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体验过专机飞行的人，一定会认为专机飞行员离中央首长很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提前知道一些中央的精神，或者最新的消息。其实，专机飞行员给人们带来的这一错觉，正是专机飞行员的生活特点之一。专机组的服务职能与安全保卫职能，贯穿在专机工作的全部过程。
人们有一个恰当的比喻，空军的专机部队就好比中央领导的小车班。不过，专机部队的服务职能远比小车班复杂得多。此外，一提到专机服务，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空中服务员对乘机首长的服务。一般说来，在民用航空的飞机上是这样的，可是对专机服务来说，含义更广泛，为了首长的舒适与安全，服务是整个机组的投入。
专机部队使用的飞机越是落后，就越要求地勤维护人员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与精湛的技术。由于运输飞机机体较大，常年露天停放在停机坪上，不像小飞机那样，不飞的时候还能停在四周被土墙围起来的机窝里，虽然不能御寒，总还能挡一挡风沙，做定期维修时，还能推到厂房里。炎热的夏天，可以想象到发烫的机场水泥地面已经烤得人喘不过气来，早已被烤热的飞机客舱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严寒的冬季，如果把皮肤挨上冰冷的金属，能够沾下一层皮来。尤其是机组执行专机任务在外的时候，机务维护的重担全落在机组中三个机械人员的身上。晚上气温低于零下15度时，飞机过夜还要把电瓶拆下来带到招待所。早上，机组要提前4个小时赶到机场，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先是用笨重的加温炉为每个发动机加温，然后机组几个人排队搬动冰冷的螺旋桨，不做这些准备工作，在低温条件下，活塞式发动机就不能正常启动。也许当天的任务只需要一个小时的空中飞行，可是，机组飞行前后的外场工作就需要整整干上一天。飞机上的工作环境不像车间那样舒适，有许多时候都要把身体蜷曲在狭小的飞机构件的缝隙中进行。设备维护中拆下来的螺丝，一个不能少地都要装上去，如果不小心弄丢了一个，就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曾有一位特设师担心拆下来的螺丝丢了，就放在自己的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戴在头上，认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当工作结束需要这些螺丝钉的时候，倒忘记放在了什么地方了！情急之中，他用手狠狠地拍了一下头，没想到这一拍，却把螺丝钉拍了出来。有次为了弄清楚一块擦飞机用的破抹布的下落，全团动员，一字排开，在大面积停机坪附近的草地上像篦头发一样寻找了几个小时。把已经装好的上百个座椅套重新拆下来检查一遍，就是为了要找到丢在缝隙里的一根针。
我们的地勤人员以部队为家，爱护飞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兢兢业业常年劳作在机场停机坪上。我清楚地记得，1969年夏季，北京部分地区遭受一场特大的冰雹袭击，房檐下的小鸟被冰雹击打，先是飞出来，接着被打死。天安门广场路灯被击碎，穿凉鞋的人们，因为怕冷，不敢在冰雹的地面行走。我们的地勤战士，在这场冰雹面前，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机场上的飞机，我亲眼看到他们在冰雹最密集的时候，把自己睡觉用的被子顶在头上向机场跑去，企图用自己的被子把飞机盖住。
地勤工作者的技术水平和责任心，直接关系着专机与空勤组的安危。空中飞行时发生飞行员无法处理的机械故障，其后果是不堪设想，尤其是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机械故障会给人留下终生的悔恨。位于飞机尾部升降舵上的一个助力操纵装置叫调整片，当飞行员向后拉或向前推驾驶杆的时候，为了减轻驾驶杆上的力量，可以向前或向后操纵调整片。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机械装置，如果地面工作时将调整片与驾驶舱内相应的操纵装置弄反了，就可能导致机毁人亡的恶果。在专机师的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机长在起飞后操纵飞机向后拉驾驶杆并同时向后转动调整片的时候，驾驶杆上的力量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许多，在很低的高度上，飞行员只有用力拉杆，并同时让副驾驶甚至机械师也帮助拉杆，等飞机勉强爬升到一定高度时，机长试探性地向前操纵调整片，结果发现调整片装反了，由于机长已心中有数，就在以后的反操纵中将飞机安全降落。同样的错误发生在另外一个部队，后果就不堪设想。由于飞行员未能及时发现问题，起飞之后在高度很低的时候又不敢对调整片向前进行反操纵，这种习惯的操纵动作就好比汽车驾驶员发现左前方是一条深沟却偏要向左打方向盘才能使汽车右转弯的道理是一样的，飞行员无法从习惯的操纵动作中很快地反应过来，最后导致不应有的严重事故。
