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学习是人生的基本需要。可是，对路线斗争中“犯有方向性错误”的机组成员来说，劳动与学习意味着远离飞行岗位的继续审查。
一、离开学习班后，又到砖厂劳动
1973年的7月，当我结束近两年的隔离审查后，离开空军学院的学习班，回到我想念已久的机场。这是我“九一三”时随256号专机飞离机场之后，第一次踏进机场营房的大门。机场对我来说本应该是很熟悉的地方，但经历如此大的变故之后却变得那样陌生了。其实，机场的道路、营房还是老样子，外观也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我的确从许多方面感觉到我的到来为那里增加了一些异常的气氛。也正是因为如此，专案组的领导没有让我回到原来的飞行大队，专门把我安排到离飞行大队较远的家属招待所里，此刻，机组其他三位同志还在学习班里。
一名地地道道的军人住在家属招待所里，我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与隔离审查不同的是，专案组没有派专人管我，我的行动是自由的。如果请假，需经过机场保卫部门批准。虽然没有什么必须做的事情，但要求每天按时上班，这里成了只有我一个人的临时单位。
我从学习班放出来的消息在飞行部队不胫而走，对我的出现，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了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特别关注。因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在特殊飞行任务中的特殊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从特殊角度的特别关注。当我表面看来已经成为一个自由人，而且已经离开没有自由的学习班，我在前面走，后面再也没有专人监视的时候，过去的战友们就可以对我有方式不同的表示了。
第一种人很想看清楚我是否真的是从山海关现场死里逃生的那位第二副驾驶员，但又不愿意走得离我太近，竭力避免在公共场所让别人看到同我有任何的接触，当认清确实是我无疑时就匆忙离开了。在这些人看来，机组从鬼门关里回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因为，这是超出正常飞行事故之外的一次轰动全国的政治案件，为飞行事业而死，死不足惜；然而，在这次飞行中去死，是死不瞑目的，活着的尚且如此，死去的更不堪言，因此，在有些人的眼里我成了“猎奇”的对象。
第二种人是那些政治上害怕、担心完全取代了那点儿好奇心的人，有时候在马路上偶然相遇又无法回避时，老远就把头转到另一个方向，干脆装着压根儿就没有发现我似的，对此我能理解。
第三种人的胆量在当时看来确实大了一点，当得知我出来的消息后，竟直接跑到家属招待所我住的房间看我，这个地方没有自己家属来队居住一般是不会来的，为此，我深受感动。其中有一位同样也是我航校的同学，另一位是和我结伴进行飞行训练的领航员。他们见到我后，就一直安慰我说：“要想开一点，这种事情放到谁身上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身体……”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件事情对我形成的精神压力。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同行、同事、同学讲出的心里话，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这位同我一起改装伊尔-18飞机的老同学、老战友，同我一样曾被航校评为5名优秀飞行学员之一。后来，在我被勒令离京转业到外地的时候，他也转到东北民航飞行，还未等到与他再见上一面，他就因病过早去世了。与我结伴飞行训练的领航员，后来也转到地方航空公司，成为创建该航空公司的奠基人之一，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我国的民航建设做出非凡的贡献，我很羡慕他能为飞行事业奋斗终生。
“九一三”事件后，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遇到不幸，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一句安慰的话就可以支起头顶上的一片蓝天，甚至可以挽救一条性命。我妻子虽然从政治上深信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她不敢保证在这样的审查中我不会发生任何意外，终日忧心忡忡，心神不宁。有一次她带着儿子到机场取我的工资，偶然碰到曾在空军学院同住一个单元的领航员，他当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同我妻子说什么，可是，他热情的态度让人有放心的感觉。当时，一个飞行员还从楼上扔给我儿子一只玩具小鸟，虽然这只是人际关系中一件很普通的行为，但对心事重重的妻子来说，却感到精神上的莫大安慰与支持，至今每提到此事，总是念念不忘。