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知道“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只有一个飞行员驾机升空的人，无不为之震惊，而且肯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潘景寅何以斗胆，竟在深更半夜，单枪匹马地将林彪专机强行升空？
的确，就像人们对“副统帅”突然坐自己的专机叛逃感到十分震惊一样，机长一个人驾驶着原本必须由几个人同时协力驾驶的专机升空这一事实同样令人感到震惊。在中外的航空史上，还没有听说过必须由两个人同时驾驶的飞机出现一人驾驶的情况，更没有听说过类似三叉戟这样的中型运输飞机由一个人独自驾驶的先例，在我国专机飞行的历史上同样是空前绝后。随着飞机设备的不断完善和航空技术的发展，客机空勤组的定员越来越少，在国内短距离的飞行中，不但空勤机械师的位置早已被取消，而且不再需要空中通信员，有时连领航员也不需要了，最后只剩下正副驾驶员两个人驾驶的二人制机组。与不能再少的二人制机组相比，潘景寅一人驾驶也是很反常的。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与历史条件下，潘景寅的反常举动有着很牢固的行为动机，其思想上的支撑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笼罩在林彪头上诸如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等头衔带来的光环，使林彪在全国人民也包括潘景寅的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感召力，这是潘景寅作为林彪专机机长在关键的时候为之赴汤蹈火、誓死捍卫的主要精神来源。
其二，林立果一伙在空军机关及专机师打着“阶级斗争复杂论”的旗号制造的所谓“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烟幕弹，像瘟疫一样在团以上干部中迅速传播，使包括潘景寅在内的不少人中毒很深，这种错觉在潘景寅的行为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凡是上些年纪的人，对“文革”时期的时代背景都会有着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不但亲自发动与指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且阶级斗争的理论也伴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深入人心。毛主席、林副主席成了全国人民与解放军的统帅与副统帅，“三忠于四无限”、“誓死捍卫”等不仅作为口号、标语随时随地出现，而且，人们对领袖的信仰已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对来自上面的服从也自然达到了盲从的程度。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让人不可思议，不能理解，但是，在那段极左的岁月里，许多革命理论、口号虽然被狂热推过了真理的界限，然而广大党员和群众还是怀着虔诚去理解与信奉它们的。所以，在这种特殊环境下陶冶出来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不管内容多么偏激，但却深入人心。
如果没有林立果事先制造的所谓“吴反林”的假象，潘景寅作为重要专机任务的机长，也会全力以赴投入到专机飞行的全过程。现在，潘景寅满脑子装着“阶级斗争复杂论”的观点，他没有理由不相信来自林彪儿子林立果及林彪身边人员周宇驰等人关于“吴反林”的宣传。潘景寅在西郊机场布置紧急任务一开始就提出多加油、改飞机尾号等的行为，都是为了保密，为了避开“阶级斗争”中那些紧跟吴法宪的人。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之后的机组会上，潘景寅在回答了机组成员提出的各种疑问时，郑重告诫机组成员“阶级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根据潘景寅偏于内向的性格，他不可能当着大家的面将他知道的“跟人问题”全部说出来，我也是第一次听潘景寅说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吴法宪在北京西郊机场用电话命令潘景寅返回北京时，潘景寅同胡萍说的一样：飞机临时故障，正在检修，不能飞行。在潘景寅看来，你吴法宪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我现在执行的正是林副统帅的任务，当然不能听你的指挥。吴法宪在追查256号专机行踪的过程中，不但不能终止潘景寅的行为，而且使得潘景寅对执行林彪专机任务更加义无反顾，更加坚定不移了。
