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之后，围绕着“禁空令”的问题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其二，不了解飞行行业的人们说出的外行话；其三，缺乏科学依据的个人想象。
一、“禁空令”和“净空令”的含义
林彪专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从414号界桩进入蒙古国境的时候，中央下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黄永胜）、吴司令员（吴法宪）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九一三”事件中的“禁空令”，有人叫它“净空令”，还有的叫“禁航令”。
从中央下达命令开始，全国不应该有任何一架飞机升空，从命令下达之时开始，禁止任何飞机起飞。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除了已经飞越出境的林彪专机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上，不应该出现任何飞机，如果有，就视为非法，视为违背中央的命令，所以叫“禁空令”。所以，禁止地面任何飞机起飞，空中就不会有任何飞机飞行，所以，空中没有任何飞机飞行，作为空间，应该是清净的，或者是安静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把它叫作“净空令”也未尝不可。在这里，“净”与“禁”都可以理解为动词，因为这是一种命令，一种通过行动而必须达到某种目的的命令。所以，如果真正理解了这一命令的含义，就不会因此而产生许多误解了。
此外，在每个国家地图上，都规定有不准任何飞机在其上空飞行的地方，这些地方叫作“空中禁区”，一般都是国家的大城市或特殊的军事要地。虽然叫作“空中”禁区，但都是以地面范围的大小为依据划分的。空中禁区的存在，是为了大城市居民生活安全与安静的需要或者是某种重要地面设施保密的需要。这种规定通常是长期的，例如，北京市区机关与居民居住密集的地面上空，就是“空中禁区”中的一个，凡是从空中进出北京市各机场的飞行员们都知道我国首都的飞行管制办法。属于全国性的“禁空令”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少的，类似“九一三”事件时的“禁空令”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所以，了解一下“空中禁区”的知识对于进一步理解“禁空令”或“净空令”有一定的帮助。
二、“禁空令”与禁止256号专机起飞的命令是两回事
禁止林彪专机——256号专机起飞的命令是这样的。
1971年9月12日晚，当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五人乘坐林彪专机从北京飞抵山海关机场后，林彪女儿林立衡在北戴河看到林立果已调来了专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通过林彪警卫团向北京的周总理报告。此时，周恩来总理一方面命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调查飞机的事情，一方面直接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
平时，林彪专机的行动都是逐级上报，层层把关。各有关保障部门为专机服务忙而不乱，紧张有序。为什么这次飞行却不声不响，悄悄进行，连空军司令员也被瞒了过去呢？
因为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周总理让吴法宪追查飞机的同时，也命令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追查三叉戟256号专机。
就因为这架飞机身份特殊，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也没有能够指挥动它。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于如此反常举动的林彪专机，周总理直接向山海关机场发出指令：“没有周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海军司令员）4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
制止256号专机起飞的4人联合命令没有能够使飞机停下来。
9月13日凌晨1点55分左右，256号专机飞越国境已成定局的时候，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时对林彪乘机叛逃的意图一时还不清楚，对林彪的全部阴谋还不了解，于是，中央从大局出发，除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外，还向全国下达了前面提到的“禁空令”。
从比较中看出，禁止256号专机起飞的命令与“禁空令”是不同的两回事情。前者是针对256号专机的异常行动，在9月12日午夜发出的。而“禁空令”是面对全国的飞机，在林彪专机逃出国境之后发布的。而且，命令中出现的五位领导中，增加了毛泽东、林彪，去掉了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传达“禁空令”的时候，没有提到林彪，这可能是他已经知道林彪就在飞机上，没有林彪，飞机还跑不了呢！如果再写上林彪的名字是否有些滑稽？
三、林彪专机被“禁空令”逼走的说法是错误的
“九一三”事件后，在国内甚至在国外曾有这样的说法，林彪专机之所以北逃，是被中央下达的“禁空令”逼走的。其理由是，林彪专机在山海关起飞后不久又折返飞回山海关机场，就是因为“禁空令”，山海关机场处于封闭状态，跑道灯没有打开，256号专机在没有办法降落的情况下，被迫向西北境外飞走的。
以上说法，对那些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又不具备飞行常识的人来说，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其实，持这种说法的人，犯了两个最基本的错误。其一，飞机起飞后，并没有返回山海关机场；其二，“禁空令”是在林彪专机飞出国境后才发布的。
从起飞之前林立果他们的行为表现看，飞机一旦起飞，就不会在国内降落。
林立果他们为了达到将飞机升空的目的，在地面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一旦起飞升空之后，他比谁都清楚，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机场落地，都会落个被扣留审查的下场。别说是一架专机，就是一架普通训练的飞机，如果没有得到允许，私自起飞，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当弄清林彪等人的行为动机之后，就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出人意料的特殊因素，256号专机是不会在强行起飞之后又重新回到山海关机场落地的。