人们认为，专机飞行员离中央首长很近，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专机飞行中，机组成员与乘坐飞机的首长就在同一架飞机上，尤其是机组服务员，就工作在首长的身边，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恪尽职守，照顾好首长航行时的生活。
为了搞好专机服务，专机师里有一个由女兵组成的服务队，她们就住在离机场候机室不远的地方。这些女兵都是从现役的义务兵中挑选出来的，虽然不像挑选飞行员那样严格，但是，在政治和身体条件上必须满足空中飞行这个特殊环境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我国民用航空事业还没有真正兴起的时候，“空中小姐”这一职业的工作，已经在专机飞行任务中以“空中服务”的形式，首先在专机师悄悄地发展起来了。现在，“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名称已经家喻户晓，经常乘坐飞机外出的人们，甚至可以说出“空中小姐”在飞行中所做的各项具体工作。
时代发展到今天，“空中小姐”已经备受人们青睐并成为许多青年努力争取的职业。某航空公司只招收男女各10名空中服务员，可在各种条件限制下的报名人数竟达到1440人，远远超过大学生的录取比例，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势。应聘者中有教师、军人、文秘，甚至还有银行、外企的职员。有人宁愿放弃大学文凭，也要有一段“蓝天服务”的经历。究其原因，不光是为了好玩和“过把瘾”，空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不菲的待遇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然而，与“空中小姐”的职业一样的专机空中服务，一直伴随着专机事业的发展而默默无闻地进行着，但是，“空中小姐”的名称却没有落在她们的头上。她们穿着军装，工作在专机上，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如今“空姐”的荣誉，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叫“空中服务员”。说起她们的待遇，也许让现在的人们不敢相信，专机服务队的姑娘们绝大多数都是战士身份，每月拿着很少的津贴费，却干着有时比民航空姐还要艰苦的空中服务工作。“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服务员小魏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专机飞行中服务员姑娘们的苦辣酸甜只有飞行员及她们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到。
在大人物面前，做到矜持与大方得体、礼节与活泼恰好，是专机服务员思想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毛泽东到政治局常委，从政治局委员到各大部长、军兵种首长，甚至各省及直辖市的领导，在乘坐飞机的时候，都要根据人员的多少，至少派一名空中服务员随同专机组进行空中服务。“小”服务员与“大”首长接触时，最容易表现出局促不安与情绪紧张的心态，面对首长幽默、诙谐的问话，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答，这往往是服务员们开始从事空中服务工作时容易出现的心理素质上的问题。专机飞行中的驾驶、领航、通信、机械等专业岗位的人员，通常情况下，空中很少与乘机的首长直接接触。因此，机组服务员不仅担任着首长与机组之间的联系，及时把飞行中的天气、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及其他有关情况向首长汇报，还要通过自己对首长热情周到的服务，使乘机者愉快地度过空中航行这段时间。所以，安全圆满完成专机任务，空中服务质量占有一定的比例。
毛泽东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位神秘的传奇人物。有位小服务员听说让自己为毛泽东服务时，兴奋、激动及敬畏的心情使她远远望见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时，心便“怦怦”地跳个不停。还没等主席登上飞机，她便躲藏了起来，随机陪同主席的空军首长只好代替服务员给主席送水，后来毛主席幽默地称她为“红色空中小姐”，她也能在后来的专机任务中，同主席对谈自如。空中颠簸、飞机摇晃时，她能把主席手中的书拿过来，暂时不让主席看下去。有一次，飞机已经平稳地落在机场上，主席还在专心地看书，其他人看主席紧锁眉头，嘴唇翕动着，也不敢打扰。半个小时过去了，飞机下面迎接的人一直等着，服务员意识到只有自己出面提醒主席较好，就说：“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
毛主席看看窗外，说：“啊？落地了？”慢慢合上书本，站了起来，“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的首长在等着您哪。”
“不留我们吃饭，真小气，不留吃饭就走吧！”主席边走，边自顾自地说。
“欢迎主席再坐我们的飞机！”服务员很有礼貌地说。
小小空中服务员恰如其分地解决了一个在别人的位置上不知如何解决的难题。