退一步想，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如果潘景寅对执行林彪专机任务的正确与否，产生任何怀疑的话，那才是不正常的，是违背逻辑的。因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除了在党内关起门来批判陈伯达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林彪有什么问题，哪怕是小道消息也没有听说过有关林彪的任何一句微词。毛主席视察各省，同各地领导打招呼的信息不可能扩散到师一级的领导。相反的是，林彪一伙为了实现其阴谋，把专机师的飞机圈定为南飞广州另立中央的空中交通工具，大量释放“吴反林”的烟幕弹，还让林立果以林彪的名义接见专机师团以上干部，可谓用心良苦。
其实，“吴反林”的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按说，林彪调用空军的飞机搞阴谋活动，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不是更有效、更顺理成章吗？在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吴法宪按照叶群的意图为林彪的讲话摇旗呐喊的时候，受到周总理与毛主席的批评后，很快表示检讨，对此，叶群、林立果深表不满，并从那时候开始叫吴法宪为“草包司令”，并在空军散布“吴反林”的谎言。实践证明，这个谎言在避开吴法宪直接调动专机师的飞机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飞机的活动而言，在胡萍、潘景寅这两个环节人物身上，由于他们对“吴反林”深信不疑，不但没有把调飞机的事情及时告诉吴法宪，而且，在吴法宪追查飞机的时候，仍然隐瞒真相，错过了可以利用的时机。事后，胡萍即使多么后悔也于事无补。
9月13日凌晨0点05分，当潘景寅接到电话，让调度室主任要油车的同时，出门单独把3个机械师叫起床，有意不叫我们其他5人起床，说明此刻的潘景寅已经下定决心自己驾驶飞机。
难道潘景寅没有考虑到将飞机驾驶升空有没有把握保证专机飞行的安全问题吗？回答是肯定的。当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意图，独自铤而走险的时候，身为一个老飞行员，他一定会权衡利弊，想到了这样做成功的把握性有多大，而且，不止一次地反复考量过，这也是任何一个飞行员在这种时刻必须考量的问题。山海关调度室烟灰缸里留下的一大堆烟头，正是潘景寅思想斗争的反映。从反面讲，如果潘景寅认为这样做没有一点成功的把握，等于去送死的话，一个专机飞行员怎么敢将乘机的副统帅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从专机组在空中飞行的技术分工与互相配合的实际情况上看，潘景寅大胆的决定是有一定根据的。
第一，专机组中的副驾驶员在飞行中的基本职责有两个方面，一是负责短距离或小范围的无线电通话联络；二是，根据飞机在空中和地面的不同时机，负责收放起落架、襟翼、开缝翼，收放并打开着陆灯，落地滑跑中打开与关闭发动机的反推力等机械动作，还有提醒与协助机长操纵飞机的起飞、着陆等。如果在天气、飞机、机场等客观条件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有一名机械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同样能完成以上的机械动作，无线电联络与正常操纵飞机落地的动作。如果由机长一个人完成的话，虽然难度会大一些，但保证安全降落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三叉戟256号专机不是一般的专机，是全国重要专机之最，只要潘景寅在空中发出话来，地面所有的机场与航行调度部门都会全力以赴地给予保证。实际上，在空军航行局的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得知256号专机起飞的信息后，立即命令北京空军打开北京地区所有机场的夜间降落设备，西郊机场也在此之前把所有降落设备打开了，可以说，当时的很多机场都已经为256号专机打开了绿灯。尽管领航员、通信员都不在飞机上，地面也会将飞行所需要的任何航行资料提供给256号专机，而且地面上的雷达及导航设备会保证林彪专机准确飞到他要去的国内任何地方。按专机飞行规定，不但沿途所有机场要为专机飞行打开绿灯，而且在专机航线左右一定范围之内，不准有任何其他飞机活动。有如此优越的保证条件，不要领航员与通信员完全可以正常航行。
