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是根据我的上级、教员、战友、当年的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的回忆写出的。
1971年8月中旬，空军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亲自到人民大会堂领受周恩来总理下达的执行中央歌舞团出访欧洲各国的专机任务后，经过近半个月的精心准备，于1971年9月6日8点30分，带领包括民航在内的3架伊尔-18飞机，满载着出访的歌舞团人员及中国同欧洲各国人民的友谊，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朝着访问的第一站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飞去。
9月8日，在地那拉当地时间7点30分，又带领完成送团任务后的3架飞机沿着去时的航线原路返回，日夜兼程，于9月9日北京时间下午2点40分，三架伊尔-18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接走随机到达的50多名客人之后，师长将飞机飞回西郊机场。
9月10日，全体机组人员休息一天。
9月11日，全体机组人员进行出国飞行任务讲评。
9月9日当师长返回北京首都机场时，到首都机场迎接师长凯旋归来的专机师曹副师长在飞机返回西郊机场的空中，对师长说：“北戴河林彪要动（注：习惯用语，使用飞机的意思）。”
师长出国之前就听说准备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这几乎是每年的9月份都会出现的一次林彪的专机任务。他想，林彪以前一直乘坐“子爵”号飞机，这次改乘三叉戟飞机，当然应该是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承担这个任务了。因为，在改装三叉戟飞机的最高领导中，只有潘景寅会驾驶三叉戟飞机，近一年来三叉戟飞机的专机任务都是潘景寅担任机长去执行的。想到这里，师长说：“应该让机组抓紧时间准备，飞机要经过全面检查并经过试飞后，人、机处于待命状态。”这是师长对待全师重要专机任务一贯的指导思想与行之有效的做法。
作者晚年与前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右）合影
专机部队各级领导与其他飞行部队领导相比，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专机任务飞行中，师的领导也是一位普通的机长，飞行中担负着一个空勤小组在外执行任务中一切应担负的责任，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小到机组的生活琐事，大到专机的飞行安全。尤其飞机驾驶杆就操纵在机长的手里，起飞落地、空中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等，任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着执行任务的质量与安全。可是，他的实际职务又是一师、一团、一大队之长，还要对本单位的工作全面负责。
作为一机之长，经常执行任务，远在千里之外，又要惦记着大本营自己的那份责任。所以，从阿尔巴尼亚回国后，飞机还没有在自己的大本营落地，时念堂师长就不得不为另一件重要专机任务操心了。
师长的确很忙，自己主管全师的任务，还要亲自担任机长去执行任务。在我改飞伊尔-18飞机的3年里，他竟没有抽出时间来检查一下我的飞行技术。只是在我担任机长从北京起飞前，在候机室停机坪等待首长登机的时候，才有机会接触到他，因为师长在这个时候总是根据自己多年的飞行经验对我这样的新机长指出任务飞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9月12日，是星期日，正常休息。上午，师长进城看望母亲，下午回到机场，没有出去。大约4点多钟，本师驻沙河机场飞直升机的副大队长陈士印来到他的住所小坐，师长是他们的婚姻介绍人，于公于私都应该到师长家里问候一下。师长问：“家住沙河机场，怎么到西郊来了？”
“是胡副参谋长调我来的，还有一架‘云雀’型直升机停在这边机场。”
“有什么任务吗？”
“……”副大队长欲言又止，没有说出什么。待了一会儿就回西郊机场军人招待所了。看来，副大队长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一师之长，当时还没有自己的住所，自己的家是从军人招待所平房的一端隔离出来的。
师长到阿尔巴尼亚执行任务之前，就已经在沙河机场蹲点，现在，既然回来了，准备在星期日的下午就赶到沙河机场去，继续完成那里的蹲点工作。已经要好车，正要启程，空军总医院来了两位科主任，他们知道师长的肠胃不好，特意前来探望。师长还同他们谈了国外的一些见闻，等到送他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他不得不取消当日到沙河机场的行动。当晚，师长又看了两份文件，准备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好赶到沙河机场。
正要上床睡觉，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平时这个时候是很少有人来电话的。师长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声音：“时念堂吗？周总理问，三叉戟飞机是怎么到山海关的？”