乘机首长在个性、爱好、生活习惯以及对待下属等方面，都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特点，可以说一个人一个样。专机服务员们都能细心地摸清他们的具体情况，并结合他们乘坐飞机时的身体反应，在空中服务中有针对性地做好每一件具体工作，其中也包括来访的外国元首在访问过程中的乘机特点——这就是专机空中服务的特殊性。
有人说，周总理坐飞机的时间比一般飞行员飞行的时间都要多，的确如此，所以，专机部队服务队的姑娘们都知道周总理乘坐飞机时的特点。总理卧床休息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头高脚底，有时，头部用两个枕头还不行，垫上三个枕头才能安然入睡。总理休息时不喜欢床上的卧具是全新的，服务员们就把新被褥、床单枕巾等洗了又洗。总理爱吃的一道菜是“狮子头”，每次总理坐飞机，专机师都要让空勤食堂手艺最高的师傅用最合适的配料烹饪出又软又好的“狮子头”带到飞机上。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一贯办事认真，作风严谨而有条不紊。一次总理乘坐飞机时，发现原来按苏联人制作的座椅不舒适。机长回来反映之后，不知为什么没有及时落实。结果下次乘坐飞机时，总理把机长叫到后舱批评了一顿。总理的桌子上绝对不允许有多余的东西放在那里，有一次，给总理送去了一碗麦片粥，服务员一时忙别的去了，总理用完后竟自己把碗送到飞机的配餐间。
朱德委员长乘坐飞机时，总喜欢到前驾驶舱，坐在机组副驾驶的位置上，可以对祖国的山水地貌一览无余。1958年庐山会议结束返回北京时，从九江机场一上飞机，朱老总就到前驾驶舱坐在了机械师的位置上，直到北京落地时才回到客舱，一路上给机组讲了许多亲身经历的故事。因为，朱老总一生驰骋疆场转战南北，打了一辈子的仗，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了如指掌。坐在离地面只有2000～3000米的飞机上观察地面是最理想的高度，既可以看到较大范围的地形地貌，又可以看清类似县城大小的地标，由此，可以勾起首长对往事的美好回忆。在此情况下，服务员就要与机组密切配合，既要满足首长的特殊要求，又要照顾好首长的身体。
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坐飞机的时候，服务员更要小心谨慎伺候。江青担心吃糖分高的东西容易得糖尿病，服务员请她吃西瓜的时候，必须将切开的西瓜放在开水里浸泡一下，去掉其中的糖分之后再送给她吃。江青还喜欢吃橄榄，但是，必须在吃完其他的东西之后，才能端上去，这是她吃东西时严格规定的先后次序。
对林彪的空中服务，服务员不必担心如何应付大人物那些幽默式的问话。服务员在空中基本上都没有同林彪进行过直接交流，一切事项都是经过其妻子也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进行的。林彪怕风，有时上飞机都要用衣服将头蒙起来。不过，只要记住两条就可以了，一个是林彪只喝龙井茶，有时候放些冰块；另一个是林彪只吃天府花生，别的不吃。可是，“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服务员在地面，连开水都没有打，他就坐上飞机升空了。
宋庆龄却喜欢喝冰片香茶与鲍鱼汤。这种茶当时40元一两，还要从上海购买。此外，宋庆龄喜欢抽熊猫牌香烟，属烟中珍品，北京到上海一趟下来，就需要两包。无论哪一位服务员跟随机组去执行宋庆龄专机任务时，宋庆龄的这几点爱好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贺龙元帅对雪茄烟的爱好与众不同，飞机上的流动空气也不能全部带走雪茄烟的香味。
叶剑英元帅爱吃花生米和酥糖，有时下飞机前，服务员还要硬送给首长一些。
有的首长在空中吃水果时，对服务员已经把皮削好之后端上来的水果一律不吃，据说是担心服务员对水果的处理不卫生，也不放心。只有让服务员站在他的面前，让他亲眼看着削好的水果才能接受。
对于个别在空中服务中很难达到满意程度的首长，服务员们也都心里有数，只有细心周到，无微不至，并同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把空中服务做到尽可能好的程度。
可想而知，专机服务队的姑娘们，在空中服务时受委屈的事情也是有的，只是，姑娘们能体谅到首长可能是因为坐飞机时给身体带来不适引起情绪上的烦躁造成的，回来之后，从不向别人诉说。
专机飞行中，服务员相对独立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民航班机客运中，尤其是大型客机的空中服务工作，都要两个以上的空姐同时上岗。可是，在专机服务中，除了领袖出国访问或长距离人员多的任务中需要两个服务员之外，绝大多数的专机服务只有一个人。因为，首长及随同人员加在一起，人数也不多。例如，张春桥来往于北京与上海之间时，偌大的一架飞机上只有他一个人，连送他的人也只有一个，将他送上飞机后，坐汽车就回去了，如果不是张春桥亲自告诉机组可以启动发动机的话，机组不敢相信乘机者只有他一个人。
空中飞行时，机组中的机械师有时可以帮助服务员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属于服务范围的所有事情都只能由服务员自己处理。服务员如果能有个同伴在身边，遇到问题还有个商量的余地，工作起来情绪与气氛就大不一样。