第三，9月12日晚与9月13日凌晨，是个天空晴朗无云，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也是我国秋季北国天气的象征。尽管是在夜间，对飞行员来说，也是理想的飞行气象。晴朗的夜晚与白天相比操纵飞机落地的难度要大一些，但是，只要机场条件好，地面保证得好，利用飞机上的着陆灯光再加上地面探照灯对跑道的照射，机长一个人操纵飞机夜间安全落地是没有问题的。
退一步讲，如果潘景寅当时面临着祖国大地大范围的复杂气象，低云降水或者大雾弥漫，当他凭自己的技术条件意识到没有安全降落的把握时，为了林彪的安全，他一定会建议推迟起飞或拒绝起飞。不过，这次不同的是，从一开始所谓“吴反林”的问题就为飞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林立果等人这样做是阴谋的需要，而对潘景寅来说成了真正摆脱吴法宪指挥的根据，成了当晚来自各方面有可能阻止林彪专机起飞的根据。
潘景寅把3位机械师叫起床之后，又重新回到调度室等了十几分钟，在这段时间内，他仍然没有叫我们起床，说明他决定一个人驾驶的想法没有任何动摇。当时叶群等人，正在飞机旁边表演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的把戏。在副统帅危难之机，专机组为保卫首长的人身安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从那时开始，潘景寅与机械师们用自己超水平发挥的实际动作，真心实意地去捍卫心中敬仰的人民“领袖”。3位机械师不知道“吴反林”的问题，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机械师们也不可能看出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副统帅在搞阴谋诡计，最多就是从发现机组没有到齐就要马上起飞这一点上感到非常着急，于是就出现特设师邰起良迅速拿起停机坪边上的电话通过调度室主任让机组快起床的重要情节。退一步讲，如果机械师们凭当时的现象就能识别出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同样是不可能的。
英制三叉戟飞机与当时的其他运输机相比，最显著的优点之一就是发动机启动速度快。除了利用地面专用起动车启动发动机之外，也可以利用飞机自带的压缩空气瓶的空气进行启动，不受地面专用设备的影响。当时，就是利用机上设备启动的。
该机种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在中央发动机起动之后，就可以一边滑行，一边利用中央发动机的压缩空气对另两个发动机进行启动，这样就大大节约了在停机坪的时间。当时，256号专机就是这样做的。
该机种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只要在滑行中做好驾驶舱内的各项检查，飞机一旦进入跑道后不需停机就可以加大油门起飞升空。当晚，256号专机也没有放弃这一优点。
以上三叉戟飞机在地面上的种种优越特性，完全被潘景寅和机械师充分利用并充分发挥了，并运用到非常完美的程度，没有因任何动作上的疏漏影响飞机的起飞时间。可以断定，中央发动机是主管机械师李平启动的，这是机组的分工，而且他先于别人上的飞机。然后，潘景寅加大中央发动机的马力使飞机冲了出去。在滑行中，又是李平起动了另外的两台发动机，进跑道前的所有开关（不包括无线电台）、杠杆应放的位置及其检查都是由张延奎和邰起良共同完成的。他们在缺少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员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娴熟的技术动作弥补了机组人员不全可能造成的漏洞。再者，还可以基本断定，李平是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完成他能够做到的一切动作，张延奎是坐在副驾驶座位后边空勤机械师的座位上，邰起良是站在中央操纵台的后面，从舱顶到操纵台的任何位置他都可以够到，凭他对各种特种设备熟悉的程度，都会准确无误地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工作。这时的潘景寅只能全神贯注地操纵飞机快速准确地沿着滑行道滑行，因为，运输机相对机身宽大，山海关机场又非大航空港，只是小飞机（指战斗机）的训练基地，滑行道不宽，夜间滑行速度太快时，转弯很容易使机轮偏出水泥道面而掉进草地，一旦机轮陷入草地，对庞大的机体来说是危险的。当晚，我看到装在飞机前起落架上的滑行灯是打开的，但是机场的所有灯光设备都没有打开，因为，山海关场站的领导也接到不准起飞的命令，理所当然就不能为256号专机提供任何导航及夜间飞行的灯光设备。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3位机械师以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及充分的岗位技术发挥为潘景寅单枪匹马地完成2人的飞机操纵工作创造了顺利的条件，也创造了运输机种一个人驾驶升空的历史纪录。