师长的心突然一沉，“周总理怎么亲自过问林彪专机的事情来了？”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后，虽然副师长老曹向他提过准备执行林彪任务的事，但据他所知，并没有具体派遣林彪专机的行动。师长是主管专机任务工作的，如此重要的专机活动，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师长对着话筒郑重地说：“报告司令员，我不知道这件事。”他实事求是地回答。
“飞机都飞走了，你这个当师长的是干什么的？怎么会不知道！”电话里听出司令员的情绪很激动，说话的口气也很不冷静，显然是生气了。突然间师长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此时师长已经对司令员的问话引起了重视，可是，他真的不知道三叉戟飞机飞山海关的事情，所以，师长平静地、再次向司令员报告：“我不会对司令员说谎，三叉戟飞机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啪！”还没有等师长向司令员进一步解释，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对吴司令员的电话，师长是这样理解的：周总理、吴法宪都是中央首长，处于对专机任务安全的关心，经常过问一下飞机的情况也是应该的，没有想到别的方面，所以，在他脑子里并没有引起什么警觉。
在师长看来，弄明白这件事并不困难，只要询问一下有关的人员也就可以了。因为，以往任何时候的任务飞行甚至训练飞行，师作训科（作战、训练科）总是有人经手办理，虽然，有时因涉及到重要专机任务的保密问题，会在某些方面做得更谨慎、更小心一点，这也是专机部队多年来的习惯，但是，飞机的派遣、机组的确定等事项与乘机首长的行踪保密是两回事情，总是要有人经办、有领导批准的。因此，在师长看来查询一架飞机的行踪问题，易如反掌。师长当即通过电话询问了有关的几个人员，出乎师长预料之外的是，都说“不知道”。
此时，师长家里的电话铃声再次急促地响了起来，吴法宪又来电话问同样的问题：“三叉戟飞机究竟是怎么飞到山海关的？”这次吴法宪不是一般的询问，而是直接提出质问，可以断定，司令员的态度一定相当严肃。
此刻，师长虽然感到问题有些严重，但他只能从实回答：“不知道。”因为，师长从刚才的查询中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不同的是经过刚才的电话询问，不得不把思维的方向转到师里的其他领导身上来，于是，在电话中提醒司令员说：“是不是胡副参谋长（胡萍）知道？”吴法宪在电话中只说了一声：“那好吧，我找他”，就挂断了。
经过以上几个来回的电话查找，至此，师长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马上弄清的问题。奇怪的是，机场的有关人员竟不知道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的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到如今师长仍旧认为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快就能搞清楚。师长顺手拿起电话，接线员很快将电话接到了潘景寅家里，潘景寅的妻子轻松地回答：“老潘飞行去了！”潘景寅的妻子在海淀医院工作，家住在西郊机场。对于潘景寅平时因飞行进进出出习以为常，对于师长的询问也没有在意，回答得很轻松。
那就是说，司令员追查的三叉戟飞机是师副政委潘景寅担任机长把飞机飞到山海关的。师长站在全师指挥员的角度上，凭他的工作经验，立即意识到下面的问题就是尽快找到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落实司令员的电话及三叉戟飞机的事情。接线员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从西郊机场候机室找到胡萍，面对自己的直接领导与多年共同执行专机任务的伙伴，师长单刀直入地说：“吴司令来电话说，周总理问三叉戟飞机是怎么到山海关的。”
“如果再有人问，你就说是训练飞行。”胡萍没有正面回答师长的问题，却让他如何应付查问飞机的事情。胡萍回答得很肯定，也很镇定，听得出是有所准备的。而且，有关三叉戟飞机飞山海关的事情他是知道的。
在师长的心里，刚才被司令员连续追问而激起的波澜，此时稍微平静了下来。他想到，过去以训练飞行的名义给中央首长办事情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对胡萍的话没有产生什么想法。既然空军主管专机任务的领导知道三叉戟飞机的事情，师长就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了，到此为止，总算找到了答案。
还没有容师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回过头来认真回味一遍，电话铃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司令员已经到候机室。让你马上过来！”是师候机室的服务员打来的，听声音像是命令，要不是司令员的命令，小服务员哪能用这样的口气对师长讲话。师长骑上自行车，黑夜中快速赶到候机室。师长看了一下手表，此时是1971年9月12日23点40分。
西郊机场候机室是乘专机的首长临时休息的地方，这里既是西郊机场航行调度的指挥中心，也是乘专机首长送往迎来的地方。空军司令员为三叉戟飞机而来，机场候机室是最好的场所。
机场营房的深夜，人静灯稀，师长赶到候机室时，看到在那里等候的有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专机师政委马兰藻，专机师司令部参谋长龙振泉。
