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是根据我的伊尔-14飞机带飞教员、战友、当时的团长、直接上级尚登峨的回忆写出的。
9月12日之夜的空军司令部航行局。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位于空军司令部大院内的航行局一把手尚登峨，像往常一样在家休息。
在尚局长的人生经历中，使他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就任空军航行局局长这段日子。1969年11月份，自他从专机师副师长的职务上调任空军航行局局长之后，自己的家虽然离空军大院不远，但为了更好地工作，还是将家很快搬到了大院里边。飞行员出身的他知道航行局局长这个差事是需要经常在节假日值班的，即使不值班的时候，也要随时做好到单位去处理各种临时空情的准备，因为天上飞行的飞机是不分节假日的。
用尚局长自己的话说，他是个幸运者。1947年，当他19岁的时候，离开家乡河南濮阳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来，由于自己有高小文化，还会打算盘，到部队后没有像别人那样先当战士，而是直接当上了司务长，紧接着在当兵的第二年就当上了连长。不久，在部队挑选飞行员的时候，因家庭出身好，又年轻，身体检查符合飞行员的标准，顺利地进入空军航校。航校毕业后，分配到驻守河南开封机场的伞兵部队。后来，由于空运工作的需要，带着开封仅有的5架苏制伊尔12型运输机飞往北京，被编入空军直属的独立航运大队，并担任中队长职务，从此脱离伞兵，开始了专机飞行生涯。
尚局长也是我开始学习驾驶运输机的带飞教员之一。我在三团飞苏制伊尔-14飞机时，团长就是尚登峨，只有36岁。他带领一支强大的集训队飞往沈阳东塔机场，开始对我们20名新飞行员进行封闭式训练，在我们身上再次体现出专机师一向重视基础训练的风格。
记得在我进行外场降落训练的时候，他作为总领队，登上了我要飞行的飞机，准备同我一起飞行，这样做既是检查我的飞行技术动作，又是检查直接带飞教员的教学质量。飞行途中，他特意让机械师将油量表的电门关闭，以检查我在长距离飞行中，是否经常关心飞机剩余油量的情况。但是，由于我空中注意力分配不当，未能及时发现油量表已经不显示了，此项检查不合格。当飞到大连周水子机场建立航线进行降落的过程中，他作为检察官不像直接带飞教员那样随时指出学员的错误在哪里，而是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没有危及安全的动作出现，他是不做任何提醒的。空中凭我自己的观察与判断，认为该进行很关键的第三次转弯的时候，我带着请示与依赖的目光，转过脸去问团长：“转弯吧？”没有想到团长只是看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嘴边带着一丝微笑，那意思是说：“我是来检查你飞行技术的，问我干什么？自己看着办吧！”于是，我果断压坡度，操纵飞机转弯，因为飞行员最忌讳优柔寡断，丧失良机，最终在我与机组其他人员的正常配合下操纵飞机正常落地。返回训练基地后，从团长的考试讲评中，获得了合格的答卷。飞行员在学习技术的起步阶段，就像小孩蹒跚学步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教员的细心呵护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羽毛不断丰满，最终放飞蓝天。
尚局长根据自己多年的飞行指挥经验，走马上任航行局长之后，针对航行局的基本职能并结合客观航行管制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设施，在原来两个处室的基础上，增加了2号室，通过短波、超短波等通信指挥设施及雷达标图等手段，使航行局的调度指挥与航行管制职能更加强大了。
专机飞行工作不仅是专机部队自己的事情，作为空军航行局，要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对全国各军区空军调度部门的统一指挥，为专机飞行创造必要的保障条件。航行局作为空军最高航行调度部门，不仅要掌握全国空中航行的基本情况，在我国民用航空也属空军统一领导的时候，民航飞机的活动情况，也要在空军航行局的掌握之中。此外，专机部队有关执行出国任务的航线申请等工作，也要由航行局负责向有关部门办理。用尚局长自己的话来说，自从他到新的岗位走马上任之后，将自己的“老家”都快要忘记了。对一个飞行员来说，应该通过经常的飞行训练来保持驾驶技术的熟练，但是，因局里日常工作太忙，竟不能回到专机师参加飞行训练。他当副师长的时候，经常在飞行任务中同飞行员们吃住在一起，感到其乐无穷。现在当上局长，在空军司令部领导机关，工作面宽了，内容多了，上下级接触的人员也不同了，完全形成了另一种忙法。
9月12日，星期日傍晚，尚局长正在家吃晚饭，电话铃响了：
“报告局长！西郊机场一架三叉戟‘252号’飞机到山海关，发训练。”这是航行局值班参谋的声音。
“知道了！”完全是例行公事的电话。按规定，专机师无论是进行训练或专机任务的飞行，必须向空军航行局提出申请、申报，其申报的内容包括机型、机长姓名及技术等级、预计起飞时间、航线到达的地方及飞行高度等。航行局根据航线申请内容，通知相关机场的航行调度部门及有关的航线导航站、点。
