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烈的爆炸中，256号专机上的9名人员无一幸免，我使馆人员当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只好将现场的9具尸体由北向南顺序编号。
坠机现场示意图
飞机迫降时机上9名人员都在飞机的什么位置，这既是降落前机上人员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关心“九一三”事件的人想要知道的问题。
第一，驾驶员潘景寅肯定在左边正驾驶的位置上，其余人员都集中在前服务舱后面的那两个客舱里。
从现场看，机上9具尸体都相对集中在离机头只有50米远的范围内。如果他们不是集中在前边，当机头被抛出500多米之后，不可能落得那样集中。假设有人坐在后登机门以后的座位上（第三客舱），就会有人同那些座椅架落在一起。此外，前服务舱的食品柜也在尸体的中间，从驾驶舱到改装后的客舱中间，食品柜是最显著的大部件。
第二，9具尸体中的一号即最北边的一个是林彪的司机杨振纲。作为开车的司机，他的任务只是把林彪等人送到机场，为什么也跟着上了飞机呢？这是个至今我还没看到有关解释的一个谜。据说，林彪司机人高马大，人们都叫他“大杨”，很有可能在帮助林彪登机时，仓皇中上去就没有下来的机会了。
第三，9具尸体中的9号是机长潘景寅，他的位置最靠南边，是离机头最近的一个。他仰面朝天，两臂向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抓东西状。因为飞行员离不开座位，他离机头最近是正常的，又因为他直接操纵飞机，对飞机接地后的可怕后果是有思想准备，所以他在死前似乎要用手够到什么东西或者要挣扎着站起来。
第四，9具尸体在南北一条线上50米范围内分为三堆。最南端的一堆两个人，除潘景寅之外，离机头最近的还有叶群，他们离中间那堆四个人的距离为12米。这样看来飞机迫降时叶群很可能就在驾驶员的旁边，甚至就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按常规分析，飞机在降落时，有许多与机长配合的动作要副驾驶完成，例如放灯、开灯、放开缝翼、襟翼等，此时，在缺少副驾驶的情况下，只有机械师李平才能担此重任，即使李平不行，还有另外两个机械师，从飞行的角度讲，怎么也轮不到叶群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然而，有些事情在其特殊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人们难以预料的结果。场外夜间迫降对飞机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凶多吉少九死一生的最后一步棋，在此关键的时刻，林彪、林立果、叶群就会成为重点保护的对象，不管靠什么手段，林彪等人都要达到这个目的。此时，叶群也许会认为同驾驶员在一起会安全些，如果她要坚持坐在副驾驶员的位置上，潘景寅也没有办法，从起飞以后，机组就不会有发言权了。叶群右手呈半握状态，很可能生前有手枪握在她的手中，被蒙方人员提前收集到一起的还有七支清一色的“五九式”手枪、一把精巧的微型冲锋枪及数十发子弹。看来，叶群在前驾驶舱还有时刻对潘景寅进行监视的作用——专机师的飞行员们是不带枪支的。
第五，在第二堆尸体的4人中，林彪和三个机械师在一起。他们中只有邰起良的上衣没有被大火烧光，因为，机组中只有他穿的是皮夹克，皮衣服是不容易燃烧的。这使我想起12日晚，在山海关机场做完飞行后检查，机组准备去吃饭的时候，他看到大家穿得单薄，主动提出把衣服让给别人，他说飞机上还有多带的衣服，这是多么真挚朴素的战友情义。
三个机械师的头都朝西，以品字型围在林彪的周围，林彪头向东，4人离得很近，这4人的位置给人一种生前“首长”受保护之状。我不敢设想在那样的情况下，林彪等人还要强迫或诱使机械师们保护自己，对机械师来说，面对把自己引上绝路的“林副统帅”，还能够接受吗？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一种在爆炸造成强烈的冲击波中，人员被无序抛撒形成的场面。生前机械师们被“首长”骗上飞机，死后又以殉葬告终，可怜的机械师们是死不瞑目的，我也不想在此作更深一步的设想。这一点再次证明，3个机械师并没有在驾驶舱他们应该坚持的岗位。
第六，第三堆尸体离第二堆32米，林立果在中间，刘沛丰及杨振刚在两边，同样是离得很近，他们3人迫降时很可能在第二客舱。
