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3685号直升机反劫持——成功迫降第一节 “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
“九一三”事件中的这一重要情节是我的战友，也是航校的同学陈士印亲口对我说的。
当林彪等人在北戴河放弃南飞、决定北逃的时候，林立果没有忘记通知在北京的死党周宇驰。此刻，周宇驰等人正在北京空军学院的小楼里。
小楼前停着一辆卡车，他们正紧张地跑进跑出，把准备13日一早带往广州的东西装上汽车，运到西郊机场。11点多钟，当他们得知阴谋败露的消息后，立即改变计划，一部分人转移到空军二高专（林立果设在那里的一个据点），最后在小楼里只剩下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周宇驰认为南飞广州不行，肯定没有可利用的飞机了，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直升机逃跑（周宇驰曾设想过调用图124飞机逃跑）。周急忙对于新野说：“你立即开车到西郊机场把陈士印接来，我给陈士印打电话，让他在那里等你。”因为空军学院离西郊机场很近，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开车很快就到。
我与陈士印都是1964年7月份从同一个航校毕业又分配到同一个部队的飞行员，根据陈士印的回忆，我与他，还有另外3名同学被航校评为优秀飞行学员。当时，专机师领导从我们40个飞行员中分出20个在二团飞伊尔-14飞机，另外20人飞里2飞机（其中有一名因身体原因停飞），属于三团领导。后来三团领导不知从什么渠道了解到航校飞得较好的飞行员大都分配到伊尔-14飞机上去了，认为分配不均，团长特意把已经分配到二团的陈士印要了过来。陈士印在里2飞机上完成全面技术训练之后，根据需要调往新成立的直升机团（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5月到法国学习“云雀”直升机驾驶技术，由于在完成专机任务中表现突出，在晋升中队长之后不久，就担任了飞行副大队长的职务，当时不足30岁。
作者晚年与前3685号直升机机长陈士印（左）合影
当时国家有许多在农业、工业等各条战线上树立起来的典型，如大寨、大庆、沙石峪等，附近没有大飞机可以直接到达的机场，有的地方就连安24、伊尔-14飞机可以降落的小机场也没有。每逢国家领导人及国外来访的贵宾到这些地方进行参观访问的时候，唯有直升机才能担此重任。所以，直升机同专机师的大飞机一样担任着总理、副总理及外宾的重要飞行任务，不同的是直升机不能像大飞机那样漂洋过海直接担任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任务。此外，类似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这样的特殊环境，也有专机部队直升机飞行员的身影，面对对方的炮火与恶劣的生活条件，坚持战斗达一年多的时间。
由于直升机的性能决定了执行任务的特点，飞行中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与大飞机相比有着复杂的一面，这些都是不了解情况的人们无法想象的。首先选择降落场地就是飞行员的一项过硬本领，在地面没有人指挥、缺乏提供地面降落资料的情况下，全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观察判断能力，水库的堤坝与大城市的足球场就是非常理想的降落场地了。对飞行员来说，直接威胁到飞行安全的因素除了复杂恶劣的天气条件之外，就是那些高出地面的高压线、广播电视发射塔、烟囱等形形色色的障碍物，有时不得不把飞机降落在大建筑物的顶层。尤其是抢险救灾的任务中，从时间上不可能提供预先了解降落场地的情况，一切都靠飞行员的飞行经验与面对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的能力。
直升机的另一个特点是，一般任务中，领航员的工作也要由飞行员担任，驾驶舱内没有领航员的位置。空中较长距离的飞行中，飞行员手中使用的是其他飞机飞行员共用的大比例地图，然而，当飞机接近目的地时，为了寻找尽可能接近目标的地方，必须使用陆军作战指挥用的小比例地图，地图上不仅显示出村镇的名字，而且，什么地方有一口井、一个庙宇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要求直升机驾驶员不仅要有精湛的飞机驾驶技术与应变能力，还要具备低空领航技术。由于飞行员的前面就是驾驶杆，没有写字的桌子，就用一个专门的写字板，靠橡皮筋绑在右边的大腿上进行必要的领航记录。
在飞机的操纵方式与空气动力性能方面，直升机与其他带翅膀的飞机有着很大的区别。一般的飞机是依靠机翼在与空气相对高速度的运动中产生升力，而直升机是依靠顶部旋转着的机翼（旋翼）产生升力，所以才能在空中停下来。一般飞机在速度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失速”，此时，飞机就会一边旋转，一边向下坠落，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当直升机的旋翼处在空气的涡流之中，不能产生升力的时候，同样也会“失速”，此时，飞机尾部下沉，出现可怕的“尾冲”现象，对飞行员来说同样是非常危险的。此外，直升机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在空中万一发动机意外停车，由于旋翼空转的阻力也能勉强维持平衡下降，如果飞行员处理得当，不至于发生严重事故。
