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节前，当机组人员同接我们的空军人员一起乘车从中央专案组来到对我们机组来说原本是非常熟悉的环境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一切都变得那样陌生，陌生得出人意料之外。
专机师的专案组作为空军专案组的一个组成部分，设立在空军最高学府——空军学院（现在为空军指挥学院）里面。这里离西郊机场很近，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机组通信员老陈的家就住在学院里面，他的妻子是学院医务室的一名军医。我结婚后也曾在这里住过，由于儿子出生时正赶上我部队执行林彪一号令，进行战备疏散，开着飞机全国到处跑，无法照顾妻子，只好搬家到城里，住在离岳母家不远的地方。
空军专案组的人员都是从专机师各单位抽调来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组成，也有个别空勤、地勤人员加入。这个专案组除了负责设在空军学院的专案审查外，还负责设在机场内部的专案审查。我们专机组人员从中央专案组回来，被认为是降了一级，所以，放在空军专案组继续审查。
当我们专机组5人遇到空军专机师专案组这些熟悉的人员时，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场面发生了。机组的人按人之常情想主动上前同他们打招呼时，得到的回报却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不予理睬。个别关系不错并曾在一起执行过多年专机任务的人，干脆把头转到别处，装作没有看见，避免双方的视线碰在一起时出现想说话又不能说话的尴尬局面。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马上联想到被撕去红领章的军衣，一切都明白了。时隔几个月，就因为“九一三”事件，自己原来的战友已形同陌路，看来是因为我自己当时没有真正处在部队出事之后的政治环境中，所以就无法体会到当时的一切。当专机师专案组工作人员把我领到“属于”我的那个单间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仍没有从刚才的思维中走出来。自从“九一三”之夜在山海关机场遭遇不幸之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那样的让人不可思议。原来想到有关专机飞行方面的事情，只有熟悉专机的大本营的同志们能够真正理解我们机组人员的苦衷，实在没有想到现实与想象的完全相反。此时此刻，我们倒有些怀念在中央专案组的那些日子，那位和颜悦色的老者的确是一个实事求是、善解人意的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被审查的人员中，除与“九一三”之夜两架飞机（256号专机与3685号直升机）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者外，大都是从师、团到有关大队的主管领导。为了使部队的专机飞行工作能正常运行，从陆军或别的空军部队调进一批领导干部和飞行人员充实了专机师的上上下下及各个部门，这种行为被叫作“掺沙子”。同时，对与两架飞机有关的案件进行立案审查，并发动群众对与案件有联系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批判，实际上在机组回来之前这种揭发批判的运动已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专案组就设在空军学院生活区的家属楼里。机组五个人又回到了一个人住一间房的状态，不同的是房间门口没有24小时的值班人员，只有在晚上才有人“陪住”。每天除了吃饭、放风之外，就是交代问题，交代与256号专机有关的问题，交代与机长潘景寅的关系问题，交代思想认识与行为上的错误问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另一阶段的被审查生活。
1972年年初，在一片对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声讨浪潮中，中国人民普遍重视的大节日春节来到了。
在空军学院的家属生活区里不断传来快要过年的鞭炮声，此刻，想到了往年过春节时也很少在家与亲人团聚。不过，那总是专机飞行的需要，有一种为工作而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自我安慰与骄傲，感到值得。而今年是为了什么呢？同样是因为“专机任务”，结果却是同，迥然不同。
