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飞机与飞行员的数量比例，4架三叉戟飞机一共只有7个飞行员是远远不够的，领航员与通信员的比例也相差很远。对专机师来说，当务之急是抓紧对飞行人员的技术训练，以应付专机任务的需要。使专机师领导没有料到的是，专机任务的需求比人员的培养来得更快、更突然、更紧急。
由于三叉戟飞机飞行速度快，飞行姿态平稳，发动机安装在飞机的尾部，空中噪音很小，所以乘坐起来舒适安静。冬季，北京起飞时还是冰天雪地，3个多小时到达海南岛，机门开处，热风扑面，温暖如春，所以，很快受到中央领导们的青睐。面对这种情况，专机师决定由潘景寅主要担任专机任务飞行，一团副参谋长主要组织新飞行员的培训。即使如此，因为担任副驾驶的5个飞行员还没有经过起码的技术训练，任务与训练同时进行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当毛泽东夫人江青第一次要求乘坐三叉戟飞机的时候，只好由潘景寅与陈联炳共同驾驶一架飞机，其他5名飞行员暂时停止训练。5名飞行员中，我是从伊尔-18飞机改飞三叉戟的，由于飞机的重量、性能等有许多近似之处，与其他飞行员相比，我的飞行进度快一些，先放了“单飞”，这样，我就可以给潘景寅当副驾驶员，应付接蹱而来的专机任务，使飞行员的培训工作加快了步伐。
从1970年年底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前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三叉戟飞机马不停蹄地执行着一个又一个的专机任务，连节假日都很少休息。其中，曾将重病中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送到广州，由其夫人保驾，当时，他只能靠轮椅行走了。华国锋还是湖南省第一书记的时候，曾接送他到中央开会。记得在那一次飞行中，我们还利用待命起飞空隙参观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1971年8月周总理乘坐民航的伊尔-18飞机到广州欢送缅甸总理奈温回国的时候，三叉戟飞机上坐着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及王海容等部分外交官员同时到达广州。邓颖超让服务员将机组的名字写下来装在口袋里，到广州下飞机之前到驾驶舱向机组道谢的时候，还拍着自己的口袋说：“你们的名字都在我这里记着呢！”那次周总理、王海容等人是冒着大雨欢送外宾离开广州的，王海容等人登上返回北京的三叉戟飞机的时候，衣服还是湿的。
在三叉戟飞机承担的专机任务中，乘机次数最多的还是江青。
江青既是毛泽东的夫人，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位高权重，赫赫有名，所以，江青外出时乘坐专机的等级也是属一属二的。江青的身份特殊人人皆知，然而，江青乘坐飞机时的特殊需求却是鲜为人知的。
一、她不准飞机在地面滑行
一旦江青登上了飞机，除了起飞前的滑跑之外，是不准在地面滑行的，这是我执行专机任务中碰到的唯一奇怪要求。乘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起飞前有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即乘机者经过检票后从候机大厅门口沿登机梯进入飞机客舱，飞行员启动发动机后从停机坪沿滑行道进入起飞跑道的一端，接着机组得到允许起飞的命令后，加大发动机的功率，飞机滑跑增速到一定程度，离地升空。
江青要求机组要么就立即起飞，要么就停在那里不动，所以，必须取消从登机到飞机进入跑道这段滑行的过程。其实，庞大的机身在平坦的滑行道上徐徐滑动起来，既平稳又舒适，无论坐在沙发上还是躺在床上，其舒适程度都不亚于高级轿车。尤其三叉戟飞机，三台发动机位于机身的尾部，人坐在密封的客舱里不会受到发动机声音的干扰，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江青竟如此讨厌滑行中的飞机。
既然这位特殊人物讨厌地面滑行，那么，专机的组织者、专机部队的领导为了满足江青的要求，就提前将飞机用汽车拖到起飞跑道的一端，对正起飞方向摆放在那里，登机梯也由候机室前的停机坪移动到跑道头的飞机旁边，准备飞机起飞的地勤人员也临时把跑道头当作停机坪在飞机周围忙碌着。由于江青的专机长时间摆放在跑道的一端，这样就完全打乱了机场的航空调度计划，一架飞机占着跑道，其他所有计划起飞和外来着陆的飞机一概免谈，停止一切飞行活动。