还有，一般的飞机落地的时候，发动机的功率都是处在逐渐减小直到最小的状态。而直升机正好相反，空中悬停或者落地时，反而要加大发动机的功率才能维持飞机的平衡。操纵直升机就像操纵一只旋转的陀螺，飞机上部的旋翼在旋转中容易产生一种向右的倾斜，飞行员必须及时修正，更重要的是在飞机落地的过程中，防止这种倾斜给飞机的平衡带来不安全的因素（介绍以上情况是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飞行员在反劫持斗争中的难度）。
副大队长陈士印与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陈修文在直升机上执行过多次重要专机任务。在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农业战线的典型山西大寨参观的时候，大飞机的任务是负责把总理及外宾一行送到河北省首府的石家庄机场，从石家庄到山西大寨这段距离的飞行任务就需要直升机担任，他们同专机师一团的飞行员一样肩负着国家领导人飞行安全的重担。
由于直升机飞行的高度较低，对天气条件要求很严，再加上直升机乘坐人员较少，每次活动多是几架飞机同时进行，机群活动又为飞行安全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有一次当他们三架飞机从大寨返回石家庄机场时，由于处在云中飞行，在石家庄机场建立穿云航线、准备降落的过程中，第二架飞机云中建立航线过大，原本排在第三架的陈士印成了第二名落地者，这种云中飞行的不安全因素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成为其他专机任务的前车之鉴。河北省邢台地震现场，国家石油基地大庆油田，学大寨的典型——遵化的沙石峪及很多抢险救灾、救人的现场都有专机师直升机降落的简易场地与飞行员留下的足迹。
1970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中央首长只能乘坐大飞机到安徽的安庆机场，离庐山最近的九江机场也只能降落像安24那样的小型飞机。一次，从安庆到庐山的长江沿岸阴雨连绵，云底高度只有60米，陈士印机组奉命到庐山执行任务。面对如此复杂的天气条件，机组凭借平时练就的驾驶技术与航行经验，果断驾机升空，沿着长江水面保持离地只有50米的高度在云下超低空飞行。由于江面忽窄忽宽，主河道与支流网络交错，有时很难准确判断飞机的实际位置。就这样，两名飞行员充分施展低空领航技术，顺着阴雨中的长江河道准确地找到九江机场，并以九江为新的起点向南飞行，终于完成任务，按时到达庐山。
1969年9月30日，林彪到专机师视察，命令部队进行战备疏散，陈士印带领数架直升机紧急起飞，在不知道航线的情况下，决定向地形条件好的冀中平原飞去，等飞机快到故城机场的时候，才接到正式命令，让他们到徐州降落。
直升机飞行员同其他飞机的飞行员一样，在一般的专机飞行中是不带枪支的，陈士印等人在执行捍卫东北珍宝岛的飞行任务中，才破例配发枪支。
“有你的电话！”当晚1点30分左右，西郊机场军人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将熟睡中的陈士印叫醒，他只穿着裤头就急忙跑到值班室。
“直5飞机最多能飞多远？650公里行吗？”话筒里传来周宇驰的声音。
“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可飞700公里。”陈士印回答。
一般的直5飞机上不具备副油箱，所以只能飞350公里。
“有重要任务，你现在那里等着，我派人去接你。”
陈士印的家在沙河机场，妻子是专机师服务队的副队长，正常工作的岗位在西郊机场的候机室。小两口都工作在空中，一个飞行一个服务，却很少有机会在同一架飞机上飞行，节假日也难得在自己的家里团聚。他们1970年结婚成家，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由于工作太忙，只好将女儿放在城里的姥姥家。9月上旬，专机师师长带领包括民航在内的3架伊尔-18飞机，直接受命于周恩来总理，满载国家歌舞团的人员与中欧人民的友谊，日夜兼程，飞往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陈士印的妻子就在这次长距离的出国任务中担任空中服务。回国后听说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要到候机室检查卫生，本来只有一天的休息也没有兑现，就到西郊机场上班了。星期六本来是他们在家团聚的时间，可是陈士印又带着任务出现在西郊机场。由于妻子不在城里的娘家，陈士印也就住在了机场。9月12日白天，陈士印除了在招待所洗几件衣服之外，还抽空到西郊机场军人招待所一端的师长家里小坐。妻子准备把接受到广州执行任务的消息告诉他，结果电话也没有打通。如果陈士印住在岳母家的话，周宇驰是找不到他的。
陈士印很快被周宇驰派来的汽车接到空军学院小楼。周宇驰先让陈看了林彪亲笔写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9月8日
