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的脚步跨入1976年的时候，我苦心追求的飞行事业最终被“九一三”事件给我带来的厄运吞噬了，被迫丢掉飞行事业对我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当年4月，也就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近5年之后，我又一次背上受审查时的行李卷，离开部队，离开北京，离开妻子儿女，背井离乡，从此，踏上飞行不归路。
1976年年初，当我看到读书班里留下的都是空勤干部的时候，我的心好像提得更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随时都可能接到停飞的命令。
专机师的空勤人员（不包括因工作需要由专机师审查决定的空勤机务人员及空中服务员）由飞机驾驶员、领航员及通信员组成。这些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与政审合格后，再经空军航空预备学校的过渡训练，送往专业对口的航空学院进行专业培训，2～3年后，分配到空军各航空兵部队继续服役，此时，他们的身份由空勤学员成为空勤干部。所以，空勤人员虽然不是一种职务，却是空军航空兵的一个重要岗位。一般情况下，没有正当的理由，没经相当一级领导批准，是不能随意取消一个干部的空勤身份的。因此，终止一个空勤干部的飞行资格，要正式下达停飞命令。
“九一三”事件后，一切来自审查过程中精神与生活的压力，我都能忍受，也能正确理解。但是，只要能让我重返蓝天，回到我所苦恋的飞行岗位，我保证会如鱼得水，用自己加倍的工作挽回因几年停飞而失去的一切，因为，我视飞行如自己的生命。
改飞伊尔-18与三叉戟飞机对一个酷爱飞行事业的人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的大事，而在忙碌的训练与任务飞行中从未想过在自己心爱的飞机上留下几张照片作为多少年以后的人生纪念。之所以在思想上连这样的一闪念没有出现过，就是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经同飞行事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如果不是发生飞行事故中的意外，自己是不会离开飞行事业的。既然来日方长，就没有意识到及时为自己照个相、留个影的纪念意义，所以，从1966年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这漫长的5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在以上两种飞机上照过一张照片。现在，当我意识到飞行事业真的要离我远去的时候，确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因为，多少年来我已经视飞行为自己的第二生命，现在就要取消我的飞行资格了，怎能不叫人痛心呢！如果能有一张照片在手，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也可以聊以自慰。
虽说取消一个空勤人员的飞行资格是一件慎重的事情，可是，以与林彪事件有牵连为理由停飞，在当时是很容易做到的，理由既充分又典型，而且，在当时还不会有人提出反面意见来，被审查停飞的空勤人员几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有人说，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折合成黄金的话，几乎要同飞行员的体重差不多。谁也没有对这种说法进行过具体计算，但可以肯定，国家培养一名成熟的飞行员所花费的金钱是很多的。对一个飞行部队而言，他的战斗力如何，主要体现在飞行员身上，而培训飞行员所需要的飞机、机场及其所有一切硬件设备和地勤、后勤等各种保障所需的人、财、物，加在一起分摊在占部队人员极少数的飞行员身上，那就是一个很惊人的天文数字。就三叉戟飞机而言，在平时的训练飞行中，围绕机场起飞、降落一次，就需要600～700公斤燃油，且不谈其他的消耗，仅此而已。当时，一个能在专机师胜任驾驶大飞机的飞行员，都经过了从航校到部队至少飞过4个以上的机种、10年以上的军龄和数千小时的空中时间。尤其是那些师、团一级的老飞行员，他们基本上都是同祖国年轻的空军同时成长起来的，经历了空运大队、独立团到专机师的全过程，出色地完成了从毛泽东开始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国内到国外的重要专机任务。当时，这些飞行员的年龄都在30～45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为国出力的时候，如果因此对这些飞行员中的骨干弃之不用，实在是太可惜了！
为了能在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争取一线希望，我曾向当时的空军及专机师的领导写过不止一封信，表明自己热爱祖国飞行事业的深切愿望，恳切希望领导能准许我重返飞行岗位，继续为专机空运事业做贡献，我看到利用写信和直接找领导表示心愿的其他飞行员也不在少数。