关于专机师4架三叉戟飞机的具体情况，比如哪架飞机是多座的，哪架飞机是专机，尚局长是不了解的。因为，他所飞过的飞机，只有伊尔12、伊尔-14等，没有改装一团所拥有的类似伊尔-18、三叉戟那样的飞机。所以，对一团飞机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但对现有运输飞机的基本性能，作为一名老飞行员、飞行指挥员，他了如指掌。此刻，西郊机场实际要飞的是256号专机，而报给航行局的却是252号飞机，这一点局长也被蒙在鼓里。
“向北京军区空军航行调度室通报吗？”值班参谋按以往的惯例及做法请示尚局长。
“由我来通知吧！”尚局长用家里的电话将三叉戟“252号”飞机的事情通知给北京空军调度室，并特别叮嘱他们，要注意保密！本来这件工作由值班参谋去办就可以了，只因空军司令部航行局的主管领导胡萍特意向尚局长交代过“要保密”的问题，所以，就由局长包办代替了。北京军区空军航行调度室对其管辖范围内飞机活动情况也要在掌握之中，空军航行局有义务要对有关情况向他们进行通报。
作者晚年与前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左）合影
胡萍从专机师还是独立团的时候开始，就是尚登峨的直接领导，对包括尚登峨在内所驾驶的开封5架伊尔12型运输机加盟独立航运大队也是胡萍亲自前往接收的。近20年来，在空军的专机飞行中，尚登峨一直同这位有威望的上级并肩工作。胡萍是第一个执行毛泽东专机任务的飞行员，也是第一个带领机组飞出国外执行中央首长出访任务的人，也曾担任周恩来总理专机飞行顾问多次出国执行任务，可以说他是我国空军专机飞行工作的奠基人之一。来到航行局后，他又是尚局长的主管领导。对航行局的工作，胡萍既是内行，又非常熟悉，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对航行局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遵照执行。
9月12日19点40分，三叉戟256号专机载着林立果等人从西郊机场起飞。航行局值班参谋接到此项信息后，立刻打电话报告局长。此刻，在尚局长与值班参谋的心目中，西郊机场起飞的仍然是252号飞机。因为空军航行局指挥室同样可以听到从空中传来256号专机与地面通话的声音，256号专机通信员也一直用短波电台与航行局的对空台保持着联系。
“252号飞机起飞的事情，向司令部首长报告吗？”值班参谋向尚局长电话请示。
“不用报了。”同样是胡萍对此有具体交代，尚局长再次照办了。胡萍本人就是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参谋长也没有外出。胡萍不让报告，也许是他自己已经向参谋长报告了。再说，以往类似保密的例子举不胜举，对‘252号’飞机保密的事情，同样没有引起航行局局长的特别注意。因为，航行局掌握飞机的活动情况，主要是从空中航行管制的角度来保证飞行安全的，不同等级的专机，有着不同程度的保证。专机任务的派遣是由一位空军副司令员主管的，通常情况下都由航行局牵头，根据专机任务的要求通知气象局、通信部、机务工程部及保卫部等有关部门，对专机进行必要的机务检查，为专机飞行提供相应的气象及通信资料，对专机安全保卫工作进行部署。有时，由空军领导直接向专机师安排专机任务，再由专机师上报航行局进行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航行局共有3个值班参谋与1个调度室主任处理着节假日的业务活动。所谓的252号飞机起飞之后，他们按照各自的分工打开对空电台，包括超短波与短波电台。通常情况下航行局不直接对飞机进行超短波范围内的指挥，只同飞机上的通信员保持短波联系，随时掌握飞机的飞行情况，为航行中的飞机提供气象与其他有关资料。与整面墙一样大的地图上，标着252号飞机的航行轨迹，调度室主任及时向北京空军通报252号飞机在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起飞的情况。
晚10点左右，胡萍打电话让尚局长到西郊机场见他，尚局长当即要车赶到机场候机室。一见面，胡萍郑重地对尚登峨说：“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中央正在开会。”
关于“阶级斗争复杂”的传闻，尚局长在空军大院也风言风语地听到一些，但具体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不像专机师团以上干部那样，接受过林立果的接见并听过他散布“吴反林”的言论。林立果“活学活用毛泽东军事著作讲用报告”已经在空军上下掀起了学习热潮，空军司令部也不例外，有些部门还搞了向“林副主席表决心”的行动。由于尚局长当时出差在外，回来之后没有能够及时补上这一课，还受到了批评。此时，尚局长还没有从前一段的回忆中走出来，胡萍接着说：“明天三叉戟252号飞机从山海关起飞后准备飞广州，可是，航行局向外发航线的时候要把航线发到西安，也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林彪要动，注意保密。”
这使尚局长想起了专机飞行的历史上数不清的神秘之行。
“文革”前期，江青在上海文艺界不知要搞什么动作，曾从北京秘密派遣几架伊尔-14飞机飞往上海。在这次任务活动中，不但正常的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实施过程中飞行员进行起码的空中通话联络也被限制，只准按下发话按钮，而不能讲话，飞行员只能从耳机里传来的“嚓、嚓”的噪音中辨别对方的意思，公开的空中通话联系，临时变成了某种特殊信号的沟通。至于飞机上拉的什么人，根本不能打听。其神秘之状，令人难以置信。