那是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那20个用红铅笔写的字，歪歪斜斜的，就是林彪所写。“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跟在毛主席后边到处题词，这样的笔体人们并不陌生。林立果带着这个手令，于9月8日坐飞机回北京的时候，一进西郊机场候机室的门，就让胡萍看过。据说胡萍是第一个看到林彪手令的人，因为胡萍手中掌握的飞机指挥权对他们太重要了。
周宇驰对陈士印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我们要赶快到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你送我们一下。”
“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飞机了，没有把握。”陈回答。
陈士印的确有很长时间没有驾驶直5型直升机了。自从陈士印改飞“云雀”型直升机之后，基本上就在新的机种上执行任务，很少在直5飞机上飞行。
周宇驰看陈有为难情绪，言语犹豫，就拉下脸来，晃着林彪的手令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
陈士印知道周宇驰是个有来头的人，何况还有林彪的手令，便说：“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样更保险。”此刻，陈士印想到如此重要的行动应该向自己的首长汇报，再说对间断驾驶时间较长的飞机重新飞行时应该征求上级领导的同意，就向周宇驰请示道：
“这事要不要给胡副参谋长说一声？”陈士印一直想着按组织原则办事。
“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陈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航行资料都在西郊机场的飞机上，对周说：
“我没有带图囊（飞行资料），怎么办？”
“没关系，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如果周宇驰没有驾驶过直升机，陈士印绝对不会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9月13日凌晨1点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3人带着还蒙在鼓里的陈士印，将准备叛逃的东西装上汽车冲出空军学院的大门，向沙河机场急驰而去。
1971年4月，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的胡萍对专机师分管直升机团的王副师长下达任务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的飞行员，这个任务就交你安排。这位准备学习驾驶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凭他同林立果的关系，也成了经常在林彪办公室走动的人员，这一点在专机师的飞行员中只是有些传闻，但对于专机师的领导来说，早已达成了共识。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专机师直升机的技术权威与最高行政领导的副师长，责无旁贷地成了周宇驰的带飞教员，他曾7次担任周总理专机驾驶员，到只有直升机才能降落的地方执行任务，在邢台地震现场、大庆油田、大寨、珍宝岛等地，都留下了这位副师长的身影。这次落实周宇驰的教学任务重，还指定副大队长陈士印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比较先进的“云雀”飞机被周宇驰选为训练驾驶的机型。
周宇驰住在沙河机场营房的2号楼，平时很少露面，偶尔出来总是带着一副墨镜，大多数人不仅不能接近他，也不准打听他的情况。飞行时自己开车上机场，吃饭时有人给他单独送去，所以，周宇驰成了沙河机场飞行员心目中的一位有来头的神秘人物。由于人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平时提到他就用“2号楼”代替，甚至有人还把他当成了林立果。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周宇驰一共飞了66个飞行日，75场次，184小时。在这样的时间里，周宇驰不仅初步学会了“云雀”飞机的基本驾驶技术，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空中领航知识。但由于他学习动机不纯，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飞行之中，与专职从事专机飞行的飞行员相比，专业知识方面只是学到一些皮毛而已，所以，周宇驰还没有能够达到自己单独飞行的水平。虽然如此，周宇驰还担任着将有关航行知识传授给他的弟子林立果的任务。可想而知，周宇驰依靠在专机师弄到的一鳞半爪，同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就要劫持两架飞机叛逃，过高估计自己的能量，简直太自不量力了！
后来，王副师长接到新的任务，到苏联接收机型更先进的米6直升机，陪同周宇驰飞行的工作就由陈士印完成。一次从北京直飞北戴河时，由于天气突变，经地面指挥员同意，陈士印降落在天津杨村机场，中午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在杨村机场飞行的航校同学，老战友相见分外亲热。因此，这位飞行员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接受了停飞一个月的审查。
