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脱掉军装转业外地，并没有熄灭我继续追求飞行事业的一线希望，我的心仍然向往着蓝天
北京市作为共和国的首都，既是国家空运中心，又是国际重要的航空港之一，但是，人员稠密的北京市区却属于空中飞行禁区。为了使进出北京的飞机安全有序地飞行，在北京市上空的周围设置了几条空中走廊。所谓“空中走廊”，就是为进出北京的飞机限制的空中通道，这些通道就像进出北京的空中大门一样，只有按空中通道飞行的飞机，才能保证不会进入北京城市上空的飞行禁区。其中的一条走廊规定，从北京西北方向进出的飞机必须经过沙城上空，所以，沙城就是这条空中走廊的外口，也是从西北进出北京的大门。
在我的航行地图上，怀来县的位置被红色铅笔标出一个显著的三角形，按北京市空中走廊排列的顺序编为第3号。那时，这个走廊口同北京其他的走廊口一样没有引起我思想上的任何重视，只知道3号走廊位于北京的西北方向，属于山区，规定从这里进入北京的高度要高一些。实际上，所谓的空中走廊都是以地面位置为依据的，为了保证飞机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准确地经过走廊口，在确定为走廊口的地点建立了一个导航台，只要飞机接收到导航台的信号，就可以按预定高度准确进入北京并按规定的路线飞达落地机场上空，就是在阴天下雨或夜间等复杂天气条件下，也不会误入北京市的空中禁区。转业沙城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导航台就建立在沙城京张铁路以南的酒厂附近，也许只有我这个在北京当过运输机飞行员的人才会关心这件事情，打听导航台在哪里，对别人来说的确是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正因为农机修配厂就在空中走廊口的下面，我每天都能听到过往飞机的声音，有时不需要抬头，凭声音就能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飞机，飞行高度是多少。触景生情，经常看到天上的飞机，也就经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记得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个星期，我同潘景寅一起，驾驶三叉戟256号专机在官厅水库的上空做改装后的试飞科目时，还只是把水库当作保持空域位置的一个地面目标，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几年之后自己的人生命运竟与地面这个水库发生关系，离水库不远的怀来小县竟成了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地方，我站在地面抬头眺望飞机与当年从飞机上俯视水库的心情竟是那样的不同。
在我飞行的日子里，不知多少次地进出这个排列为第3号的北京走廊口，既有白天也有晚上，有时能见到地面，有时在云中或云上通过时就看不到地面。尤其碰到碧空蓝天、万里无云的天气时，从包头方向回京，在进入走廊口前的下降过程中，张家口、宣化等城市逐一被飞机甩向后边。但是，作为走廊口的怀来县城从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太小了，在航行地图上像这样的县城星罗棋布。在机组研究航线时，对走廊口也都以代号相称，很少直呼其名。只是在空中飞行时，发现指向沙城导航台的罗盘指针开始倒向后面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飞机已经进入走廊口，并按规定通过无线电台向北京的大本营报告飞机的位置与高度。飞机前下方十分明显的官厅水库告诉机组，已进入北京市的大门口了，十几分钟之后就可以在北京落地。此时，机组成员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家的感觉真好。就是这个在我眼里只是3号走廊口，多少次空中经过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的怀来县城，如今，倒成了我安身立命赖以生存之所。如果当年我突发奇想，能料到今后有这种可能的话，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我宁可违反飞行纪律，也要降低飞行高度，看看沙城的地形地貌究竟是什么样子。事物的内部竟有着如此奇妙的联系，上苍对一个不幸飞行员的命运安排竟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