得到通知，春节期间可以让家人到专案组探望。机组其他三位男士的家近在眼前，是如何同家人见面的我无法知道。领航员的妻子因为丈夫的问题好长时间不能上天飞行了，一定会带着一双心爱的女儿来看一看从鬼门关回来的丈夫、同行，她比谁都清楚丈夫作为机组领航员所要承担的被审查的分量。因为，机组领航员是与飞行航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听说，有人举报老李事前曾到银行取出家庭所有的存款，这样，就可以与他同林彪叛逃的事实前后呼应起来，构成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我妻子最终还是没有来看我，对此，我能够理解。其一，她知道我人在，也就放心了；其二，她不愿意在别人监管之下与我见面。她性格爽直，通情达理。她父亲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钻地道、端炮楼，同日本鬼子周旋。他是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组织的。后来随大部队南下，转战大半个中国。所以，我妻子从小接受党的教育，10多年的工人生活使她耿直爽朗的性格更加鲜明了。当她从事件开始那致命的打击中慢慢清醒过来的时候，以一个普通工人的思想水平，认定执行林彪专机任务绝不是个人行为，是一个革命军人、飞行员应尽的职责。所以，在我被审查期间，她每次到机场去，都要对飞行团政治处负责接待的人员提出要见专机师的最高领导，只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飞行员，上级派他去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他不去行不行？”因为，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我妻子虽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残酷现实，然而，在思想上是全然想不通的。
1972年的全年都是在学习班度过的。毛主席说“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所以，都习惯把专案组叫学习班。在这个只知道什么时间开始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学习班里，我用我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研究着打发时间的学问。有时候一个整天甚至一连好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除了吃饭，其他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没有说话的对象。本来我也想到利用那些时间学习点什么，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根本学不进去。看来我的心理素质还很差，在已经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面前缺乏足够的承受能力，在人生的黄金时段，让宝贵的时间白白流失了。
每日三餐由专案组的人带队到大约300米以外的食堂吃饭。在往返的路上，经常和我搭帮抬水的是专机师的参谋长老龙，平时在部队我与他很少见面。事后，他曾对我说：“你呀！很早我就想把你从飞行大队调到师司令部作战训练科当参谋，因为你高中毕业飞得又好，司令部很需要这样的飞行干部。可是，听说你不愿意，我就没有再坚持，如果你不在飞行大队的话这次灾难你就可以躲过去了。”他说得很对，也很诚恳。当时，我的想法是，在飞行第一线能多飞一些，因为我太热爱飞行事业了。在机关当参谋固然可以锻炼个人的组织领导能力，但毕竟在天空飞得少了。
1972年的一天，我发现机组服务员小魏一连好几天没有出现在吃饭的队伍中，凭经验我知道她已经从学习班毕业了，她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小魏只是一名战士，一名服役期未满的老兵。在中央专案组，虽然同另外几个女孩子在一起学习，但小魏的由来与其他几个女孩子截然不同，她是按国家兵役制的规定应征入伍后被分配到专机师做空中服务工作的。这次灾难本应离她甚远，可是，替来替去最后轮到她的头上。计划中的服务员由于执行专机任务在外，暂时滞留在长沙没有回来，于是就派另一个服务员前去。可是，又因这位姑娘生理周期的原因，肚子疼得厉害，就临时抱佛脚，拉小魏顶替。每谈及此事，小魏没有一点怨言，她通情达理地说：“让谁去不都是同样的结果吗？！”一年多来，小魏像长大好几岁似的，成熟了许多。与我们几个男子汉相比，年轻的女孩子还要承受许多流言蜚语。可是，小魏却很少哭鼻子。按说，小魏正处在天真活泼、富于理想、对将来充满信心与幻想的年龄。我想，当小魏出去回到家里见到自己亲人的时候，一年多来憋闷在内心的满腔委屈，就会像堤坝决口的江水一样宣泄出来，性格多么坚强的女孩子遇到这样大的事变，无论如何也是很难招架的。
当我再次听到欢庆春节的鞭炮声时，时间的脚步毫不犹豫地跨入了1973年。
专案组就设在空军学院家属区那些没有家属居住的空房子里。我住在一层靠边的一间，通过窗户可以看到家属院的一切活动。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准时地告诉人们一年四季每一个季节的到来与过去，孩子们的打闹嬉戏为家属大院增添了生活的气氛。
