么也不能抵御北国的风寒。中央专案组的同志看到我们身上的衣服单薄，就弄来棉军大衣让我们穿。
后来，我们共同意识到通过向自己家里要衣服的办法，就可以把我们活着的信息告诉亲人，而且，这个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不过分。专案组的同志很顺利地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因为，对我们来说是事关生死信息的大事，可是，对局外人来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专案组认为，机组有生有死的情况，既然空军、专机师的领导已经掌握，一定会把这个信息告诉机组家人的。看来，他们对专机师情况的估计是错误的。我的衣服是经过专机部队的专案组通知家里人，由妻子送到机场之后，再转到中央专案组的。当家里接到这个通知时，我妻子及其全家才知道我还活在人世，悲喜交加的心理冲击使她紧紧地搂着儿子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历经两个多月，丈夫生死未卜，总算有了结果，命运怎么能这样捉弄人啊！对一般被拘留审查甚至在监狱劳改的犯人来说，家人送来一些衣物，不过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可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当地那个极其特殊的条件下的机组人员身上，从家里取回一件衣服，就意味着亲人的“生”与“死”这个重要信息的沟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生”与“死”。这一点，只有机组的5人才有如此真切的体会。对我来说，好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一趟，对自己的亲人来说好比从鬼门关里把人又拉了回来，怎不叫人虔诚地祈祷，总算闯过了这一劫难。
当我拿到从妻子手里转交过来的军衣和毛衣、毛裤时，首先将衣服上的每一个口袋都仔细认真地翻了好几遍，我很想从这里得到妻子的只言片语，知道北京及河南老家的情况，因为，我十分担心亲人们经不起如此重大的打击而发生意外。令我失望的是衣服上所有口袋里，竟连一个手绢、一片纸屑都没有找到。实际上，我的军衣是放在单位宿舍里的，军衣里不可能没有一点东西，城里家门上的钥匙就在军上衣的口袋里。此刻，我仿佛从梦中醒来，在我翻看衣服时竟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原来，这些衣服是经过好几道手续从专机师专案组人员的手中转交过来的，既然不允许给家里打电话，也不准写信，当然，这些衣服是要经过专案组人员认真检查过的。因为这些衣服在转交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当作传送信息的工具，即是家庭报平安的信息也不能放在衣服里。
在翻看衣服的过程中，突然，我好像意识到什么，于是，我很快地把视线转移到军衣的领子上面，当发现军衣领子上的红领章被人撕掉的时候，脑子突然膨胀了，甚至在短时间里已经失去意识。当我的情绪稍微恢复稳定，知道又一件出乎机组人员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顿时，我的身体好像一下子凉了半截！我发现陈联炳也看着衣服眼睛直发愣，领章虽小，却是革命军人的标志，军帽上的红五星与军上衣领子上的红领章被誉为军人的“一颗红心，两面红旗”，戴上它，是革命军人的尊严与骄傲。是谁把红领章给撕掉的呢？是我中队的飞行员吗？因为，我的军衣就放在飞行大队的宿舍里。不可能，因为一个普通的飞行员不能擅自把代表军人的标志给否决掉，我同机组的其他人在单位又不住在一起，也不属同一个部门。一定是代表一级组织的部门，或者专机师林彪事件专案组所为。我带着沉痛的心情手捧军衣认真端详着被撕去领章的地方，发现领子上还残留着红色的线头，这就意味着我们单位就像对待潘景寅和机械师们一样，认为死了的、活着的一律都是叛徒，既是叛徒，那就是敌人，敌人是不配戴红领章的。这使我想起“文革”鼎盛时期那汹涌澎湃的运动浪潮，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挡的运动浪潮，似乎看到机组中死去的4人已被大潮所吞没，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相比之下，我们对军帽上的红五星更情有独钟了。出差在外无论穿什么季节的飞行服，头上必须带上军帽，这样才像是一个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行员。所以，对机组来说，除了小魏身着军衣外，其他四人身着夏季飞行服的同时，头上闪烁着的红五星光芒的军帽一直没有离开过每个人。现在，身穿没有红领章的军衣，军人的风采失去大半，看上去不伦不类，很不协调。我们彼此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领章被撕去，这种行为反映自己部队对机组的政治评价与态度，机组人员还没有回去就被打入另册，将来如何让我们见“江东父老”。本来就难以承受的心理上又压上一块巨石，我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是否能够支撑得了。
后来，机组人员被允许在陆军的“陪同”下到楼下进行户外活动，习惯叫“放风”，也可以到小卖部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此时，才知道许多与“九一三”之夜飞行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关在这里，认识的有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和那架企图叛逃的3685号直升机幸存下来的飞行员陈士印。
放风中小魏突然手指着远处的一位女性说，她就是江青的护士，因为，在几次执行江青的专机任务中小魏已经认识她了。看样子她也是一位被审查者，身后跟着看上去是不同身份的人。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江青作为“四人帮”之首还在台上，她的护士怎么能到这里来呢？让人费解。
放风中特别留意观察了别的受审者，他们的领章帽徽仍在。看来，中央专案组的人是不管这些具体事情的，按说，在审查没有结束之前，在没有确定属于人民内部或敌我矛盾性质之前，是不应该涉及到能不能佩戴领章帽徽的事情。想到这里，心里感到一丝安慰。
