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专机起飞后的转弯是艰难的，下一段飞越国境前的飞行也很不轻松，空中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仍在继续。
一、为什么在3000米的高度飞行
根据地面雷达监视，0点46分，航向310度，高度3000米，说明当256号专机转弯到310度航向的时候，飞机的高度已经上升到3000米。奇怪的是飞机没有继续爬高，而是一直保持着这个飞行高度。325度的航向正是林彪叛逃所需要的方向，而3000米的飞行高度却是很不正常的。
根据三叉戟飞机使用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性能特征，飞行高度在海拔9000～10000米左右是最经济的航行高度。由于高空气温较抵，大气压力变小，空气稀薄。不但发动机在单位时间内耗油量较小，而且，飞机的真实速度（真速）要比仪表上指出的所谓“表速”大出许多。因此，在飞行航程较远时，都选择较高的高度航行，山海关距离伊尔库茨克1800多公里，理应选择9000米的高度飞行。林立果之所以选择3000米的高度，完全是从他叛逃的动机出发，低空大速度飞行是林立果的基本做法，因为：
1.低空飞行是避开地面雷达跟踪的最好办法。
由于地表面呈弧线球面形状，又由于雷达信号是以直线的形式传播的，所以，目标的高度越低，雷达的有效跟踪范围就越小，再加上地球表面高山等障碍物的影响，同一飞行高度，雷达的跟踪距离就更小。如果，256号专机上升到正常9000米的高度飞行的话，地面同一个雷达就可以在500公里的距离内一直监视着他。而在3000米的高度，雷达能够监视到飞机的距离就大大缩小。
2.夜间低空飞行可以有效地避开歼击机的空中拦截。
晚上，小飞机从高空发现比它低的目标是很困难的。256号专机没有打开机身上的任何灯光信号，右翼尖上的绿色航行灯，在停机坪强行滑出时就被油车顶上的把手挂坏了，机身外部的闪光灯也没有打开。小飞机在夜间没有真正发现目标的情况下，是不敢轻易下降高度的，地面那些并不低的山脉对夜间做垂直机动的歼击机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3.低空飞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面高射武器的威胁。
地面高射武器包括地对空导弹对空中目标进行攻击时，都要有一个跟踪测量与瞄准的过程，尤其对高射武器，这一点是不可少的。对空中目标来说，如果飞行速度不变，飞行的高度越低，就越难以跟踪。这是因为空中目标与地面瞄准者之间形成的移动角速度较快（角速度是单位时间内目标与视觉连线移动的角度），还没有进行稳定的跟踪，目标很快就会过去。如果飞行高度较高，角速度就相对小一些，就会给地面瞄准提供目标移动较慢而且时间较长的条件。平时，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飞机的飞行高度较低时，当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后，抬头寻找时已经飞过去了。相反，如果飞行高度较高，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观察。
既然是飞行高度越低越好，为什么没有选择比3000米更低的高度飞行呢？
因为飞行的最低高度是由飞行航线上地面地形的情况决定的。按规定飞行的安全高度至少要高出航线上最高山脉600米才行，而北京西北方向我国境内的高山也有海拔2300米。当晚256号专机从山海关起飞后，是经过承德上空，然后在贝尔庙北面偏东的位置出境的，这一带的地面山脉也有2100米。此外，我国西北方向地面本身标高也在600～1000米左右（以上所指高度都以海平面为准，叫海拔高度）。由此可见，256号专机保持3000米的高度，实际上只比最高的山脉高出600多米，相对于地面也只有2000米左右。如果再考虑到局部地区气象条件的变化，飞机上以大气压力为准的飞行高度表的指示还会产生一些误差，所以，3000米的飞行高度已是最低的安全高度，不能比这个高度再低了。
由此可见，林立果对飞行高度的选择上用心良苦，他当时学到的那些飞行知识都用到了背叛祖国的行为上，保持3000米的飞行高度足以暴露他们“偷跑”的嘴脸。他们既低估了地面为监视他们的逃跑飞行所用的先进技术，又错误地判断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们叛逃行为所持的宽容态度。
0点46分，当山海关机场的地面雷达监视失去目标之后，叛逃沿线的其他地面雷达已经紧紧地咬住了目标。256号专机低空飞行给地面的监视带来的角速度再快，也快不过沿线许多雷达的传递监视。在空军司令部作战指挥所的大屏幕上，256号专机的位置清晰可见，一分一秒也没有逃避掉地面对它的监视。