朝思暮想等来的结果不是与我们继续飞行有关的消息，而是解放军要裁减10万官兵的总部署。表面看来这两个问题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实际上专机师的领导正考虑如何处理与“九一三”事件有牵连人员的时候，全军减员的指令正好为处理这些人员提供了理想的渠道。这些干部几年来一直未能摆脱“九一三”事件带来的阴影，现在，又要带着无法摆脱的阴影走到飞行生涯的尽头。虽然，上级领导机关不可能指名道姓让这些受牵连的人员必须成为裁减的对象，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根据专机师的诸多因素判断，凡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受到直接或间接牵连者，很难摆脱被精简的命运。
果然，在一次团的动员大会之后，我被确定为转业到地方的人员之一。至于那个被我看得分量很重的“停飞决定”，只是被轻描淡写地宣布了一下，就算对我十余年飞行生涯判了死刑，剩下唯一允许我考虑的是“往何处去”的问题。
又一次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停飞倒也罢了，内心多么痛苦，因大势所趋，已无可挽回。虽然是飞行员出身，但谁也不能保证干一辈子飞行。然而，就转业的政策来说，我再一次因“九一三”事件受到惩罚，不但不能与一般转业干部一样对待，而且，因为我的“方向路线错误”，在转业的去向问题上，还被列入另册。
按当时的转业政策规定，空勤干部停飞后的转业方向，可以就地安置，就是说，我在北京飞行多年，可以安置在北京市工作。对我来说，因为是“九一三”分子，必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也就是说，我是从河南被选拔为飞行员的，现在必须回到河南老家去安置。我老家在河南农村，我家那个土窑洞早已被雨水冲塌了，让我回老家，全家四口何处安身？妻子的工作如何办？当初，飞行员谈恋爱的时候，领导考虑到飞行员要集中更多的精力于飞行，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探亲，要求尽量不要在老家找对象，一旦形成两地分居，很难在紧张的飞行工作中进行照顾，所以，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空勤人员都是在北京恋爱成家的。现在，不但取消了我的飞行资格，而且，偌大的北京城都不允许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曾向领导提出这样的要求，考虑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小，妻子一直在北京长大，生活的基础也在北京，能否暂时不做转业处理，停飞后改做其他工作。虽然，不能继续飞行，但是，我还有一定的飞行理论基础，也可以翻译整理三叉戟飞机的外文资料，这些在当时也是一项急需的工作。无论我如何陈述理由，甚至是苦苦哀求，都无济于事，除了马上离队、离京，没有第二种选择。哪怕是向后推迟一两年的时间，等孩子们再长大一点转业都不许可。
转业离队已成定局，我只好又找别的领导，在转业安置地点问题上，请求能在河北省离北京较近的固安、廊坊或涿州安置，这样离家近一些。然而，河北省为了减轻安置工作的压力，规定：凡是想在北京附近转业安置的干部，必须放在河北省最穷的两个专区：承德和张家口专区，除此，别的地方一律不予接收。我这个对地图本来就很熟悉的飞行员，只好重新抱着地图，认真寻找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地标了。过去在自己的飞行生涯中，曾无数次地在各种地图上研究过要行到达的目的地，也曾对要落地的机场从飞行专业的角度进行研究、记忆，那都是从飞行的安全出发。全国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的多数机场都研究过，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曾与我个人生活挂起钩来去考虑，更不可能想到有朝一日突然离开北京到什么地方谋求工作。可是，这一次，当我再次拿起地图的时候，竟感到地图的分量是那样沉重，因为，我的命运就要与这张地图有着紧密的关联，别看我以前飞来飞去从没有在哪个地点长期停留过，可这次对我来说整个下半生的一切都可能留在这张地图的某个点上了。
我提出在北京附近安置的想法，放在谁的身上都是一样思考的吧？我既然无法争取领导的同情与改变领导的决定，处于无奈，只好一个人去承受这一切吧！我决定将妻子和孩子留在北京，只身一人远走他乡。“九一三”事件时，我身为军人无法避开那位“副统帅”设置的陷阱，几年之后，一步步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我同样也身不由己，只能按照领导的既定方针远走他乡。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专区的怀来县，又叫沙城，是两条铁路即北京—包头、丰台—沙城交会的地方。我把交通方便、离京较近作为安置的首选条件，主要是考虑到北京的这个家和家里的母子三人。毕竟我是个拉家带口的人，我必须在满足专机师领导决定的前提下，在被那只无形大手严密控制的缝隙中，寻找自己及全家能够生存的空间。