二、从研究空中航线到研究毛衣毛线
当飞行员的时候，除了钻研飞机驾驶技术、确保飞行安全，另一项重要的课题就是在接到飞行任务之后，要认真研究有关飞行航线的诸多方面。然而，当年研究航线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料到多少年之后竟研究起与飞行航线风马牛不相及的毛衣毛线了。
到沙城之前，我从700元的转业费中拿出200元做了一件皮大衣，以挡塞外强劲的寒风，这是一项不得不花的费用，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塞外属于高寒地区，其他地方发棉大衣，这里就要发皮大衣了。两个冬季过去，身上的军棉衣需要拆洗的时候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难。我虽然可以把军棉衣一针一线地拆开，也可以洗得干干净净，然而，当我试着将它们缝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办了。过去，在部队穿棉衣靠交旧领新，除了单衣，不存在自己直接动手拆洗的问题。转业之后这是个迟早要遇到的事情，可是，我并没有提前意识到这一点。此刻，我曾想到北京的妻子和老岳母，这个念头刚刚出现，立刻就被自己否决了。她们带着两个小孩子，妻子和孩子他舅舅还要上班。工厂在离家很远的酒仙桥，每天早上6点上班时，将两个孩子锁在家里，说好让哥哥照顾妹妹，等到天亮之后姥姥再去接他们出来。到了冬季，妻子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两头不见太阳。就这样，他们娘儿仨相依为命，苦度时光，已经是疲于奔命，我怎么忍心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呢！记得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同邻居们一起住在建筑工地的帐篷里，我也请假赶回北京照顾她们。由于妻子疲惫不堪，晚上睡觉时，女儿从床上掉下来都没有发现，幸好是连同被子一起滚到地上的，才没有摔伤。我只好将女儿放在小竹车里，自己坐在那里，趴在竹车上睡觉。我深深体会到妻子带孩子的艰辛。我一人在外鞭长莫及，不能帮家里干些什么，如果因为我再给她们增加负担，就更说不过去了。
缝做棉军衣的事只好请车间的女工代劳。当女工们把先缝好的袖子往棉衣上装的时候，她们也为难得头上冒出了汗，原来她们平时做的都是中式棉衣，袖子同衣服的其他部分都是一体的，而西式衣服的袖子是先做好后缝上去的，所以不仅有个方向定位问题，而且也有个左右分清的问题，她们一时弄不明白，才急得满头大汗。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间，意识到这样下去非长久之计，来日方长，除了自己动手解决穿衣问题，没有第二个办法。
我买到一本有关服装剪裁与缝纫基础知识的书籍，充分利用大量业余时间，开始动手钻研起穿衣的问题来了。在废报纸上，我一遍又一遍地画，一遍又一遍地裁。画图中所遇到的数学公式和基本计算都是简单易学的，但是，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学起来有闭门造车之感。为此，我把已经穿坏的旧衣服，小心翼翼地拆成原来缝制前的片状，再同我用报纸裁出来的衣片仔细比较，看哪里出了毛病，再一点一滴地修改。此外，开始我只能按书上给定的身高、胸围等相对固定的数据，根据书本的提示画图来缝制，后来进一步学会按自己亲手测量的实际数据，根据已经掌握的比例公式撇开书本画图去做。有时，利用星期日的时间，上街站在裁缝师傅的旁边，一看就是大半天，认真观察他们量体裁衣的每一个具体细节，虚心向他们求教，回北京探亲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在地摊旁边观察学习。一位已经转业就在我家附近工作的飞行员战友，就是无意间在这样的场合发现我的，他也没有想到，当年一同驾驶飞机执行专机任务的战友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在转业费中我又拿出百余元买了台缝纫机，由于家里地方小，就放在床头与墙壁的间隙中，不能坐在正常的位置操作，只能勉强用右脚踩机器干活。直到今日，用缝纫机时，我还是保持着用一只脚蹬机器的习惯。