林立果自认为采取低空飞行的办法是聪明之举，其实，聪明反被聪明误。三叉戟飞机高空飞行既省油又省时的优越特性因林立果的心虚被彻底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能够挽回256号专机命运可能性的重要因素——飞机的油量。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因飞机上的油量不够，不但飞不到伊尔库茨克，就是飞到乌兰巴托也没有把握。256号专机叛逃飞行的难度，从起飞开始就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二、叛逃飞行速度说明什么
0点46分，地面雷达报告高度、航向的同时，测出256号专机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500公里。从另一方面计算，0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两个小时后坠毁在蒙古国温都尔汗东北70公里处，国内外飞行航程总计1100公里，平均计算，时速为550公里。三叉戟属英国制造，飞行速度以海里为单位计算，500～550公里的速度反映在驾驶舱仪表盘上为每小时275～300海里（1海里等于1.852公里）。一方面不知道256号专机坠毁的准确时间，另一方面飞机在寻找迫降场时需要低空盘旋一段时间，把这些因素一并考虑进去，256号专机在空中的飞行速度也不会超过600公里。
在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史上，根本不存在3000米的高度上长时间飞行的事实，在这样的高度上究竟采用多高的速度保持长时间的飞行比较经济省油，完全取决于飞行目的何在。因为，256号专机被林立果等人挟持叛逃的本身就是一种很不正常的飞行，它违背了一般的飞行规律，所以，只能从这一特定的条件出发，找出符合实际的答案。
三叉戟飞机正常的爬高速度为500公里/小时（270～275海里/小时）。随着高度的增加，在6000米以上按马赫数（另一种适合在高空衡量速度的指示方式）保持，此时的表速明显低于270海里/小时。与正常飞行相比，256号专机在3000米的高度上保持平直飞行时，基本上用了比平时爬高稍大一点的速度，作为长时间的平直飞行，这个速度偏小了。其原因有两个：
1.机长潘景寅用较小的速度尽可能延迟在国内的飞行时间，以争取事态发展有好的转机。
潘景寅是在被强制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为之，作为一名老飞行员，他知道这种空中仓皇出逃的方式，其结果凶多吉少。此时此刻，潘景寅与林立果的想法正好相反，林立果急不可待，利用低空高速度的飞行尽快出境；而潘景寅面临突然的事变，想到夜间飞越出境后的种种困难，就想尽量延长国内飞行时间与其周旋。对于有着飞行准备的林立果，叛逃的航向是无法掩饰的。但是，要飞多大的速度，潘景寅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林立果毕竟没有驾驶过三叉戟飞机，座舱实习不能解决三叉戟飞机飞行中的所有技术问题。他对三叉戟飞机在哪个高度层，使用多大的发动机功率，保持多大的表速或是马赫数这个很复杂的飞机性能问题，不可能在掌握之中。再说，三叉戟飞机仪表指示的数据全是英制的，不是公制的，林立果不可能直接看出速度的大小，潘景寅可以随便找些理由对付他，在这种情况下，飞行速度的选择，潘景寅是占有主动权的。
2.飞机的油量已不允许使用大功率、大表速的飞行。
山海关机场起飞时，飞机上的油量只有12.5吨，可装油8吨之多的中央油箱已经空空如也，这12.5吨油分布在两边机翼内外组油箱中。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飞行，把最低的备用油量也计算在内，最多只能飞行两个小时。三叉戟飞机在9000～10000米的高度飞行，其平均耗油量为每小时4吨。3000米的高度属低空飞行，不但达不到高空飞行时较大的真实速度，而且，飞机的耗油量也会明显增加。此时，虽然因飞机本身的重量较轻，使飞机单位时间的耗油量减少一些，但这种减少远抵不过因飞行高度较低使耗油量增加的量。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目前计算机已广泛应用在飞行的各个领域，飞机上一个叫“飞行管理计算机系统”（FMCS）的设备，可以准确地自动计算出飞机在不同的高度层采用多大的飞行速度是最省油的，空中只要飞行员输入一定的条件，计算机就能告诉需要的结果。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三叉戟飞机上还没有这种先进的设备。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为1100多公里，这是林立果从空军航行局要来的地图上明标着的。而飞机从山海关起飞，到乌兰巴托的实际飞行距离为1300多公里。在正常的高度，不考虑高空长年西风带（与飞行方向成左侧顶风）的影响，按理论计算，到达乌兰巴托是勉强可以的。然而，3000米高度的真实耗油量究竟是多少，潘景寅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数量，但他明白肯定比4吨要多。如此极不正常的飞行带来一连串无法准确计算的数据，使潘景寅在林立果的逼迫下从一个被动陷入另一个被动。