飞机毕竟不同于汽车，离开必备的通信导航保障，安全是没有把握的。有许多专机任务的派遣、准备等工作本来都是很正常地进行着，但是，只要涉及到乘机首长的身份，立刻就变得神秘莫测，甚至都不能在正常的场合讲出来，就是参与执行任务的机组，也是根据历来执行任务的经验，分析判断出可能是哪位重要人物要动。诚然，作为飞行员，最主要的是根据上级下达的飞行任务，通过精心的飞行实施，将乘机者安全圆满地从甲地送到乙地，至于谁坐飞机，可以不去过问。或者在机场自己看到甚至也认出是哪位首长的时候，机组中也不会有人为此大惊小怪，唯有全心全意地去做好本岗位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专机飞行员与专机任务之间长期养成的一种神秘关系，这种关系在正常情况下的确有利于首长行动的保密。尚局长认为，“林彪要动”，就要注意保密，目前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就更要注意保密了。
“林彪要动”，只有四个字，如果去掉主语，只有两个字“要动”，就足以使这位干了近20年专机工作的航行局长全部领会到其中的一切了。对于航线，明发西安，实飞广州，保密工作中采取如此“声东击西”的方法，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也显得很正常了。
最后，胡萍向尚登峨交代第二天还要有几架飞机分别到山海关、上海、广州的事情，要尚登峨自己掌握一下就行了。涉及到如此多架飞机长航线大范围的飞行活动，为了保密，其他部门可以不告诉，但空军航行局这一重要组织指挥环节，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胡萍要尚登峨自己掌握一下，言外之意就是到航行局为止，不要将信息再扩大出去。
后来，航行局值班人员正式接到了来自西郊机场的有关13日白天几架飞机活动的航线申请，这些航线的申请是一团代理团长向西郊机场调度室申请之后，再由西郊机场向航行局正式申请的。它们是：
一架多座位的三叉戟飞机，一架伊尔-18飞机，一架安24飞机，一架安12货运飞机准备装上两架云雀直升机直飞广州。
晚11点多钟，尚局长刚回到自己家里，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局长！吴法宪司令员打电话问山海关飞机的事情，是什么飞机，谁飞的？”值班参谋认真地叙述着司令员电话询问的内容。
尚局长立刻拿起电话，将空军司令员查问山海关飞机的事情请示胡萍，胡萍在电话里很明确地指示航行局长：“你别管了！”
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尚局长从睡梦中惊醒。
“山海关报告，三叉戟飞机未经地面允许，强行起飞了！”值班参谋报告，可以听出对方既紧张严肃，又沉着镇定，口齿清楚，讲话连贯，似乎每一个字都带着毋庸置疑的肯定和沉重的分量，沿着电话听筒撞击着局长的听觉神经。
“什么！什么？你再重复……”局长还没等对方继续重复说下去，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在电话中继续说下去的一般问题，必须立刻到航行局指挥现场亲自处理。在撂下电话的过程中，还能听到对方继续报告的声音。
局长以最快的动作穿上衣服，朝航行局跑去。在穿衣服的过程中，扫视一下腕上的手表，时间已步入9月13日0点40分。平时，上班需要15分钟的路程，情急中只用了8分钟就赶到了局里。
在位于大楼半地下的航行局调度室里，值班参谋与调度室主任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紧张地工作着，随时了解与处理来自山海关机场的情况，仅这一方面的情况，就足以使航行局忙乱起来。
情急中，来自山海关调度室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尚局长立刻抓起话筒：
“我要空军航行局！是局长吗？”
“我就是，山海关的情况怎么样？”尚局长从电话里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这就是一团副参谋长、256号专机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的声音。在伊尔-14飞机上，局长与陈联炳共事多年，他们在一起不知执行过多少次专机任务，彼此说话的声音特征，从无线电台或电话中，一听便知对方是谁。在对我们20个飞行员进行集中训练的时候，局长是指挥员，陈联炳担任教员。
“潘景寅一个人把三叉戟256号专机飞走了……”
“什么！什么？……一个人……怎么可能？……怎么是256号专机？不是252号吗？……你慢点说！”局长脑子里立刻堆起一连串的问题。从西郊机场开始申请航线开始，到19点40分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山海关为止，不一直都说是三叉戟252号飞机吗？现在林彪专机副驾驶陈联炳从山海关机场报告，起飞的却是256号专机，难道这又是为了保密？
“你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我不信！飞机上还有什么人？……”
“还有三个机械师在飞机上。”陈联炳肯定地回答。
“不可能！我不信……”尚局长反复地重复着自己的看法。他的确不相信陈联炳的报告是真的，在他从事20余年的飞行工作中，从未发生过属于正副驾驶员两个人共同操纵的运输飞机里，只有一名飞行员驾驶升空的先例，就是在国际航空史，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现象。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不敢相信的现实，尚局长紧追不舍地问道：“三叉戟256机组都有谁？现在在你身边的还有谁？”
