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整整42年了。至今，一翻到共和国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人们都不会忘记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三叉戟256号专机仓皇出逃，两个小时之后坠毁在蒙古国的大草原上，机上九人无一生还。林彪及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党刘沛丰背叛祖国，死有余辜。可是，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四位机组人员如何定性呢？
凡是关心“九一三”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人，都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个问题。我作为林彪专机三叉戟256号机组的9名成员之一，从林彪事件爆发开始，就一直对机组人员的命运感到十分困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逐渐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1982年，遇难机组人员的定性问题才得到解决。
256号专机组在坠机中死亡的4名人员的命运，远不如仍活在人世间的5人。三叉戟256号专机组的9名战友，作为全国等级最高、地位最重要的专机任务的集体，像一场噩梦一样被命运隔离在生与死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57号文件宣判了林彪背叛祖国的下场，世人开始为之一惊，接着便是在一片大批判声中开始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机组5人作为“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受牵连者，在专机师这个重灾区里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在此期间，其家属凡是在正常工作岗位上者，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机组领航员的妻子也是专机师的一名杰出的领航员，我国少有的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她暂时被停止飞行，不能上天执行任务；我妻子仅是工厂车间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班长，也被撤换下来……相比之下，机组四位死者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机械师李平家大门上悬挂着的“军属光荣”的匾额被砸的消息还是中央专案组负责看管我们的一位陆军军官告知的。李平是1956年11月从天津和平区入伍的，1938年出生，遇难时只有33岁。他妻子因“九一三”事件被戴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虽然没有国家的文件，但也没有人说他们不是“反革命家属”，大批判中都是这样认为的，而且从不发给工资，也没有抚恤金等待遇。他妻子带着3个孩子，最大的不到5岁，最小的刚出生。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家属”在社会上很难正常生活下去，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平静中去，李平的妻子只得带着孩子改嫁了。如果当时李平的家安置在北京的专机部队，那样来自家庭和社会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李平的妻子曾携女带子到专机部队去过，“叛徒”家属的嫌疑使李平的老乡、生前战友也不敢到家属招待所看望，因为领导有规定，不能以个人的身份去探望李平的家属。后来，部队派人到李平家里移交李平留在机场遗物的时候，看到李平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当时，只有一个亲戚在身边照顾她。在李平妻子面前，派去的人只谈具体事情，有意回避死亡的性质，也没有同当地的政府发生任何联系、进行任何交代。上面没有相关的精神，办具体事的人不敢自行做主。
当李平的妻子清理丈夫遗物的时候，发现李平生前在部队的存折不见了。后来，经部队人员多方调查，储蓄所的人员反映，是一位带着口罩的大个子将存折上的钱全部取走的。原来这个人正是李平的老乡，在地方上和李平工作在同一个单位，同时当兵，又同时在部队同一个单位同时维护同一种飞机，可谓最亲密的战友，没想到李平一死，李平遗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伸出手来帮自己的战友一把，为自己战友的家属做一点事情，反而釜底抽薪，对李平采取落井下石的手段，将自己战友遗孤赖以生存的一点儿钱占为己有。在他看来，李平在“九一三”事件中大势已去，永无翻身之日，趁机浑水摸鱼捞上一把也不会有人过问。
只有20多岁的机械师张延奎遇难时刚结婚不久，妻子正怀着未出生的孩子，一个永远见不到亲生父亲的孩子。张延奎本不是256号专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256号专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又住在城里，就让张延奎顶替了。
特设师邰起良的妻子常年病重在身，出事之后让她离开工作岗位，参加惩罚性劳动，致命的打击更使她雪上加霜，不能自已，留下两个尚小的女儿，过早离开了人世。
潘景寅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母亲去世早，是姑妈将他带大的。1946年17岁的时候，四野的部队从村里经过，他扔下为地主放牛的鞭子跟部队走了，后来被选拔为我国空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学习飞行之前就在陆军任干事之职，在专机部队执行过很多重要专机任务。平时由于经常执行宋庆龄的专机任务，在改装三叉戟飞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用伊尔-18飞机执行了宋庆龄的专机任务。
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在北京市一家医院工作，家住在机场里面。9月13日白天上班时，看到机场戒备森严，门岗都换上穿黄裤子的陆军，她想这是他们部队里的事情，没有放在心上。尽管老潘昨天晚上说就到北戴河，很快就回来，由于平时出差回来的时间也没准，已经习惯了，对老潘当晚没有回来也认为是正常的。到了9月底天气凉了，怎么还不见老潘托人要衣服？她悄悄问别人的家属，得到的回答是最好到师政治部问问，没有人敢把实情告诉她。10月份过去了，她从南口的娘家回来仍没有老潘的消息，而且她发现周围许多人都有意地躲着她，主动向前打招呼时人家也不理她。当她感到机场的气氛不正常，想到老潘可能出事的时候，突然被关了起来，开始进行隔离审查，自己的家也被抄了。
当时，潘景寅的大女儿刚10岁，是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1970年经朋友介绍到东北长春一位医生那里治病，1971年9月上旬搭顺路的飞机接回北京，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曾被认为是潘景寅在叛逃前的一项特意安排。二女儿9岁，最小的儿子还不足2岁。潘景寅热爱飞行事业，在三个孩子的名字中分别有“鹜”、“鹭”、“鹏”三个与飞行有关的字，以表示对航空事业的忠诚。孙祥凝在接受审查期间，只好把三个儿女寄养在远在昌平县的娘家。
潘景寅的连襟，也是一位专机师的飞行员，“九一三”事件时，他正驾驶苏制安24飞机拉着朝鲜访华艺术团在上海执行任务。因受潘景寅亲戚关系的连带，当时命令他原地待命，终止执行专机任务。不久，让他放弃执行任务，坐火车回北京。就因为他是潘景寅的连襟，最终也没有摆脱被取消飞行资格，转业回东北老家的命运。走前，他也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放在昌平的姥姥家。