汽车开进沙河机场后，先是把汽车上的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二人拉到3685号飞机旁边的停机坪上，然后回营房找人。陈士印下车首先去敲团长家的门，后半夜的人们都在熟睡之中，叫了3分钟也没有把团长叫醒，因为任务紧急，周宇驰在一旁催着快走，陈士印就抓紧时间上楼去找陈修文。
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陈修文同往常一样，刚度过一个周末，部队规定星期日的晚上要回部队休息。陈修文先是召开中队生活会，后又到大队参加干部会，向中队布置了下一周的工作。中队合住的集体飞行员宿舍里，除了疗养的人员之外，只剩下两个人了。
两点半左右，陈士印摸黑走进来，把陈修文叫醒，怕影响别人睡觉，小声说：“有紧急任务，快起来！”
同房间的另一个飞行员也醒了，从窗外透进来的淡淡月光中隐约看到陈修文床前站着一个人，没有听清说话的内容。两个人走出去后，这个飞行员还特意站到窗前，看到楼下有一辆没有熄火的小汽车，发动机还在“扑腾、扑腾”地响着，认为一定有紧急任务。虽然他与陈修文是一个机组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是根据任务的重要程度重组的。
两位飞行员上车后，周宇驰将汽车很快开到停机坪。下车前，周宇驰打开车厢照明，在车灯下，周宇驰让陈修文看了林彪的手令。然后说：“有紧急任务，要绝对保密。”陈修文同陈士印一样，在人民解放军“直接指挥者”“林副统帅”的亲笔手令面前，这个已被神化了的“接班人”的每一句话，全国人民都必须“深刻领会，坚决照办”。由于陈修文属于三大队，8架“云雀”飞机属于三大队七中队，在机场飞行训练中免不了经常与周宇驰见面，所以，周宇驰此人，陈修文是认识的。
第二个找到的是3685号直升机的机械师。机械师被叫醒后，听说有紧急任务，就迅速穿好衣服，并接过来陈士印从挂钩上取下来的飞机交接簿，一同下楼，上车后看到中队长陈修文也在车里。此时，周宇驰打开车灯，也让机械师看了林彪手令，并说：“我们马上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必须立即起飞，你去办个交代。”
到机场后，先把机械师、陈修文送到停机坪，然后开车找人给飞机加油。因为开油车的战士回家了，由连长亲自值班。连长被叫醒后，隔着窗户见外面路灯下站着“二号楼”的首长。还没等连长穿好衣服，周就向前热情打招呼说：“哦，是连长，那更好。”周宇驰一边向连长晃动着林彪的手令，一边说：“有一个重大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如果完成得好，还可以立大功……”连长当时表态：“没问题，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说完，周宇驰还要与连长一同宣誓说：一定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保证完成任务！因为连长穿着大裤头，觉得不够严肃，就没有跟周一起宣誓。周宇驰没有放弃任何骗人的机会。
“什么任务？”此刻连长把话切入正题。
“加油！”
“加油，好，您稍等。”说完，连长很快从油库里提出一桶油来，连长知道这是“二号楼”首长开直升机期间，专门为周宇驰配的小汽车用油。
“不对，不对！不是汽车用的，是飞机用的。”周宇驰连忙摆手。
连长急忙从车库把加油车开了出来，并跟在周宇驰开的伏尔加车后边。由于连长不知道给哪架飞机加油，当伏尔加在机场停机坪围绕3685号飞机转圈后离开准备到调度室时，连长一直跟着伏尔加车不放，后来看到周在车上急忙打手势，才明白是给3685号加油。由于加油动作紧张，还弄到地上许多。
在给飞机加油的过程中，周宇驰又找到沙河机场调度室主任，基本上是用同样的方法与过程骗取了调度室主任的信任，为3685号顺利放飞。
在机械师试车中，发动机润滑油的温度还没有达到规定数据时，周宇驰迫不及待地让机械师离开，准备起飞。
此时，连长还在下边喊：“首长！还没有给我签字呢！”
“回来再签吧！”
连长回头看到停放在那里的伏尔加车，就大声喊：“是不是我把车给你开回去？”周还在飞机上点了点头。
天亮之后，还是这位连长听到天上的飞机声，出来还看到直升机由远到近，由高到低准备降落，认为“二号楼”首长执行任务回来了，就急忙开着伏尔加车到机场迎接，没想到停机坪上的刘团长正对手拿绳子等物的警卫连战士说：“我们要坚决执行命令，不管是谁，下来一个抓一个！”连长一听，坏了，肯定出什么事情了，赶快又把车开了回来。
当团值班参谋接到机场警卫员有飞机要准备起飞的电话时，时钟正指在凌晨3点上。值班参谋将情况很快报告团长，团长立即通过电话询问调度室与警卫连，警卫连长骑上自行车向机场驶去。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了。3点40分，团政委告诉团长，他在2点30分左右接到了禁航的命令，这就是师长时念堂通过师作战参谋向下传达的“禁航令”。此刻，正在专机师指挥所的师长时念堂立即快步登上位于楼上的调度室，用直通话机命令沙河机场向空中发射信号弹，要飞机着陆。