潘景寅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叛逃的政治压力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来，面前无数的技术问题又迫使他不得不立刻做出决定。飞行速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飞机单位时间耗油量的多少，而飞机耗油量的多少又决定着总的飞行时间，最后又归结到能否到达那个目的地乌兰巴托。所以，潘景寅决定用500公里多一点的时速保持平直飞行，一方面延长一些在国内的飞行时间，争取转机；另一方面可以节约一点燃料，一旦出境，燃料的多少直接决定着256号专机的命运。
三叉戟1E型飞机在3000米高度上，用500多公里/小时的速度保持平飞，可以认为是比较经济的航行方法，因为，三叉戟在低空爬高时就是这个速度，正常情况下，爬高的速度要小于平直飞行的速度。此时，发动机的使用功率应该是比较小的，不会比高空正常平飞使用的功率大多少，即使如此，其耗油量也没有减少多少。
按林立果的本意，采用低空大速度，尽快摆脱地面监视，但速度的因素被机长控制了，说明飞行员在被动之中也在争取自己的主动，不过这点主动与飞行航向比起来简直是太小了。据此，可以看出：“方向路线”被借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后，为什么在诸多政治名词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对256号专机的命运来说，最关键的因素是“航向”，3685号直升机改变航向飞回来了，256号专机没有。
三、机长在被迫出境前的最后努力
孙一先同志在《罪与罚》的文章中提到，256号专机飞出国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附近上空原地盘旋了一圈。关于这一点，已经从空军参谋长梁璞那里得到证实。
10月1日凌晨，8341部队负责人杨德中、外交部代表李耀文、空军参谋长梁璞、北京西郊专机师政委马兰藻以及孙一先，去西郊机场用照片和三叉戟飞机实物现场比照。“此时，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开始谈的是256号专机油料的消耗问题，他说：256号专机13日凌晨0点32分起飞时，油箱存油顶多12.5吨。到蒙古国温都尔汗1100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了一下，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了一下，与孙一先同志文章中提到的，在内蒙古的贝尔庙附近上空原地盘旋了一圈，是同一个行动。
机长潘景寅根据飞行速度与飞行时间能够心算出飞机的实际位置大致在什么地方，当他意识到飞机很快就要越出国境时，那本来矛盾紧张的心理就会变得更加激烈。飞机下面那条无法看到的国境线对256号专机的命运而言，就是一条生死线。在境内广阔的祖国大地上，只要伸手打开电台电门，就可以马上听到空军最高指挥部门对飞机的呼叫声，也会在距他最近的机场得到最好的降落条件。叛逃航线离河北省赤峰机场就很近，赤峰军用机场就在叛逃航线右边约100公里，如果256号专机经过承德时右转弯，不到10分钟就能飞到机场上空。因为，自256号专机由山海关起飞后，空军指挥所的电台一直在打开状态，并不时呼叫256号专机及潘景寅的名字，但结果同山海关机场一样，电台的音箱里没有任何反应。
潘景寅会清楚地意识到，在国内飞行的时间一分一秒地减少，飞机一旦飞出国境，就会遇到两种结果：
其一，可能会遭到蒙古国地面武装的袭击，因为，仓皇出逃的林彪等人，不可能提前向苏联或蒙古国方面打招呼，蒙古国地面部队会把256号专机当成不明飞行物。尤其是对地面来说，2000多米的高度低空入境，会引起地面边境防务人员的高度警惕。