孩子们的舅舅凭着一副铁肩膀艰难地挑起了全家包括自己的子女在内共7个孩子的沉重担子。为了维持那个大家庭的生活，他买了几只羊和猪让孩子们喂养，羊奶可以喂养孩子。自己每天工作之余，从很远的地方带些饲料回来，就这样带着一群孩子艰难度日。在社会上，舅舅像一只老鹰张开庞大而有力的翅膀，保护着这一群幼鸟安全成长。孩子的舅舅原来在北京城里工作，为了挑起家庭重担，主动回到昌平县上班，这一群孩子后来没有一个能够上到大学。潘景寅的二女儿用车子驮着不会走路的姐姐勉强上到初中毕业，自己坚持读完了高中。只可惜孩子舅舅50多岁就过早离开人世。潘景寅及其连襟的孩子已经长大，虽然因为父亲的影响自己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们靠自己的劳动使舅舅的孩子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孙祥凝在隔离审查中，由7个人看管她一个人。但是，她对“九一三”事件却一无所知，开始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起来。孙祥凝所在单位对其隔离审查，由于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又无事可做，对她行动上的看管就有些放松。作为母亲，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思念心切。1976年的一天，她情不自禁地步行跑到昌平的娘家看望多日不见的儿女。她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没有经过有关领导的批准。单位发现后，又很快将她接了回去，对她的这种做法审查单位的领导也能谅解。她原住在机场家属院，由于拆迁改建，家里的东西有时放在仓库里，有时又临时放到无人居住的房子里，几经周折，有许多都丢失了。
那段时间，对她的审查由所在单位转送上级主管部门，又由主管部门移送区公安局，换了好几个地方。1976年结束隔离审查后他们全家回到潘景寅的河北老家生活，因老家没有什么亲人，无法安置，就在北京家里待了两年。1978年10月恢复工作，1982年决定不做审查结论。
“九一三”事件后10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给机组中死去的4名人员定性，由谁给他们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尽管事发之后，在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浪潮中，潘景寅等死去的机组人员也被当作“叛徒”进行批判，就连我们活着的5个机组人员也一时被当作反面人物裹胁在汹涌澎湃的运动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依据死亡的性质才能妥善处理的时候，就没有人敢出来“一锤定音”了。“文革”时的极左思潮在“四人帮”的推动下继续蔓延。大批判毕竟是群众的声音、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某一级党的组织。可是，当时哪一级党的组织能为死者定性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九一三”事件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九一三”事件是以林彪及其妻子、儿子和少数死党发起的乘坐专机的叛逃行为，其本身就是发生在共和国大人物身上而且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会地位，林彪之大与飞机驾驶员之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们又在同一架飞机上，同时在异国的土地上坠毁，罪证确凿。在中央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机组的问题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央一级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没有提到飞机驾驶员的问题，“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必然成为一个悬案，长时间被搁置下来。
其二，林彪乘机外逃的结果为机毁人亡，机上所有人员没有一个生还者，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听说从飞机的语音黑匣子中获取有关的材料来证明林彪与机组之间在空中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情况。再说，对于飞机的黑匣子（包括事故记录器及语音记录器），在飞机坠毁之后的很短时间内，蒙古国与苏联的军事专家已经到坠机现场去搜寻过，毫无疑问，飞机黑匣子当然是属于被搜寻的重点对象。
其三，是林彪利用自己的职权，调用专机突然外逃。而机组人员是为了履行本岗位的职责，去执行专机任务的，事前并不知道林彪的叛逃阴谋。事发后，机组5人曾写过大量的旁证材料，证明机组的死者同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属工作关系。从他们生前的言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证明与林彪的叛逃阴谋有联系。按说，根据这些就可以为机组的死难者定性了，只是机组5人也处在被审查、被处理的状态，人微言轻，我们的证言在这一重大事件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也没有哪一级领导敢用我们的话为死者争取一个说法。
其四，“九一三”事件是以飞机的活动为主要特征的。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从第一转弯开始就出现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现象，这一切都说明机组在起飞后，才得知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图，同林立果等人的斗争便反映在操纵动作上的被动、迟缓与无奈。按说，这些也可以成为无辜死难者的佐证。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没有人从通过分析飞机叛逃航行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入手为林彪殉葬的死难者说话了，也只有与死者同舟共济的我们，才一直关注着自己战友的定性问题。
特定的历史环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环境及机毁人亡的结局，决定了机组死难者定性的难度，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的有关讲话，机组死者的定性问题，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也许永远没有这么一天。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报道了新华社的一则电文：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于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在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时，邓小平谈到了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还向客人们介绍了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邓小平那段时间会见客人很多，有时一天要会见好几批。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在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当我见到这篇至关重要的报道时，已经被勒令离京只身在外地生活了整整4年。邓小平在讲话中引证的另外一架飞机，就是3685号直升机。
