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3685号直升机反劫持——成功迫降第一节 “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2
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李伟信二人并不具体知道驾驶舱发生的情况，也不知道飞机所在的具体位置。但是，在直升机迫降的过程中，当于新野听到前驾驶舱的一声枪响后，意识到叛逃行为一定遇到了阻力，立即拔枪准备进行支援，只是因为直升机的前后舱不通，无法到驾驶舱去。
等直升机机刚刚接地，还没有完全停稳的时候，两人迫不及待地冲出客舱。由于驾驶舱的位置离地面较高，加上飞机不正常接地时飞机尾部下沉，前驾驶舱离地的高度就更高，站在地面看不到前面的情况。于是，于新野就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扶着平时飞行员登机时的把手，往上攀登，隔着驾驶舱的玻璃看到歪斜在座位上的陈修文时，大喊一声“不好了”，立即举起手枪，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着陈士印瞄准射击。
急忙中刚刚操纵飞机落地的陈士印，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迅速将飞机发动机关闭。此时，他感到自己的双肩已被周宇驰的两手紧紧地按住。此刻，陈士印眼睛的余光中，觉得左驾驶舱外面有人影晃动，立即意识到“不好”，紧接着向座位的右前方倒下去，由于驾驶舱地方太小，一边倒，一边向右扭转身体。几乎是在同时，听到一声枪响，立刻感到脸上有一种热乎乎的东西。陈士印顾不上许多，在他倒下的同时，就势打开了右边驾驶舱门。
此刻，只听周宇驰大喊：“为什么乱开枪？打着我了！”
“我不是打你，是打那个飞行员。”于新野说。
陈士印被子弹击穿的飞行服
原来，于新野的那一枪正打在周宇驰的左手腕上。当陈士印向前倒下躲避于新野射击的时候，周的左手顺着陈的右后背下滑到陈的腰部，子弹穿过周的手腕后，打进了陈士印的皮夹克中，将里面穿的夏季布工作服也打穿了，子弹贴着肉皮，将里外两件衣服击穿4个洞，进去的洞小，出来的洞大。周宇驰被击穿手腕上的血，不但飞溅到他本人的身上，也溅到了陈士印的脸上。（至今陈士印还保留着这件衣服。）
每谈到此事，陈士印都会深有感触地说：“飞行员检查身体时要求具备的180度视觉范围，以及飞行员在飞行训练中熟练而全面的注意力分配，使我能及时发现于新野的行动，否则，驾驶舱那么小，那一枪是躲不过去的。”
就是于新野的那一枪改变了飞机接地后的结局。在空中周宇驰与飞行员对峙的局势下，周宇驰肯定会意识到飞机接地后的一场拼搏将不可避免，所以在空中就打死了一位飞行员，这样就解除了接地后同他进行搏斗的一半力量，陈士印又在操纵飞机，后背正对着周宇驰，不会对周构成主要威胁。周宇驰一定认为落地后用枪对付背对着他的陈士印是很有把握的，即使搏斗起来还有于新野2人的支援。因为，对空中欺骗了他的飞行员早已恨得咬牙切齿。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于新野的这一枪却击中了自己的左手腕，周宇驰在气急败坏之中用右手紧紧握着受伤的左手腕，一边埋怨于新野一边从右边跳下飞机，并急于告诉于新野2人为什么又飞了回来。3人正在为他们的下场发愁，所以不再顾及眼前身上与脸部都是鲜血的陈士印。如果不是这样，陈士印身上留下的就不仅仅是穿过衣服的4个弹孔了。
专机部队的飞行员们也曾设身处地为直升机的飞行员想过，一旦飞机落地后采取怎样的行动最好，一致认为，反正劫机犯已经跑不掉了，落地后应该迅速脱身为好。如果周宇驰没有受伤，飞行员摆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沙峪附近的村民，发现一大早就有直升机到此降落，抱着好奇的心理前往观看。发现飞行员身带血迹跳下飞机之后，以为他受伤了，赶快上前抢救。
陈士印望着周围青纱帐，问周围的村民：“你们谁是民兵？刚才跑进庄稼地的3个人是坏蛋，他们要逃跑，抓住他们！飞机上还有一个被打伤的飞行员，赶快抢救！现在你们谁带我到大队部有电话的地方，我要打电话。”陈士印一口气说完眼前急需要处理的几件事情。在他离开飞机之前，一个飞行员的责任感使他没有忘记围着飞机看了一下，担心刚才不正常落地时是否把飞机尾部弄坏了。
农村干部赶快把陈修文送往公社卫生所抢救，但已经不行了。
周宇驰等3人没有跑多远，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活了下来。