256号专机组作为专机飞行的历史，甚至整个空军历史上最不幸、残缺不全的集体，在这次处理中彻底瓦解了，作为“九一三”事件三叉戟256号专机的历史见证，这五个人的集体将永远留在彼此的记忆中。当我们各走一方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留下一张合影。
小魏姑娘结束了在花生地的劳动之后，被分配到西郊机场卫生队工作。小魏的母亲早逝，是她的哥哥每星期接送她到机场上下班，作为兄长，对牵连在“九一三”事件中属于弱者的胞妹备加呵护。不久，她复员回到北京的家，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工厂当排字工人，一干就是8年。
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他妻子原来是随军家属，现在又随陈联炳打道回府，带着孩子返回老家安徽，把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女儿丢在了北京。陈联炳从放牛娃当上解放军，从抗美援朝前线到空军当飞行员，多少年来，他飞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自己的飞行经验带出了许多新飞行员。他身怀绝技，正是可以充分发挥的时候，却不得不回到放过牛的家乡，从事与飞行行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
机组通信员、团通信副主任老陈与在空军学院工作的妻子，夫唱妇随，带着两个儿子回到老家浙江省。妻子同孩子按安置规定可以在杭州市安家，本人只能在省里的一个县安置，在县卫生院任支部书记。他已经熟练掌握的英语空中联络对话专业，只能是“无用武之地”了。
机组中安置较好的算是领航员老李了。他的老家在广东省，因为他从小就是养母从外面捡回来带大的，除此没有任何其他亲人。他妻子是我国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来自上海，当时，他妻子还在部队继续飞行，就将他转业安置在上海自行车厂供销科。几年后，专机师实行人员分流，他妻子脱下军装，分配到上海民航局继续飞行，这样他们一家四口在上海团聚，好在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一团的代理团长也走了，因为他们的孩子从小在妻子的老家吉林长春长大，代理团长只好放弃回自己的家乡山东的机会，随妻子到东北工作。离队前，他将自己积累多年的飞行日记烧掉了，整整20本日记！这20本日记是他多年来执行国内外专机任务的经验总结，是他兢兢业业苦心钻研飞行技术的结晶，也是他为祖国航空事业全部付出的象征。飞行员的舞台在飞机上，施展全身武艺的空间在万里长空，一旦离开飞机，“一杆两舵”的技术确实无用，烧掉也罢，问题是代理团长投身飞行事业的满腔热情也同时被烧掉了。他看着那顷刻间燃为灰烬的日记本，流下了热泪。
1976年3月份，我手里拿着从飞行团开出的一张小纸条，到场站财务室一次性领到10个月的工资700元人民币作为我的全部转业费用，步履沉重地离开了机场。这是我苦苦追求飞行事业的地方，也是我无辜受牵连的地方，在这里，有我投身飞行事业的乐趣，也有因飞行身陷囹圄后的精神困惑。但是，我还是很留恋机场的营地，这里毕竟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我清楚地知道，当我拿着转业费走出营房大门之后，我就不是一名飞行员了，连军人的身份也不复存在，虽然我还穿着军装，实际上我已经是一位普通的老百姓了。
记得小时候在家乡看到天上的飞机就像发现十分新奇的天外来物一样，从开始听到声音就仰起脖子找来找去，一旦找到飞机就盯住不放，一直用眼睛把飞机送得很远、很远，直到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有时为了多看一会儿，甚至爬到一个较高的地方。觉得飞机在云层中时隐时现很有意思，觉得那么大的钢铁玩意儿竟能飘在空中，一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它，可是这种力量来自何处呢？虽然当时无法弄懂，但我相信这些道理都是具备相当学问的人才能知道的，只要自己好好读书，长大后不仅能制造飞机，还能开飞机。当时无法叫出飞机的名字，唯一能够区分的就是三个头的飞机或一个头的飞机。后来才知道那三个头的飞机就是伊尔-14或里2飞机。
初中毕业年仅17岁的时候，我已经与飞行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县武装部成立选拔飞行员的特招办公室。我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只好带干粮上学，常年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约1.7米的个子，体重不到百斤。我的腰围还没有脑袋大，上厕所时，用裤腰带束腰时的圆圈无法从头部套在脖子上。当时，飞行员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神秘莫测的形象，出人意料的是经过初选，我被选中了。