作为紧急情况下的紧急处理，潘景寅不是第一次了。1967年发生在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中，本来中央规定不准乘坐飞机的毛泽东，临时决定秘密飞往上海。当时在武汉执行任务的副团长潘景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毛泽东一行就突然登上了他驾驶的飞机，正好团长也带领一个机组在那里执行任务，这样临时组成一个加强机组，坐在正驾驶位子上的就是潘景寅。当机组启动发动机，使飞机滑行进入跑道的时候，还不知道飞往何处，临时询问飞机上的空军司令，才知道要去上海。如此紧急的最重要的专机任务，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飞行。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出的是，为什么无线电通话设备没有打开？
由于人们不了解或者忽视了这一重要情节，所以才轻易相信了飞机起飞后又返回山海关机场上空，只因机场封闭没有打开降落设备而被迫出逃的传说。
首先应该了解三叉戟飞机上超短波电台进行空地联络的特点。飞机驾驶员（不是空中通信员）与地面进行通话的方式有两种，在超短波电台打开的情况下，由于驾驶员忙于操纵飞机，就把进行通话的耳机和送话器戴在头上，这时只要按下位于驾驶杆上的发话按钮就可以讲话，地面指挥员的声音也能直接传到驾驶员的耳朵里，这样操纵飞机与空地联络互不影响，同时进行。这种方式多在起飞降落地过程中使用，因为这是飞行员最忙的时候。通常情况下驾驶员为了既能听到地面指挥员的声音，又可以听清机组内部人员讲话的内容，靠左边的飞行员戴耳机的时候，总是把左耳朵扣在耳机里，将右耳朵露在外边。右边的飞行员正好相反。此时送话器（麦克风）就在飞行员的嘴边。另一种方式是在空中比较休闲的时候，可以把头上的耳机去掉放在一边，通过像香蕉那样形状的手持工具（送话器）向外发话，此刻，位于驾驶舱顶部的音箱就会把地面指挥员的声音传到整个驾驶舱。这样，一个飞行员驾驶飞机，另一个飞行员使用送话器进行空地联络也不显得紧张。即使如此，在起飞落的过程中也不允许副驾驶用手持送话器的方式通话，以上两种方法是通过一个电门控制。了解这一点就可以想到空中林立果对不准进行空地联络的控制是很容易实现的。
按规定，正常情况下飞机开车后滑行之前，必须打开飞机上的通话设备，飞机的活动必须得到机场调度部门的许可方能进行。有时，在开车之前就须将电台打开，与指挥台进行必要的信息沟通。
眼下，256号专机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首长”的安全才这样做的。对机械师尤其对邰起良来说，他会主动在飞机进入跑道前将驾驶舱上面的电台电门打开，从他上飞机前焦急地盼望机组其他人员快到机场时的样子，他很想知道地面对这架飞机是如何指挥的。即使林彪处于危难之中，捍卫“副统帅”的安全也不仅仅是机组的事，也包括海军场站的所有人员。邰起良等三位机械师们刚从被窝爬起来就直奔机场，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连睡觉后发生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电话往来时那点不正常的气氛也不可能觉察到，更不可能想到一只巨大的魔掌在黑暗中从北戴河林彪的住处向机场伸了过来。可以想到根据邰起良当时的情绪，他会在可能的条件下进一步弄清为什么。所以，起飞之前不让打开电台电门很可能是潘景寅的决定，因为潘景寅直接安排了山海关机场停机坪的每一步棋子。他不可能让三个机械师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起飞前将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驾驶舱内所有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听到调度室塔台的指挥声音，禁止256号专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三位机械师的耳朵里，虽不敢断定在此情况下机械师们能够制止飞机起飞，但由此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从而影响飞行配合动作的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