比我大不到10岁的陈联炳，虽然是个心直口快、性格爽朗之人，但此时可以看出他也被许多难题困扰着，不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当我们因为想家共同谈起孩子的时候，竟有一个巧合使我们的情绪顿时活跃起来。我说我特别喜欢飞行事业，为了给飞行留下永久的纪念，为儿子起名单字“飞”。陈联炳听罢兴奋地说：“我儿子也叫飞。”还说：“你儿子起名干吗重我儿子的名？”因为，他儿子比我儿子大。我说：“冤枉！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也叫飞？”说完两人哈哈大笑，暂时把烦恼抛向一边。少顷，陈联炳突然沉下脸来，情绪一转，一本正经地说：“回家就给儿子改名字，叫陈不飞。”我也附和着说。不过，我还没有想好改什么样的名字，陈联炳那样说也仅是反映一种情绪。这件事被坐在门口的陆军警卫人员反映到专案组里，第二天我和陈联炳被叫去挨了一顿批评，专案组的批评是对的。
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发布后，看管我们的陆军老大哥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他们仍24小时监守岗位，但看到、听到我与陈联炳的聊天中涉及到有些比较风趣的话题时，受到了感染，也和我们一样笑了起来。他们也知道，如果我们飞行员也是“九一三”事件中的要犯的话，专案组不会给我们如此宽松的环境。再说，他们都是连排干部，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都会有一定的见解，都会用自己的思维对眼前的林彪事件的基本特征进行判断。如果机组人员明知林彪乘机叛逃是死路一条的话，为什么还提着裤子往专机上跑呢？此外，他们从我和陈联炳的聊天中，也了解到一些专机飞行员的生活内容，同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学校里，又都在基层工作岗位上，受着同样的政治教育，在思想上很容易沟通。有天晚上我在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饿狗紧追着咬我，我突然转身，用尽全身力气向狗踢去，实际上踢到了沙发床的垫子上，连人带床垫弄出很大动静，这下子惊动了门口值班的陆军，黑暗中他走过来到我的床前，风趣地对我说：“怎么了！还想飞呀！”自从出事之后，因心情不好，睡觉中经常被莫名其妙的噩梦惊醒，醒来后出一身冷汗。
陆军中一位30岁出头的大个子，看样子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他对我们说，他家就住在天津和平区，他已听说机组中的机械师李平家里，挂在大门上的“军属光荣”匾额被砸了，言谈中带有同情。因为，李平也住在天津和平区，他的家属还没有随军。李平的人都没有了，家中的亲人连尸体都没有见到，还要承受如此精神打击。那位军官已经知道机组中死去的与活着的都不好受，有些话凭他当时的身份，是不能同我们深谈的。李平的家如此，我的老家如何？
当分别隔离审查实在没什么可做的时候，专案组决定对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部分人员以办学习班的形式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同机组在一起的有从山海关回来的那个年纪较小的女兵小袁，另一个小张还没能享受办学习班的待遇，还有两个女兵分别是小鲁和小郁。小袁18岁，小鲁16岁，小郁21岁。小鲁和小郁说，她们是9月14日坐火车南下广州时在半路被抓回来的。她们只知道奉令跟着别人跑，并不知道到广州干什么。这三个女兵都是被挑选来的，放在外国语培训班或卫生学校学习。其中小袁和小郁是上海人，她们的家庭出身都很好。小郁的母亲是个残疾人，出事以后小郁因惦记着家里的母亲，情绪很低沉。小鲁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好像天大的事情放在她身上也会被瓦解。
机组再一次调换了房间，搬到另一栋楼上，机组四个男的住一间大屋，平时集体学习就在那里。学习是在陆军的带领下进行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报纸和中央有关文件，批判卖国贼、叛徒林彪，在批判中联系自己的思想，提高对林彪事件的认识，提高阶级觉悟水平。
女兵中的小袁从北京起飞的时候是我们机组的乘客，在飞机上，我们的服务员小魏还要为她端茶送水，精心服务，可是现在我们却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接受审查了，事情就是这样离奇，朝着让人不可思议的方向发展着。
平时闲谈起来，小袁有这样一段话的确发人深思，她说她是在上学回家的路上被人盯上的，然后，就有人登门拜访，并询问是否愿意当兵。当时，在中学毕业上山下乡的大趋势下，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尤其对女孩子来说，能有当兵的机会是求之不得的，也是让同学们非常羡慕的好事。于是，以当兵体检为名进行拍照、录像等，然后送交林立果挑选，批准后办理入伍手续。小袁思前想后，内心波澜起伏，寻找原因，就是爹妈生就自己一副美丽的身段和一个娇好的面庞。一般情况下，先天之美是一个女孩子得天独厚的无价之宝，有不少女性为了美不惜重金，甚至还要忍受皮肉改造之苦进行美容，难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因为长得漂亮而使女孩子感到痛苦的吗？小袁的一番肺腑之言使这个不能被人理解的道理成为事实。小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里含着心酸的泪水，一点也看不出普通女孩子为自己的美丽而感到得意与骄傲的样子。
难忘的1971年过去了，当时间的脚步跨入1972年2月份的时候，机组5人被中央专案组叫到办公室，在那里看到几位身穿空军衣服的人，态度异常严肃。那位负责我们专案的中年男性态度平和地说：“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每年都要回家过个全家团圆的春节。经请示上级，同意放你们机组的人回去。”当我们意识到即将与家人团聚时，心里呈现出几个月来少有的喜悦，甚至在梦里已编织出与家人见面时那种悲喜交织的场面。相隔时间不长，却有今生来世之感。
同机组一起学习的三个小姑娘看到我们就要离开时，控制不住的眼泪直往下掉。一方面，她们与机组的老大哥们同病相怜，几个月来给了她们许多精神上的安慰，有恋恋不舍之意；二来想到她们归期无望，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自由，止不住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