到眼科检查结束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全县的学生中，能够进入外科检查的人数只有7个。我被带进外科检查室，当着个别女医生的面命令我们脱光衣服，我不好意思地在医生的指导下像猴子一样蹲在地上蹦来蹦去。量体重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上身的肋骨清晰可见，非常担心因体重不够而被淘汰。当最后一项检查到肛门的时候，医生说我那里有一个很小的疙瘩，而且几个医生还为此在一起交换意见。我怕他们不要我，就急忙向医生解释，不，简直是乞求医生放过我，因为这确实是长年带干粮上学，喝水少，身体上火所致。无论我怎么解释，最后，医生还是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像逗小孩玩似的说：“明天就不要来了。”当年全县只有一个人体检合格。
学校让我免试上了高中，好像我命中注定就要成为一名飞行员似的，在贫寒的家境中，又咬牙坚持了3年，在这3年中，我无时不想当兵离开为供我上学已经心力交瘁的父母和一贫如洗的家。1959年高中毕业时，又迎来了特招飞行员的大喜事。由于我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已经心中有数，体检中，过关斩将，一路顺风，顺利地成为全县三名飞行员中的一个。
8月份学校放暑假，同学们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家里一边劳动，一边等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与别人不同的是，除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外，还多了一个当飞行员的通知。
8月10日，我与生产队的乡亲们钻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套种白萝卜。高温天气使湿热的玉米地散发着浓烈的泥腥味，玉米叶的边缘像小锯齿一样在我的身上拉出一道道的红印。晚上，当我躺在土窑洞的床上休息的时候，传来生产队长的声音，说接到电话，要我到县武装部集合。经全县初步体检、政审合格的3个高中同学在武装部长的带领下来到省会郑州市，经过再次体检之后，坐火车北上，进入空军第二预备学校。在以后的多次体检中，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我清楚记得，在我的身体档案中，最后的结论一栏中写着“适合所有机种”。我认为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一名飞行员，关于8月15号已经寄到家里的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事情，早已被我忘到九霄云外了。
作者1959年入伍时
记得在老家上学时，从没有穿过制服，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为我手工缝制的，被人叫作大裆裤的衣服我这个高中生也照样穿在身上，只有脑袋上留着分头的发型，看上去才像个农村的中学生。1959年8月，当我到空军第二预备学校，正式成为一名空军学员的时候，我才真正地相信我是一名军人了。因为，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部换上了空军学员服装，除了干部学员军衔之外，与尉官的服装是一样的。我高兴地对着镜子照啊、照啊，没完没了地自我欣赏。当我和其他学员们都穿上一样的服装，整齐地走起队列的时候，显得那样神气与潇洒。因我高中毕业，长别人两岁，每逢队列比赛，我总是站在队列外面喊口令，随着“立正”、“稍息”、“卧倒”等口令，像豆腐块一样的队列令行禁止、整齐划一地变化着，令人自豪与骄傲。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鸟在军校的营房里、操场上飞来飞去，用来专门训练飞行员身体平衡的体育器械，如活动滚轮、旋梯、天桥、浪木、固定滚轮等，还没有等到正式体育课上教练的讲解，我基本上都能熟练使用了。
穿上了新军装以后，我把替换下来的衣服连同第一个月7元钱的学员津贴全部寄回家中。当我填写汇款单的时候，心情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给家里寄钱，我从内心祝福，祝福二老再也不用为我的学费和吃用发愁了。我再次低头看着自己一身全新的军装，觉得自己突然长大，长成一个顶天立地铮铮铁骨的男子汉，我从内心向父母保证：儿子在外一定不辜负你们的嘱托和希望，将来肯定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飞行员，报效祖国，也回报你们对儿子的养育之恩。不久，我整齐着装到照相馆留下了全身照片并很快寄回老家，我要让父母及全家人看到我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也让自己的亲人分享到作为一名空军预备飞行员的荣耀。时间不长，父母来信告诉我，我们家的大门上也挂上了“军属光荣”的匾额，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金光大道。共产党、解放军使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获得了新生，并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今天自己也走上了保家卫国的岗位，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自己都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与合格的空军飞行员，除此，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供选择。