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使每一个从事专机工作的人员从强烈的震撼中冷静下来时，无不倒抽一口凉气，如果是自己怎么办？尤其是过去一贯执行林彪专机任务的“子爵”号飞机的空勤人员，内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除“九一三”以外的所有林彪的专机任务都是他们执行的，林彪到北戴河也是他们送的。现在，看到直接或间接被牵连到“九一三”事件中的空地勤人员及各级领导，联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与工作岗位，都有不同程度的侥幸心理。事实也是如此，对有些人来说无论什么原因，有病也好，临时有事找人顶替也好，甚至犯了错误受到处分也好，只要你当时不在岗位上，就完全可以摆脱干系，免除受审查之苦，也不会因此遗憾终生。
没过多久，我就背着一直陪伴着我不知搬了多少次家的行李卷、蚊帐及支蚊帐的小竹竿，转移到砖厂参加劳动了。
砖厂是机场后勤部门为了解决后勤基建用砖组建的，砖厂位于机场飞机跑道的西侧。一般来说，飞机场都占有较大的土地面积，除了飞机用于起飞降落的跑道外，对周围的静空条件要求很高，因此，机场边沿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土地，这些土地除了为部队进行素质教育、培养指战员的劳动观点提供场地之外，每年的收获也可以改变一下后勤保障人员的生活待遇。
“九一三”事件后，这些土地出人意料之外地派上了用场。比我先回部队的机组服务员小魏就在沙河机场同专机师内部受专案审查的部分人员一起参加劳动，那机场边上的七亩花生地就成了他们进行劳动改造的场所。
在砖厂劳动的还有我所在飞行大队的政委、伊尔-18飞机大队政委、团机务主任、场站站长、副站长、气象台长、调度室主任、医务主任等，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职务比我高。我的大队政委原来也是一名出色的机务干部，256号专机从北京起飞的时候，作为飞行大队的政治一把手，理所当然应出现在准备飞机的现场。他还是一位演奏手风琴的业余文艺爱好者，“文革”期间飞行团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演出时，我和政委一起度过了一段不务正业的生活。现在，我和他又一次远离飞行大队，同吃同住在砖瓦厂，整日摸爬滚打在泥土煤砂之中，再也找不到文艺演出时的浪漫与潇洒。他是属于部队内部审查范围，没有隔离多久就放在这里劳动了。
在砖厂劳动中所干的活计，小时候在老家都干过，并不觉得生疏。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给一家私人砖厂出砖，也就是把已经烧好的砖从砖窑里搬出来。由于老板急于腾空砖窑，没等砖窑的温度真正降下来，就让我到近50度高温的砖窑里往外背热砖。我光着背，披一片布单一次可以背20块砖，运出约50米远，250块砖为一鼎，要求整齐地摆放在那里，每搬出一鼎砖给一角钱。一天下来后背上被磨得红红的，并长满了痱子。小小年纪，我已知钱来之不易，这也是我刻苦读书的原因之一。
我们这些人别看在飞机上都有一技之长，在砖厂劳动中基本上只干些非技术工种，例如晾晒砖坯、搬运砖坯及运煤等，只有一件技术性较高的活计由团机务处主任担任。飞行团机务主任是一位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老机务干部，是飞行团飞机维护的技术权威。他还掌握着一定程度的外语技能，当时，会外文的机务干部凤毛麟角，由于我国使用的专机都是由国外引进的，能看懂飞机专业设备外文资料的人很少。1970年年初，在广州白云机场进行三叉戟飞机引进改装的时候，他可以同巴基斯坦机务教官进行面对面的对话。那个年代我国的专机空运事业正处在初建与摸索前进的艰难时期，像机务主任这样的专业技术干部为空军的专机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机务主任的妻子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之一。机务主任在砖厂被分配开牵引机的工作，大概是看上了他会维护飞机的技术。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同飞机驾驶杆、领航计算尺打交道的人只能干那些搬搬运运的粗活了。当我驾驶着装满砖坯的小推车在牵引机的帮助下徐徐爬升到砖窑顶上的时候，看到机务主任操纵牵引机那稳重谨慎的样子，使我想起专机飞行中他在飞行员的旁边认真观察飞机发动机运行情况的形象，内心顿时升起一种酸楚。我们这些人本来应驾驶飞机航行在祖国的万里云天，为空军的航空事业做出自己贡献的时候，然而，现在却出现在砖瓦窑的坯场上、煤堆旁、砖窑里，这种荒诞的错位让人感到滑稽可笑。
1973年的七八月份，正是盛夏酷暑，在晾晒砖坯的场地上，我头戴草帽身穿背心裤头，把一块块砖坯搬起来调换一个地方，每块砖坯之间还要留出缝隙，利于通风。每倒完一排砖坯，我一边擦去头上的汗水，一边回头看一看自己劳动的成果，就像每次顺利完成飞行任务胜利返航一样，有一种愉快的满足感。我不怕劳动，只是多年没有连续参加体力劳动，开始有些不习惯罢了，再说，在砖厂劳动的人群中我的年龄是最小的一个。