正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指挥中心为三叉戟256号专机强行起飞一事急得团团转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听到沙河机场又起飞一架直升机的时候，更加气急败坏，骂声连天，一边骂一边向电话间走去，他用电话命令空军作战室，让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立刻起飞，对沙河起飞的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3点40分，李德生告诉北京空军负责人：“总理指示，你们要把这架飞机拦截回来。”紧接着，在西郊机场指挥中心的杨德中也同样向北京空军传达了总理的指令。
3685号飞机停在离跑道北端较近的地方，飞机是向北起飞的。起飞前于新野、周宇驰都想坐在前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只有3人的位置，于新野、李伟信只能坐在客舱，叛逃携带的东西也放在客舱。
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机长陈士印在右边驾驶。直升机上没有领航员的座位，为了在专机飞行中确保飞行安全，就在右边座位的后面加装了一个领航员的位置，领航员坐在那里要高出飞行员半个身子，而且前后几乎是贴身而坐。周宇驰就坐在领航员的位置，头上同飞行员一样戴上了耳机。当飞行员按正常要求打开电台同调度室联络时，周宇驰制止说，要保密，不要联络。即使如此，陈士印还是将飞机的航行灯打开了。为了使机器零件之间得到充分润滑，按规定，发动机的滑油温度应上升到40度才能起飞，可是，在滑油温度只有35度的时候，周宇驰就迫不及待地督促飞行员马上起飞。
起飞动作是陈修文驾驶的。在迷蒙的夜色中，3685号起飞之后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飞行员按照北京飞山海关的航向开始在继续爬高中右转弯加入航线。由于直升机前进的速度小，转弯半径也比较小。
“航向320度！”周宇驰命令陈修文说。陈修文只知道是紧急任务，并不明白具体飞向哪里，紧急任务中先起飞后知道航线的现象在专机师也时有发生。陈士印一听，觉得不对，不是说到山海关机场吗？应该向东飞才对，怎么飞向西北？
“320度，不对吧！？”陈士印首先对坐在身后的周宇驰提出疑问，接着对陈修文说：“110度！”这是从沙河机场飞北戴河的航线中飞向第一个转弯点（首都机场南端的导航台）的航向，这个航向陈士印是比较熟悉的。
“320度！”周宇驰冷冷地、口气非常肯定地回答。陈士印虽然没有回头看到周的面部表情，听声音一定是非常严肃的。
“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飞行路线示意图
陈修文看到周宇驰与陈士印在所飞航向问题上发生争执，就有些急躁地说：“我到底听你们俩谁的？”
“为什么要飞320度？这个时候上张家口、包头方向干什么？”陈士印很直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周宇驰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这个向西北飞的航向已经引起飞行员的怀疑，于是，周宇驰就撕破了假面具，毫不掩饰地将身子向前凑了凑，对两个飞行员说：“去乌兰巴托。”
虽然头顶上有发动机声音的干扰，陈士印与陈修文还是很真切地听到“乌兰巴托”这几个最关键的字。陈士印一听“乌兰巴托”四个字，立刻大吃一惊。飞行员严把空中防线的教育使飞行员对类似空中叛逃的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性与敏感性。所以，在那个年代里，由于飞行员有着坚定不移的防范意识，没有听说有飞机被绑架到国外的。当陈士印断定周宇驰是在劫机外逃时，立刻从思想上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飞行，一边考虑着应付的措施。
为了继续摸请周的底细，陈士印说：“我没有航行资料。”
“我有。”周宇驰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陈士印为了看清地图的情况，举起左手有意从周宇驰的手里夺过地图放在两个飞行员之间，陈士印、陈修文都清楚地看到一条明显的红线出现在地图上，这条红线的一头是北京，另一端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中间经过乌兰巴托。因为地图的比例较大，可以从地图的不大范围内，一眼看到航线的起点与终点。就像在航校初学领航知识的学员一样，那条红线画得又粗又难看。直5飞机最远只能飞出350公里，可是北京到伊尔库茨克就有1800多公里，可见劫机者也太胆大妄为了！周宇驰知道林立果从山海关起飞叛逃后，头脑极度膨胀到不能自拔的程度。煞费苦心学习的“云雀”飞机驾驶技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也没能派上用场，只好挟持飞行员外逃。
在陈修文操纵飞机按照320度的航向继续爬高的过程中，两位飞行员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应对的措施。根据周宇驰手中的地图，说明周已经提前做了叛逃的准备，同时也估计到在周的身上一定携带着武器，刚才周宇驰命令飞320度航向的时候，似乎感到背后有枪口顶在自己的脖子上，怎么办？硬拼吗？不行，陈士印想，周宇驰就在我的身后，而且，对左前方的陈修文也构成居高临下之势，飞机正在飞行之中，任何大动作都可能造成飞机失去平衡甚至坠落。飞机刚起飞不久，要抓紧时间与周宇驰周旋。