紧接着我们集体下放到天津杨村的陆军当兵锻炼，在那里我又成了一名地道的列兵。一次紧急集合，我把准备好的背包带弄到床底下，只背着一杆枪加入队列，为此受到中士军衔班长的批评。在整队到食堂吃饭的路上，夹着饭碗还要进行步伐训练，走得不好，向后转重来。在雪花纷飞的严冬，手持钢枪，坚持训练。1960年国家困难，部队自己组织到内蒙古草原捕捉黄羊回来吃。在艰苦的年代里，我没有叫过一声苦，与老家生活相比，那不叫苦……
雅克-18飞机
1961年我在某飞行学院开始了飞行训练，用的是苏制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那时，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紧张，还停止供应飞机器材，所以没有飞机可飞。我们终于等来了我国自己设计生产的初教6型教练机，然而，本来两年的学制延长到了四年，航校四个期班的飞行学员在不断的淘汰中只剩下了一少半。1964年7月，我作为该航校15期丙班的学员之一，加上丁班共41名飞行员，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初级飞行训练，以正排级少尉军衔参加航校为我们举行的毕业典礼，我还记得学校让我代表学员在毕业典礼上讲话。不久，我们集体被分配到祖国首都空军专机师，成为一名真正的专机飞行员。
被我们自己称作“41名阶级兄弟”的航校同学，带着母校与飞行教员的嘱托与专机师领导的期望，很快投入到紧张的改装训练之中。我作为20名飞行员之一，被分配到伊尔-14飞机上进行训练。从航校1吨多重的初级教练机，一下子进入十七八吨重的有两台发动机的运输机上飞行，技术上的跨越是前所未有的。
初教-6型教练机
与我们进行配套训练的是一批刚从领航学校毕业的新领航员。由于领航专业对文化程度要求较高，他们都是同我一样，高中应届毕业后被选入空军航校学习的。与我搭帮结对进行训练的是一位叫吴忠良的战友，来自福建省，高中毕业比我晚一届，入伍比我晚一年，年龄小我3岁，所以，我叫他小吴。小吴虽小，但绝顶聪明，空中反应很快，许多领航数据张口即出，对飞行员操纵数据的提醒及时准确，我们在紧张的飞行训练中结下了具有飞行员与领航员特色的深厚友谊。
当我结束白天两种气象条件下的训练科目之后，为了在实战中放飞“小鸟”，从给老飞行员当副驾驶员开始，在专机任务的实践中接受锻炼。
为了使新机长在任务中从心理素质到业务素质得到全面锻炼，根据任务、天气及机场的情况，我们逐渐被委以重任，直接担任机长放飞。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团领导第一次任命我为机长，同我一起训练的航校同学一起，驾驶伊尔-14飞机从北京飞往南京，执行当时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的专机任务，开始迈出我专机生涯的第一步。
夜航训练中的作者
作者所在飞行小组
不久，团里决定3名飞行员在白天两种气象条件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夜间简单气象的飞行训练。从此，在我的技术条件中增加了“夜简”（夜间简单气象）一项，即除了在白天两种气象条件下可以执行任务之行外，也可以在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飞行了，这就意味着我在伊尔-14飞机上执行专机任务的条件放宽了，展现在自己面前的道路更广阔了。
我很快被告知，与另外几个伊尔-14飞机的飞行员一起，调到驻守在西郊机场的一团一大队，准备改飞专机师最好也是最大的伊尔-18飞机。当我的面前摆放着部队最好、最大的机种，使我不得不全力以赴投入改装训练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展开了。由于伊尔-18飞机担任着全师重要的专机任务，不可能抽出专门的飞机与时间进行集中训练，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由于自己在改装飞行中的刻苦努力，在技术上没有辜负师团领导对自己的期望，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规定飞行科目，并给老飞行员当副驾驶，投入到繁忙的专机任务中去。