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个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手捧报纸，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毕竟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有关“九一三”事件中死难机组人员的讲话，多少年来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吗？邓小平讲话的英明在于直接指出林彪专机飞行员“是个好人”，真是字字千钧，落地有声。“是个好人”就不是坏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来，除了我们机组的5人在交代材料与旁证中说到机组中不幸死去的4位战友同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属工作关系，纯属执行专机任务的行为之外，一直没有听到有哪一级领导在公开的讲话中像邓小平那样指出机组死难者的性质，也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文字报道中出现过类似的字样。因为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招惹是非。专机师派人到死者家里处理一些具体事情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精神，具体办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资问题、住房问题、抚恤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依据。事件过后，在具体问题上，在讲话方式上，谁也没有把死者当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没有把死者当作正常死亡，更没有当作因公牺牲对待，他们的家属与子女在上学、就业等问题上一直是受到影响的。
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手捧党报，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之路。
开始，她同二女儿一起蹬着自行车到西郊机场和空军接待站，但得到的回答是维持原来状态不变。除了上国务院信访办之外，这种问题一般的主管部门是不敢问津的。她们把中南海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转遍了，最后在西门受到好心人的指点，才找到位于北京南站附近的中央组织部接待站。
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信访，不同于其他事件。凡是知道“九一三”事件的人，一提到林彪专机飞行员的死，都会很快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当听完申诉的内容后，信访员觉得奇怪，说这个问题不是早就落实了吗？信访办的人说的“已经落实”是指的什么呢？也许他们认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凭经验也早该落实了。可是，身为当事者的家属怎么能一点儿不知道？等下次再找上门的时候，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应该到原单位寻找解决办法。孙祥凝及女儿几经上访，才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最后受到一位30多岁的男性信访员的接见，当他看完《人民日报》的复印件后，让他们回去写份文字材料，因为申诉是要通过一定程序的。在那段时间内，还有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接见了他们。
孙祥凝住在从单位借来的房子里写上诉材料，材料上交后，还是这位热心的男性信访员接待她们。就这样前后跑了十几次，男性信访员说别来了，已经把问题向领导反映过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再找你们。
经与原单位的直接联系与有效的工作，一方面，信访办让专机师先支取500元钱给家属，解燃眉之急，为潘景寅的孩子看病；另一方面，由专机师就机组四位死难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孙祥凝与全家，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年初得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从此，“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4名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死亡10年之后，在邓小平直接指示之下，终于有了说法。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
证明书
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证明书”的背面写着潘景寅所在的部别、个人简历、出生年月及专机师和区民政局签发的抚恤金意见等。从以上“证明书”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另外3名死难者的“证明书”与潘景寅是一样的；其二，“证明书”中随“飞机坠毁死亡”一句是对死难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说，机组4人的死亡性质属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样属于叛徒，也没有按正常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那样被定为烈士。相比之下，这样的结果，总算可以告慰埋葬在异国他乡荒原上达10年之久的4位亡灵了。
西郊机场的同志问孙祥凝还有什么要求。这么多年，除了受尽了牵连折磨，几个年幼的孩子也因受牵连受到很多痛苦。要是老潘在，老大的腿没准就治好了。当时老二已被国家女篮选上，却因为老潘的问题政审没通过。老三是甲级身体，却没当成兵。潘景寅曾对孩子说，将来工作选三样：当兵、学外语、搞医。这几个愿望除老二在医院工作外，其他都没有实现。想着想着，孙祥凝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提出三条：第一条，大女儿是残疾，请给安排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第二条，二女儿还在南口上班，能否调回城里工作；第三条，抄家时东西丢了，要折价赔偿。这几条要求西郊机场基本上答应了。孙祥凝还提出房子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原来分配给老潘的住房被强行收走。当时机场没有房子，就拖下来。以后他们全家挤在医院分给女儿的两间房里。按照上面的结论，潘景寅的家属得到了500多元的抚恤金，包括搬家损失等共得到了近7000元的补偿。
潘景寅夫妇遗像
多年过去了，老潘的三个孩子都已经结婚，孩子们都很能干，也很孝顺他们的妈妈。2003年孙祥凝因病去世，孩子们托朋友到蒙古国出差的机会，特意到坠机现场捡回一些飞机残骸碎片及一些黄土，为自己的爸爸妈妈举行了合葬仪式，墓地就在姥姥家附近的山上。2004年清明，他们为父母刻碑纪念，总算了却了几十年的心愿。
也许还是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已经远在外地多年的机组5人及相当一部分受“九一三”事件牵连人员的审查结论被撤销，档案中已见不到“九一三”事件的痕迹，就像是当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