按说，周宇驰同林彪、林立果的特殊关系陈士印是很清楚的，平时对这位很有来头的人，空军与专机师的领导都要另眼相看，为周宇驰学习直升机担任地面指挥员的过程中，陈士印与周宇驰之间也达到彼此熟悉的地步。周宇驰拿林彪手令准备飞机的过程中，谁也没有对周的行为产生怀疑。然而，当叛逃的地图与已经画好的航线出现在陈士印面前的一瞬间，在铁的罪证面前，周宇驰在陈士印心目中的形象彻底改变了，由副统帅身边的红人一下子变成了劫持飞机投敌叛国的罪犯，由自己的上级领导突然变成了敌人。因为两位飞行员根本不知道当天凌晨发生在山海关机场林彪仓皇出逃的情况，更不敢把周宇驰等三人的外逃行为同那位“副统帅”联系在一起。根据眼前的现实，陈士印认为周宇驰平时表现的一切，连同他与林立果、林彪的关系，都是假的，都是故意编造出来骗人的，原来是打着林彪身边红人的招牌，实现劫持飞机叛国投敌的罪恶目的。从那一刻开始，陈士印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自己的同伴陈修文一起，同周宇驰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斗争，目的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敌人叛逃阴谋得逞。
“3685！3685！淮海呼叫！请回答！”这是沙河机场在得知不准任何飞机起飞的命令后，在不停地呼叫。（注：机场与飞机的代号都不是当时的）
开始周宇驰坚决制止飞行员同地面联络，后来，飞机已经飞离机场较远，听不到地面的信号了。
本来周宇驰的要求飞2600米的高度，陈修文已经操纵飞机直接爬高到3600米。因为爬高时，飞机的前进速度比较小，高度越高，给地面制止飞机叛逃的机会就越多。虽然两个飞行员对这些动作没有通过对话商量过，但是，平时默契的配合使飞行员通过一个眼神、一个驾驶杆上的动作，就可以达到心照不宣。当时，驾驶舱里的3人，谁也没有讲话，出现了短时间的对峙局面。
地面，后半夜零星昏暗的灯光慢慢向飞机的后方移动，被发动机带动而快速旋转的旋翼发出隆隆的响声，驾驶舱内出现短时间的沉默。沉默中，两位飞行员正在设计着战胜敌人的方案，前面有张家口机场，可以借口油量不够，利用落地加油的机会将敌人制服。沉默中正酝酿着一场剧烈的搏斗，这是在专机部队组建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现象，他们更不可能想到就在两个多小时之前，三叉戟256号专机上的潘景寅与三位机械师也遇到了同样被劫持的情况，一种比他们更难对付的情况。平时专机任务的服务对象，突然变成了劫机犯，这究竟是为什么？眼前的现实已不允许二陈慢慢地想这些问题了。
被专机师两架逃跑飞机弄得焦头烂额的吴法宪，气急败坏地命令张家口一带的歼击机紧急起飞，对3685号飞机进行空中拦截，并同时命令地面防空部队对直升机采取果断的行动。
多年后，一篇题为《林彪出逃时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幕》的文章报道，13日清晨3点30分，一声清脆的警报从炮师指挥所拉响，值班副师长冲进值班室：“发生了什么事情？”
“军区空军首长命令：雷达开机，部队进入一等战备。”值班参谋回答。
副师长一边翻阅电话记录，一边问：“怎么没有演习背景？”显然，副师长认为是作战演习，随即命令值班参谋：“接空军军区一分队！”（担任作战值班的分队）
电话还没有打过去，倒先接到对方的电话：“我是一分队，你那里发现什么情况？”
“按照演习命令，部队已进入一等！”副师长一直认为是演习。
“什么演习！发现敌情，及时上报！”
不是演习，是“敌情”，而且不是“目标”，可能是跑向台湾的飞机，副师长想，这样有仗可打了。于是，副师长抓起通往各团的指挥电话，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发现敌情，立即报告！
4点55分，炮师某团报告：雷达发现目标，请示炮弹是否装填？
“装填！严密跟踪敌机！”副师长命令。
“副师长！不是演习吗？”团长又提出疑问，看来团长也认为是演习。
“什么演习！这是打仗！”副师长对着话筒大声训斥，并立即接通上级一分队的电话：“我部221团雷达发现敌机，请示是否我机？”副师长为了慎重，再次请示上级领导。
“你们作战空域无我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命令打掉它！”
“是！”
面对空域中的3685号直升机，炮团所属几个营的阵地一片混乱。火炮不能连动，操作员无法协调配合。4点59分，雷达部队向指挥所报告：“目标”进入炮团火力范围，指挥所的标图版上出现了最佳射击时机。
“221团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你们要发扬我炮师的光荣传统，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此刻副师长强忍着内心的激动，下达了他军旅生涯中最后一道作战命令：“可以射击！”
但阵地上火炮发生故障，指挥仪无法正确指挥火炮跟踪“目标”，没有一门火炮发射出哪怕是一发炮弹。5点03分，“目标”飞离作战空域，脱离火力范围。
应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这一次失败的战斗却客观上符合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
正是有了这一次失利的战斗，才使我们掌握了林彪死党大量的反革命罪证，但这次失败的战斗使那两位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员离开了指挥岗位。