虽然明文规定专机部队不介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部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除了军营里没有以“四大”的方式进行运动，仍然坚持正常的飞行活动之外，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能用几条规定就能隔绝的。好在专机师的各级领导与飞行员们都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与科学态度必须紧密相连的飞行专业，不能允许飞行员像搞运动那样轰轰烈烈、浮躁盲动，否则，飞行安全出了问题，其损失是惨重的。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伊尔-18飞机白天和晚上两种简单气象的改装任务，并为老飞行员当副驾驶，很快投入到“文革”时期频繁的专机任务中去。团领导为了尽快在伊尔-18飞机上放我的单飞，开始在一些简单的飞行任务中让我担任机长，在万里云天的搏击中使自己的翅膀逐渐变得硬了起来。
……我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骑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脚底下早已没有往日蹬飞车时的力量。
伊尔-14
伊尔-18
当我踏进家门，从回忆中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意识到从今以后再不能去机场上班，自己的身份再也不是军人的时候，我的心又被刺痛了。我脱下军装，望着红色的帽徽与红领章，一动不动地发起呆来。又过了许久，才很不情愿地将红五星从军帽上摘了下来，连同那两块红领章放在一起包好存放了起来，虽然不能再戴在衣服上了，但也舍不得丢掉，一直到今天还保存着当年的领章、帽徽。5年前，在中央专案组接受审查的时候，看到被撕去领章的军衣，心里很不是滋味，难过得睡不着觉，时刻担心因牵累于“九一三”事件而失去军人的身份。时至今日，5年过去了，不但飞行员的资格没有保住，连军人的身份也丢掉了。上次是个别人处于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痛恨才那样做的，是一种没经组织批准的个人的过激行为，是不算数的。今天，同样是红领章的问题，用不着任何人的参与，机场的领导也不用具体过问此事，是自己亲手把自己佩戴了十几年的军人标志摘下来的，虽然很不忍心，也只能如此。17年前，当我兴高采烈地将空军预备军官的标志订在军衣上，昂首挺胸行走在军校营房里的时候，怎么可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又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极不情愿地退出心爱的军旅生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在我离京到新单位之前，让老父亲到北京小住了几天。在这期间，我妻子带着孩子到岳母家住，由于岳父在外地工作，那仅有的一间半住房勉强可以睡下连孩子舅舅在内的四口人。而在我那不足14平方米的蜗居里，我用木板为父亲临时搭个床位。看到在农村黄土地上劳作一生的父亲，比我离家当兵时老了许多，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背也有些驼了，“九一三”时的惊吓与母亲的去世使父亲更快地苍老下去。老父亲看着抱在怀里还不会走路的孙女，想到自己的儿子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家到外地工作，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说：“如果你妈在，还能帮你带看孩子。”因为，儿子也小，岳母照看两个孩子很困难。老父亲当年送我当兵的时候，也不可能料到十几年以后我还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本来儿子已经离家千里，可是千里之外的家也不像家了。父亲抬头看着这又小又不隔音的房子想要说什么，我马上安慰父亲说：“幸亏在城里还能找到这么一间房子，如果我住在机场，现在，又把我弄到外地，他们娘儿仨何处安身？房子虽小、虽破，总还是个家呀！平时我探亲回来，也算是有个安身落脚的地方。”
1976年4月中旬，送走老父，告别妻子，我再一次背上行李卷连同自行车一起，从北京永定门车站踏上北去的列车，沿着丰沙线，奔向河北省张家口专区的怀来县，寻找我重新安身立命的场所。
怀来县组织部安排我到县农业机械局下属企业——怀来县农机修配厂农机修配车间任指导员。原来车间没有指导员，这个职务是为我专门设置的。因为，我是“九一三”分子，林彪的飞行员，是有历史问题的人，还不能当车间主任。这一切都很清楚地写在我的转业鉴定表上，这张鉴定表就装在我的档案中，早在我到县组织部报到之前就先一步到了。我办理具体报到手续时，从工作人员观察我的眼神中已明白八九分。我选择怀来县工作的初衷是离北京近些，交通方便，至于到那里干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已不重要了。所以，当组织部门决定我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时，我没有提出任何意见。相比之下，他们觉得我这位从北京来的年轻干部倒是挺好说话的。