师长像历次见到自己的上级一样，进门后先向司令员吴法宪立正并致军礼，结果得到的回报与往日大相径庭，又是一顿狠狠的批评：“你当师长的，飞机都飞跑了，你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确实不知道。”师长的回答同电话里一样。
吴法宪转脸对着胡萍说：“你知道吗？”
“我在301医院住院，哪里知道？”胡萍说了假话。其实，胡萍12日下午一直在候机室安排有关三叉戟飞机机组的飞行问题。
胡萍为什么要对吴法宪撒谎呢？师长与胡萍共事多年，他认为这不像胡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电话中胡萍很清楚地对师长说“有人再问，就说是训练飞行”，他说的这个“有人”难道也包括空军司令员在内吗？胡萍、吴法宪都是时念堂的上级，他不好当着司令员及所有在场人员的面揭穿胡萍的谎话。
吴法宪命令胡萍：“给山海关打电话，命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
此时，胡萍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进入候机室的小电话间。候机室有一个设备较好的候机厅，这个厅的一角有一个封闭的电话间。
胡萍在电话中究竟对山海关是如何讲的，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只见他走出电话间后，就对吴法宪报告说：“山海关三叉戟飞机的油泵坏了，现在正排除故障，飞机不能起飞。”
吴法宪听完胡萍的报告，一句话也没说，就进入小电话间去打电话了。在场的其他人员什么话也没说，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直愣愣地站在那里，视线随着吴法宪那笨重的身体来回移动。吴法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里团团转。等吴法宪走出电话间后，就直接对师长说：“周总理让马上派一架伊尔-18飞机飞往山海关！”
师长立即打电话给一团：“马上准备好一架伊尔-18飞机，机组带上飞行用具，跑步到候机室待命！”由于平时训练有素，机组很快就到候机室报到。师长对机组下达任务时，只讲了北京飞往山海关，因为吴法宪也没有讲任务的性质，是谁到山海关也没有说，于是，就让机组原地待命，这架伊尔-18飞机一直待命到天亮也没有派上用场。后来听说是周总理准备让吴法宪同胡萍乘坐伊尔-18飞机到山海关处理三叉戟256号专机的事情。
就在派遣伊尔-18飞机的过程中，候机室里的众人被告知，山海关三叉戟256号专机已经于13日0点32分起飞了。
此刻，只见吴法宪司令员气急败坏地连续带着骂声说：“妈的，不让起飞，怎么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
胡萍在一旁不吭声，不知他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作何想法。按通常的飞行管制办法，飞机在外地，应该由当地航行调度部门对飞机实施管理，大本营的专机师领导不对已经出差在外的飞机实施直接的指挥。然而，就三叉戟256号专机的情况来说，是属于前所未有的特殊现象。林彪利用特权，直接通过胡萍将256号专机调飞山海关机场。
吴法宪这位空军司令员在这个问题上却成了聋子、瞎子，胡萍有意骗他，并编造谎言说山海关三叉戟飞机属于训练飞行，油泵故障不能飞回北京，司令员给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潘景寅同胡萍一样敷衍他，身为空军司令，面对一架飞机却无计可施。
眼前这一切被扭曲的现象，究其原因，只有一个，三叉戟256号专机不是一般的飞机，而是共和国第二号人物、是写进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文革”中全国人民手拿红宝书祝福“永远健康”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统帅——林彪的个人专机。否则，胡萍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怎敢明目张胆抵制周总理委派吴法宪调查三叉戟飞机的事情呢？
事实上，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林立果在专机部队有意散布的“吴反林”的烟幕弹，已经在事态发展的关键时刻起了作用，这也是吴法宪身为司令员，在紧要关头被架空，甚至连专机师的师长都被排除在林彪专机任务知情者之外。
在小候机室里，吴法宪虽然对山海关三叉戟飞机违背他的命令强行起飞一事大光其火，深感不满，但是，所有在场的人更关心的还不是司令员的情绪，而是飞机从山海关起飞以后的事态发展，是飞机要飞向哪里。因为，在场的专机师诸位领导不知道司令员究竟着的是哪门子急。这一点也许只有吴法宪心里明白，一般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命令他追查飞机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吴法宪脑子里想的与在场其他人想的差距甚大。
