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1年9月13日0点32分三叉戟256号专机从山海关起飞，到6点47分3685号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成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空军专机部队就有5名空勤干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专机师副政委1名（潘景寅），机务副中队长2名（李平、邰起良），空勤机械师1名（张彦奎），飞行中队长1名（陈修文）。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没有死在为保证专机安全的意外飞行事故中，而是掉进以重要专机为诱饵而设计的陷阱里。
当时，除飞行中队长陈修文被追任为革命烈士外，其余4名遇难者没有哪一级组织或个人能为他们的死亡定性。
其实，三叉戟256号与直5飞机3685号的飞行活动只不过是“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罢了，以上两架飞机的行动，使中央及时发现林彪的政变阴谋并给以有力制止，否则，如果按照林彪的第一套方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话，专机师的数十名飞行人员都要掉进这个庞大的陷阱之中，后果不堪设想。
256号专机起飞之后，坐镇专机师大本营的胡萍又为林彪安排了六架飞机。它们是一架多座位的三叉戟飞机252号，一架伊尔-18飞机902号，一架安12飞机231号，一架安24飞机024号和两架法国制造的“云雀”号直升机。以上六架飞机已确定了主要机组人员，并以“训练”为名，向西郊机场航行调度室申请了航线。多座三叉戟飞机的航线是从北京直飞广州；伊尔-18飞机的航线是先飞山海关，然后经上海再到广州；安12飞机是专机师唯一一架货运飞机，准备装上两架“云雀”号直升机直飞广州；安24飞机是一架小型的可以在较短的跑道上起降的飞机，其航线也是直飞广州。三叉戟、伊尔-18、安12是属于一团的飞机，安24归三团所有，“云雀”号直升机由四团管辖。当一团领导研究三叉戟252飞机机组成员的时候，按照胡萍的想法由我担任机长，因为当时也只有我能够担任机长，组成一个机组，当一团领导告诉胡萍我已经随同三叉戟256号专机组去了山海关时，胡萍才知道我也被编入256号专机组了。如果胡萍能早一步安排252号专机的任务，我就可以躲过这场灾难了。“九一三”事件中，一个人的命运就决定于上级指挥员的一念之中。
一团代理团长受命于胡萍的指挥，带着以上几架飞机的航线，特意到西郊机场调度室一一申请，由于航线多而且需要一架一架地申请，半个小时才完成任务，等代理团长离开调度室的时候，已经是9月12日晚上23点多了。这位代理团长当时对团政委说：“这些飞机的机组人员就不通知了吧，明早让他们早一点起床，再交代任务。”看来，这位代理团长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一方面没有干扰大家的休息，另一方面被编入机组的数十名空勤人员由于自己压根不知道这件事与自己的关系，因此，也就避免了第二天事件爆发后给每个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因为，根据“九一三”以后事态发展的实际走向证明，直接或间接被牵连者都要问个明白，在当时那种严肃得让人感到有些恐怖的政治气氛中，“问”与“不问”大相径庭。后来知道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经过某一级审查的空勤干部，一律不准再飞行！
事态的实际发展是，林彪由南飞改为向北叛逃的行为使专机部队取消了天亮以后6架飞机南下广州的机群活动计划，却增加了从沙河起飞的3685号直升机的活动。这样一来，有数十名飞行人员侥幸避免了陷入林彪事变的政治灾难之中。林彪凭借权倾朝纲的威望与权力，一旦选中空军专机部队作为他实行阴谋计划的空中交通工具，专机师的指战员们就不可避免地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向陷阱的边沿，只是由于事态发展中途有变，“九一三”才出现了已成为历史的定局。专机部队以两架飞机的投入、5名飞行员的牺牲、数十名相关环节干部的命运被彻底改写为代价，换来更多飞行员的安然无恙，凡是有点逻辑思维的人都会辩证地看到这个事实。
平时林彪一直都是乘坐“子爵”号飞机，为什么这次改用三叉戟飞机呢？这是由于飞机本身的性能决定的。“子爵”号飞机即使加满油也不能从北京直飞广州，必须中途在武汉或长沙加油，从山海关直飞广州就更不可能了。而三叉戟飞机不仅能直飞广州，连海南岛、新疆乌鲁木齐都可以直接飞到。
5名飞行员的死亡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在空中专机飞行这个特殊的条件下，揭穿了起飞前还被当作国家领导人的叛徒嘴脸，其行为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但是，他们毕竟死在陷阱之中，陈修文是烈士，其他4人在“九一三”事件10年之后被定为随机死亡。
现在，劫持飞机者，用一把手枪就可以把一架大飞机绑架到劫机犯要去的地方，主要是为了保存飞机，保护乘客，而在40年前是不行的——空中劫机行为随着历史的演变发生了变化。
所谓陷阱，其含义还不止这些。由于专机师为“九一三”事件的重灾区之一，“九一三”之后，部队因受其牵连被采用不同形式遭受审查者达60余人之多，这些都是专机部队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和直接受牵连者。他们中，除了胡萍被起诉，按“资敌”罪定性为敌我矛盾外，包括时念堂师长在内的其他受牵连的人员，均与林彪的阴谋没有联系，纯属工作关系。但这些人员经过几年甚至十余年的审查后，凡是空勤人员一律被撤销飞行资格，不准再上天飞行。在1976年军队首次大批减员时，以上经过审查的人员，基本上都脱下军装，转到除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作为一名连职飞行中队长，不得不离开我苦苦留恋多年的飞行事业，被迫离开北京的家，只身到外地安置。在遭受停飞处理的飞行干部中，我是年龄和职位最小的一个。大队以上的飞行干部中，多数都是从空军航空运输部队组建开始，就从陆军选拔上来的飞行员，是同专机部队一起成长起来的飞行骨干。他们正在40多岁年富力强的时候，是工作的黄金时段，离开国家用大量财力培养出来的飞行部队，放弃非一朝一日就能掌握的飞行技术，不能不算是一大损失。专机师里无论是因“九一三”事件远走他乡的人员或者是留在专机部队继续从事专机飞行的人们，当他们回首专机师成长的历史时，不管他们从什么样的心态出发，“九一三”事件都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