在缝纫机上学做衣服时，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有时做了拆，再做，再拆，情急之中恨不得拿起剪刀将要做的衣服剪个粉碎。为了少走弯路，我开动脑筋想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有时把要缝合的部分用手工先缝起来，或者用大头针别好，甚至涂上糨糊先粘起来，然后操作。
在自己动手剪裁缝纫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学习编织毛衣的技能，从学习织毛袜开始，继而学习织毛裤、毛背心。一个大男人，手里拿着两根细长的毛衣针，动作笨拙地将毛线挑上挑下，这种形象看上去与世俗的男耕女织很不协调，虽然别人不说什么，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每逢星期六、日的晚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挑灯夜战。在农机修配厂仅有几间亮着灯的平房里，谁也不会想到当年曾在空中手握驾驶杆与飞行航线打交道的一个男人却手拿棒针、毛线在灯光下吃力地编织着家庭生活的希望。
车间每月发给个人的劳保用品中有线手套，我就把节约下来的线手套仔细地拆开，再将其一根根地接起来，然后，为了加固，再加进去一根白线，用织毛衣的方法织成线裤或线背心，在春秋季节穿在身上，同样可以挡风御寒。用加减针的方法织出花样新颖的线背心，穿在儿子的身上，看上去也增加了几分童趣。
当我看到自己做的衣服和手套线编织的线裤穿在妻子和孩子身上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满足，因为，我终于在解决了自己的穿衣问题之外，还可以减轻一些妻子的负担了，虽然自己做得水平不高，衣服的材料也属低档，然而，对我们总收入不到百元的四口之家来说，能够平安度日也属不易，哪敢妄想呢！儿子除了穿些舅舅穿过的衣服外，经常穿带有补丁的衣服，这对现在的城市小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三、从研究飞行航线到研究汽车、火车路线
在紧缩家庭各项开支时，很自然地想到如何减少探家来往的路费问题。因为，每年探亲的路费按规定只能报销一次，其余的路费都要自己负担。如果两个月回京一次，请事假扣的工资再加上路费就会直接影响到本来就很紧张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不得不对探家的路线进行研究，从多种方案中优选出最省钱的路线。
从北京到沙城有两条路线，走京包线需2元4角钱的火车票，走丰沙线（丰台到沙城）需2元1角钱，我开始选择了后者。这样，我从家坐1角钱的公共汽车到永定门火车站，直接乘火车到沙城即可。为了能省一些钱，上班不久，我就开发研究出一条新的路线。先从家坐15路汽车，到阜成门外换上通往门头沟的36路（现336路）汽车，到石景山的模式口下车，然后，顺小道抄近路步行约20分钟，到门头沟的三家店火车站，从那里乘车到沙城只需1元5角钱就够了。按这条路线往返沙城与北京，虽然倒车次数很多，而且，每次都身背着许多东西走不少的路程，到三家店车站还要爬坡，但是，付出的体力劳动能换来3～4角钱也是值得的，我还年轻，力气有的是，而工资是有限的。
节省几角钱带来的却是乘坐公共汽车时的麻烦。每次从北京回工厂，除了自己要带些挂面等吃的之外，还要为个别工人买些沙城买不到的商品。我把两个包拴在一起背在肩上，手里再提一个包。带这样多的东西挤公共汽车时总要招来许多人的不满，这些提包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他们的身体，尤其是那些穿着比较讲究的人们，总是离我远远的，生怕我弄脏他们的衣服。周围的人看我背着许多包上车，就像看待外地在北京打工的人一样，投来一种不屑的眼光，不小心被碰到的人甚至还要出言不逊，说出难听的话来。面对公共汽车上出现的难堪局面，能向他们解释什么呢？幸好当时带包不另外买票。
在三家店等火车时，像大礼堂一样的候车室里，有时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长条椅上，头枕着提包休息。上厕所方便时，总不能把带有挂面和其他吃的东西也带进厕所吧！类似这些难题，恐怕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如何办。
火车沿永定河谷蜿蜒而上，时而在河的此岸，时而又到河的彼岸，不长的桥梁与山洞点缀在弯曲的铁路线上，坐在车厢里感到忽明忽暗，那是列车穿越山洞时的境况。时而悬挂在高空，时而出现在水边，那是列车飞越桥梁的感觉。有时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在座位上横躺竖卧任我选择。车厢中很少见到列车服务员的走动，没有人报站名，车上的人都知道自己该在什么车站下车。列车到站的停与开显得那样井然有序，不声不响地进行着。列车走出北京市边界后，已看不到上班的人们，车厢中偶尔会出现走亲访友或到沙城、张家口旅行的人们。当列车行进的右侧看到官厅水库大坝的时候，火车已从海拔数十米的北京市爬升到海拔几百米的高度进入怀来盆地的边沿。