如果说有一些人对起飞后那极不正常的第一转弯产生误解，认为那就是返回山海关机场的意思，持这种说法的人主要是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仅此，是可以理解的。
四、林彪专机起飞后在空中画问号的说法是想象出来的
这种想象出来的东西也存在着一定的诱发因素，这个因素就是256号专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之后，正处在一片混乱中的北戴河林彪住处的人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于是想象到飞机又返回山海关机场，由于机场被关闭，无法降落，才向北戴河飞来，在空中久久盘旋之后，画了一个问号向北飞走了——在一本畅销书中是这样说的。
由于256号专机向西南方向强行起飞后，没有在正常的时间与高度上进行一转弯，而是向西南方向持续飞行了4分钟之后才勉强小角度向右转的，此时飞机的速度是每分钟10公里，北戴河位于山海关机场的西南方向40公里处，这样飞机在上升的过程中经过北戴河附近上空的可能性很大。由于林彪等人于午夜突然乘车冲出北戴河住处，给林彪办公室及警卫人员带来一片惊慌，本来他们都知道林彪准是奔机场而去，更巧合的是半个小时之后又从空中传来飞机的声音，因为平时他们是看不到也听不到山海关机场飞机活动的情况及飞机发动机声音的。再加上林彪的突然出走对常年守候在林彪身边的人员来说，好似一场惊梦，把每个人都抛进了谜团之中。“九一三”事件之后，难免会有人在头脑中构思出近似于神话故事般的画面。但是，这种主观臆断一旦写进书本，进入传媒领域，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使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涂上了神秘色彩而走样。
如果说听到飞机声音的说法还可理解，那么看到飞机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因为“九一三”午夜基本上是属于暗夜，当时还没有月光，如果飞机不是从头顶上空经过，高度又是比较低的话，很难看到一掠而过的飞机。再说，256号专机由于仓皇出逃，起飞前没有按规定打开机身外表应有的灯光，也没有打开闪光灯，飞机经过北戴河上空时的高度大约1500米。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当时，林办的人清楚地观察到256号专机飞行情况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更离奇的是还发现飞机在空中画了一个近似问号的轨迹后飞走了。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关于飞机转弯半径与速度、坡度的关系，公式显示：飞机在空中的转弯半径与飞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与重力加速度和转弯坡度的正切（函数）的乘积成反比。以三叉戟飞行速度每小时600公里计算，用20度坡度转弯，其半径为7.8公里，15度坡度为8.8公里。根据雷达显示的航迹看，256号专机改变航向所用的坡度是很小的，不会超过10度，而且是很不稳定的转弯，这样的转弯半径至少在15公里以上。再说，问号轨迹的产生起码要画上半个圆，转弯180度以上，才勉强像个问号。试想，一个站在地面某一点不动的人，即使这个人站在问号的圆心，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也没有办法看到1500米的夜空在10多公里范围内飞机飞出的全部轨迹，更不要说有地面楼房及树木对视线的阻挡了。退一步设想，如果大白天，一个人站在晴空万里的开阔地带，倒是可以看到高空飞机在一定范围内的飞行情况，如果把飞机盘旋的一部分想象成问号，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从三叉戟256号专机当晚不正常转弯轨迹中任何一段拿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构成一个差不多的问号。
山海关机场当晚没有打开包括跑道灯光在内的一切夜间飞行灯光设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机场航行调度部门只有在接到上级有关指令，准备接收到本场降落的飞机，或者受命于上级，本场有放飞的飞机起飞时，才能打开机场有关的起飞降落设备，并对起飞或降落的飞机实施指挥，否则，无论任何部门都不能随意将这些设备打开。在夜间，除了打开通信导航设备外，还要打开有关的灯光信号设施。虽然，三叉戟256号专机属于重要专机，但是，没有上级的命令仍然是不能放飞的，跑道灯光设施当然也不能打开。当晚256号专机是依靠飞机上的灯光照明沿滑行道滑行并进入跑道起飞，因为飞机起飞时，从技术上对灯光设备的要求不高，只要将飞机对正跑道的起飞方向，加大油门就可以了。相反，如果跑道灯光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夜间保证安全降落是不可能的。由于256号专机根本不存在起飞后重新返回山海关机场的事实，当然也就不存在机场封闭将256号专机逼走的下文。
“禁空令”是在林彪专机出境之后发布的，从时间差看，不存在“禁空令”与所谓“逼走”的任何联系。
飞机在河北迁安上空，完成艰难的转弯，最后将航向调整到325度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较大的机动，出境时间是1点55分。事实证明，中央及时下达的“禁空令”是非常英明的，就在“禁空令”落实的过程中，林彪死党周宇驰等三人，还是手持林彪手令，把3685号直升机骗上了天。
林彪专机山海关起飞在前，中央下达“禁空令”在后，前后相差1小时20分钟，把“禁空令”传达到基层部队的时间还要更长。由此看来，把林彪叛逃的理由归结到“禁空令”上是很荒谬的。
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来自非法出版物，说林彪在空中用电话与广州联系，得知广州已去不成时才决定改航北逃的。
持这种说法的人同样是来自对反常转弯轨迹的曲解。稍有一些飞行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飞机上的通信设备除了短波、超短波电台通过机组通信员与地面飞机指挥调度人员进行联络外，不存在乘客与地面直接通话的可能，就是专机也没有这种设备，那时候还没有移动电话，可见认为林彪与广州直接进行空地联系的说法是臆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