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机部队经过多年的飞行实践，对部队在军事作风和政治工作要求上分别提出了两个口号：在执行专机任务的行动上提出“宁扑三次空，不误一分钟”，在思想认识上，对专机任务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要带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的阶级感情去执行专机任务”。这两句口号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已发展到深入人心、融化在血液里的程度。
“宁扑三次空，不误一分钟”，是指在机组接到紧急飞行任务的时候，在动作上要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用最快的行动、最短的时间、有条不紊的程序，进入起飞前的最佳状态，类似歼击机部队的“一等”战备。紧急任务中，乘机的首长宁可有三次不按时到达机场或者将任务撤销，但对机组来说，紧急出动的结果宁可扑空三次，也不能因为机组动作的迟缓而耽误一分钟的起飞时间。这是专机部队根据自己担负军事任务性质的不同，在军事作风上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一个革命军人在贯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作风上的具体体现。
常言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然而，对以执行专机任务为己任的空地勤人员来说，应付紧急任务早已成为家常便饭。虽非天天碰到，但在一年之内总会有好几次紧急任务轮到自己身上。
飞行任务的紧急与否主要是根据任务的准备时间决定的，所谓“紧急任务”，就是在机组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的飞行任务。通常情况下，专机师按照领受任务的程序，接到军委空司的任务通知到飞行任务的具体实施之间，都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专机师的领导就会根据任务的等级、飞行航线及所到机场的地形等情况，决定使用飞机的机型、机长的技术水平及机组人员的搭配等重要问题，然后，通过飞行团、大队，将任务逐级下达到机组。空地勤人员根据任务的具体要求分头进行飞机与飞行准备，直到任务的实施，前后都按照预定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类似出国的任务，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其准备的时间都很充分，至少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有的还会更长。因为，这种任务除飞行专业的技术准备外，还有其他许多与出国相关的工作都要同时进行。
相比之下，紧急任务就没有给机组留下任何准备的时间，往往是接到任务的同时，就要求飞机及机组在最短的时间内使飞机处在起飞前的状态。把正常接受任务到飞行实施的长过程，一下子压缩到“越快越好”这个极小的空间，对于专机的组织者来说，其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从使用飞机到飞行机组的准备过程中有很多的工作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于时间紧急，实际留给机组的只有更换飞行服、领取飞行资料及集合跑步到机场的时间。
任何一个军事将领都知道“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科学道理，专机飞行活动的实施同样遵循这个被人们早已证实的规律。飞行安全维系着乘机者的性命，关系重大。如何在紧急任务中既要珍惜宝贵的时间，又要保证飞行实施万无一失，这是摆在专机部队面前既实际又突出的问题。既然上级领导决定使用飞机，而不是其他交通工具，就说明在时间上要求非常紧急，如果因为在飞机的准备工作中延误了时间，就失去了争分夺秒的实际意义。
“紧急任务”多表现在抢险救灾、治病救人及机组也料想不到的秘密任务等方面。有时候乘坐飞机者就在机场等着，只要飞机与机组准备好，登上飞机，立即升空。
著名的山西“平陆事件”，发生在1960年2月3日（正月初七），为抢救因中毒生命危在旦夕的61名阶级弟兄，必须在次日天亮之前把特效药品送到现场。十万火急，刻不容缓，于是，独三团领导决定派出伊尔-14飞机4215号，带着急救药品，也带着党中央对农民兄弟的关怀，夜航从北京直飞山西省平陆县现场。平陆县位于山西与河南两省的交界线上，北面1500米的高山与黄河南岸1200米的山脉遥相呼应，中间是一个由西向东呈马蹄形狭长的丘陵盆地。在没有降落机场，又没有地面指挥电台，更没有导航设备的条件下，机组克服了夜间紧急空投的种种困难与艰险，仅凭地面的四堆火光信号，将飞机降到距离地面不到500米的高度（比周围的山低1000米），将药物及时送到现场，挽救了61名农民兄弟的性命。在这次执行紧急任务中，机组真正体会到时间就是生命的含义。机组动作的迟缓与任何错误，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一事件经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当时在全国曾引起很大的轰动，以平陆事件为题材，拍摄了《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电影，并以同样题目，编入中学教材，至今仍传为佳话。执行空投任务的机长、我的伊尔-14飞机带飞教员，是现在已73岁的周连珊同志，每讲到此事，总是很谦虚地说，这是一名飞行员应该做的事情。
有一次，副团长从被窝里把我和机组人员叫醒，以最快的动作，趁着夜色跑步赶到机场停机坪，用无法再快的速度，驾驶伊尔-18飞机紧急升空。当我们在星星与月亮的陪伴下飞到东北长春落地之后，我看到在机场等候飞机的只是几个普通的中年人。我们以最快的动作拉上他们返回北京，在空中我正为这次紧急任务的内容感到困惑，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紧急情况，飞机上一位医生告诉机组，别看这几个人现在看上去好好的，再过几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他们在进行某项药物试验的时候不幸中了剧毒，只有在北京才能有条件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不是你们及时用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后果是难以预料的，言语之中带着感激之情。我一边听他的叙述，一边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虽然，我们机组只是根据上级的指令行事，但是，机组的行动与飞机上每一个党的科学工作者的生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紧急飞行任务执行的如何，是否在时间上做到了最快，直接关系到能否把中央首长对科技干部的关怀真正落到实处。等飞机赶到北京，看到早已等候在停机坪的汽车把病危的人员迅速接走的时候，我心里长出了一口气，感到一种完成重要飞行任务后的满足。此时，天还没有亮，笼罩在夜色中的机场军营还是那样静谧，人们还在梦中。清晨，当军营里的起床号声把我叫醒，同大家一起跑步出操的时候，我周围的许多人哪里知道我们机组已经在头天晚上，披星戴月连夜奔忙，飞行数千公里，完成了一次人命关天的紧急任务。