“副驾驶员康庭梓、领航员老李、一团通信副主任老陈，还有服务员小魏。”陈联炳一口气说出了机组中没有上飞机的5人的姓名。此刻，对于专机组的组成及机组业务分工了如指掌的航行局长不得不相信发生在山海关现场的残酷现实了。陈联炳还未来得及将林彪等人登机的信息报告局长，然而，尚局长已经凭自己的直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虽然，谁也不知道三叉戟256号专机起飞之后飞往何处，但就机长一个人敢将飞机驾驶升空来看，绝不是一般的问题。
尚局长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潘景寅的形象。可以说他对机长潘景寅是很了解的，他们在专机师都是副师长，共同在一条战线上工作生活了多年，虽然，在个人性格上有所差异，飞行作风上各有特色，飞行技术上略有高低，但在专机工作面前都有着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潘景寅平时言语不多，性格偏于内向，但头脑冷静，处乱不惊。凭潘景寅处理问题的水平，他竟敢在三更半夜单枪匹马，连领航员、副驾驶都不要，冒着极大的危险驾机起飞，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局长百思不得其解。
在情况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电话里继续传来山海关陈联炳的声音：“是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床到机场加油的，等调度室主任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开车滑出，没有来得及加油就起飞了……”
电话还没有打完，局长看到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快步跨进航行局，眉头紧锁、目光闪烁，一改往日视察部属工作时的谦和与融洽，从他那严肃焦急的面部表情中，就可以猜到他已经知道发生在山海关机场的事情了。此刻，尚局长并不知道梁参谋长是从什么渠道知道的。
尚局长也没有同自己的上级打招呼，就对着话筒说：“参谋长来了，你直接向他汇报。”说完就把话筒递到参谋长手里。尚局长看到参谋长在接听山海关机组的汇报中，依然保持着沉稳严肃的表情。
根据空军参谋长的指示，航行局长一方面迅速通知北京周围所有机场的跑道灯光及夜间降落设备全部打开，另一方面马上亲自到2号室用超短波电台进行对空呼叫。
尚局长手拿话筒一改平时使用飞机代码呼叫，情急中直呼潘景寅的名字，让他迅速到北京落地，北京地区的所有机场都在等待他随时降落。
“潘景寅！潘景寅！听到请回答……潘景寅……听到没有？请回答！……”
“潘景寅！……听到没有？……命令你马上到北京落地！……”
“…………”
平时的生活中，尚局长不知多少次叫“老潘”；飞行指挥中，也无数次地从无线电通话中听到潘景寅那熟悉的声音。可是，现在千呼万唤就是听不到自己战友的回声。是潘景寅真的没有听到吗，还是听到了不回答呢？一定是没有听到，即使局长不说出自己的名字，潘景寅也能听出是谁在呼叫他，究竟是什么原因总不回答呢？往日的电台音箱，就是在夜间，也有许多声音从空中传来，虽然航行局不参与指挥，也能从这些互相联络的内容中知道飞机的去向，是从北京某机场起飞的飞机，还是从外地归巢的“夜莺”。有时因夜间飞机活动太多，音箱里的声音甚至让人感到烦躁。可是，此时此刻，音箱里鸦雀无声，静得出奇。局长意识到，三叉戟256号专机上的超短波电台也许压根就没有打开，这又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来自西郊机场的信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北京8341卫戍部队政治委员已到西郊机场。
不久，尚局长得到指令：“立即到空军指挥所！”
9月13日凌晨的空军指挥所。
空军参谋长及航行局长快步赶到离航行局不远的空军指挥所时，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将军已经在那里坐镇指挥，指挥所的空军领导有一位空军副司令员、一位司令部副参谋长，空军指挥所主任及所属各个岗位负责人、值班参谋、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空军指挥所隶属于空军作战部门，在历代空军领导的心目中，空军指挥所的地位与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用空军领导自己的话来说，“指挥所是空军跳动的心脏，是作战指挥的中心”。那里有着当时最先进的通信设施，它好比伸向祖国各地空军部队的神经中枢，通过这个敏感神经中枢，及时进行信息交流。遍布祖国各地的雷达监控系统，随时把空中飞机活动的情况送到空军指挥中心。空军领导依仗指挥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纵观空军全局，对各种复杂的空情，进行判断，实施指挥。
当年担任空军指挥所指挥连副指导员回忆，1971年9月12日19点30分，连部接到指挥所电话，说21点要有一架专机飞行。等他跑到指挥所值班室时，看到空情预报板上写着：21点，256号，北京—山海关，根据他们在指挥所近来经常遇到的信息判断，北京—山海关之间的专机往来，肯定是林彪的专机。