工厂的对面就是沙城公路检查站，站长的老家也在北京，时间一长彼此也都认识了。有时回家就请这位站长帮忙，在开往北京的汽车中能否找到还能坐人的货车，如果碰巧能在卡车的货物间隙里找到坐的地方就很幸运了，只是一路上要受颠簸、风吹扬沙之苦。尤其到冬季，没有充分挡风御寒的衣服是不敢搭车回家的。坐在卡车上，面对飞扬的尘土，有时连眼睛也不敢睁开，此时使我想起当地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几句“顺口溜”——“远听像吉普，近看四十五（一种拖拉机的型号），开车的一身油，坐车的一身土”。有一次搭车回京，途经旅游景点八达岭时天色已晚，可是，主人突发奇想，想到八达岭长城看一下。我也顺手披上翻毛羊皮大衣，跟着登上了长城，管理人员已经下班，不用买门票。在北京飞行多年，也无数次地从长城上空飞过，但从没有机会亲自来过，这是我第一次登上长城。此时的城墙上，还有三三两两没有离开的游人。登高远望，塞外的盆地走势尽收眼底，盆地的西边可以看到夕阳映照的晚霞。一位外宾走向前来，好奇地看着我。好半天我才明白，是我身上那件翻毛羊皮大衣引起了他的兴趣。看他想拿相机拍照的意思，我连忙摆手说：“NO！NO！”制止了在我看来的不友好行为。其实，我穿的算不上什么大衣，而是一件既没有领子又没有袖子和扣子的坎肩，那是人家跑长途的装卸工放在车上挡风用的，羊皮上沾满油污和黄土，早已经显不出皮毛原来的成色，幸好是在傍晚人少的时候登上的长城，要不，如此装扮出现在旅游景点，的确有碍观瞻。后来，我每次登上长城都会想起第一次登长城时的情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达岭长城的旅游观光事业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为了适应旅游交通的需要，每天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发往八达岭一趟郊区旅游列车，这辆火车路经八达岭后直达北京与河北交界地点——康庄车站。旅游列车的全程票价为1元2角，从康庄到沙城的票价为5角，加上1角的地铁票价，这样回家一趟单程费用1元8角就够了。从那开始，我的往返路线也由南线转向北线。我曾利用孩子放寒暑假的机会带他们到沙城去玩，坐地铁到西直门后，步行到西直门火车站，再乘坐旅游火车。在乘车的旅客中，很容易看出我与众不同，游客中从没有发现身背大包、小包爬长城的。还没有坐过火车的儿子像只小鸟似的在宽敞整洁的车厢里跑来跑去，车厢内外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好奇。尤其是当列车行进在八达岭前的关沟段时，车速减慢，车外风光秀丽，让人留恋。车厢内的游客也都被窗外的景色吸引，赞不绝口。相比之下，窗外的一切对我是无动于衷，一来我毕竟不是游客，无心去欣赏奇山异景，二来我每次离家总是带着一种不情愿的心情，想到自己只身塞外多年，不知归期何日，本来是一家团聚，却不得不做起牛郎织女，虽然窗外山色依旧，无奈心不在焉。当火车到延庆县西拨子车站时，到八达岭的游客都已全部下车，儿子曾多次问我为什么不下车的时候，我耐心地回答：“这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前面还有一段路程呢！”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带上孩子玩游一次长城呢？我似乎看到儿子爬长城时那欢呼雀跃的样子。
旅游客车跨过官厅水库的一角，停在北京市西北方向最远的地方——康庄车站，从这里往西就是河北省的地界，当我搭汽车回京时，北京与河北交界处的公路情况就有着明显的差别，现在坐在火车上再一次感受到这种差别的存在。我曾想，如果没有河北省与北京市的分界线，列车再向前推进一段距离就可以到达沙城了，我就可以免去许多倒车之苦。转业时非把我弄到北京市管辖区域之外不可，原来其中确有千差万别，这难道就是对“犯错误者”应有的惩罚吗？在怀来县的日子里曾听到一些传说，将来很有可能把怀来县划归北京市管辖，如果那样，由于我户籍在北京市，调往市区工作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于是，我日想夜盼，连做梦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我再次成为北京人的情形。甚至还到有关部门打听此事。由于归心似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我心理上的震撼。