以潘景寅为机长的机组接到送江青从北京到海南岛的飞行任务，当天一大早，机组人员提前到达机场做飞行前的各种准备时，远远望去，看到银白色的三叉戟飞机早已停在跑道的南端，机头朝北，与跑道的方向一致。飞行员的职业习惯告诉我，跑道上的飞机不是起飞，便是正在落地，总带有运动的概念。然而，这架飞机却静静地占着跑道不动，给人一种很不正常的感觉。
当机组办完飞行手续赶到飞机旁边时，地勤人员已经忙了半天，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江青到场。此刻，我不时地望望天空，尤其注意起飞和落地的方向，因为，飞行员长时间停留在跑道上总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当我意识到这种特殊的专机任务才带来如此特殊的安排时，那种不正常的感觉才逐渐消失。平时的飞行中，飞机落地之后必须迅速地脱离跑道，停在专用的停机坪上，随时为其他正在空中飞行的飞机腾空跑道，创造有利的降落条件，其中也包括空中遇到特殊情况必须马上要降落的飞机。
江青不允许飞机地面滑行的特殊要求，同样也适用于飞机落地之后。
飞机以每小时900多公里的飞行速度，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到达海南岛的陵水机场。北京起飞时，正是冬季的北国，寒风袭人，而海南岛却是春风送暖，另一番景象。为保持江青行踪的秘密，飞机接近海南岛时提前下降高度。高度越高，无线电波传播的距离越远。据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在离海南岛不远的公海上，当时与美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海南岛又属南海前沿，战备的气氛远比内地紧张，空军基地的战斗机也经常起飞巡逻。按江青不准地面滑行的要求，飞机落地后自然要停在跑道上。她的这个要求在北京是可以的，靠她的身份和权威，领导一声令下，机场暂时封闭。然而，在海南岛前沿，她的这个要求就不灵了。相反，也许正是她的到来，使那里的备战气氛更浓了。因此，飞机落地之后，机场指挥员通过无线电命令三叉戟飞机迅速脱离跑道，听口气是刻不容缓的，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出有什么空中情况要发生。果不出所料，三叉戟飞机刚从跑道的另一端离开起飞位置，只见两架编队起飞离地的战斗机从专机尾部的上方呼啸而过。“好悬啊！”如果脱离跑道的动作再慢一点……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什么重要情况，基地指挥员是不会这样迫不及待地指挥飞机升空的。坐在专机里的江青或许不会知道当地指挥员为她的安全用心良苦。最后，飞机停在跑道的滑行道口，堵塞了从那个道口进出跑道的飞机通道。正常情况下，飞机应该停在专用的停机坪上，不能对机场战备与训练的飞机活动有任何影响。由于江青的特殊要求，不但起飞时要占着跑道，落地时也同样如此。
二、登机后不准立即起飞
江青坐飞机的第二个毛病是她登上飞机之后，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允许起飞，同样，落地后在飞机上又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下飞机。
正常的专机活动都是首长登上飞机后，登机的舷梯离开，飞机随即启动发动机并开始移动滑出，此时，地面欢送人群与机上人员挥手告别。落地后，飞机滑向候机室门前的大停机坪，停稳后关车。此时，地面欢迎人群目视机门，等首长走下舷梯。前后衔接连贯，一切按顺序进行，有条不紊，然而江青坐飞机时，一切都打乱了。
江青及其随从人员到达机场之后，车队径直朝跑道头的飞机开去。因为江青坐的是空军的专机，所以，空军司令吴法宪也要陪同前往。机组人员早在江青登上飞机之前已经各就各位、准备就绪，江青登机之后到下令起飞之前的长时间里，在飞机上都干些什么呢？只有江青的那些随从，如护士、卫士、炊事员等最清楚。据说，她在飞机上要完成各种动作之后，再躺在床上，等进入状态，快要睡着的时候才命令机组起飞。江青讨厌滑行，可是，飞机在起飞离地之前又必须在跑道上增速滑行，这是无法回避的起飞程序，所以，她就用起飞前的时间，尽量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以应付这既让她讨厌但又无法避免的地面滑跑。