此外，专机飞行不像民航客机那样在时间、航线、所到机场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规律，到达机场后有关客舱清理、食品供应等工作都有专门对口单位联系办理。专机飞行恰好相反，今东明西，毫无任何规律可言，有时首长到达的地方，竟是非常偏僻的军事基地或属于绝密的去处，有关专机服务工作的所有细节，完全靠机组服务员自己独立处理。有一次，首长到我国西北某地视察工作时，降落到人烟稀少的空军基地，飞机上虽然有两个厕所，可是，两位姑娘在空中只顾忙于服务，竟没能抽出时间方便一下。结果，飞机落地后，在机场的外场（负责飞机警卫和跑道维护的单位），那个基本上属于男性世界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女厕所，紧急情况下，只好派人站岗，在男厕所方便了。
“空姐”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可是，当你知道空中服务员在那特殊的工作环境下所付出的辛苦时，不得不为她们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现代化的飞机，由于优越的性能和先进设备，飞机可以选择比较稳定的高度飞行，这样就能避免在长时间的飞行中受气流颠簸之苦。即使如此，飞机在起飞、落地的过程中也很难完全脱离中低空的对流天气。尤其是在我国西北地域飞行时，若碰到沙尘飞扬的天气，飞机自始至终都将处在不停的颠簸中。一次，乘机者中一个几岁的孩子，开始还好奇地跑前跑后，非常高兴。然而，当飞机进入对流区域时，一个突如其来的下降气流向飞机袭来，把桌子上的茶杯弹了起来，这个孩子也被摔在地板上吓哭了。孩子母亲手拿服务员递给的呕吐袋，开始吐了起来。飞机在不停地颠簸着，一个多小时过后，孩子的母亲嘴对呕吐袋，脸色蜡黄，除了一些黄水，她的胃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吐了，哪里还有精神照顾孩子？机组在前驾驶舱，受颠簸之苦相对要好一些，此刻，最难受的就算服务员了，无论自己多么眩晕和恶心，甚至也吐得稀里哗啦，都不能忘记照顾首长和其他乘机者。呕吐袋对有的人已经不够用了，服务员只好在他面前放一个桶。乘机者中，有的人吐了之后，觉得不好意思，就把呕吐袋偷偷地藏在飞机座椅的犄角旮旯里，有的把呕吐物弄在地毯上，可见服务员清理客舱时的难度该有多大。飞往新疆或西藏时，由于航线时间长，空中服务员要照顾首长吃饭。饭后，还要调整好客舱的温度，给首长盖好毛毯，一切处理结束之后，服务员顾不上自己吃饭，还想到本机组的飞行员们不能饿着肚子继续飞行。实际上，在正常天气条件下的专机飞行中，最辛苦的人就是服务员了。可以计算一下，在长达数小时的飞行中，如果飞机上有百十人的话，服务员在只有几十米长的飞机上，来回走动要达数十公里的路程。
专机机组离中央首长很近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机组服务员围着首长转的空中服务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对专机、对首长本人的安全保卫和整体服务意识方面。
乘机首长只要登上飞机，保证首长人身安全的重大责任就落在了专机飞行员的肩上。遇到对流天气使飞机产生颠簸时，除了改变高度，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一般的颠簸是不会影响到飞行安全的，飞行员可以不去管它，飞过一段距离之后，颠簸就会消失。可是，机组首先想到的不仅是首长的安全，还有首长的舒适。颠在首长的身上，疼在飞行员的心上。周总理天生一副经得起颠簸的筋骨，有时服务员都受不了颠簸之苦，可是，周总理一点事儿也没有。陈毅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好的适应能力，他说：“落回地比咽粒子弹还难受。”因为，从空中开始下降高度到落地的飞行中，由于低空气流不稳，再加上放起落架、襟翼等必需的操纵动作，容易引起飞机状态的变化，身体敏感的人反而会感到难受，这就是有的人在空中没有呕吐，等飞机一落地，反而坚持不住吐了出来的原因。
飞行员驾驶飞机落地的绝招，在于飞机与地面的相对高速运动中通过视线判断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及飞机接地前的姿态，通过身体对飞机运动的微妙感觉判断飞机下沉运动的细小变化。有人总结出飞行员身上的两大敏感部位，一个是眼睛，另一个是屁股。飞行员就依靠这些部位与飞机的敏感神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及时发现与修正飞行中的任何一点偏差。百十吨重的飞机在飞行中产生的惯性是巨大的，然而，飞行员就凭着手中的巧劲儿，使这匹奔腾的野马变得驯服、听话。尤其是在操纵落地的过程中，飞行员在驾驶杆上的动作甚至比大姑娘绣花还要细腻。“带一点”与“带住”、“稳住”与“顶住”等操纵术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反映在飞行员的操纵技术上是非常精确的。这种有时拿语言都无法表达的飞行技巧，却与整架飞机的命运连在一起。专机飞行中，仅仅做到安全降落还是不够的，要求在整个降落过程中，不能使首长有不适的感觉。尤其是在飞机就要接地的一瞬间，不仅飞机的姿势要好，而且，落地的分量要轻，要让乘机者在不知不觉中，使飞机的轮子与地面轻轻接触。