我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他奶奶站在院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可是，他藏在单元门外边的墙角里，故意不答应。我看到老人着急的样子，真想跑出去把他从门后边拉出来。当他终于被发现后，老人又舍不得打他，小家伙做了一个鬼脸，疼爱孙子的老人一点气都没有了，这一老一小在我的视线里演了一场普通人间生活的戏剧。触景生情，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他也有3岁多了，一定也像刚才那个小男孩一样淘气吧！后来，妻子告诉我，在我不能回家期间，她带儿子出去玩时，儿子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总是手拉手走在爸爸妈妈中间，总是问为什么他没有爸爸。孩子提出一个极为普通的问题，却真正难住了大人。想到此处，我情不自禁地从衣袋里取出妻子寄来的儿子照片仔细地端详起来，儿子长大了许多，将来我一定用更多的时间带儿子玩儿，来补偿以前的不足。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老家来信告知母亲病危。“九一三”事件之后，我被牵连进去的消息不胫而走，长时间没有家信，本来就已经引起老人的心疑。当父母得知我被关起来的消息后，母亲病急交加，卧床不起。父母都是在农村土生土长目不识丁的庄稼人，哪里架得住这种没头没脑的沉重打击。在农村什么样的传说都有，说：
“你们家儿子和林立果是结拜兄弟。”
“可是，中央文件上没有啊！”
“河北省的文件上有。”我家在河南省，偏说出个河北省来。
“母病危，速回！”连续两封加急电报送到我被管制的房间里，一种不祥的预兆向我袭来。当我接到第三封加急电报的时候，天底下对我最好的人、我最亲爱的母亲病故，永远离开了人世。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无法控制的悲哀使我号啕大哭起来。自我长大成人走入学堂后，从没有那样痛哭过。我哭我母亲吃苦受难一辈子，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我哭母亲重病时我未能在床前尽半点孝心。
由于家境贫寒，旧社会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家住在父亲自己动手挖出的土窑洞里。1942年河南大旱，全家逃荒到陕西谋生，1945年日本投降返回故里，全家仍靠父亲打零工为生。这样的家庭是供不起学生念书的，但我与比我大3岁的哥哥偏偏都是读书迷。当哥哥在别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能让他带到学校吃的午饭，中午放学后就爬到附近村里的桑树上摘桑葚充饥，结果树枝被压断从上面摔了下来。为了读书，可怜只有十几岁的哥哥就这样到了另一个世界。哥哥聪明伶俐的形象至今难忘，我清晰记得母亲那撕裂心肺的哭声回荡在掩埋哥哥的山谷之中。
当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家乡已经解放了，我比较顺利地带着每天的中午饭上完了高小两年的课程。1953年考入初中的时候，离家更远了，中途还隔着一条河。家里有了共产党分给的几亩土地，吃饭的问题好多了，可是全家没有一分钱的收入，继续上学是很困难的。由于上学路途较远，不能当天往返，又不能拿出7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只好一次带上够吃7顿的干粮，然后星期三的下午下课后，跑回家中再拿7顿能吃到星期六中午的干粮，星期四一早赶到学校上课。每到夏季，就得把干粮晾晒在窗台上，即使这样，干粮的表面也会发霉长出绿毛，用手掰开“馍断丝连”。中午吃饭时间，就打上两杯开水到宿舍计划着吃，弄不好最后一顿午饭就要饿着肚子坚持到晚上回家再说了。有时候没有像样的干粮可带，只好带些白薯和用白薯面包菜馅做成的包子，因为用白薯面做成的干粮放干之后像石头一样，没有办法食用，平时能保证有棒子面的窝头吃已经很好了。有很多次我已经到家了，母亲还没有给我准备好要带的干粮，只好星期四晚去学校上课。清楚记得，当我回到家时，看到身体瘦弱的母亲肚子疼得在床上直打滚。见此情景，我哪里还有心思让母亲再为我弄吃的呀！只好一边为母亲请医看病，一边给学校送信请假。其实，母亲的病也是为我弄不到干粮着急而得。为了能跟上学校的课程，我就在土窑洞前的土地上写满数学公式。我很清楚如果不咬牙坚持下去，就有因跟不上学业而辍学的危险。
父亲看我上学太苦了，就多次劝我退学在家劳动挣工分（农业合作社时的记工方法）。邻居们看我每次回家背的那点干粮也根本不够吃7顿的，就叫着我的小名，好心地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受那个罪了，回家劳动怎么也能吃饱饭啊！”当我每学期开学看到父母亲为我的学费、书费东挪西借，疲于奔命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动摇过，可是，当我想到为读书死去的哥哥，再想一想全村1000多户人家只有不到10个学生能上到中学时，中途放弃学业太可惜了。我暗暗下定决心，用老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讨饭也要读书”。