康庄下车之后，离下一趟从永定门开出的列车到站还有两个小时，在车站外面的餐馆吃过午饭后，我于下午一点多钟，乘上西去的列车经过3个小站到达沙城。北京—沙城仅132公里的距离，却用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选择这样的路线还是为了能省几角钱。用现在的眼光看，省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可当时在经济状况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的确是一项紧缩开支的重要措施。再说来日方长，又不知归期。
我将每次往返的火车票都下意识地积攒了起来，并用橡皮筋捆好，8年多过去了，那一捆捆的火车票摆在面前，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这种行为出于什么目的。这些车票能说明什么呢？我也不清楚。是时间的积累，还是两地分居家庭生活的见证？是对个人经济生活精打细算的记录，还是对自己某种特殊心理的写照？8年零7个月之后，当我整理行装重返京城的时候，我用手抚摸着这些车票，有恋恋不舍之意，它带走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一部分，更宝贵的是人生难求的8年，从37～45岁这不可逆转的黄金岁月。
四、对于撤销我的飞行资格并转业外地的决定，我当时无法改变，但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有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个人意见的权利
我入伍的第二年即1960年就加入了党的组织，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如今，在成长的道路上虽然遇到了我无法抗拒的障碍，但我相信党组织一定会对“九一三”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所牵连的无辜者做出正确的处理决定，最多只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后，我抱着一线希望以书面的形式向空军以及中央领导汇报了我的情况，以求得首长们的帮助。
我的做法得到了妻子的支持，我把信写好后，她帮助我用复写纸又写了数十封信，编上号码陆续寄出，盼望有朝一日能见到回音。时间一月又一月地过去了，没有等到任何动静，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如石沉大海，没有等到任何结果。我想，“九一三”事件涉及到一大批人的问题，绝不会为一两个人做出什么决定。
在关起来受审查的日子里，我曾设想过这样的可能，空军和中央领导们，全都乘坐过专机师的飞机，他们一定能够体谅到飞行员们为保证首长的安全所付出的艰辛。“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些首长们也会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对256号专机组有个基本的评价，说不定也会有哪位首长站出来为机组说上几句话，改变一下机组人员的处境。
写信没有任何结果，我只好自己去跑门路。利用回京探家的机会，我曾到过中国民航总局，也曾给民航局在广州一起改飞三叉戟飞机时认识的老飞行员写过信。民用航空发展的初期，希望能从专机部队调进部分飞行人员支援民航的基本建设，但因单位的本位思想作怪，都不愿将本部门像样的技术尖子支援别人。“九一三”事件后，民航局同样知道，专机师因受牵连停飞处理的飞行员都是各级领导环节上的技术尖子和技术骨干，年龄也合适，确实是一批难得的飞行人才。可惜在那个时代，一来是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二来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飞行员再怎么缺乏，也不敢使用与“九一三”事件有牵连的人——政治是压倒一切的。
我为我的事业奔跑几年之后，已深感心力交瘁，不知如何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