指挥连的职责是进行雷达标图。在指挥所的一面墙上，精制的矩形木框里镶嵌着一幅小比例的五十万分之一的大型地图，这就是在许多高级指挥所里经常见到的立体标图版。标图员头戴耳机，根据雷达员报来的机密语言信号，将飞机的位置标在地图表面的小方格内，将这些信号连接起来，就构成了飞机的运动轨迹，根据运动轨迹，就可以看出飞机的飞行方向。雷达员根据雷达屏幕上的信号，还可以判断出飞机的飞行高度与飞行速度。立体标图便于指挥员对空情进行全面观察，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平面标图相比，观察起来更直观、形象。
副指导员马上向副班长布置准备标图的任务。此时，他看到值班参谋不停地在空情预报板上更改着256号专机的起飞时间。奇怪的是在大约22点30左右，预报板上又突然取消了当晚256号专机的飞行。副指导员等人的心情，好比刚绷紧了的弦又放松了。他们只好等着0点的时候，由下一班人马接班。可是等到0点30分，还不见来人接班。不知什么时候，空军司令部大楼及地下指挥所的警卫任务，已经换人，对一切进出人员进行严格盘查。
突然，256号专机在山海关机场上空出现的信号传送到标图员的耳机里，他一方面把收到的信号迅速准确地标进地图，一方面大声向空军领导报告：“256号专机已于0点32分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现在，雷达在山海关方向捕捉到目标。”
指挥所作战参谋立即出现在立体标图板前，并大声地说：“怎么搞的？256号专机不是在西郊机场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山海关上空呢？”
根据这位副指导员的回忆，当时空军指挥所的人们认为三叉戟256号专机是在当晚21点40分利用夜幕进行超低空飞行，从北京起飞后，经天津塘沽、渤海湾、秦皇岛一线，潜入山海关机场的。所以，空军指挥所不但没有接到三叉戟256号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的报告，也没有对北京—山海关航线的空间实施雷达监控。当飞机突然在山海关上空出现时，感到茫然。
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256号专机在西郊机场起飞的信息，在“专机保密”的幌子下被卡住了！尤其是周日之夜，除了值班人员外，绝大多数人员都在休息，指挥所既然没有接到有飞机飞行的信息，当然就不会采取任何监控措施。我就在三叉戟256号专机上，当然不像副指导员等人所想象的那样，绕来绕去才到山海关的。从北京起飞的时间是当晚19点40分，而不是21点40分。看来，包括256号机组成员在内的所有专机保障人员，都被“林彪专机保密措施”蒙在鼓里，围绕专机的一切保障行动都被彻底打乱了。
指挥所的人们正在为256号专机紧张起来的时候，标图员的耳机里又传来变更飞机尾号的密语，要把256号改为252号。这样的改变使人们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因为252号飞机不是专机。但紧接着飞机的尾号又变了回来，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飞机的尾号来回变动了4次，最后，核准为256号专机。为了准确无误，作战参谋再次让副指导员查对飞机的尾号。为此，曾把有关方面报来的情况再次核对一遍，他们是北京军区情报总站发来的有线传真报条及空军另一指挥所情报总站两位标图员收到的空情及空军通信总站收发的无线电信号。审查结果，空中正在飞行的飞机就是三叉戟256号专机。在此过程中，标图显示，飞机的航行轨迹已开始向西偏北方向偏移。
作战参谋感到情况异常，急速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空军领导。不到20分钟的时间，一位空军副司令员同一位司令部副参谋长来到指挥所。此刻，标图员握笔的手已经移动到河北承德偏西北的位置。与一般标图不同的是，立体标图版上显示飞机位置的标志是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在不停地移动之中。二位空军领导面对指挥所发生的紧急情况，眼睛紧紧盯着北飞的飞机，立刻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二人经过简单的商议，拿起电话接通北京空军，立即命令三北方向的空军马上进入一级战备，所有雷达全线开机，密切注视三叉戟256号专机的飞行动向。同时，动用3部红色电话机，向解放军总部及中央首长汇报这里发生的异常情况。
凌晨1点30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将军在4位陆军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空军指挥所，当时，空军司令部各主要职能部门：作战、情报、通信、航行、雷达、高炮等部级以上领导共十几个人，也都赶到指挥现场。
空司参谋长梁璞与航行局局长尚登峨到指挥所看到的就是当前的情景。
李德生将军没来得及听空军领导的情况汇报，就直接走到标图版跟前，眼睛盯着代表飞机飞行的亮点。此时，256号专机的位置已飞到赤峰西北内蒙古的上空，以每分钟10余公里的速度向中蒙边界靠近。
李德生将军详细地观察、询问了飞机飞行的方位、高度、时速等情况之后，立即拿起放在一张宽大特制指挥桌上的红机电话，声音洪亮而又激动地向周总理汇报情况。