如果操纵不好，飞机轮子与地面碰撞，甚至跳起来再次接地，这样的落地动作，虽然不会影响到安全问题，但也会给乘机者带来精神上的紧张甚至心跳加速。所以，飞行员始终把落地质量作为飞行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甚至在自己飞行生涯的全过程中都不敢忽视落地中的安全问题。因此，在落地过程中，飞行员注意力集中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有人说，当时如果用锥子扎飞行员一下，他都不会感觉出来。专机飞行中更是如此，如果飞行员落地动作很轻，马上就会受到人们的称赞，飞行员自己也感到脸上有光。因为，他让首长舒适地落到地面的愿望实现了，在落地这个关键动作上的思想压力解除了。相反，如果因各种原因没有使飞机理想接地时，即使在冬季，你也会发现飞行员头上的汗水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这不仅是因为精神过分集中付出劳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因没有做好分内的工作，把首长给“蹾”了一下，感到无限自责。
1960年5月，专机师派出1架伊尔-18飞机及5架伊尔-14飞机，执行周总理访问印度、尼泊尔、越南等六国的专机任务，这也是我国专机载着国家领导人首次飞出国门。访问过程中，小机场、短航线的飞行由伊尔-14飞机担任，大机场、长航线的飞行则由刚引进不久的伊尔-18飞机担任。5月的印度已进入炎热的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烤得火烧火燎的，地面温度高达40多度。苏制伊尔-18飞机在如此高温条件下，也显得少气无力，发动机的启动过程也感觉困难许多。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机组首先想到的是周总理的身体和乘机的舒适。所以，在周总理乘坐伊尔-14飞机从印度新德里起飞到尼泊尔访问的时候，按照预先拟订的计划，等周总理返回印度之后，紧接着要换乘伊尔-18飞机到下一个国家访问。机组为了周总理一登上伊尔-18飞机，就有一个凉爽舒适的环境，就在周总理到达之前，先将伊尔-18飞机升空，在高空通过飞机客舱的空调系统，把飞机客舱的温度调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落地之后，只要在不长的时间内登机起飞，不但客舱内的温度比较舒适，对于发动机顺利启动也有帮助。只要对周总理身体有利，对专机的安全有利，专机组能够想到的全想到了，同时也努力做到了。
在执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中，保卫飞机的安全就等于保护首长的安全。与国内比较，国际环境要复杂得多，涉及与飞机有关的安全问题更多，专机组的防卫意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一提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四巨人”在飞机前面合影的那幅照片，都会有很深的印象，因为这幅照片曾在许多地方出现。照片上的毛泽东十指交叉，自然拢于胸前；刘少奇紧贴毛泽东左侧，笑容满面地望着周恩来；周总理手捧以马蹄莲为主的一束鲜花；朱德委员长身穿呢子大衣，垂手站在总理旁边。他们相对而立，脸上充满灿烂的笑容。照片背景上的那架飞机，就是专机师的伊尔-18飞机。就在这幅照片的背后，有着一次不同寻常的专机飞行。
1964年11月5日，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政府的邀请，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时任专机师副师长时念堂机组的伊尔-18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越南党政代表团也同机前往。由于我党从前几年开始，就与苏联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双方争论相当激烈。截止到1964年，我党已经连续9次公开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欲将我国纳入他们的控制之中。为此，还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许多新技术协定，废除专家合同，撤走所有专家，停止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企图使用经济压力迫使我国就范。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下台，当天，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的航校同学还写了一首庆贺原子弹爆炸和赫鲁晓夫下台的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我国党政代表团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前去访问的，新任苏联领导并没有改变对我党的态度和立场，双方谈判，不欢而散。