怀来县城又叫沙城，是解放初期修建官厅水库时从库区中央搬迁到这里的，是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一个小县，怀来县的东南方与北京市的延庆县相邻，有着战略意义的京张公路把北京、延庆、沙城、新保安、宣化和张家口连接起来，我工作的农机修配厂就在京张公路的边上。沙城叫作“城”，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城。那时的沙城，人们都说“炉炉渣垒墙地不平，3分钟走完全城”。说起风沙名副其实，人们风趣地说“我们这里每年只刮两次风”，乍一听还可以，其实还有后半句，“一次刮半年”。
塞外的4月份，春寒料峭，天高风冷。我把行李卷放在自行车上，一路打听，向农机修配厂走去。
我穿着没有军衔的棉军衣，头上带着没有红五星的棉军帽，军衣和棉帽上还留着领章帽徽的痕迹，稍有些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典型复员转业军人的形象。也许是我在专案组受过刺激，不愿意看到没有军衔的军人形象，可是，我自己当兵十余年来，还没有一件像样的便装。有一次，因从巴基斯坦购买三叉戟飞机属民间行为，外事活动中必须穿便衣，我只好拿出唯一的一件被有意染成咖啡色的军上衣当便衣穿了出去。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位普通的老百姓了，不但要习惯于当前的形象，而且，今后也只能穿普通的衣服了。有时翻一翻箱子底，当发现军衣就要被穿完的时候，很想留下一件作为纪念。时至今日，周围的同志从我的行为举止上还能看出我是军人出身，这也许是十几年的军人生活给我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也可能是对过去当飞行员时的生活念念不忘的结果。
农机修配厂的领导见我把自行车都带来了，就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对我说：“看来，你要以厂为家了！”这句话确实被他言中了。从那开始，我不但在工厂干活工作，而且，吃在厂，睡在厂，一干就是8年7个月，等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已经45岁了，“九一三”事件虽然已成为14年前的历史，可是，对我来说仍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在工厂吃的头一顿饭就是报到后第二天的早饭，由于工人们的家都在本地，在工厂吃早饭的人只有几个。我带着从家里早已准备好的饭盒，走到食堂，打饭窗口的外面看上去是一个开大会地方，没有一张桌椅，地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当我发现房间的一头有一个布满灰尘的电视机时，才知道这里曾是晚上看电视的地方。我从那个没有木框充其量只是个土墙洞的小窗口递上饭票的时候，一位60多岁的做饭师傅驮着背通过小窗口打量我许久，用浓重的像是山西的地方口音问：“你是新来的吧？”我向老者点点头，表示他说得很对。然后，他直接用手把一个窝头和一些咸菜放在饭盒盖上，用饭勺在锅里搅拌一圈后，将稀粥盛进饭盒中。当他把这些早饭通过窗口递给我的时候，我才看清他的身上还系着一条围裙。我端着早饭向宿舍走去，此时我才看清那半饭盒稀粥是用高粱米做的。
4月份虽然已经过了供暖时间，可是，海拔比北京高出许多米的塞外仍然寒气逼人，本来就不热的稀粥已经凉了许多。房间里放着三张铁床和一个已经熄灭的炉子，塞外专烧烟煤剩下的炉灰摊在房间的土地上，房间里还能闻到燃烧烟煤后释放在空气中非常刺鼻的硫磺味。此刻，我还不知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那两个人是谁，他们不上夜班时是不住厂的。我将他们放在床下自制的小板凳拿过来，将床当成饭桌开始用早餐，这时我才知道用高粱米做的稀粥，像小豆那样大的米粒一个个都沉淀在饭盒的下面，稀稠分明，不像粥的样子。由于我在河南老家棒子面吃得太多了，所以得了见棒子面就胃酸过多的毛病。加入空军之后，飞行员的伙食水平虽然也没有使我长胖，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可是，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每天只能在中午吃上一顿不饱的细粮，我真担心这样下去身体是否会垮。
过了一段时间，车间一位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工人王师傅看我一个人在厂子里生活十分困难，就主动利用废料为我制作了一个煤油炉，把车间的废柴油收集起来就可以开小灶自己做些吃的了。我把粮食定量中省下来的部分换成河北省粮票，然后，再以多换少从倒腾粮票者手中弄到全国通用粮票。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再用这些粮票买一些挂面或干切面带回工厂，时不时地用煤油炉煮些挂面，大大改变了自己的饮食结构。开始，我从北京带咸菜，时间长了就会生蛆。有了煤油炉后，除了煮挂面，还从废铁堆中捡回铁片，磨成刀的样子，开始就地取材，做简单的饭菜。虽然，燃烧废柴油弄得满屋子油垢、油烟，可是，我总算一个人在没家的地方扎下了根，能够勉强工作与生活下去，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多久，也许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日子长了，我和工人们之间的友情与团结，换来了周围人们的关心与爱护，每次回京时都要尽量为他们带些沙城买不到的东西，他们也不时从家里为我带些吃的或自家种的蔬菜。我非常感谢周围这些淳朴诚实的工人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与关怀。