一位民兵副营长主动站了出来，几乎是把陈士印背到生产大队的。大队立即停止有线广播，把电话线让给陈士印。陈士印首先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报告了两件事：“周宇驰劫持飞机叛逃，陈修文被打死了。飞机迫降在沙峪公社，请立即派人处理！”
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个小时，将自己脸上的血迹洗干净之后，看到衣服上的枪眼，才知道自己没有受伤。接近中午的时候，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了。
林彪专机从9月13日0点32分强行起飞，到2点30分左右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前后只有两个小时。3685号直升机从3点15分起飞到6点47分迫降在沙峪公社，前后也只有3.5小时。虽然时间很短，专机师却有2架飞机、11个空勤人员被林彪及其死党骗到空中，其中有5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陈士印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先是在中央专案组，后转入国家公安部，在丰台总后勤部75号大院的将军楼上，一待就是7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找他谈话时说：“小陈！你做得很对，能把飞机飞回来，既保存了飞机，又保存了大量的证据，将来回去以后还要继续飞行。”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也找陈士印谈过话。陈士印执行过他们的专机任务，也都认识。
1978年，陈士印被转入位于昌平县的秦城高级监狱，原来穿的军装也换掉了，可是没有人把他当犯人看待，生活条件比较好，还可以种花草。在10年的关押期间，除了写过两到三次交代材料之外，就那样待着。
到1980年的12月，突然通知他可以回原来部队了。当陈士印问到审查了10年，最后有什么结论时，回答说，你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没有什么结论。陈提出，外面的媒体不是把我当反革命了吗？回答是，我们是从别单位接过来的，不知道这回事情。时间太长，又转交了几个单位，也许没有完整的手续了。先回家再说吧！10年了，家里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空军把陈士印接到专机部队，当晚就住在机场招待所。第二天到专机师干部科报到，得到的指令是：先回家等着，从现在起给你发工资。
后来专机部队给陈做了留党察看的处分。1981年12月25号，陈士印脱下军装，转业到老家沈阳市的一个机床厂工作。后来当他被晋升为工程师，往个人档案中放有关材料的时候，才被告知：你仍然是党员，而且在干部履历表中也看不出受到过10年的审查，一直到转业都是在空军某部任副大队长。
原来，专机师根据1979年中央文件精神，对陈士印与对我们机组成员一样，做了不作结论不装档案材料的处理。
1980年以后，我在外地回北京探亲时碰到了刚刚结束隔离审查的陈士印，老同学见面，有说不完的往事。
2001年9月，即“九一三”事件30年的时候，《中华儿女》杂志社决定发一篇纪念陈修文烈士及报道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的文章。为此，陈士印还特意跑到位于沙河机场不远的航空博物馆，找到那架保留完好的3685号直升机，并在飞机旁边留影，连同那件带着弹孔的皮夹克照片一起在杂志上发表。陈士印说，当他30年后又见到亲手操纵迫降的飞机，想起当年被迫降怀柔沙峪的经过，内心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说，不管怎么样你还能看到一架完整的飞机，可是，我只能见到三叉戟256号专机的部分残骸。一篇文章只能简单地记述事情发生的过程，却不能真正反映出陈士印复杂的内心世界。
42年过去了，我与自己的同学、战友作为“九一三”事件中幸存的飞行员，每谈起这件往事，无不感慨万千。
陈士印的妻子小张在工作单位是一位工作出色的基层干部，陈士印出事以后，她又是一位令人钦佩的贤妻良母，面临周围的政治压力与丈夫不在身边的种种困难，十年如一日，一个人带着孩子，苦度时光。如今，每想起往事，她仍心有余悸。