站在旁边的空军领导眼看向国境线移动的飞机亮点，十分焦急地多次请示李德生将军：“对256号专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如果将其击落时间还来得及，再拖延下去，附近机场的战斗机就追不上了。”对空军领导的建议，李德生将军不予答复。
空军指挥所数十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标图版上移动的飞机，包括标图员在内的这些内行们，都知道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非常严重。虽然，在场的绝大多数领导不知道被中国亿万军民拥戴的副统帅林彪就在三叉戟256号专机上，但从空军领导心急如焚的表情、李将军临战时严肃镇静的态度及连接周总理与李将军之间红机电话的频繁指示与请示，可以分析到正在接近国境线的飞机乘客绝不是一般的乘客，否则，坐镇空军的军队总部领导，完全可以果断命令将其击落在国内大地上。此刻，小小的空军指挥所却容纳着北京—山海关以北的半个中国，灯火通明的空军司令部紧紧地连接着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远在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的夜空，正在朝着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方向飞行的林彪专机，牵动着共和国的中枢神经。
此时此刻，航行局尚局长的脑子就像炸开一样，面对三叉戟256号专机的飞行趋向，他被彻底惊呆了！他眼睛看着标图板，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刚发生过的镜头从脑海中掠过。从西郊机场申请三叉戟252号飞机到山海关进行训练飞行开始，到252号飞机起飞；从胡萍叫他到西郊机场候机室亲自向他交代“林彪要动，注意保密”，到山海关256号专机起飞后副驾驶陈联炳的情况报告；从三叉戟252号飞机突然变成了256号专机，从潘景寅一个人驾驶飞机升空到眼前直奔国境线的飞行轨迹。……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胡萍副参谋长说的“明发西安，实飞广州”，现在的事实是，既不是飞西安，更不是飞广州，也不是飞往祖国的其他地方，这明明是朝着国境以外的蒙古国飞去。因为航行局局长比谁都清楚，除赤峰市有一个机场外，在飞机所处的位置与国境线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可供飞机降落的地方。他盯着标图板上的飞机航迹，没有看出飞机的航向有任何变动的迹象，他多么希望飞机突然改航，向祖国的北京归来，多么希望是属于潘景寅一个人驾机所产生的迷航行为，多么希望……他尽量把问题朝着好的方面设想。可是，眼下的残酷现实是，飞机不但拒绝同地面的任何对话，而且从标图轨迹发展趋势看，三叉戟256号专机是义无反顾地朝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飞去。
还有，从刚才山海关机场256号专机第一副驾驶员的电话汇报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林彪已登上飞机，那么，潘景寅一个人驾机升空，就没有任何道理能够讲得通。第一副驾驶员的电话中明明提到飞机在起飞之前根本没有把油料加进飞机油箱，潘景寅身为一名老飞行员，难道不知道带着根本飞不到某个地方的油量，硬要在三更半夜，单枪匹马朝着连自己都找不到机场的国境以外的莽莽荒原飞去，岂不是明摆着的死路一条吗？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去好好想一想，如果潘景寅不是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如果这样，林彪很可能就在飞机上。根据李德生将军随时请示周总理的举动看，尽管身边有人多次请求将军采取果断措施，但李德生将军却沉稳思考，静观其变，如果林彪不在飞机上，绝不会看着飞机叛逃而不管的。
此时，在尚局长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令人很吃惊的问题——256号专机经过的航迹，是一条以北京至山海关之间为起点，经过河北承德飞向蒙古共和国的一条近似于北京到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航线，这条航线不就是在前几天即9月9日，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要航行局为他绘制的那条航线吗？空军大院的人都知道，周宇驰虽然只是空军司令部党办副主任，但凭他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是属于经常在林彪、叶群身边走动的人物。局长的思维很快回到几天前的情景。
9月8日上午，周宇驰把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叫到办公室说：“国庆节快到了，要加强战备。林副主席1969年视察空军时，特别提到防止苏联搞突然袭击。现在是核战争时代，要注意苏联用航班飞机搞突然袭击。”说到这里，周宇驰稍停顿了一下，接着对尚登峨说：“请你搞一份苏联航班地图，了解一下他们的飞行情况，我和林副部长还要向林副主席汇报。”等局长就要离开周宇驰办公室时，周还补充一句说：“你别说是给我的。”