砖厂的位置距离飞机跑道很近，不但能听到飞机的声音，还能看到从跑道北端起飞、落地的飞机。虽然，从“九一三”事件爆发开始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飞行了，但是，这熟悉的飞机声音和习惯了的机场环境，很快就把自己带回到从前的生活中去。飞行员的职业习惯是那样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时不时地就要表现出来。当看到飞机徐徐滑进跑道的时候，自己仿佛也置身于飞机的驾驶舱里，正按照指挥塔台的指令做起飞前的各项检查，然后，请示起飞，得到允许后，加大油门保持方向，在飞机发动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中，向着跑道的另一端冲了出去，两分钟后消失在机场南方的云天之中……当我从梦里重新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愣愣地呆站在那里。我深深地叹一口气，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不得不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冷静的思考，此时此刻，我意识到这将是自己的一块心病，真不知道带着这样的心病将要走过多么漫长的里程。我多么希望早日结束审查，重新回到正常的飞行生活中去。
虽然整日在砖厂劳动，但是，我有着强烈的回原单位看一看的想法。
当我踏上我以前所在的飞行三大队的小楼时，这里的环境对我来说还是那样的熟悉，甚至上楼梯时需要登多少级台阶我都记得很清楚。触景生情，我顿时想到两年前的9月12日下午吃晚饭时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楼前的柳树下正是机长潘景寅向机械师交代加油的地方，李平个子小，潘景寅个子高，李平在仰视中接受任务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楼后是我碰到领航员老李从家里跑来时我告诉他加16吨油的地方，也是我平时放自行车的地方，特设师邰起良就在这里教我如何修理自行车……事隔不到两年，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房在人去，同机共济的四名战友的尸体却早已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活着的5人至今还没有摆脱受审查状态，睹物思人，内心有说不出的惆怅。
三叉戟中队还住在小楼的二层，那几个房间也没有什么变化。当时，我同中队的另外一名中队长住在一起，是两个人合住的小房间。此外，中队还有一个大房间，那些刚调入三叉戟中队的年轻人住在那里。我住过的房间早已被别人代替。“出事”以后，我的被褥被直接送到专案组，其他在春秋与冬季穿的皮飞行服装被没收了，属于个人的学习书籍、笔记本及三叉戟飞机技术资料等物品，一概不知去向，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连那把自娱自乐的二胡也不见了踪影。想到我飞行以来写了不少心得体会和经验总结，还翻译出部分三叉戟飞机资料，就在出事当天，我还在学习空中英语对话的知识。这些劳动成果全部丢失，感到非常惋惜。现在回来了，这里却没有一张纸片是属于自己的。多少年以后，我碰上中队两位年轻的领航员，他们说，就是在9月12日出事的那天晚上，两位小哥们儿不知道哪来的精神头，彼此聊天，几乎通宵达旦，其中一个就是在12号白天我问及对象搞得如何的那位小老乡。
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情，主要是我对未来抱着太大的希望，还指望我所拥有的飞行资料对我有朝一日恢复飞行的时候还能派上用场。到目前为止，只有冬季的一双皮手套还保存在身边，虽然缝补过很多次，而且因年代久远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成色，但我还是不舍得将它扔掉，与飞行有关的纪念品就只有这一件了。
中队的飞行员对我还是很热情的，因为，从解除隔离审查到砖厂同那些比我职务高的领导一块劳动，这些都说明一个基本的概念，除了跟256号专机飞山海关一趟外，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再说，一个人在政治、思想意识及道德品质等方面如何，群众心里都有一个基本的评价。我的到来，虽然大家感到有些突然，但，还没有看到有人故意躲开不理我的。中队只有十几个人，就像一个班，我过去只不过是他们的班长，同他们私人之间又没有什么成见。中队的人虽然对我了解较深，但也绝不会回到从前战友之间友好和谐的气氛中来，所以，在热情中夹着不自然的表情。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回原单位去过。