关于直升机被劫持经过，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前驾驶舱的3个人，只有陈士印活着，如何证实他陈述的真实性。对此，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第一，位于客舱的3个人中，李伟信还健在，虽然他听不到前驾驶舱的对话，但是对3685号飞机的基本飞行过程是了解的，对迫降后发生的情况是亲眼目睹的。
第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两个飞行员的密切配合，飞机是不可能返航的。假设一个飞行员想走，另一个飞行员想返航，反劫持的任何行动都不能进行。
第三，尤其在迫降动作上，在当时那样紧急状况下，除了飞行员精湛技术因素外，没有沉着、果敢的胆量与魄力，是不能在如此复杂条件下操纵飞机迫降成功的。
“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专机师王副师长正在国外忙于接收新飞机的工作，用当时的话来说，由于他担任过周宇驰的飞行教员，上了林彪的“贼船”，命令他中途返回，到北京后没让他回家看看，就开始了漫长的拘留审查生活。1974年7月接到师领导的口头通知，到空军第二航空学校任副参谋长。当他把妻子儿女四口留在北京，只身登上南下的火车，到四川上任的时候，同时也等于宣布终止他飞行资格的决定。
1947年，王副师长刚到16岁，自己的家乡哈尔滨已经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的他与同学们一起，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解放军。在38军野战医院随部队南征北战，全国解放后又加入到抗美援朝的行列，在朝鲜战场上被挑选为空军飞行学员，从此与飞行结下了不解之缘。1955年，中国空军成立第一个直升机大队的时候，他就成了其中的一名技术骨干。由于空军专机飞行任务的需要，他带领两个直升机组加盟专机部队行列，从此开始了他的专机生涯。后来，直升机发展到一个团的规模。
除了担任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专机任务之外，还担任许多特殊任务。1959年5月，驾驶直升机参加了刘亚楼司令员亲自组织指挥的大型对外军事表演。当年北京市上空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直升机，就是他为我国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式进行的空中拍照与飞行表演。1967年国庆节上午10点整，他驾驶国产直5型直升机，载着摄影师在天安门上空沿长安街进行新闻摄影。天安门上有毛主席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广场有百万群众。这次行动是经过主席同意的，何时进入何时退出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如此等等。
虽然在航校担任工作，却与飞行无缘。不久，王副师长接到来自北京的审查结论与处分决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行政降一级。几年后，转业地方工作，安排到沈阳铸造厂负责职工教育。
由于王副师长在职时在直升机的科研问题上经常与航空工业部门的有关领导打交道，当他们知道这样一位紧缺的技术人才已经远离飞行岗位时，立即通过各种关系调他到位于江西省的直升机设计研究所任副总工程师，负责直升机的试飞工作，使他这位既有理论又有飞行实践经验的专家有了为国家施展自己抱负的空间。新机种的试飞与军用飞机的改装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王副师长的业绩受到了航空工业部门及飞机制造局有关领导的赞赏。直到1991年年满60岁，谢绝研究所的返聘，离休回家。
如今，王副师长已80多岁高龄，每谈起过去那段往事，他还是像当年驾驶直升机那样，沉稳而有条不紊地说：“我这一辈子感到最大的心理安慰是党让我学到的那点知识最后又用到了应该用的地方。”当他见到自己当年的下属陈士印的时候，很有感触地说：“如果林彪事件爆发前我没有到国外去的话，灾难就不会降落在你的身上……”我听到这番话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不正是当年战友情谊的真实表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