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机修配厂的单身生活在不平静中艰难度过。
由于沙城位于南北走向的山脉之间，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很像流体力学中的“文氏管效应”，当气流经过狭窄的通道时为保持流量不变就会加大流动速度，别处刮小风，沙城就刮大风。工厂宿舍的平房常年经受着风沙的袭击，无论将宿舍的门窗糊得多么严密，还是挡不住沙土。一夜风沙之后，早上起床首先看到的是，房门口的地上像三角洲一样用细土堆成的沙丘。工厂地大房少，谈不上厂容，宿舍的门外就是泥土地，土厕所离宿舍很远，晚上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上厕所的，小便就在宿舍门口，经过一天的风吹日晒，小便的痕迹早就无影无踪了。有一年寒冬，天降大雪，大风裹着沙粒与雪花一阵阵打在平房的门窗上，给漆黑的夜晚增添几分恐怖。我急于小便，可是又没有准备工具，只好像平时那样在门口方便。房门开处，一阵冷风袭来，两腿感到针刺般的疼痛，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房间的温度一下子降低了许多。从此，我算体会到什么叫作“寒风刺骨”了。吃一堑，长一智，从那以后，找了一个不再保暖的废旧暖壶，放在宿舍的地上当尿壶用，既实用又比较雅观，遇到刮风下雨的坏天气，就可免受其苦了。
我已习惯长期参加车间的体力劳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有腰椎骨质增生的毛病，在天气寒冷与干活累时，很容易犯病。一次，为车间安装机床搅拌水泥时用力不当弄坏了腰，当时就疼得躺在地上不能起来，下班时才勉强走回宿舍。此时，听到身后的工人议论说：“康师傅家不在这里，有病也没人照顾，够可怜的！”听到这些话，心里热乎乎的。其实，我倒不指望得到妻子的照顾，她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只要北京的家人平安无事，我就很放心了！我一人在外，难免有生病的时候，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与我同住一间宿舍的是家在本县的转业干部，沙城的亲戚朋友也很多，经常回家，住厂的时候很少。他年龄比我小，担任铸钢车间主任。一次，我探亲回厂，发现宿舍被小偷洗劫一空，除了留下一床被褥，连我们两个人的床单都没有了！经现场分析，小偷是把我箱子里的衣物放在床上用床单包起来拿走的。因为，只有我有个箱子。外表像个箱子，其实那是用薄铁皮将保温瓶纸包装箱的周围镶了边改造而成的，里面都是平时洗换的衣服，一件军用雨衣，一本《飞行员工作日记》，夹着十几斤全国通用的粮票。为此，车间的工人还向我捐布票，让我买几件急需的内衣应急。我想，小偷够可恶的，我只身一人外地生活，已属不易，将我仅有的衣物卷走，岂不是雪上加霜！
又过了几个月，我被通知到当地公安部门取回被小偷偷走的几样东西。县公安局的同志说，那个小偷是在天津被铁路公安部门抓到的，当时，从缴获的赃物中发现了《飞行员工作日记》，就此，还认为这个小偷神通广大，竟然偷到了空军飞行员的身上。经进一步审问，才知道《飞行员工作日记》是从怀来县偷到的。如果没有那本日记，这九件东西也不会退回来。《飞行员工作日记》作为认领赃物的证据，对我来说在沙城地区实在是太明显了，我想不会再出现第二个人。《飞行员工作日记》作为飞行人员才可能拥有的东西，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派上了用场。“九一三”事件后，我用过的笔记本及业务书籍中，只剩下这个笔记本了，为了将这件唯一的纪念品带在身边，我特意从北京带到沙城，可惜又没有一个像样的箱子保存它，睹物思人，没想到它的命运同它的主人一样悲惨。
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北京的方向升起的时候，我已经出现在工厂外面的马路边上。夕阳西下，当工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围在饭桌旁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在田边地头开始散步了。就这样，早上我把太阳从东方迎出，傍晚又把太阳送下西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就像曲轴磨床上原地转动着的砂轮上的一个点一样，随着月亮圆缺与日出日落不停地、速度均匀地转着。工厂的一面与公路接壤，三面被农田包围，为了保住飞行员健康的体魄，我一直坚持锻炼。每次散步在田间地头或公路两旁，总不时将视线顺着京张公路向东南方向眺望，看不到尽头的公路像一根飘带一样飘向官厅水库，飘向远方的北京城。在河南老家的农村，我已经习惯了田间操作，闻惯了庄稼地中那绿叶的清香，没想到当兵17年后又返回到庄稼地里。抬头看看天上的飞机，正通过沙城酒厂的导航台向北京飞去，背着夕阳西下的晚霞，大有飞燕归巢的意境。说不定飞机上就有与自己同机战斗过的战友，他们都知道我被转业在这里，但他们不会知道我正在他们下面的庄稼地里，用无限怀念的心情目送他们返回北京，回到自己的家。回想“九一三”后，自己一步步想着总会有好的转机，可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却一步步事与愿违，一直弄到这步田地。身怀飞行驾驶技术，却处处求告无门，此时，我深深地叹口气，心中默默地念道：
昔日翱翔长空
而今感慨满胸
埋下话语万千
只身塞外小城