飞机不起飞，地面送行的人员就不能离开，还得站在那里，可想而知，他们的焦急心理不亚于在飞机上等待的机组。
这种等待的场面同样出现在飞机落地之后。一次，从外地接江青回北京，飞机在机场由南向北落地之后，就自然停在跑道北端的道面上。飞机停稳关车之后，登机梯准确平稳地对准舱门停在那里。此时，机组通过驾驶舱的窗口看到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已经等候在飞机的左侧。因为是冬季，他们都穿着大衣站在那里，寒冷的北风刮过空旷的机场，也毫不客气地吹向地面迎接江青的人们。这时的江青正在温暖的飞机客舱里进行下机前的梳洗整理，从起床到梳洗完毕对她来说当然是个较长的过程，每一个程序都不能少，短时间内是做不完的，这样一来只是苦了飞机下面等待迎接的人们。此刻，开车的司机们倒可以坐在自己的岗位上，免受寒风刺骨之苦，而那些头面人物却必须迎风站立，因为，舱门开处，江青随时都可能出来。这些人除了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之外，绝不会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站这么久。我从驾驶舱看到他们跺脚搓手的样子，肯定是一方面埋怨天气太冷，另一方面希望飞机上那位大人物快点下来。江青不下飞机，其他随从人员也不能下飞机。
江青在飞机上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终于礼节性地走到驾驶舱同机组人员握手道谢。说是握手，其实是她把手伸向你的面前碰一下而已，她握手的速度快得惊人，同梳洗整理相比相差太远。舱门开后，才是那经常看到的场面。
三、上海下大雪，机场不接收她也要去
江青坐飞机难以伺候，还表现在不顾天气条件，勉强机组去做没有安全保障的飞行。影响专机安全的因素，除了飞机本身故障和飞行员的技术条件之外，就是飞行员不能胜任的恶劣天气了。
有一次，江青由海南岛经广州到上海，专机在广州白云机场落地之后，由于上海正在下大雪，不能接收专机落地，这种现象对飞行员来说经常遇到。碰到这种现象，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飞行员必须遵守飞行条令规定，等天气好转，符合飞行的技术条件，降落机场表示接收后方可起飞。此外，专机所在的机场调度室也不会放飞。然而，不愿意在广州过夜的江青说什么也要让机组把她送到上海。如此关系重大的决定，机长潘景寅是不敢做主的，为此，曾多次打电话到北京，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最后，为了她的安全，还是没有起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广州过夜可以，但她所需要的衣服没有带在身边，为此，专门派一架伊尔-18飞机从北京把衣服空运到广州。
四、专车也要坐飞机
江青坐飞机的第三个毛病是她在北京坐的小轿车也要跟她一起飞到要去的地方，这样她下飞机之后就可以坐上跟在北京时一样的高级小轿车了。在这一点上，江青创造了专机服务的纪录。
何以能够人走车随呢？当时，专机部队有一架苏制安12型飞机，这是一种货运飞机，一部卡车可以从飞机的后面开进机舱里去。这样江青的轿车及司机可以乘坐这架飞机先期到达目的地，江青的轿车同她一样都可以享受到专机的待遇。
这样的做法还引出了麻烦。当时青岛市最高级的轿车就是苏联的伏尔加了，而江青从北京空运过去的奔驰200在青岛街面一走，鹤立鸡群，格外显眼，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天，江青到了青岛公园，没想到被人们认了出来，围观的人群曾多到使江青等人无法离开的程度，后来动用了部队才解了围。江青乘坐空军的飞机，空军司令员要亲自陪同，如果江青要到海军视察工作，不但陪同的人要穿上海军的服装，而且还要海军的司令员陪同。江青出行兴师动众，由此可见一斑。
江青乘坐飞机时还有哪些特殊要求，只有在她身边的人最清楚了。听随机的空中服务员说，一次飞行中，她看到江青的随身护士在飞机服务舱为江青准备咖啡时，直接把手指伸入咖啡杯里测试温度。当护士看到空中小姐那惊异的目光时毫不掩饰地解释说，江青对饮用咖啡的温度要求太严，热点凉点都不行，又不能用嘴试，只好用手指了，反正她也看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