这个时候，时念堂师长及其他领导，满脑子想的和做的，都是准备迎接256号专机回北京和到西郊机场落地的问题。身为专机部队军事一把手与最高指挥员，他毫不犹豫地走进师指挥所，并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通知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光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同时打开，外场指挥车和各岗位的工作人员按规定进入各自的岗位，一切都按照保证重要专机降落的规格准备就绪。此时，师长胸有成竹地拿起话筒准备呼叫正向北京飞来的三叉戟256号专机的代号。因为，北京距离山海关只有300公里距离，半个小时之后，飞机就会出现在西郊机场上空。在他的思想里，满以为第一声呼叫之后，就可以从无线电接收机里听到那熟悉的回声，不是潘景寅的声音，就是机组第一副驾驶、一团副参谋长陈联炳的声音，他们两个都在专机部队飞行了十几年，无论在平时的生活中或是在飞行中，已经听惯了他们的声音，也同他们一起执行过多次专机任务。这次从山海关接林彪回京，应该是潘景寅在左座机长的位置，陈联炳在副驾驶的位置，师长在脑子里已经勾画出林彪专机上机组各岗位精心工作的场面。
师长习惯地抬头仰望一下星罗棋布的夜空。北京正是一个晴朗的夜空，凭他多年专机飞行的职业习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指挥一架专机安全降落是有十分把握的。师长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林彪专机的到来，刚才发生在候机室那一切追查飞机的奇特现象和受到司令员批评的不愉快，一股脑儿全被抛到脑后。他甚至想到，一旦专机落地，林彪走下飞机，与吴法宪握手告别，等他们都坐上专车，离开机场，消失在黑夜中的时候，一切也都归于平静了，这样的场面对师长来说已不知见过多少次。
“4121！泰山呼叫！听到请回答！”稍停片刻，没有听到回音。（注：机场与飞机的代号不是当时的）
“泰山呼叫！4121听到回答！请报告飞行高度、到场时间！”
“……”还是没有回答，音箱里非常安静，连一点杂音都没有。也许已经到后半夜，又是星期日的晚上，夜空和人们一样都处于异常安静的睡眠状态。但师长没有放弃对空喊话，又连续呼叫数次，其结果仍然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动静。
“三叉戟256号专机山海关起飞后，航向280度！”这是来自北京空军雷达跟踪的报告。
“航向280度，正是山海关飞回北京的航向。”师长思想上因呼叫未答而稍微紧张起来的情绪又放松了下来。此时，作为飞机指挥员，他像以往一样，又抬头向机场上方的夜空习惯地观察一下，他想再等一会儿就可以从机场东北的夜空中首先看到256号专机机身上下闪光灯断续闪烁的信号，紧接着便可以听到飞机加入起落航线时那熟悉的发动机声。专机飞行的职业习惯，使他在头脑中编织着256号专机夜间到场落地时的画面。
“航向340多度，位置，河北省迁安县上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跟踪雷达继续传来信息。
一石激起千层浪，雷达信息报告顿时打乱了专机师指挥所的平静。
“什么？340度？是不是听错了？”师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那是通往我国西北方向的航向，根本不是回北京的方向。对一个已经有20多年飞行经验的老飞行干部来说，中国的地图就镌刻在他的脑海里。
师长再次不间断地呼叫，每次呼叫以后，都迫切希望能听到回音。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他一直在呼叫，如果呼叫一千次、一万次，只要能听到空中的一次回答，师长就很满足了。师长想：“难道我如此煞费苦心地呼唤，就不能唤醒256号专机上的飞行员吗？飞机上的无线电台如果在打开的状态下，飞机上的几位战友肯定可以听出师长的声音，把嗓子都喊哑了，难道就换不来他们的一句回答？即使不愿回答，顺便向下按一次无线电台的发话按钮，也可以从师长身边的音箱里听到‘嚓’的一声杂音，然而，呼叫了那么长的时间，连这最起码的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师长心急如焚。
就在师长“千呼万唤不出来”的过程中，只听吴法宪司令员命令唐山、遵化、张家口一带机场的飞机立即起飞，对三叉戟256号专机进行空中拦截。虽然，地面雷达在继续进行交替跟踪，但仍然听不到回答。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被周围的空气浇铸在那里，面部带着惊异的神情，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犹如石雕蜡烛一般。在平时的重要专机任务中，师里各位领导，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工、行政干部，他们都非常轻松地站在那里。因为，专机地面保障的各项工作都已在他们分管的范围内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作为领导出现在现场也正是专机工作正常运转的标志，否则，他们将出现在有问题的部位。可是，目前同样又都是出现在候机室，却再也没有以往那种悠闲的心情，面对指挥所如临战时的紧张气氛，面对空军最高指挥员心急如焚的异常情绪，面对雷达员传来林彪专机出乎预料的航行轨迹，他们一个个都惊呆了！一句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连师长这个手拿话筒的指挥员，也只能声音从低到高，又从高到低，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同样的呼叫。他们既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空军司令员在此，谁敢离开半步！