转眼几年过去了，几经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深感笼罩在身上的政治阴影在没有真正摆脱之前是不可能改变现有处境的，说不定我的后半生就要在这里结束，对于改变我的未来开始有些心灰意冷了。
1979年，专机师原专案组有两个人通过有关领导到农机修配厂找到我，其中一个曾是我飞伊尔-18飞机时的通信员，他们来的目的是让我为山海关机场那个调度室主任老李写一份旁证材料。从此我才知道老李仍在隔离审查之中，迄今算起来也有8年了。从来者口中得知，老李的妻子发生车祸去世之后，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送回东北老家抚养，独自一人在北京继续接受着漫长的审查。其实，在我接受审查期间的交代材料中，不止一次地证明老李作为山海关机场的专机调度人员，一切奉命从事，除了保证来往专机的安全之外，他哪里敢自作主张。一个调度室主任在林彪的阴谋面前，同三叉戟256号专机组的飞行员一样最多只是个被利用的工具和牺牲品。老李在这次事变中失去的更多，一个完整的家不存在了，当他结束审查、回到那居住多年的家里的时候，妻子因车祸已离世多年，孩子已送回老家，虽然已回到自己的家里，犹如无家可归，将做何设想？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能够为老李写这样旁证的也只有机组人员，别人躲还来不及呢！如果他们能在北京就地取材的话，何必为一个旁证跑这么远的路程？
这两个向我取证的人，其中一个毕竟同我在一起飞行过，因为是到农机修配厂我的宿舍里来索要证明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我工作与生活的环境后，向我说了一些表示同情的话，并表示回京后愿意向上级反映我艰苦的工作生活情况，争取调动工作，早日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状态。对于那些同情的语言，我相信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觉。他抬头看了看我住的房间，黑乎乎的泥墙上钉着钉子，上面挂着蚊帐，纸糊的顶棚有几处已经变成黑洞，可以想象到耗子晚上在上面活动的情景。作为专机师一般的战友，见此情景，如果还有一点点儿怜悯之心的话，总是会说上几句的。至于后面说的那些帮我调动之类的话，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其实，我何尝不盼着随时能够回到北京，只是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那样，将来的失落会使我更加痛苦。如果不是为了取证，他们绝不会到这个穷地方来，也不会有感而发地说出那些表示同情的语言。如果他们给我发来一封信，我也会照办。因为调度室主任老李毕竟是我山海关同舟共济的战友，我完全理解他及其家庭的处境，我诚心祝愿他早日获得自由，那个残缺不全的家正等着他回去治理。
时间到了1980年年底，一天，无意中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实在没有想到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直接提到“九一三”事件中两架被林彪骗到空中的飞机和飞机上死难的飞行员。晚上，在那塞外农机修配厂单身职工的宿舍里，我手捧报纸，借着昏暗的灯光，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我的心脏也随着领导人的话激烈地跳动着，激动的泪水模糊了视线，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多少年来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这些吗？有时候连做梦都梦到自己又回到部队，重新驾起飞机飞上蓝天。我和妻子曾向各级领导写了数十封信件，结果都全部退回空军专机师，究其原因，不就是没有哪位具有相当权威的领导出来讲话吗？“九一三”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涉及审查后的处理时，都犯了一个统一的毛病，宁“左”勿右，只有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形“左”实右、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得到了纠正。
在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报纸拿起来读几遍，并反复揣摸其中的含义，并带着各种联想猜度着领导人的讲话会给我们这些无辜受牵连者带来多大的福音。
越看邓小平向美国记者说的这段话，就越感到亲切，总感觉到这些话不仅是针对已经遇难的战友说的，也是对我们几个活着的飞行员说的。因为，在3685号直升机上存活下来的那位飞行员也是自己的航校同学。此时，我屈指一算，从1976年4月到此，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年多。只是在那塞外小城，消息闭塞，在艰苦的环境中，只顾整天为自己与家人的生活问题疲于奔命，与机组其他4人之间也没有通信联系，我相信他们的情况不会比我好得太多。当然，更不知道机组4位遇难者的家属及其子女的情况，也不知道直升机上活下来的那位老同学是否解除了隔离审查状态。我无法将《人民日报》上的消息通知他们，不过，我相信他们家属的心情同我一样，终日盼望的不正是这些吗？邓小平如此振奋人心的讲话，既然已经在党报上发表，他们会很快知道的。即使他们暂时没有发现报纸，那么关心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会及时把这一信息转达给他们。我每两三个月回家一次，也都想方设法打听有关的消息，我连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会有奇迹出现。