从砖厂到城里的家，骑车子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相当于从天安门广场到颐和园南门的距离。过去飞行时，只能在星期六下班后回家，星期日18点前必须归队。在当飞行员养成的时间观念和军人的组织纪律性的支配下，无论刮风下雨或者下大雪，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迟到过一次。砖厂劳动时只要第二天上班不迟到，晚上也可以回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骑车的样子被乘坐班车的一位老飞行员看到了，回机场后他偶然碰到我，说：“看你在路上光着背撅着屁股蹬车的样子，就像要飞起来似的，你还是年轻啊！”老飞行员的话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我作为一名年富力强的军人，身上有着用不完的力量，这是一种生命的活力，一种献身祖国航空事业坚韧不拔的精神。劳动一天之后，我没有感到疲劳，在马路上我将车子蹬得飞快，一方面让呼呼的气流声在耳边飞过，尽情感受着速度的魅力；另一方面我仿佛觉得只有加快速度才可能使自己离地，向着遥远的天空飞去。
二、又进读书班，开始新阶段的审查生活
1973年的冬季就要来临的时候，砖厂不能生产，我再次背上行李卷同其他劳动者一道转移到南苑机场，参加由师专案组举办的读书班。从此，又开始了新阶段的审查生活。
读书班设在一幢很大的教学楼上，在百余平方米的大教室里，周围摆放一圈睡觉的床位，中央是一张张桌子对起来的长方形大课桌，除了吃饭，这里就是白天学习晚上睡觉的地方。
参加读书班的人，除了在砖厂的劳动者外，还有专机师许多被审查过的干部。有“九一三”之夜师司令部的值班参谋，还有按林彪手令放飞那架3685号直升机的沙河机场调度室主任、专机师一团团长等。那位调度室主任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时的电话兵，一次撤退时，差一点当了敌人的俘虏。那位团长“九一三”事件时不在北京，正在苏联学习苏制伊尔62飞机（比伊尔-18飞机更大更先进的飞机）的驾驶技术，事件发生后，特意将他们招回国内，新的机种伊尔62飞机也不引进了，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正在继续隔离审查阶段。那些解除隔离审查的人都陆续转移到这里来，一边读书学习，一边继续接受审查，等待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明确的审查结果。
读书班以自学为主，记得“四人帮”发起全国范围“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就是我们在“读书班”期间进行的。当时还不知道这一运动的真实含义是“四人帮”针对周恩来总理发动的，孔子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人物，不知批他干什么！
具有戏剧结果的是，机组另外三名战友结束了空军学院的隔离审查也来到读书班了。从中央专案组回部队之后，虽然天天见面，却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一次又算是“团圆”了。他们说，我的错误比他们轻，不但体现出早一点结束隔离状态，而且，我的结论也比他们低一等。我被定为“方向路线错误”，而他们在“方向路线错误”的前面多加一个定语，叫“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在读书班里，来自专机师各行业的人聚在一起，交流着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信息，这些都是机组4人非常关心的事情。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机组所有的人，包括已经死去的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的家属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许多事情因为机组不在部队，当然无法知道。我的自行车开始还放在那里没有人动，可是时间长了，不知被谁撬开了车锁，像公用车子一样随便用了起来，等我把带在身上的车子钥匙通过专案组转送到家里，妻子从机场把车子取回的时候，八成新的28型永久牌自行车已不像车子样了，经过大修之后勉强骑了回去。
住在空军学院的陈联炳也有一辆比较精制的26型男车，他的车子被人随便骑过后拆得七零八落，车子零件有的挂在树上，有的被扔到房顶上，等他回去后，能够找到的零件已无法拼凑成一辆整车了。领航员老李与副驾驶陈联炳的车子，由于家住营房里边，被及时弄回家里，才免遭被肢解之祸。谈起车子，知情的同志对我说：“因为你平时的同志关系较好，人缘也不错，所以，你的自行车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据说，包括我在内的三叉戟256号专机组的几个人，计划中是准备派到庐山疗养的，对此，团领导也研究过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后来，就是因为考虑到怕疗养回来的时间晚了影响执行林彪回京的任务，最后放弃了疗养计划。因为，从庐山疗养回来的人中，就有一位大队的通信主任，他从三叉戟改装的理论课开始，一直同三叉戟中队的飞行员们在一起，忙于执行专机任务及训练飞行。由于团领导决定空中通信员临时由团通信副主任陈联炳担任，所以，这位大队的通信主任就按原来的计划去庐山疗养了。可想而知，如果潘景寅不把我编入256号专机组的话，我也同他们一起上了庐山。一年一度的疗养待遇对我来说，10年才摊上一次，如果上庐山能成为我的第二次的话，我宁可飞一辈子不再疗养也心满意足了。