师长不得不放下话筒，走到师的诸位领导者之间，同他们共同猜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把守空中防线，是空军各个部队从组建那一天开始就非常重视的问题，在平时的飞行中也是机组非常敏感的话题，在我国空军运输部队还从来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而今，三叉戟256号专机向西北方向飞去，司令员又调战斗机实行空中拦截，难道是……在他们小声议论中，甚至谁也难以启齿说出“叛逃”那个对飞行员来说既很敏感又不吉利也很不情愿说出的词汇来。
“难道是机组出了问题？”有人作出大胆的设想。
“不可能！”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说出这肯定的、带有结论性的一句话，很快否定了前面的猜测，这正是部队领导对自己部下、战友最起码的了解与信任。此时，三叉戟256号专机机组9名成员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256号机组作为专机师领导的战友与下属，在平时工作与生活的接触中，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机组在思想与政治上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作为空勤组的飞行驾驶、领航、通信3个主要岗位，在三叉戟飞机的机种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员。除256号机组之外，在剩余的飞三叉戟飞机人员里，不可能再组成同样水平的第二个机组。到目前为止，能够单独担任机长执行任务的三个人全都编进256号机组，这也是安排重要专机任务机组的正常做法。在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没有将全部的技术力量投进去，万一发生问题是经不起检查的。
“机长潘景寅是师里的副政治委员，在陆军调入空军学习飞行时就是一名政治干事。他本人成分好，很早就参加解放军，家庭出身也很好，夫妻关系更无可挑剔，怎么会……”
“第一副驾驶陈联炳是放牛娃出身，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本人虽然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简单，但思想本质是很好的，在飞行工作上是一把好手。他随军的妻子和3个孩子组成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不存在任何发生意外的因素。”
“机组第二副驾驶员康庭梓是年轻的中队长，一团的飞行骨干，也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飞行干部，这次重要任务中他只是个备用飞行员，一般不参与主要飞行活动。”
“机组领航员与通信员都是50年代初就从事飞行事业的老空勤干部，在重要专机任务中，国内国外飞个不停，他们的妻子又都是空军部队的干部，领航员的妻子同他一样是专机部队的飞行员。他们都是千里挑一的空勤干部，飞专机时又经过层层筛选，政治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同样不可能出问题。”
“其他3位空勤机械师与年轻的空中女服务员更不可能发生意外变故。”
“再说，根据空军其他部队曾发生过的叛逃案例，不可能是同时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集体行为。”对此，大家的看法又是完全的一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有人提出：“难道飞机发生事故，摔啦？”
“不会的，雷达不是在继续跟踪吗？”
“……”大家都在认真地但又摸不着头脑地分析、猜测、判断、议论着，重要专机的反常飞行带来的一系列疑问，强烈地折磨着每个人的思维神经。
大家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看到胡萍推门而入，脸上带着严肃而沉闷的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用右手掌在脖子上来回比画着，一看就知道是“杀头”的意思。看上去，胡萍的情绪已沮丧到非常可怕的程度，说明他在这之前也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会如此可怕。他是当时除司令员之外的空军最高领导，大伙看他已经紧张到那个样子，知道问题已相当严重，但又不敢直接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时至今日师长想起来还有点后悔，既然胡萍用手反复表示“杀头”的动作，说明当时他已经知道了林彪专机企图叛逃的信息，如果师长能向他进一步追问而得到这一重要信息的话，会在师长的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这样，在以后处理传达“禁空令”的问题上，就会更加坚决、果断而严密，就不会产生任何环节上的疏漏。当时，事情的发展虽已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可是，在师长的思想中仍没有向叛逃的方面去想，离林彪专机叛逃真相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等师长最后走出电话间的时候，发现北京卫戍区8341部队的政委杨德忠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小候机室，此时，时间的脚步已进入9月13日凌晨1点多钟。杨德忠政委的秘书也同专机师的领导们一起参与议论，他也同样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大的事情。