3685号飞机时刻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夜空中两位飞行员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小飞机的影子，地面已经采取行动了，此刻，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两位飞行员在与周宇驰的争执中陈修文手按发射按钮说出“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的话来，这句话被张家口机场调度员清楚地听到了。在两个飞行员之间的操纵台上，除了有油门及旋翼变矩角度操纵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辅助操纵装置，其中有一个调整片分配电门，谁操纵飞机，这个电门就必须在谁一边。
“外面发现小飞机拦截！”飞行员有意分散周宇驰的注意力。
当周宇驰向外观察的时候，陈士印手疾眼快，将指示飞机飞行航向罗盘上的着陆标志向相反的方向旋转180度，从原来指向320度的位置一下子调到140度的方向，由原来指向西北改变为指向东南。
罗盘上可以人工调整的标志是一个直径与罗盘一样的呈长条形状的设置，标志的一端成箭头形。空中长距离飞行时，习惯将箭头对正要飞的航向。飞机在转弯改变航向时，实际上是罗盘外壳在动，看上去却好像是带有刻度的仪表盘在动似的，所以，从罗盘外壳的正上方所读出的航向刻度，就是飞机当时的飞行航向。当飞机加入落地航线，准备降落的时候，定在跑道航向的标志上，就可以明确地看出飞机的航向与跑道方向的关系位置。
当陈士印完成这个动作后，就示意让陈修文掉头转弯，此刻，陈士印左手垂放在身体下方，四指并拢成半握形，手心对着陈修文一面，活动手腕，做向后转弯状，这样坐在高处的周宇驰是看不到的。当陈修文心领神会操纵飞机向左后方转弯的过程中，陈士印担心周宇驰会很快发现罗盘上做的手脚，故意将身子向左倾斜，有意干扰周观察罗盘的视线。因为直升机只有一套仪表，位于仪表板的中央。
为了不让周宇驰发现飞机在转弯，飞行员采用了平时很少用的带侧滑的转弯办法，即多用舵少压杆的办法，这种转弯的特点是飞机的倾斜小，不容易被发现，可是转弯半径大，转弯的过程较长。
尽管如此，由于周宇驰毕竟在“云雀”飞机上飞行了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空中经验，当他根据飞机的姿态与地面灯光的相对运动，判断出飞机是在转弯的时候，恶狠狠地说：“飞机怎么转弯了？”
“外面飞机拦截，必须机动飞行。”飞行员运用自己的智慧同敌人展开周旋。
清晨4点16分，3685号直升机返航了。
返航的过程中，飞机驾驶舱内又出现短时间的平静。飞行员知道飞机是向着北京飞行，周宇驰正做着他的叛逃梦，3人谁也没有说话。
4点50分，到达官厅水库上空。
当飞机以3300米的高度经过八达岭上空的时候，远方北京市的灯光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显得格外明亮，远远看去像一团火球映红了天空。此刻，也许是陈修文看到又返回到北京时心情兴奋的原因，当陈士印下令下降高度时，陈修文竟将高度表看错了，问道：“高度已经300米了，还下降什么？”此时，高度表的长短针基本重合，很容易看错。
初秋的黎明，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特别好。北京市的灯光突然使周宇驰从叛逃的得意中猛醒过来，因为他害怕北京，于是，他把头上的耳机取下来摔在一边，大呼上当，并绝望地狂叫：“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就打死你们……”陈士印意识到，周宇驰再次把手枪亮了出来，究竟是什么型号的手枪，陈士印一直没有看到。
无论到沙河机场或者西郊机场落地，3000多米的高度离开山区显然是太高了！此时，飞行员操纵飞机以每秒7～8米的下降率下降高度，这个下降率是平时很少使用的，飞行员要争取时间尽快落地。
拂晓时刻，东方发白，的确是个好天气，北京市西北郊区的地形地貌尽收眼底，两个老直升机飞行员对这里的一切太熟悉了。过去不知多少次执行任务回来，从这里回到大本营落地，可是这一次也要回家落地，所面临的情况是空中与地面所有人员不可能想到的，北京大地上刚刚起床的人们不可能会想到我们的两个飞行员已经同劫机犯斗争了两个小时。
由于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飞行，当3685号返回北京时飞机的实际航线也偏在了正常航线的右侧，也就是偏在了靠近西郊机场的方向。此时，已经是全国下达“禁空令”之后3个多小时，在首都北京，在整个共和国的领土上，也只有3685号一架飞机还在空中飞行，成了空中的一只孤鸟。
气急败坏的周宇驰意识到已经失去叛逃的机会，也同时意识到飞机落地之后自己的命运如何，他认为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面对祖国人民的铁壁铜墙，准备撞个鱼死网破，于是就命令飞行员向位于北京西郊钓鱼台的国宾馆冲去。陈士印意识到周宇驰已经接近发疯的程度，沉思片刻之后回复说，那里属于空中禁区，根本无法接近，否则，会被地面高射武器击落。