9月12日晚在山海关机场停机坪离三叉戟256号专机不远停着的那架伊尔-14飞机，是专机师三团的一位老机长带领机组6人于当天早上从南苑机场飞到西郊机场后，又飞到山海关的，同我9月7日飞山海关一样，并不知道自己具体执行的任务是什么。本来，这次任务是另外一名机长去执行的，但因那位机长在打篮球时弄伤了胳膊，临时代替前往。西郊机场起飞前有不到10人登上飞机，其中有两个身着空军服装的女兵。他们带的东西中，从外表看有点像电影胶片。飞行航线是北京到山海关机场，由于是星期天，空中飞机很少，显得比较安静。乘机人员离开之后，准备原路返回时，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老李接到命令暂时不让回京，可能还会有别的任务。吃罢中午饭，机组被安排在山海关场站调度室塔楼东边的招待所休息。
晚上，256号专机到达山海关机场时，伊尔-14机组只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响声，机组习惯了这样的专机生活，谁也没有到机场去，有飞机从北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半夜，他们突然被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惊醒，当时虽然是三更半夜，但也不觉得奇怪，大半夜在机场附近听到飞机的声音是经常的。第二天早上，当他们起床准备刷牙洗脸的时候，突然发现招待所的四周被山海关的海军密布的哨兵戒严了，问谁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叉戟256号专机半夜发生在山海关机场的一切，伊尔-14机组一点也不知道，山海关场站的领导也不主动向他们谈晚上的事情。就这样，他们机组6人被滞留在山海关机场。20多天后，8341部队派去两个人，把机长叫到候机室了解情况，机长把他知道的一切讲了之后，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50多天过去了，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凭知觉，肯定有大事情出现。
机组回来了，飞机还放在山海关机场。究竟让谁去把飞机飞回来呢？原来在“九一三”事件爆发时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的一位中队长，也是我的航校同学，考虑到他当时不在岗位上，应该说是值得信赖的飞行员，最后专机师的新领导就让他带领一个机组坐火车到山海关，将停留在那里已经两个多月的伊尔-14飞机飞回北京。
无独有偶，另一架专机滞留在长沙。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专机师服务队的小李和专机组住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机场招待所。他们是9月10日早上飞的湖南，准备接收某位首长的骨灰，暂时没走。机组就她一个女兵，一人住一间，所以晚上她常常通过半导体收音机听音乐。9月12日晚上，小李听着音乐就睡着了。
突然她被美国之音吵醒，吓得赶快关上，那个时候，听美国之音就是偷听敌台。因为刚才没听清，或者说听清了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下意识地又打开半导体。她用被子把自己和半导体收音机蒙得严严的，清清楚楚地听见这样一段话：中国民用航空公司英制三叉戟飞机失事在蒙古国温都尔汗上空，据分析机上是中共高级人员，现正在调查过程中。
再没什么新消息，就这一小段反反复复地播，听得人心里直发寒。
是真的吗？确实专机师刚进口了4架英制三叉戟飞机。
小李知道三叉戟飞机只有最高层的领导人才能坐。谁坐三叉戟跑了呢？根本没想到林彪会出事。第二天早上，机组人员吃完饭，像往常一样上候机室，却被严肃的陆军士兵用雪亮的枪刺拦住，不让靠近飞机。
这是我们专机组自己的飞机，却不让我们靠近？机长据理力争，说我们要准备飞机，首长一会儿走。机长着急地说，我们这几个人没有地勤，全是空勤，你们不让我们准备飞机，任务来了怎么办？说半天，还是没有用，就是不让靠近专机。看见绿裤子们还端着枪认真地围着飞机转，好像怕飞机突然跑了似的，真搞不清怎么回事。机长到处找人联系，忙了半天，谁也没找到。
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小李马上想到昨晚听到的美国之音，她明白了。难怪昨晚上机场轰隆隆过了一夜火炮，战士一律都是迷彩服，好像马上要打仗的架势。她借着月光偷偷地往外看，消防车式的，一辆接一辆，有20多辆。她轻轻打开一条细细的门缝，咦？走廊里全是绿裤子！
滞留长沙的专机组成员待在机场，也没事，就每天学习，聊聊天。太无聊了，就用蚊帐竿绑上缝衣服的白线，弯个大头针钓鱼，再就是追着猫打，打得无辜的猫四处乱叫。对他们还算好的，后来听说在广州和上海的两个专机组，天天被冷饭冷菜招待着，个个都拉稀，紧急集合般地往厕所跑。
这时，天越来越凉了，他们都只带了夏衣，打电话回专机师，却谁也找不到，只好借件毛衣凑合着。这时大家已经没有回北京的奢望了，也不知要在这鬼地方待多久。