“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签名，任何飞机都不准起飞。”这是9月13日凌晨2点左右吴法宪司令员传达的命令，并让师长立即向部队传达。
此时，师长看到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正站在小电话间对面的楼梯旁边，师长立即向他报告了吴法宪的命令。他是师长的直接上级，理应如此。可是，胡萍听了之后，木讷低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也没有说一句话。对此，师长很生气。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你怎么能连个态度都没有？”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快速跑到大值班室，给司令部作战值班参谋打电话，让他给沙河机场四团（直升机团）政委传达这一命令。值班参谋问：“南苑机场、西郊机场怎么办？”师长回答说：“我来传达。”因为，驻在西郊机场的一团政委、专机师政委、师参谋长就在候机室里，师长立即向他们做了传达。
因为，吴法宪司令员当时没有明确指出让师长传达的是“禁空令”或“禁航令”，师长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如果有以上5人签署的命令，飞机还是可以飞行的。到此刻为止，在师长的头脑中仍然没有把三叉戟256号专机与叛逃的行为联系起来，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一个空军的司令员如此着急，肯定是有飞机叛逃，否则，毛主席不会亲自下达这样的命令。当时，既然在师长的思想上连这一点都没有想到，就更不可能进一步想到真正叛逃的飞机不是别的什么飞机，而恰恰是林彪的专机。受当时历史背景的约束，思维方式被禁锢在如此狭小范围内的绝不是师长一个人，只是由于他处在专机师师长的位置上，处在传达“禁空令”的关键环节，任何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师长能真正意识到256号专机行为的严重性，就会在通过作战值班参谋传达“禁空令”的同时，再一次直接通知沙河、南苑机场的直接领导，甚至会直接采取有效措施，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空子。
“沙河机场刘团长来电话。”服务员报告，师长立即接过话筒。
“机场警卫飞机的战士报告，从一辆小汽车上下来几个人要接飞机，我已叫警卫连上机场去了！”电话里四团刘团长向师长报告。师长思想上立即为之一惊：此时已是13日凌晨3点钟。
“快去！不能让他们起飞！”师长听完团长的报告，意识到情况紧急，最快的办法就是马上通过调度室实施指挥。刻不容缓，师长迅速跑步到楼上的航行调度室用直通电话向沙河机场调度室喊话：“你那里有飞机起飞吗？”
接电话的是王调度员。“有一架直升机已经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了！现在的飞行高度200米。”
“你命令他们赶快回来着陆！”
“无线电叫不到他，飞机不回答！”
怎么搞的，又是一个不回答，师长心急如焚。
“立刻向飞机打绿色信号弹，命令他们回来着陆！”
“…………”
一切都无济于事。
师长立刻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吴法宪报告。吴法宪听完之后，气急败坏，骂声连天，一边骂一边向电话间走去，他用电话命令空军作战室，让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立刻起飞，对沙河起飞的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时间在又一架飞机的突然事变中一分一秒地走动着，在师长与所有在现场人员万分焦急的心态中走动着，专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把他和他的同事们拉到了极端困惑不解的迷茫之中。当他们带着惊恐的神情面对眼前这一切的时候，所有专机师在场领导的眼睛里都可以读出同样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百思不得其解。
早晨5点左右，东方发白，天色将亮，一夜的紧张取代了全身的困倦。三叉戟256号专机的去向还没有弄明白，沙河机场又莫名其妙地起飞了一架直升机，他们在不知结果的等待中等待着无法料想的结果。
突然，师长仿佛听到远处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当他的视线搜寻到西郊机场北端即颐和园万寿山上空的时候，发现一架直升机正在缓缓降低高度，似有降落的意思。凭经验师长立刻断定它就是沙河机场起飞的那架3685号直升机，他立即拿起话筒向飞机喊话，但没有回答。
此刻，师长立即下令：“警卫连全副武装跑步到机场集合！由我亲自向他们下达命令！”
面对严阵以待的警卫连队伍，师长严肃地说：“当直升机落地后，立即命令他们投降！如遇反抗，开枪击毙！”
警卫战士各就各位，隐蔽完毕，就等着飞机落地后出击。
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徐徐下降的直升机，高度100米、50米、30米……飞机在30米的高度停住，不再下降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屏住呼吸，准备出击的时候，发现直升机意外地拉了起来，重新上升高度，并果断地掉转机头朝北方飞去。
按其飞行的方向，师长判断直升机很可能向沙河机场飞去。就立即给沙河机场打电话，命令沙河机场警卫连将落地的直升机及人员扣住，如遇反抗，当场击毙。