在沙城的日子里，我还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东北民航局的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东半岛的空中被一个叫卓长仁的歹徒劫持到韩国。从报纸公布的机组名单与照片中，我认出机组领航员与通信员是原来专机师的战友，我立即向他们发信表示慰问。那位通信员回信说，是他发现劫机犯并准备动手时，被卓长仁开枪击重了大腿，到发信时，腿部还有两颗子弹没有取出来。为此，受到领导奖励，晋升两级工资。后来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83年5月5日，沈阳人卓长仁、姜洪钧、安子健、王艳大等6人登上沈阳飞往上海的民航三叉戟飞机，于上午10点49分起飞。当飞机到达渤海湾上空时，前舱6排突然站起二人，开枪射击门锁后冲进驾驶舱，接着又有二人一拥而入，开枪打伤机组二人后，让另外机组二人将受伤者扶出驾驶舱，然后将舱门堵死，卓长人一手持枪一手夺驾驶杆，高喊：“140度！南朝鲜！”结果机长还是将飞机飞到了朝鲜，对飞行员来说，空中改变10～20度的航向易如反掌。狡猾的劫机犯不准机长落地，扬言要用烈性炸药炸毁飞机，曾两次逼迫机长将飞机重新拉起向南飞行。当机长发现韩国空军飞机接连出动后，于13点10分，被迫降落在汉城附近的美军机场。飞机落地，卓长仁等确信到了韩国后，要求中国的台湾“大使馆”来人，直到21点钟方允许机上96名乘客与9名机组人员离开。1984年8月，卓长仁等6犯活动到中国台湾，被中国台湾当局称为“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并发给生活安置费、安排就业。后来，并不安分的卓长仁、姜洪钧等再次铤而走险，与同伙参与绑架杀人勒索，被判处死刑。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专机师保卫科以文字的形式通知我：
根据上级领导关于“九一三”事件处理的精神，对你当年定为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进行降格调整，由方向路线错误改为一般错误，其他的一切都不变动。
“其他一切不动”是指停飞及转业地方不变，转业外地也不变。我看完通知之后，好长时间脑子里似乎成了一片空白，甚至忘了手中的那封信。我和妻子写了那么多封信，整整等了5年，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盼来的是这样的结果，我真想哭，可又想笑。
我经过认真思考后决定对自己的结论不进行调整了，我在回信中说：
算了，结论还是不要改动，我已经被处理到农村来了，错误的严重程度如何，已不会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再说，只改动两个字，其他一切不变，已失去改动的实际意义。
虽然，我不知道进行这次变动结论的具体原因，也不知道是哪一级领导的决定，但是，从总的政治背景分析，能猜测变更结论的出处。所谓多少次路线错误或路线斗争问题，是从党的历史上几次大的路线斗争先后顺序排队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算作第一次路线斗争。以后，按时间顺序排列，到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叛党，正好排到第十次。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对党在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做出正确的结论，为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了反，随之而来的是那些路线斗争的次数排序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推想，如果被牵连于“九一三”事件者的结论中都冠以“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这统一的时间状语的话，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有些人还没有审查结束，被定为敌我矛盾者服刑没有到期，总不能部分人的结论中有“十次路线斗争”，而另一部分人却没有。再说，属于“方向路线”性质的问题，应该出现在相当一级的领导或当权派的身上，我这个只有十几个空勤人员组成一个中队的中队长在专机师只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我的一切行为都要受命于飞行大队领导，大队上面还有飞行团，团的上面还有师。可见，把只有党中央才有权制订的“方向路线”问题放在一个普通飞行员的错误前面，实在是给小人物戴上一顶大帽子，显得太滑稽了！现将我的错误等级降格，表面看来是对的，其真正的原因还是那个“十次路线斗争”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另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10年之后，对受牵连者的结论还是有了微小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