从执行这次专机任务开始，机组在思想上对专机飞行安全问题就有了充分准备，既然苏联在两国关系问题上能做出那么多不友好的行为，可以肯定，在苏联境内的空中与地面专机保证工作也不会一帆风顺，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机组对专机的防范意识必须加强。
正常情况下，代表团的飞机在苏联机场停放期间，由苏联派人警卫。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机组人员想方设法不离飞机左右。机组的做法既不能让对方感觉出来我们对他们不信任，又要达到机组对飞机实施警卫的目的。于是，机组就以给飞机做机械检查为名，重新将检查窗口打开，故意把那些已经检查过多少遍的地方，再反复检查数遍。偌大的一架飞机，随便找些部位，也可以检查它几天。实在没有什么可检查的，就干些清理飞机外表的活，也能干很长时间。有时候，直接向机场调度部门申请试飞，驾驶飞机上天飞一圈，使飞机随时处于良好的待命状态，只要有情况，马上可以起飞。11月的北京，刚入初冬季节，而远离北京的莫斯科早已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机组的人们只要想到中国代表团专机安全的重任及周总理在苏联的处境，就把严寒天气带来的艰苦置之度外了。
此外，给飞机加油，是保证专机安全的重要环节。为了确保加进飞机的油料没有任何问题，机长想了个好办法，没有向机场调度部门专门申请油车，而是在机场上看到给苏联同一机型加油的油车后，半路将他们截住，给专机加油，这样，就杜绝了在飞机油料问题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在关系到自己国家领导人安危的重要时刻，在机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宁可做得多一些，甚至有些谨小慎微，也不能因为任何一点疏漏，导致无法挽回的恶果。外交无小事，在飞机上发生的危害是不可逆转的。
果然，会议还没有结束，机组就接到代表团立即起程回国的命令。11月13日莫斯科时间22点起飞，途经伊尔库茨克，日夜兼程，于第二天下午14点10分左右，安全降落在祖国的首都机场。当周总理走下飞机时，机长、副师长透过驾驶舱的玻璃窗，看到毛主席率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走向前，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热烈握手，亲切问候，少先队员跑过来向代表团献花。就在此刻，记者手中的照相机快门闪动，留下了带有历史意义的宝贵时刻。等到文革开始打倒刘少奇后，再看到照片时，发现刘少奇已被从这张著名的照片中删除了。
1966年，我们机组正在昆明执行任务，为一副总参谋长服务。忽然一个命令下来，就让我们空机飞长沙，然后，再飞上海。在长沙时，机组没有下飞机就再次起飞了，一直到达上海，我都不知道我们飞机上的乘客是谁。后来才听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那次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的内容，是要把罗瑞卿搞下台，当机组知道这些信息的时候，全国上下也都知道了。
在有的人看来，专机飞行员在经济上一定是个很富有的阶层，起码与其他飞行员比较在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特殊化。尤其是执行国家领导人出访任务的时候，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于“空军一号”专机的飞行员，肯定是一些很了不起的人物。在国内，一定有专车、高级住宅，高额报酬，应有尽有。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就是这些执行国家领导人专机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回国之后，同其他飞行员一样，也要钻到低矮的平房里，在烧着蜂窝煤的铁炉子上生火做饭。下雨天，院子里的雨水会流进房间里的地面上，一阵风吹来，做饭的锅里会增加许多天然“佐料”。这里就是专机师西郊机场院内一排12户人家的飞行员宿舍，有些与第一、二批女飞行员结为连理的飞行员的家庭就居住在这里。这种比“干打垒”强不了多少的平房，还是专机师政委领着同志们用从老北京的古城墙上拆下来的大砖盖起来的，利用这些大砖垒成墙，外边抹上一层泥土之后，看不出任何一点古文物的气氛了，就连当时的大礼堂都是义务劳动的成果。
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就是专机飞行员同其他飞行员相比，在政治上、生命上所担的风险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从当飞行员那一天起，已经做好了随时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思想准备。
可是，专机的政治责任与政治影响非同小可，它要求飞行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著名的匹定均中将在我国南方乘坐直升机，因复杂天气发生特大事故的教训太惨痛了。
“九一三”事件中，专机师为此付出的代价更是无法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