为此，航行局长还专门找到正在航行局帮助工作的一位民航局的领航员，只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绘制成一份二百万分之一的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并填写了有关的航行资料，于第二天交给周宇驰。
其实，这些国际民用航空使用的航线资料并不是什么机密的文件，早就在国际民航的飞行中使用，至今也是公开的。绘制这样的航线图并不困难，只是在已经印制好的一般地图上画出从甲地到乙地的连线，再把测量出的航向、距离、预计飞行的时间及各主要导航地点位置、数据资料等填上去即可。其实依靠这些基本资料去飞行实施是根本不行的，因为那些关于机场的详细资料，例如机场跑道的方向、跑道两端不同距离的导航台的呼号及频率等，包括航线导航的资料，都在领航员的手里。当时除了民航飞国际航班的领航员具备这些资料，其他人包括专机师的领航员是根本不知道这些资料的，因此，尚局长给周宇驰的地图对林立果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尚局长想，周宇驰要航线的事情，难道同眼前256号专机的异常行为有什么直接联系吗？他越想，心里越不踏实。还好，关于周宇驰要航图的事，他并没有自作主张，而是及时报告了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王飞当即表示：“满足他（周宇驰）的要求。”因为，王飞更了解周宇驰同林家的关系。
在指挥所对256号专机进行雷达监控的过程中，李德生将军向航行局局长询问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潘景寅什么时间入伍？什么时间入党？什么时间学习飞行？‘文革’期间与近来的表现如何？……”
对于潘景寅过去的情况，航行局长是比较了解的，知道潘景寅是空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也是属于从陆军被选拔进入空军学习飞行的，进入航空学校前就是一名政治干事。“文革”中表现很好，在人们都知道的武汉“7·20”事件中，潘景寅同一团团长在紧急情况下驾驶伊尔-18飞机将毛泽东从武汉送到上海。关于潘景寅的近况与其他不甚了解的问题，局长通过电话从专机师政委那里了解准确之后，向李将军做了回答。
“三叉戟飞机能装多少燃油？空中耗油量是多少？根据飞机现在的位置，飞机上还有多少油？还能够飞多远的距离？……”
尚局长把256号专机第一副驾驶员从山海关打电话汇报的情况报告给李德生将军，并着重指出256号专机从山海关起飞前没有将油加进飞机。他只知道三叉戟飞机的基本性能、最大载油量和高空平均耗油量，但由于他并不知道256号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前的加油量，所以无法计算出当时还有多少剩余油量，也就无法正确回答将军256号专机还能继续飞行的时间和最大距离。
可以看出，李德生将军坐镇指挥中所提到的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飞行员，一个是飞机的性能与油量，因为，这是决定256号专机命运的要害。
周恩来总理听到李将军的汇报后，曾指示将军向飞行员喊话，总理说：“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他们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指挥所调度员说：“他不回答。”
在此之前，指挥所调度员同航行局长一样，不知对空呼叫了多少遍，得到的结果同航行局的对空电台一样，没有任何回音。
司令部参谋长，看着标图板上的飞机飞行轨迹，向李将军说：“飞机的航迹不一般，情况异常。”
“有什么特点？”将军问。
“第一，飞机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国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随着飞机亮点向国境线方向逐渐靠近，整个空军指挥所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所有人的视线都紧紧地锁在那个亮点上，可是，那个亮点仍然不停地移动着。眼看飞机就要飞达中蒙边境，情况十万火急！如果在此之前，还幻想着飞机能有调头返航的可能，而现在已经没有了。
此刻，李德生将军再次拿起红电话机向总理请示，要不要把它打下来？周总理很快在电话里明确告诉李德生将军，已请示过毛主席，主席指示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
毛主席高瞻远瞩，如果真的将其击落在国内，将来如何向全国人民说得清楚。因为，除李德生外，指挥所在场的其他人员并不真正知道那个副统帅林彪就在256号专机上。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三叉戟256号专机于凌晨1点55分飞越国境线进入蒙古国的领空。
此刻，李德生将军放下红电话机，严肃认真地对空军参谋长以命令的口吻说，立刻向全国传达周总理的“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的飞机停飞，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黄永胜）、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能起飞。”
中央考虑到林彪出逃当时属国家绝密消息，命令下达后涉及的人很多，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彪的名字。