农机修配厂的干部工人加在一起不足百人，分为三个车间，除农机修配车间外，还有一个机加工车间和铸造车间。我所在的农机修配车间有十余人，主要从事农用拖拉机的修配工作。厂内绝大部分工人来自农村，少数是城镇居民。平时，只有离家较远的人住在厂里，一到休息日的晚上，全厂本来不多的平房里，只有两个窗户闪烁着昏暗的灯光，一个是家住延庆县负责工厂总务的50多岁的老者，另一个就是我。工厂的院墙已坍塌得没有半人高，所以，大门口也没有看门人。工厂里除了炼钢用的废铁外，没有什么怕丢的东西。一次我在睡午觉，一个脑袋突然钻进蚊帐里，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工厂外面过路的人向我打听方向的。
除厂领导外，车间里全是工人，没有脱产干部，我被任命为车间指导员，从此，我成了车间唯一的一个干部身份。不到20人的车间专设一个脱产干部实属多余，当厂的领导又不够格。所以，我主动向厂领导提出，要求担任车间曲轴磨床的操作工作。我毕竟是老高中毕业生，加上飞行航校和飞行部队学到的飞机发动机等基本机械知识，掌握一些基本的机床操作技术并不困难。到北京海淀区农机修配厂经过短时间跟班学习，就掌握了对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与汽车发动机曲轴的修磨技术。当我穿上工作服，站在曲轴磨床旁边同别的工人一样劳动，一样弄得满身油污的时候，厂里的许多年轻人就主动叫我“康师傅”了。
与专机部队相比，我被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在这个远离北京专机师的新环境里，我同样经历了一连串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政治上，一开始工厂的环境给我以十分宽松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的几年中所没有的。其实，我到新的单位不久，“林彪飞行员”转业到怀来县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厂子里的工人们也都知道了我的身份与来路。沙城很小，引人关注的新闻很快就会通过亲戚朋友在那不大的范围内传播开来。不过，这些来自农村、性格淳朴的工人们是带着另一种眼光看待我的，他们并不从政治上看重这个问题，倒觉得一个飞行员弄到这样的地方来劳动是一件新奇的事情。甚至有不少工人问我说：“你不在北京好好飞行，到我们这个穷地方干什么？”与专机部队的环境相比，在这个近似于农村的地方，听到这样的话使我感到有些滑稽。看来，他们对飞行、专机、政治等问题知之甚少。可他们对我毕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问候与关心，没有丝毫的歧视与排斥，连那种敬而远之的感觉都找不到。在那里，个人生活上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精神上总算解除了环境带来的压抑，感受到了“九一三”事件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
但是，“九一三”事件给我带来的阴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紧随其后，无法摆脱。1976年4月，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被“四人帮”定性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我被列为“重点人”接受了一次背靠背的审查。车间跟我一起开磨床的小徒弟被厂里负责政工的领导叫去问话，调查我回京探家时是否到天安门广场去过，从北京回工厂后都向她及车间其他人说些什么。小徒弟同样来自农村，不知道这些问话的含义，都如实一一回答。从那以后，小徒弟对我倒是更加仰慕了，她觉得身边教她学磨轴技术的师傅有点高深莫测。也难怪这个只有初中文化而涉世未深的农村工人，对如此复杂的政治问题一时半会儿是弄不清楚的。我也知道这件事对厂领导来说是例行公事的调查，就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引起工厂其他人员的注意。从此以后，当地的各级领导再也没有因为“九一三”一事找过我，在张家口地区这个小县城里，我这个人同“九一三”事件一样，像一粒沉在官厅水库深处的石子，虽然没有消失，也渐渐地被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