正在西郊机场专机师指挥所严阵以待的师长，已经听到了对他来说非常熟悉的声音，他断定3685号飞机又飞回来了，立即命令警卫连做好对机上人员缉捕的准备，可是，3685号飞机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改变航向朝北飞走了。在沙河机场，飞行员操纵飞机再次下降高度，而且，企图将发动机的功率与旋翼脱开，但在周宇驰歇斯底里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得到实现。周宇驰最怕降落在机场，他比谁都清楚，装备齐全的机场，早设下了缉捕他们的天罗地网，落地之后的下场是明摆在那里的。
陈士印根据周宇驰想冲钓鱼台的疯狂念头，认为如果在机场落地会迫使周走向极端，很可能造成他产生与飞机同归于尽、机毁人亡的想法。陈士印想，既然已经把飞机飞回来了，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就要想方设法保存飞机，保存罪证（事后得知飞机上有数亿美元的外汇），要回去向部队、向祖国人民有个交代。于是，陈士印与陈修文操纵飞机向他们平时最熟悉地形情况的怀柔县境内飞去。
从沙河飞往怀柔县的过程中，地面属于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地带，这一带是直升机的飞行员们在训练飞行中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直升机为执行林彪“一号令”紧急疏散的场所，什么地方可以落地，什么地方在落地中应注意什么问题，飞行员们了如指掌。也许周宇驰看到地面是人烟稀少的山区和庄稼地，落地之后还有逃跑的余地，不会马上被抓住，再说，从3点15分起飞到此时，已经飞行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飞机的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飞机野外降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没有再次阻止飞行员的落地动作。
陈士印操纵飞机向怀柔沙峪飞去，他首先想到飞机降落的地点必须靠近村庄人多的地方，这样在落地之后就会马上得到地面人员的支援。这个地方又属于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觉悟高。作为一个技术精湛的老飞行员，选中了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免去平时降落过程中的一切技术判断，朝着迫降场地迅速下降高度。
高度150米、130米、100米……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陈士印发现左座的陈修文右转身体，面向周宇驰就要动手，突然，只听身后一声枪响，穷凶急恶的敌人扣动了扳机，在那样近的距离内，罪恶的子弹穿透陈修文的左胸，我们的英雄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上身向左歪斜在正驾驶员的座位上，被子弹击穿的皮夹克上留下一个洞口，正面看去没有多少血迹，这一枪打在了致命之处。我们亲爱的战友，没有死在飞行训练的事故中，也没有死在为保证专机安全的意外上，而是倒在了被认为是“副统帅”身边工作人员的枪口之下。陈修文用自己的英雄行为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在飞行员严把空中防线的阵地上，付出了只有34岁的宝贵生命。亲爱的战友！你用生命和热血奏响了一曲响彻云天的战斗凯歌，你将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专机师的飞行员们永远怀念你！
陈修文最后离开宿舍的时候，没有忘记让自己的战友把被子叠好，这使我想起山海关3位机械师走后宿舍里的情况。后来，陈修文烈士被军委授予“忠诚战士”的光荣称号。
正在操纵飞机降落的陈士印，突然听到身后响起枪声，并看到自己的战友中弹倒下，陈士印顾不得保持飞机的平衡，本能地松开操纵杆，松开了变矩、油门把手，抬起左手向身后挡了过去，企图制止周宇驰的疯狂行为，并同时大喊：“为什么要动枪？”本来离地不高的飞机由于陈士印紧握油门与旋翼变矩的左手短时松开，飞机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陈士印虽然有很长时间没有驾驶直5飞机了，但是，凭他多年驾驶直升机的技术功底，在如此紧急情况下，他首先意识到，无论如何不能让飞机进入可怕的“尾冲”状态，那样，即使从30米的高度坠落下去，也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因为飞行员对正迫降场下滑时，驾驶杆上一般都有一个向后的力量，接地前向后松杆，机头抬起，增加功率，缓慢接地。然而，目前的情况是飞机已经进入“尾冲”。紧急之中陈士印按照改出“尾冲”的办法，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的状态稳住，当他首先松开油门变矩，第三次重复前面的操纵动作时，发现飞机的状态有所改变，此刻再迅速加大功率，才开始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即使采取了以上紧急措施，飞机还是在极不正常的落地姿态中，以尾部和右轮先接地，接着左轮和前轮接地，勉强维持住直升机的平衡，没有发生向右侧翻致使旋翼打地的危险后果，否则，飞机一旦坠地侧翻着火，叛逃者携带的大量罪证材料将毁之一旦，这正是周恩来总理下达的命令中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