空军参谋长立即在指挥所两个作战值班参谋的协助下，由一个人要通电话，另一个人传达命令，从1点56分到2点20分左右，才将“禁空令”传达完毕。
指挥所所有的人，面对突发事件，心里有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虽然还暂时不知道事件的真相，但就空军跑了一架飞机而言，已经在空军领导的心灵上浓重地投上一层阴影，不知要为此承担多大的责任，谁也没有料到后来事态的发展要比想象的严重得多。
根据这位副指导员回忆，256号专机飞出国境之后，飞行速度明显减慢，而且高度下降到2500米，在飞机的航行轨迹上也出现左右弯曲的现象。在蒙古国境内飞行40分钟后，于凌晨2点30分，雷达各条线路，同时上报飞行目标消失。
不久，从情报部门获悉，在蒙古国境内出现火光，时间与256号专机失去目标一样。此时，李德生主任问身边几个懂得飞行的部、局长，可能会是什么情况？议论中航行局长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夜间飞行高度太低，又不熟悉地形情况，有存在撞山的可能；其二，因飞机油量不够，没有飞到乌兰巴托的把握，夜间又找不到可以降落的机场，在场外迫降中擦地着火。根据出现火光的时间推算，飞机肯定没有飞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局长根据自己多年的飞行经验，对将军提出的问题做了比较精确的回答，局长在分析中提出的第二种可能，被后来的现场勘探证实了。
可以说，航行局长尚登峨是在“九一三”事件中第一个对三叉戟256号专机的坠毁原因作出正确判断的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空军指挥所所有的人们，正在为三叉戟256号专机的出逃万分焦急的时候，清晨3点20分，又传来了周宇驰等3人在沙河机场用林彪手令劫持3685号直升机向西北方向出逃的消息。稍微平静一些的空军指挥所顿时又紧张起来。空军指挥所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北京空军指挥所及西郊机场调度指挥室，不间断地将3685号直升机的飞行情况向指挥所报告。李德生将军及时向总理汇报、请示，周总理明确命令：将直升机迫降，保留证据。
空军指挥所随时掌握着3685号直升机的飞行情况，直到陈士印将飞机迫降在怀柔县境内，陈修文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畏罪自杀。
空军指挥所在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监控的过程中，当航行局尚局长得知劫持飞机的主犯就是空司党办副主任周宇驰的时候，脑袋又“轰”地一声大了起来，耳朵里嗡嗡直响。当时，指挥所里都进行了哪些活动，他似乎都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因为，周宇驰在前几天要航线图的事情再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眼前两架飞机都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叛逃，问题的性质严重显而易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他再次陷入极端的困惑之中。于是，他将周宇驰要航线图的情况告诉了身边的司令部参谋长。参谋长听罢，稍经思考，对他说：“这样吧，你把航线图复制一份给我。”局长照办了。
9月13日之后，整个空军大院的领导机关都被笼罩在一种沉闷而紧张的气氛之中，除了在“九一三”凌晨经历了空军指挥所那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员之外，绝大多数的人们还不知道党和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变。尚局长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坚持正常上班工作。不过在“九一三”之后相当一段日子里，航行局在本岗位职能范围内的业务活动确实少了很多，下属各个处室的工作显得格外清净。在中央的“禁空令”没有真正解除之前，共和国大地的空中除了国际民用航空的班机之外，几乎没有飞机活动。据说，为了北京的安全，凡是从空中南来的飞机到徐州为止，从北来的飞机到沈阳为限。
9月20日，空军七楼会议室召开空军直属机关及北京空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一直坐镇空军指挥的李德生将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及空军临时成立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等人。会议气氛非常严肃，每个人的脸上都失去了往常的笑容，每个人都意识到今天的会议肯定要与近几天大院内不正常的现象有关，个个屏息倾听，等待着主席台宣布重大信息。此时的会场，如果有一根针或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到声音。否则，没有重大情况，作为解放军总部首长的李德生将军不会亲临空军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