每到学校放假，除了帮助家里劳动外，还到一些建筑工地或煤矿勤工俭学，给工地盖房的师傅们当小工，工资1天1元5角，吃饭用5角，这样下来一个暑假的劳动刚够一个学期的学费和书费。
1959年8月10日的晚上，母亲为我能当上飞行员高兴的同时，面部表情中隐含着更多的沉思。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明天就要走了，可是，家里既没有能带在身上的零花钱，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晚上，母亲让我脱下身上的衣服，借着土窑洞中那微弱的煤油灯光，在盆里洗起来。母亲一边洗衣服，一边带着轻微颤抖的声音叮嘱我说：“出门在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做好心人，都要往家里写信……”母亲边说边流眼泪，父亲不爱说话，一个劲儿地抽烟袋锅。
母亲把洗好的衣服搭在煤火上烤干，因为第二天我还要穿着洗好的衣服上路。中午，全家为欢送我当兵，专门吃了一顿用榨碎的蒜汁当卤的面条。父亲到生产队为我借钱，因为我家一直是欠钱户没能借到，于是，将家里的全部现金两块五毛钱及姐姐为我做的一双布鞋，装在上学时带干粮的袋子里背在身上，从此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家乡，开始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
回想起近20年与父母形影不离的苦难生活，老人家为我的成长所付出的辛苦是无法表述的。逃荒陕西，不到7小时的火车路程，母亲抱着我硬走了一个多月。由于没钱为我种牛痘，就从别人家孩子身上弄下一点放在我的胳膊上。肚子实在饿得难受时，我曾用舌头舔过墙上的土。在我病重的时候，总是母亲陪伴着我掉眼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那穷乡僻壤的沟沟坎坎，到处都留下了我砍柴时的脚印，也留下我对家乡的怀念。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家庭里，在父母百般精心呵护下，我的身体仍能达到千里挑一的飞行员水平，可以想象，父母为我的成长付出的代价该有多么大，作为儿子，无论用多么大的回报都是不够的。可是，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1959年从我离家开始，国家就遇到了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我吃着飞行学员的伙食，却忘记了全家还过着以野菜充饥的日子，也不理解父母亲为什么不照张相给我，因为，我好想念他们。等我1962年探家时看到父母亲和两个弟弟因严重营养不良，脸上的浮肿还没有消退时，我全明白了。那次探亲归队后，从弟弟写给我的家信中得知，母亲为没能让我吃上一顿饺子而哭了好几次。
面对隔离审查房间的四面墙壁，一想到母亲和自己当前的处境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我曾竭力压抑自己的悲痛情绪，但是，放在眼前的几封加急电报与母亲的身影使我不能自已。经我多次请求，才被许可回到北京城里的家，给河南老家寄钱为母亲办丧事，时间只有一天。
这是我自“九一三”事件以来，时隔近两年之后第一次与妻儿见面，没想到带回家的没有任何喜悦，而是亲生母亲辞世的消息。岳母一家都能理解我的心情，第二天，当我离开岳母家准备返回学习班时，登上公共汽车前，妻子从衣服里拿出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黑纱，默默地为我戴在衣袖上，看到黑纱，想起死前没能见儿子一面的母亲，一阵酸楚涌上心头，难过地望着同样心情沉重的妻子，喉咙里好像堵着什么。妻子一边为我戴黑纱，一边小声说：“按我们老家的风俗，是不能在岳母家戴孝的。”
从我回家到离开这段时间里，儿子一直不离开他妈妈身边。我问儿子我是谁，儿子回答：“你是叔叔。”这使我想起1971年9月11日给家里打电话时，儿子还在电话里叫我几声“爸爸”，近两年不见，儿子认生了。其实，在儿子幼小的心灵里还是有爸爸的，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爸爸，他相信自己也一定有爸爸，只是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总不回家。
