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脚步在不停地前进，1981年，我迎来了专机师保卫科副科长老刘的突然光临。
老刘作为专机师保卫科的成员，“九一三”时在专案组干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他同被审查者的家属经常接触，我妻子也认识他。因为他不是专案组的领导，他的工作内容都是奉命行事，整日东奔西跑，也是一件苦差事。
下午工厂下班后，我迫不及待地赶到县政府招待所，当他从我随身带的军挎包里看到一把匕首时，吓了一大跳，并警惕地问我：“你带这个东西干什么？”
“别害怕，不是对你的。”我平和地笑了笑。然后，我向他介绍了此地的社会治安情况：“这个地方不像北京那样安定，经常发生刑事案件。等一会儿我回去天已经黑了，路上又没有灯光，孤身一人是很担心的，所以，我带上这把匕首是为了防身，以防万一。”
他听完之后，一言不发，若有所思，可以看出他对我只身一人离京弄到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似有怜悯之心。他的年龄比我大，在北京专机部队生活的时间比我长，对比之下，他会很快意识到在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下，已经过去的五年实属不易。因为，他有一个亲戚的家就在沙城，这里的生活状况对他并不陌生。
他带着兴奋的心情一见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根据上级‘两案’问题（林彪、‘四人帮’）座谈纪要的有关精神，对你在‘九一三’事件中所受牵连一事不做结论，对个人档案中有关的文字材料全部销毁。”
我瞪大双眼，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听他继续说下去。可是，他不说了，似乎没有下文。
我还是没有插话，停顿片刻，他解释说：“这样一来，从你的档案中就再也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任何痕迹了，换句话说，就等于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到此，我已经全部领会他带来的精神，并牢牢地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还是耐心地等他说下去。当我发现他仍要对以上的精神做进一步地解释时，我迫不及待地发问：“停止飞行资格怎么办？转业处理怎么办？转业外地又怎么办？”
“除了撤销文字结论，其他一律不动。”可以看出老刘对我提出的问题早有准备，他不自然地轻轻笑了一声，心平气和地回答。
停了好一阵子谁也没有说话，空气好像被凝固了。其实，老刘到我这里来办这件事并不是第一个，他也知道我同其他同志一样，肯定会提出这个问题，所以，一开始有意回避这一点，将好听的消息说在前面。
根据老刘进一步的解释，我已经听出了其中的缘由，文字结论撤销，组织处理结论保留。让人费解的是，既然问题已到够不上做文字结论的程度，那么，当初按此问题进行的停止飞行资格、清理出部队，而且强行离京安置等种种惩罚性的处理也应一并撤销。
就这样，我为之盼望已久并为之苦苦等了数年的结果终于来到了，老刘以上级组织身份的到来与档案中有关材料的消失，总算糊里糊涂地为十余年的政治审查与处理画上了句号，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大事就这样草草了事。
接着，老刘将我的档案中有关“九一三”被审查时的交代材料及他人的揭发材料全部取了出来，并对我说：“这些材料本应该当面销毁的，这里不方便，就带回去一同销毁吧。”当我提出从部队转业时，那张《转业鉴定表》上还留着“方向路线错误”的字迹时，老刘说：“我会按照原来鉴定表格的样子重新制作一份，填好后还写上当初转业时的日期，加盖6年前原来部队的印章，这样一来，在你的档案中就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任何痕迹了。”
我很佩服老刘工作的细心，只是他无权改变我艰难的处境，面对这样的决定，我也无可奈何。不过从那以后，在干部的调动、使用等方面，好在“九一三”事件留给我的政治阴影没有了。“九一三”事件十几年之后，总算是向前迈出了一步。我期待着我能像一个正常的基层干部那样进行调动，早日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生活，有一个普通人的家。
后来我又知道，专机师的新领导对“九一三”事件部分受牵连者取消结论清理档案的工作抓得很紧。因为有些单位动作慢了一些就不让清理了，只允许在档案中放入有关的说明。这使我想起了从陆军来的那位师政治部主任，他在专机师工作多年之后已经能够理解到基层飞行人员在专机师所处的地位及被错误处理离京后的艰辛。
三句话不离本行，同老部队的同志在塞外相见，很想知道有关专机师的情况，虽然我知道我已经与飞行无缘了。
1979年的一天，住在西郊五棵松以北海淀区的人们，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爆炸形成的冲击波给人地动山摇的感觉，自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附近的人们还以为又一次地震灾难降临了。后来知道，这一声震惊人心的大爆炸，是一架三叉戟飞机空中坠地造成的。据说是一位专机师的空勤机械员，由开始对组织的审查不满逐渐发展到与组织的严重对立，当组织上决定他复员时，强烈的报复心理使他在头脑中酝酿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计划。
1979年3月14日，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员们都到南苑机场飞行训练去了，西郊机场像平时一样显得那样平静，因为西郊机场离首长住处和部分大专院校较近，除专机任务之外，一般不在西郊机场进行训练，这对准备作案的机械员来说，成了可乘之机。他以飞机空勤机械员的身份到机场从警卫员那里将三叉戟飞机274号接收过来，并做好起飞前的各种准备。一个从未学习过驾驶技术的人，竟坐在飞行员的位置，将三台发动机启动后，对正跑道将发动机的功率加到最大，飞机像野马一样在跑道上狂奔起来，由于他根本不会飞行，当他盲目向后拉驾驶杆，把飞机弄到空中约百十米之后，就听天由命了……失去控制的飞机带着大量的油料向地面坠落下去，就这样，一架完好的三叉戟飞机连同坠机现场无辜的遇难人员意外葬送在这个亡命徒的手中，造成巨大生命财产的损失。
事情发生后，南苑机场正在飞行训练的飞行员们，立即停止飞行，乘汽车回到西郊机场。开始谁都不会想到是一个不会飞行的机械员干的，把注意力集中在飞行员中寻找肇事者。在现有的飞行人员中没有发现肇事者之后，曾有人想到已经转业离京3年的原团副参谋长陈联炳和我：“会不会是陈联炳或者老康两个人干的？因为，只有他们两个是驾驶过三叉戟的飞行员……”
事过三年，1982年4月26日，又一架三叉戟飞机266号在桂林机场附近坠毁了，成为桂林两次空难的第一次，这位机长还是我在飞伊尔-18飞机时的一位副大队长，被人们认为一贯小心谨慎的飞行员。据说他驾驶三叉戟飞机载着百余名乘客从广州到桂林落地，在天气不完全能见、对机场周围地形又不十分熟悉的情况下，采取了直接落地的方法，由于过早下降高度，撞山坠毁，机上104名乘客与8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机组副驾驶员还是一位将军的儿子。如果他保持安全高度在机场上空建立航线落地，绝不会发生意外，他的死为一家人带来的不幸会持续很长时间。
到那时为止，包括256号专机在内的三叉戟飞机已经损失了3架。相比之下，从1959年开始引进的7架伊尔-18飞机，经过近30年的漫长里程，都完好无缺地走到光荣退休的年限，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