小李留了点儿心眼儿，那时还实行票证，飞行员退伙退给她半斤油票，她一直放在口袋里。她决定把油票寄回去，什么也不写，信封上寄信地址也不写，因为不知道北京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又发生了些什么。但家里会从邮戳上知道她在哪里，让家里知道她还活着。小李的父亲也不知道女儿是不是在那架坠毁的三叉戟上，急得天天打电话，却始终没问出个结果。接到女儿的信，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好半天，看见邮戳是长沙，马上一块石头落地，女儿的飞机没去山海关，父亲心里这才踏实了许多。
“九一三”事件后很长一段时间机场都有陆军同空军一起警卫，机场边上两位分别来自陆军与空军的警卫战士，就林彪事件中的一些话题产生口角。陆军战士埋怨说：“都怨你们空军没有把飞机看住，让林彪跑掉了。”空军战士听罢很不服气地说：“林彪是坐汽车从地面跑到机场后登上飞机的，如果你们陆军从地面就把林彪看住，不就登不上飞机了吗？”两位涉世未深的小战士用自己的理解与思维方式谈论着国家大事，严肃中透着趣味。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在对未来结局的期盼中又度过了两年。
1975年年初，我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可爱的生命来到我家，一个男孩之后，想要一个女孩的愿望实现了。当我带着儿子到东四产院看望妻子的时候，从她那产后疲倦而又兴奋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我如愿以偿了。天真的儿子当着许多产妇的面提出一个不需回答的问题，儿子说：“妈妈！怎么生孩子的都是女的呀？”一句儿话将全房间的人都逗笑了。在那段日子里，我似乎暂时忘掉了眼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沉浸在呵护女儿与妻子的欢乐之中。当时，几乎天天骑车回家，我好像带着一种补救的心理，又好像要释放全身用不完的潜力，除了读书没有什么可干的，正好能给家里多做些事情。一次，顶着呼啸的北风把头埋在自行车前把上吃力地蹬着车子，前轮已经顶到人家的后车架上了我还没有发觉。又一次，马路上本来有一层冻冰，我竟没有发觉，依然使用平时骑车的速度，我曾怀疑别人为什么骑得那样慢，结果到前门大街左拐弯时，像平时那样没有提前减速，结果车子失控，在地面画了一个很大的弧线，连人带车子还继续往前滑，招来许多围观的人，这时我才意识到地上有冰，无形之中又感受了一次悬空的滋味。
我妻子的这个月子基本上是我伺候的，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做家务。我将烧蜂窝煤的炉子周围，用铁丝圈起来，分成好几层，把洗好的尿布晾烤在上面，充分利用了炉子的热能。在那不足14平方米、与邻居隔墙不隔音的屋子里，一家四口乐在其中，热在其中，虽然生活拮据，但也相安祥和，这是我以前飞行的日子里少有的团聚。
儿子慢慢地长大了。也许在儿子的心目中，爸爸的形象是他崇拜的榜样，他很喜欢穿小军装，并把我多余的红领章像我一样钉在衣服领子上，身背玩具枪装扮成军人的样子，时不时地还让我拉起二胡，节奏鲜明地奏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然后，他把枪扛在肩上，昂首挺胸，一副严肃的表情，踏着节拍，走了起来。我家离天安门很近，儿子从广场巡逻战士身上学到了这些基本动作，他认为爸爸也是军人，儿子应该像爸爸才对。
有一回，我带他到天安门广场玩耍，他同样穿着那身戴红领章的小衣服，结果被在天安门广场巡逻值勤的解放军战士发现了，我当时也身着空军军衣，他们有权让我把儿子衣服上的领章去掉，这样做是对的，我就照办了。可是，却伤害了儿子的自尊心，看他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撅着小嘴，差一点掉下眼泪。此时，我能理解儿子的心情，就用很多话来安慰他。
儿子问我：“干吗不把你的红领章去掉呀？”
“我是大人，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佩戴领章是应该的。”我边回答边向回家的方向走着，玩耍的情绪一下子没有了。红领章的事再次勾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虽然向儿子讲述了许多道理，说明我戴红领章才是合情合理的。其实，儿子哪里知道，我的领章曾有一度在我最痛心的时候被别人剥夺了。一般讲，军人假日外出为了方便，大都穿便衣，可是，我总是喜欢穿军装上街，我很欣赏军人的形象，也很崇拜那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给军人带来的尊严。
我对儿子说：“红领章爸有的是，到家再给你钉上，你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爸为你伴奏。”
家庭的温馨与一个青年军人的事业心是两回事情，两者是不能替代的。在读书班里，虽然有较多的时间照顾家庭，享受到妻子儿女之间的温情快乐，内心也有一种补救以前对家庭照顾不够的自我安慰，然而，主宰我内心世界的主要因素还是我对事业的刻苦追求。读书班毕竟是从审查到重新工作的过渡形式，一个临时的单位。这个单位在专机师的编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总有一天随着读书班人员的陆续离开，这个读书班会从专机师消失。