1973年7月份，当我结束学习班隔离审查的生活，得到专案组的允许，回到我日夜盼望的家乡的时候，在那生我养我20年的土窑洞里再也见不到母亲的身影。记得前两次回家，总是母亲伴我促膝长谈，教我走亲访友带些什么，说些什么，使我感到有妈真好，家里有妈感到多么温馨、亲切。可是，母亲在哪里？我迫不及待地冲出窑洞，直奔野外，在我小时候母亲带着我上坟的地方，增加了一座新坟。插在坟堆中央的柳树枝上已长出嫩芽，坟土上已长出的草叶随风摆动着。我望着这块熟悉的坟地，想到小时候每到清明节母亲就带我到这里上坟的情景。母亲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对我说，坟里边是你的爷爷和奶奶。还说父亲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所以，父亲是独生子，我没有叔叔，也没有姑姑。在同一个地方，现在该我为母亲哀悼了。姐姐说，母亲弥留之际总是惦记着你的归来，最后还是叫着你的小名咽气的，去世前两只眼睛都因得了青光眼已经失明了。母亲出生在辛亥革命那一年，去世时62岁，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还会多活些时日。记得母亲说过，在她只有7岁的时候，由于个子太小，就得站在小凳上刷锅洗碗，一辈子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还没等到我能把母亲接到北京小住，她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的命运好苦啊！
学习班里，我望着不知修改过多少次的交代材料，心情难以平静。在这份综合交代材料中除了第一部分属于年龄、职务、文化程度、政治面目等基本情况外，主要包括自己作为“林彪叛逃机组成员”之一从北京飞往山海关的经过及充当林贼叛党、叛国空中交通工具所犯的错误及原因，错误的性质是属于方向路线的。
与1971年9月份刚接受组织审查相比，心理上对来自许多客观问题的承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近两年的被审查生活使我改变了许多。从思想上早已淡漠了所谓“专机任务”的印象，有的只是某种程度的犯罪感，似乎从内心深处也不想再回到两年前的那个时代背景中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了。我不得不回过头来按专案组工作人员的提醒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番思考，认真反省以前走过的路是否合乎时代的要求。这样就能慢慢地将自己的思维方式逐渐调整过来，并开始检讨从前走过的是一条白专道路，只顾低头拉车，忘记抬头看路，只知钻研飞行技术，放弃了灵魂深处的思想改造，致使政治嗅觉不灵，阶级觉悟不高，不能在关键的时候识破内部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舆论的力量同样是无穷的。
我不会抽烟，不像有些人在思考问题或调整自己烦乱的情绪时总是让缭绕的烟雾将自己包围起来。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方法，在那个10余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边来回走着，一边思考着所有能够想到的问题，这样还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这也许是一个人常年待在房间里很自然就能学会的生活方式。自当飞行员开始，从来没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
有时我索性让我的思维装上三叉戟飞机的翅膀，任其在我生活过的空间自由飞翔。每当我想到痛处，就把两手的十指插入头发，紧紧地抱住头部。当我把手松开的时候，突然发现大把的头发随即脱落下来，而且，我发现枕巾上也布满脱落的黑发，开始还吓一跳，后来也就不以为然了。我把掉下来的头发放在桌子上，一根根地摆放在那里，并拼接成各种各样的图案自我欣赏起来。
我的综合交代材料终于过关了，经过22个月的审查，总算是带着“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从学习班毕业了。当我重新获得一个人最起码的自由时，感到好像在另一个世界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我沉浸在新鲜自由的空气中尽情地呼吸着，完全忘记了那个结论会给我带来什么。
不过，当我意识到快要从这个学习班毕业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把修改过多遍的综合交代材料又抄写了一份。然后，就在我留下的那份材料上，用削尖的铅笔在材料的字里行间用很小的字体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所经历的“九一三”事件的全过程，从接受任务开始到被拘留审查为止。因为综合材料中只是非常简单地记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能从整体上反映出256号专机从北京飞往山海关及半夜强行起飞的详细过程。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有朝一日能把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以写成回忆录的形式与广大关心“九一三”事件的读者见面，但是，就是从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愿望出发，防止多少年之后，一些重要的情节会从自己的记忆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