沙河、西郊两个机场相距很近，直升机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也很快到达沙河机场，根据那里的指挥员报告，直升机在沙河机场就像在西郊机场一样，开始企图下降高度准备落地，可是，就在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飞机又很反常地拉了起来，放弃着陆动作。这样的过程在沙河机场又重复了两次，直升机在机场上空又转了两圈，最终都没有降落成功。最后，还是再次拉升高度，改变航向朝北京市以北的怀柔县方向飞去。
9月13日早晨5点30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向在场的专机师领导宣布：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坐三叉戟256号专机投敌叛国，根据边防站报告，飞机已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另外，还有一个出人预料的消息：林彪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9名机组成员中还有5名成员没有上飞机，只有机长潘景寅同3名机械师在飞机上，这是专机部队驻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主任报告的。这又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在空军专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奇特现象。这个惊人的消息当时对我的家人来说太重要了，可是对我来说关系生与死的消息，竟没有任何人敢通知我的妻子，师长他们被拘留审查，失去了自由，其他知情人也不敢这样做。
9月13日早上7点多钟，李德生将军也来到西郊机场，在候机室的小电话间里，同吴法宪、杨德中谈了些什么，周围的人无法知道。
9点多钟，从空军司令部来一辆小汽车把胡萍接走了，紧接着李德生、吴法宪、杨德中也离开了紧张一个晚上的西郊机场。
一夜的困倦被突然事变驱赶得无影无踪，连早饭都顾不上吃的师长，就紧张地投入到事变后的忙碌之中。
首先，他同师政委、师副参谋长研究了加强飞机戒备的措施，决定每个机场都要派一个加强排在机场停机坪进行巡逻。
紧接着，就在13日的早上，师长发现全副武装的陆军开始进驻机场，对机场实行全面戒严，仅仅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西郊机场完全改变了它原来的面貌。
一团代理团长老李曾在9月12日的晚上按照胡萍的指示另外安排了几架飞机，准备在9月13日一早飞往广州。按照规定的手续，代理团长到调度室申请了到广州的航线，同时向胡萍建议对所有机组人员的任务下达是否等到早上进行。因为，代理团长知道飞行员们已经休息，临时叫起床布置第二天的任务会影响同志们的休息。得到胡萍同意后，代理团长就回家休息了。无形之中，代理团长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些机组人员没有起床接受任务，也不知道飞广州的事情，因此也就避免了“九一三”事件后遭受审查。在林彪事件后，是否被审查过是有着很大区别的，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以后的命运。
代理团长在9月13日早上5点起床，本来想到单位了解一下昨晚忙忙碌碌后的情况，而且，还惦记着还没有向准备飞往广州的机组下达飞行任务。然而，一出门，外面的情景使他惊呆了：荷枪实弹的警卫部队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占领了整个机场，机场内所有的哨兵岗位都已经被陆军战士取而代之，所有人员，包括有晨练习惯和外出办事的人员，走到大门口时，无一例外被“站住”的命令喝住。被赶回来的人面面相觑，彼此相望，表情怪异。一种不祥的战争气氛在他面前萦绕起来，凭他十几年专机生涯的经验，这是西郊机场前所未有的、足以令人心惊胆战的场面。恐怖和疑云铺天盖地地笼罩了整个机场，他不敢往前走，只好退回家中。代理团长的妻子也在机场工作，她听说后也跑出家门，想看个究竟。但她出去不久就很快就回来了，那本来白里透红的面庞却变成了灰白色，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日中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带领工作组进驻西郊机场，全权处理专机师的各项工作，师长积极配合着部长做好对陆军军管人员进驻机场后的工作与生活安排。
陆军进入南苑机场的动作与西郊机场相比晚了一拍。
位于南苑机场的三团，9月13日对他们来说倒显得比较平静。14日的白天，人们看到机场大门口的警卫战士由穿蓝裤子的空军全部换成穿黄裤子的陆军，开始为之惊讶起来。还没有等大家弄清是怎么回事，15日一早三团飞行员宿舍大楼已被陆军团团围住，并暂时不允许自由出入。后来，当陆军军管人员知道在团作战股工作的两个参谋都是空勤人员时，下令一律离开作战股，作战参谋只好临时与一位机械师住在一起。不久，由于专机师对三团有派遣飞行任务的工作，陆军人员只知道奉命对分管的对象进行监督，不知道专机师派遣飞行任务时那一套业务活动的进行程序，无可奈何，又让作战参谋回到原来的岗位工作。有一天，陆军军管人员突然问作战参谋：“电话里讲的那些一连串数字都是什么意思？”此时，这位参谋才意识到陆军军管人员已经在什么地方安装了窃听电话的设备，否则，他们不会对这些飞行代码刨根问底。正是因为陆军人员已经听到了他们弄不懂的电话内容，而且对那些全是由一连串数字组成的电话指令很不放心，为了弄清其中缘由，不得已才问个明白。如果在飞行业务活动方面完全相信专机师的一切做法的话，就不会这样做，非常时期只有用非常的办法了。
