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河北省怀来县沙城农机修配厂工作8年零7个月之后，终于1984年11月份返回北京。
妻子为把我调回北京疲于奔命，费尽周折。通过经济手段打通回北京的道路对我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政策，依靠领导对我们两地生活的同情。
我几乎利用每次回家探亲的机会，都要同妻子一起到专机部队找有关领导诉说两地分居为家庭生活带来的艰难。白天找不到人，只好晚上下班之后找到领导家里。当时的专机师政治部主任多次听了我们对生活困难的诉说后，开始产生恻隐之心。“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14年了，这位政治部主任虽然来自对专机师军管的陆军，但是，多年空军专机部队的工作经历，使他对专机部队的方方面面有了深刻的理解，对我这个飞行员在专机飞行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九一三”事件中受到处理的认识与刚到专机师比较，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虽然没有直接想办法解决我们分居的实际困难，但是，也没有因为我们登门求助而把我们拒之门外。他让保卫科副科长老刘以部队的名义到妻子所在的电子管厂人事部门为我们说情，对电子管厂具体解决我调回北京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位主任直到离休，给专机师其他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电子管厂人事部门终于通过电子工业部为我争取到了一名进京名额，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容易啊！有一天，农机修配厂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到县领导机关开会结束的时候，从摆放零乱的桌子上无意中发现一封信件，这封不被人们重视而且随意乱扔的信件，竟然是北京通过河北省石家庄市发往怀来县调我回北京的信函。这位工作人员知道这封信对我的分量，当她迅即把信交到我手里时，也为我能回到自己家人身边工作而对我表示祝贺。因为他们在8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亲眼目睹了我这位农机修配厂特殊职工的生活经历。
回家的感觉真好！当工厂用进京办事的卡车装上我的行装顺着京张公路向北京的方向进发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次回北京之后就不再因为工作的原因回来了。此时，脑子里再次浮现出当初那位干部强制我离京谈话时那恐怖的面孔。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保护好自己飞行员的身体，我违心地走了，这一走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此刻，我望着周围熟悉的环境，心里倒生出一股眷恋之意。我毕竟在这里工作生活了8年之多，当人们形容时间漫长的时候，总是感叹地说：“抗战8年了！”以此来表示难熬的岁月总算过去了。8年的时间对人生是个不短的里程，几乎占去能够工作年限的四分之一，如果从“九一三”事件爆发开始的话，对我来说已经整整13年过去了。我屈指一算，从我32岁被迫离开飞机驾驶杆开始，我已经45岁了，从“而立”之年超过“不惑”之年，这正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在这13年中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无意中，我抬头看看初冬塞外的天空，蔚蓝的天幕上正有一架我飞过的飞机，向着我国大西北的方向飞去，那一定是到远方执行专机任务去了。此时，我心中又浮现出那4句话：“昔日翱翔长空，而今感慨满胸，埋下话语万千，只身塞外小城”。这次回北京就要结束“只身塞外小城”的生活，可是，我仍然不能回到自己酷恋的飞行岗位。“今年45岁，再飞10到15年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从撤销结论开始，我还能飞15年。”我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飞奔中的卡车把沙城远远地抛在公路的后面，我看一看车上的行李卷，想到自“九一三”以来，我背着它不知搬过多少次家，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调回北京一定会成为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起码是生活里程的一个新的阶段。想想8年多的沙城生活，我非常感谢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伸手帮助我的工人兄弟们。为我做煤油炉的王师傅，同住一间屋的老佟和小蒋，帮我做工具的小宗，帮我学习编制毛衣的姑娘们，我诚心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8年多对我生活上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九一三”事件对我的影响我没有一天忘记过，同样，“九一三”之后帮助过我的人我也会永远铭记在心中。
在北京前门西河沿胡同，不足14平方米的家里又增加一名北京户口。当我手拿调令通过电子工业部、北京市及宣武区有关部门办完落户手续后，看着户口本上一家四口的名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当飞行员的时候，虽然身在北京，但军人是没有户口的，所以，凭某一级领导的一句话精神，就得背井离乡，离京走人。现在，有了正式北京户口，无论将来在什么单位工作，都可以放心地住在家里，从此，不再担心会像“九一三”以后那样背着行李卷搬来般去了，也不用再背着大包小包挤公共汽车招来许多让人家讨厌的目光。从30岁成家以来，15年过去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真正产生有“家”的感觉。四口之家住着14平方米的房子，除了那个睡觉的大铁床，所剩无几，但是，我看到每天全家人都能团聚在一起，生活虽不宽余，倒也安贫乐道。
8年分居生活过去，孩子们已经长大。我为儿子单独支起一块木板当床，由于实在摆放不开，只好将铺板的一头锯掉一块，还将吃饭的小桌腿上安装两个拖拉机上的废轴承，不用的时候可以推到大床的下面，想尽办法节约空间。
电子管厂通过办理调动，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一进厂就安排我在300余人的大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妻子的周围也有许多知道我牵累于“九一三”事件的人，但他们对我没有产生任何歧视。从沙城到北京，我又工作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中。
1987年，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九一三”事件时我国驻蒙古国大使许文益写的题为《黄沙作证》的文章时，我已经调到北京市宣武区税务局，在人事教育科分管政治教育工作。由于工作环境及工作内容的改变，我开始通过新闻媒体或报纸刊物搜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各种信息，并对以前掌握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回到北京后，有条件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专机师的战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九一三”时的一些情况。又有近10年过去了，我在有关林彪事件的各种报道的启发之下，开始写亲历“九一三”事件的文章。1997年7月，当我的第一篇文章《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见诸刊物之后，当年在蒙古国林彪坠机现场参与视察的孙一先找到我，我们就“九一三”事件中三叉戟256号专机的活动，交流了国内外两个重要现场的详细情况。从此，林彪专机的全部活动过程，已经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些时候，我发现许多出版物，包括国外媒体对“九一三”事件中有关林彪专机的事情不正确的传说甚多，自己作为当时的一名专机飞行员，一名还活在人间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之一，有义务也有责任对256号专机的活动过程进行真实的报道，以正视听，还历史本来的面貌。
1989年下半年，单位分给我一套小三居室的楼房，大儿大女各有其所。由于我原来的生活基础较差，搬到楼房之后还没有弄到煤气罐，当电梯工看到我将蜂窝煤一点点往楼上搬运时，讥笑我说：“你还是税务局的干部呢，连个煤气罐都弄不来！”是啊，我想与两地分居生活相比，已经很满足了，没有想到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方便。
1992年，领导将我的级别定为副处级调研员，在北京市税务局教育处分管政治教育与本系统的培训工作。为了干好自己那部分具体工作，我同年轻人一样学习用电脑办公，没有想到电脑已经成了我后来写文章离不开的工具。与年轻人不同的是在我的鼻梁上已经多了一副老花镜，因为飞行员的眼睛远视得多，年纪大时眼睛花得也早——岁月是无情的。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由于女儿的及时提醒，每到阴历的十一月初一也过起自己的生日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