其二，岌岌可危的油量已不可能飞到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连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也飞不到。飞机于1点55分离境，国内航线已用去80分钟之多，剩余的有把握的飞行油量还不足一小时，出境后如果不能及时找到机场，夜间场外迫降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林立果虽然提前弄到国际航线的详细资料，但他不可能搞到蒙古国地面军用机场的详细资料，除机场的位置、跑道方向外，还有机场有关的通信导航资料。据说叶群曾向林办的一位情报工作人员打听过蒙古国地面机场及防御情况，但那种简单的介绍根本不能解决飞机降落所需要的许多具体技术问题。飞出国境后，即使将电台打开，也无法与地面沟通联络，因为，飞机上平时使用的电台频道与国际航线使用的不同，与蒙古国地面机场使用的通信频道就更不一样。再说，周日后半夜根本没有计划中的飞机在空中飞行。
以上种种困难都会使256号专机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这一点潘景寅作为一名老飞行员要比林立果、叶群等人心里明白得多。林立果等人私欲膨胀到头脑发昏的程度，其行为几近疯狂，不可能对叛逃飞行中所有的技术问题都有所准备。潘景寅在对诸多因素进行权衡之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决定命运的国境线，摆在面前的选择是：后退则生，前进则死。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潘景寅要利用飞机的原地盘旋争取时间，向叶群、林立果等再次陈述越境后的可怕后果，以争取事态的转机。因为，在全部飞行的过程中，潘景寅无法离开座位半步，具体地说，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否则，飞机就会因没人操纵而失去平衡，林立果也不会允许他打开自动驾驶而离开座位。此时的林彪从登机开始，就会被安置在专门为他安装的沙发床上，他若不主动到前驾驶舱去，潘景寅是无法直接与他对话的。此外，乘坐飞机与火车不同，乘机者只有从机组飞行员那里才能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
林立果是不会允许潘景寅有任何犹豫的，他既然已经将飞机骗到空中，就没有打算回来。按第一方案到广州不行，那么到国内任何地方降落对他们来说其后果都是一样的。可是，驾驶杆毕竟在潘景寅的手中，操纵飞机开始盘旋时，林立果不一定能及时发现，但最终林立果是不会放弃叛逃的关键因素——航向，会继续迫使潘景寅向境外飞去。
256号专机上，机长潘景寅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除了做林家的飞行工具之外，已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在他多年的专机生涯中，作为机长，在空中都是自己说了算，没想到他的人生航向在全党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发生了急转弯。当他想到一个多小时前，在山海关机场为林家精心安排的那个紧急起飞的经过时，潘景寅该有多么后悔啊！第一，他会后悔把机组的主要人员都丢在机场。第二，他会后悔为什么要放弃12日晚给飞机加油的机会，致使后来再也没有加油的时间。
此时的三位机械师，林立果绝不会让他们坚守在前驾驶舱自己的岗位上。孤立无援的潘景寅多么希望自己的副驾驶员坐在右边的座位上，即使不说话，也可以通过驾驶杆上的动作来传达彼此的意图。机组各岗位之间，尤其正副驾驶员之间，共有的飞行知识及多年的技术配合，彼此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特有的默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被对方理解，很早以前就听说过机组在空中利用机组集体的智慧制服劫机犯的动人故事。人所共知的“九一三”事件中那架直升机之所以没有被叛逃者劫持成功，主要是两位飞行员在空中与周宇驰的不断周旋，耗去了叛逃所需的油量及时间。
已失去左膀右臂的潘景寅不可能从近似于疯狂的林立果那里得到任何转机，林立果也不会冷静地思考飞越国境后可能出现的后果，既已破釜沉舟，就一意孤行，孤注一掷。在如此条件下，256号专机在潘景寅一个人的操纵之下，成了飞行史上最为艰难的一次飞行，成为一条有去无回的空中航线。
“九一三”事件过去多年以后，如今还健在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在他发表的一篇题为《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的文章中道出了一段很重要的情节，当他同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乘坐林彪专车冲出北戴河驻地的时候，亲耳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不远，很快就到。”林立果回答。