1975年，有些原来从事行政或政工的干部已重新分配了工作。读书班里最后剩下的，多半是包括机组4人在内的团以下职务的飞行干部。看来，飞行人员成了继续安排工作的一大难题。对此，读书班的人无一例外地感到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信号，虽然，谁都不说什么，可彼此心照不宣的是，“飞行”这一特殊职业为继续分配工作带来了难度。既然，飞行人员中还没有被分配的，起码说明还没有哪一级领导敢于发话让审查结束的飞行干部重新飞上蓝天。当初，决定让哪个飞行员停飞审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一句话，说他与某一件事情有关，需要弄清楚，就可以一个通知把他叫到学习班来。然而，等问题弄清楚之后，决定他下岗的人就不敢决定他可以回到原来飞行的岗位上来了。
我抱着很大的期望等待着重新飞行的消息早一点到来。我想，既然审查清楚了，而且，审查结论又是无法回避的错误，按常理而论，就应该重返战斗岗位，在专机空运工作中继续为党工作。宝贵的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还是杳无音信。在读书班漫长的日子里，除了读书，我还利用这个机会将自己的书法技能通过不断地练习提高了一步。可是，我发现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烦躁了，书法练习必须在良好的心态下进行，当我看到自己的字越写反而越坏的时候，就再也坐不住了。在我的工作没有真正定下来之前，似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也不想做了。
正在这个时候，在兰州空军当兵的弟弟来信告诉我，他已经被列入提拔干部的预备名单，他们部队的政治部准备向专机师发外调函，履行公事要对我这位当飞行员的胞兄进行调查取证。要没有“九一三”事件的牵连，我敢保证从我这里提供的材料肯定对弟弟的提干有帮助。我1959年当兵，第二年入党。哥哥当飞行员时已经对家庭父母两条线调查了三辈，弟弟如今提干就更不成问题了。可是，眼下我被审查之后，已经背上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工作还没有落实，此时外调，弄不好就会节外生枝，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本来还没有落地的心又被吊在了更高的空中。
过了一段时间，使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弟弟来信说，我们单位的回函使他们单位很难下决心提干，本来弟弟单位对弟弟的提干是抱有很大希望的，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意外。问题的关键是，那个让人无法掌握的外调意见，让谁看到也要退避三舍，尤其是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就更是如此。
关于我的证明材料上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经审查，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有联系。”稍有一些语文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尚未发现”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该同志是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这一重要问题上，经审查，只是“尚未发现”，并不是“没有”，今后还有可能发现。按这样外调材料圈定的人谁还敢用呢？我弟弟终于被排斥在提干名单之外，复员回家了。
我的家庭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解放后好不容易以根红苗正的政审结果当上了人民的飞行员，虽谈不上光宗耀祖，也算是光荣军属。没有想到在弟弟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不但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应有的支持，反而因我坏了他的前途。要知道，对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说，能否提干留在部队是人生的关键一步，本来以当飞行员的哥哥为荣的弟弟该如何想呢？
我的心情被来自一个又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困扰着，思想情绪也很反常。其实，我早已意识到这些变化，并有意对自己的情绪加以克制，但还是控制不住。有时，我曾试图用喝酒来麻醉自己。一次，那种带补的灵芝酒喝多了，弄得上火流鼻血。幸好我一直对烟不感兴趣，要不，在这个时候染上坏毛病是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