9月14日，空军司令部在空军大院召集师以上干部传达中央文件。
9月18日，西郊机场全体军人按行政单位排队，在礼堂内外岗哨林立与陆军战士威严的注视中走进会场。主席台上坐着陆军干部。
少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将军站在了麦克风前：“全体党员干部同志们，我代表总政工作组，向大家传达中共中央〔1971〕57号文件。这个文件目前只传达到省军级，由于我们部队的特殊情况，经中央批准，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部队广大党员干部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爱护。”稍停顿后，李德生主任正式宣布：
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9月18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叛国投敌……现在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飞机向蒙古、苏联方向飞去……
会场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开始小声议论，林彪坐三叉戟256号专机跑了，直升机3685号也跑了，怎么会……人们总算给这几天的反常现象找到了结论。
师长被通知到空军大院开会，会后将他留下，由李德生将军谈话，交代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事情。紧接着，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一纪登奎找师长谈话。不久，在师长的人生里程中，开始了漫长的被隔离审查的日子。
师长时念堂被审查期间曾两次回部队接受批斗，一位团长在批斗会上批判师长时，说他当晚在专机师指挥所的表现是“上蹿下跳”……当杨德中政委知道这件事之后，曾对机场军管的陆军领导说，不要再批斗了。其实这不仅仅是杨德中政委的意思，他是按照总理的意思传达的。周恩来总理经常乘坐时念堂驾驶的专机，对他的评价还是心中有数的。
从1971年10月28日到1982年8月1日，师长一直处在与世隔绝的审查及劳教的特殊环境里，在这漫长的11年中，他远离部队，远离家庭与亲人。妻子因为他的问题同样被隔离审查，从科室下放劳动当工人。身边三个老人与三个孩子全靠妻子60多元的工资维持。为了能够找到时念堂的下落，他妻子不得已使用了提出离婚的办法。
11年的审查生活经历了几个阶段，调换了好几个地方。
1978年6月，审查中突然宣布时念堂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移送到山西劳动改造。当师长表示不能接受，要向上提出申诉时，工作人员说，要相信党，相信华（国锋）主席。
时念堂1927年出生在山东省单县时胡同村一个贫寒的家庭里。母亲为了给他寻找一条生路，用三斗高粱把他卖给人家。9岁那年，看到家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陌生女人，她们一边不住地掉眼泪，一边用异样的目光一直盯着他看，最后恋恋不舍地离去。后来才知道，当时站在身边的正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同胞姐姐。
时念堂1943年17岁的时候参加了八路军，日本投降后又随大部队北上到了东北。盼望全国解放后能够与母亲团聚，没想到生母没能等到那一天，就带着对亲生儿子的期盼与世长辞了。
1945年7月，刚满18周岁的时念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念堂被选入空军学习飞行的时候，不但使用的飞机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连飞行教官也是日本战俘。
1950年10月，时念堂从航校毕业之后，就驾驶苏制里2及伊尔12飞机投入了紧张的空运飞行任务之中。1951年突破西藏高原空中禁区，担任支援解放军进藏的物资空投任务。
1953年年初，已经是空军独三团副大队长的时念堂，同年9月，授命为6架飞机的领队，到朝鲜执行停战谈判国际官员的飞行任务。
1955年回国后，开始执行包括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专机在内的大量的空运专机任务。作为空军专机部队不多的老飞行骨干之一，包括使用苏制伊尔-18飞机首次试航全世界最高的西藏当雄、贡嘎机场在内，几乎参加了所有国内外重要的专机任务飞行，伴随着空军专机部队建设的成长，为国家的运输航空事业付出了全部心血，直到“九一三”前夕的阿尔巴尼亚之行。
作为专机师的师长却不知道三叉戟256号专机飞往山海关的事情是有着一定原因的。在“九一三”前不久，林立果一伙就在专机师散布“阶级斗争复杂论”，说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在中央召开的九届二中（庐山）全会上，是反对毛主席与林副主席的，要解决跟人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打着林彪的旗号，在西郊机场接见了专机部队团以上的干部，在会上没有点名地进行了一番“阶级斗争复杂论”的煽动讲话。后来，师长感到以前关系不错的人突然对自己冷淡起来，经了解才知道，私下里把他也说成是吴法宪的人。为此，师长曾产生过调动工作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