李文普立刻意识到不是去大连，而是飞到苏联去，要去当叛徒，他不干，于是就出现了跳车被林立果开枪击伤的情况。
这是从“九一三”事件以来，我所知道的文字材料中，直接反映林彪本人叛逃意图的重要旁证。从飞行的角度分析，林彪与林立果的简单对话中可以联想到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林彪对能否顺利飞到伊尔库茨克心中无数，想从儿子那里得到心理上的支持。林彪曾在苏联治病，也曾研究应付苏联突然袭击的战略问题，自己也曾到过伊尔库茨克，地图在一个军事家的眼里是一件很熟悉的作战工具，是浓缩了的大地，凭目视判断也能知道大概的距离。伊尔库茨克作为苏联远东离蒙古国边境最近、最大的城市与军事基地，就在苏联著名的贝加尔湖附近，北京、山海关距离伊尔库茨克究竟有多远，难道林彪自己还不清楚吗？还要从二十几岁的儿子那里寻找答案？如此关系生死命运的叛逃行为，在决定出逃之前，林彪不可能不做一点地理知识方面的准备。这个只能在密室商谈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怎么能当着不知情者（李文普与杨振刚）的面说出来呢？可见林彪面对重大决策已经不自信到情不自禁的程度。
林彪专机叛逃航线示意图
其二，林立果回答林彪的问话中，再次看出林立果的狂妄与不可一世。从多种迹象知道，林立果、周宇驰对叛逃航线曾做过认真的准备，而且飞机上还发现从山海关画向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山海关距离伊尔库茨克1800多公里，基本上相当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比现在的波音飞机还要快一点的三叉戟飞机正常情况下也要飞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难道这还不够远吗？林立果的“不远，很快就到”除了给林彪的心虚壮胆、打一针强心剂之外，还能是什么意思？实际上飞了两个小时才刚到达温都尔汗，而温都尔汗离乌兰巴托还有近300公里，更不要说伊尔库茨克了。
其三，如果林彪确实对伊尔库茨克有多远、需要飞多长时间、能否安全落地等问题心中无数的话，在空中近两个小时的飞行中，他肯定不会像平时乘坐专机那样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沙发床上，等着空中服务员倒茶送水，等着机组人员主动提供天气及有关飞行的各种信息，等着飞机落地后享受大首长每到一处应享受的一切待遇。林彪最起码也要知道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伊尔库茨克，飞机落地以后，共和国的高级领导第一次以叛徒的身份越境将如何面对伊尔库茨克机场上的苏联当局……等等，这都是林彪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同寻常的叛逃飞行。这时，懂得一点飞行知识的林立果同样不敢离开潘景寅半步，生怕一眼照顾不到，潘景寅又把飞机飞了回来，再说，潘景寅只要离开座位，飞机就会失控。林彪在后舱除了从叶群、刘沛丰那里间接了解飞行情况外，对这位指挥打仗大半辈子的军事将领来说，他就会很不放心地亲自到前驾驶舱了解一下情况，这正是潘景寅迫不及待的事情，潘景寅迫切需要从林彪那里得到新的指令。在林彪与驾驶员潘景寅的直接对话中，潘景寅会亲自向林彪陈述飞机飞出国境以后的利害关系，当林彪得知自己半夜三更仓皇登上飞机，接着就是面临异国他乡土地上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与死叛徒的结论时，这位共和国赫赫有名的国家领导人会作何设想呢？因此，必须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潘景寅是否与林彪在空中有过直接对话呢？这是普通读者想象不到的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因为，此时此刻飞行员对飞行的结果做的判断是最有权威的，晚上找不到机场，飞机油料不够，只有一个飞行员驾驶，等等，这些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一个面临绝境的事实，林彪也不例外。
不过，其中让人感到费解的是，面对林彪与儿子的问话及李文普的跳车行为，专车司机杨振刚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