第七，9具尸体中除林彪、叶群及驾驶员外，其余人的头都朝西，而且又都是仰卧在那里。对此，我认为和飞机向右滚转有关。在机舱里，人们的头都是朝上的，当向右滚转到接近90度时已经到地面了。至于为什么都是仰卧的姿态，对此从飞行的角度分析，无法找到科学的根据。
第八，钢筋铁骨的飞机在强烈的爆炸中，都被撕得粉碎，血肉之躯的人体，为什么能保持完整呢？只因为机上人员都相对集中在一起，甚至会紧紧抱在一起，没有直接受到爆炸源的撞击，所以，人员大部尸体完整，个别人的部位发生骨折和撕裂。2号尸体林立果上身仰卧，下身略向右侧，右腿伸直左腿内屈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似乎要抓腰间手枪，嘴微张，牙外露，眼半合，面部表情痛苦、狰狞。从9号尸体潘景寅的姿态及面部表情看，当时他们并没有死，死前是挣扎过的。如果人员被撞击暂时失去知觉，还是可以活过来的，但多半是伴随着强烈的大火与高度的缺氧，还没等到醒来时已经被火烧死或者窒息而死。
第九，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就是所有的人脚上都没有穿鞋也没有戴手表。如果手表是死后被人摘下来的，但脱鞋的可能性就不大，而且，有的鞋是有鞋带的，不会被摔掉。由此判断，迫降前机上人员特意做了准备，这样做符合飞机场外迫降的要求，因为身上携带的硬物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损害。1998年上海一架麦道飞机因前轮故障准备迫降时，经过专门训练的随机服务员就要求乘客这样做。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疑点，为什么机长潘景寅脚上的鞋子也脱了下来？飞行中规定飞行员必须穿皮鞋的理由，就是因为飞行员要直接操纵飞机，尤其是飞机在起飞落地的过程中，两只脚掌加在方向舵与刹车踏板上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如果不穿带有一定强度和硬度鞋底的皮鞋，是不可能将较大的力量通过两只脚对方向舵、脚刹车进行操纵。可是坠机现场发现潘景寅的脚上也没有穿鞋，值得怀疑的是，潘景寅空中一边操纵飞机一边脱鞋的可能性比较小，此外，潘景寅难道没有想到在迫降的过程中，自己光着脚丫子还能有效地操纵飞机吗？除非他认为一旦飞机接地便凶多吉少，只有听天由命，哪里还有操纵飞机的余地。此外，机上人员脱鞋的目的除了怕挫伤身体外，另一个作用就是迫降后人员从冲气梯进行疏散的时候，防止鞋底将冲气梯刮坏。其实，三叉戟飞机不带起落架接地后，飞机舱门离地高度已经很低，用不着这种设备。由于我们平时不做类似迫降应急措施的练习，飞机上的冲气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所以，我对机上人员因为迫降脱掉自己鞋子一事持怀疑态度，不排除最先到达现场的蒙古国人把死者鞋子脱掉的可能。
当时，以中国民航飞机迷航失事为由，将9具尸体以排号为序按蒙古国的习惯葬在了坠机现场西侧1100米处，林彪是5号，鬼使神差，正处在9个人的中间位置。机组4人分别是4、6、7、9号，陪葬在林彪旁边。
综合以上多种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飞机不是被打下来的。
其一，飞机坠毁前蒙古国军队一直没有发现256号专机；其二，机翼根部的圆口是油箱爆炸所致，上下没有穿透，不是导弹或高射武器所为。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形。如果接地之后再爆炸的话，地面上应该有一个大坑，而不应该是29米长的划痕。1999年2月份，一架图154飞机的温州空难和5月份韩国麦道飞机的上海空难都是从空中直接坠地，所以，飞机黑匣子都是在几米深的地下挖出来的。这架飞机是按正常的场外迫降动作进行迫降的过程中，因为剩余油料太多，迫降动作不成功而坠毁的。
近些年在互联网和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认为256号专机一直飞到了苏蒙边境，距离苏联的赤塔省很近了，当苏联地面武装发现256号专机掉头往蒙古国方向飞回来的时候，才将其击落的。这种传说缺乏最起码的根据，那就是飞机上的油料根本不允许256号专机飞到苏蒙边境，连乌兰巴托都飞不到。再说，从蒙古国方面提供的飞机爆炸时间为凌晨2点30分左右看，如果256号专机飞到苏蒙边境再折回来的话，爆炸的时间要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