年纪大的人都不会忘记1963年发生在冀中平原的那场水灾，连续半个多月的降雨使河北省保定地区许多县的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专机师的伊尔-14、里2型飞机共19架，21个机组，几乎全部出动，满载着食品和救援物资，冒着低云降雨的复杂气象，穿云破雾，把生存的希望带给灾区人民。我们的飞行员冒着危险，尽量降低高度穿出云层，在一片白茫茫的水泊之中寻找能够空投的地方。飞机在衡水县上空不停地盘旋着，飞机下面的情景揪着机组每个人的心。整个衡水县城已被汪洋一片的水域包围，无处栖身的人们都集中在窄小的城墙上，除了城墙已找不到空投的陆地。怎么办？如果投到城墙上，必然要伤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被大水围困在城墙上的人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绝不能因为空投再给他们带来任何痛苦。如果把空投物资再拉回北京，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灾区人民的困境连着机组每个人的心。最后，机组经过精心策划和技术上的密切配合，在保证既不伤害到地面人员，又能够使人们得到食品的情况下，只好把装满一包包大饼的麻袋，投到靠近城墙的水域里。透过朦胧的水雾，机组看到被大水围困的人们，仰望着空中为他们带来食品的飞机时那欢呼雀跃的情景。虽然听不到地面的呼声，灾民们一定是在欢呼“共产党万岁”，感谢的是党对灾区人民的关怀。专机师的飞行员们能够克服恶劣天气带来的种种困难，把救灾物资送到人们的身边，就算实现了飞行员的最大心愿。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向冀中42个地区进行了空投，共飞行200多架次，空投物资达348吨，是历来空投任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1960年6月，为紧急抢救山西大同煤矿因矿井瓦斯爆炸失火而遇难的工人兄弟，派出6架里-2飞机，为抢时间，机组放弃休息，连续飞行63架次。
所有的紧急任务除了“紧急”这一共同的特点外，任务内容各式各样，紧急任务的例子举不胜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专机师的空地勤人员之所以能够快速应付各种紧急任务，是和平时从难、从严、从最复杂情况出发的刻苦训练分不开的。严格的军营生活是养成令行禁止军人作风的基础，当时不但没有实行双休日，平时机场营房生活区内有家的人们也不能回家，只能过集体生活。家在北京市区住的人员，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日18点以前必须归队。部队只有保持足够的人员，才能满足紧急任务时对不同飞机与机组的需要。此外，以飞行大队为单位，平时与节假日都要安排值班任务。值班的空地勤人员要求身着工作服，只准在军营范围内活动，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任务。
为了检验部队的行动是否适应实战的要求，部队经常组织各种不同规模的紧急任务演习。不管是白天晚上，甚至是吃饭时间，一声令下，立即行动。此刻，整个营房处在一片紧张有序的行动之中，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地勤人员直接向机场停机坪跑去，空勤人员带上简单生活用品，按次序到档案室领取航行资料，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飞机，做好起飞前的一切准备，等着下达开车的命令。紧急任务的组织者一方面看手表，计算着每一步占去的时间，一方面检查紧急行动是否合乎要求。紧急任务演习结束，最后集合进行讲评的时候，机组才知道是演习。因为演习与实际紧急任务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没有开车升空罢了。
1969年11月份，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下达“一号通令”，使全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专机师也不例外，三更夜半，顷刻之间整个机场被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笼罩着，我也带领一个伊尔-18机组，同其他飞机一起升空，一个小时之后，我被指定降落在河北的石家庄机场。如果没有平时的严格训练，在如此大规模的机群行动中，保证飞行安全是没有把握的。
1967年，在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中，按中央规定不能乘坐飞机的毛泽东，被以紧急任务的方式送到上海。
当时专机部队一团有3架伊尔-18飞机在武汉，机长是时任副团长的潘景寅等人。
“准备马上起飞！”这是通知，也是命令。仅用20分钟的时间，专机师的3架飞机就准备就绪，处于起飞前的待命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人快步流星走到团长身边，原来是团长的副手潘景寅。只见潘景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主……席……毛主席来了！”潘景寅在激动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以清楚地发现他的脸甚至脖子都会变红。团长听潘景寅断断续续地说完话，竟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有说，同机组一样，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
当时，毛主席乘坐的小车已经在空军政委的后面来到机场，紧接着按照政委的安排，毛主席也登上了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
紧急情况下，王团长立即决定：“我和副团长潘景寅的两个机组临时合并，我为机长，潘景寅为副驾驶，选出领航及通信岗位中最好的人员，组成加强机组。”此刻，王团长在一分钟时间内做出的决定，等于在北京几天内所做的工作。
潘景寅为了更有把握地完成这次专机任务，在王团长过来时，已经坐在正驾驶的位置上，并已经做好了起飞前准备，后来主动向团长让出正驾驶的位置，团长说“来不及了，就你飞”，随后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到此为止，对专机组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专机飞往何处？飞行航线谁也不知道。紧急之中，232号飞机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飞行手续，甚至也不知道飞行航线，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一次特殊的飞行。就要起飞了，从空军政委那里才知道飞行航线是上海。因为飞行航线直接涉及到毛泽东的行踪，不到不说已经无法飞行的时候，机组是不会明白专机去向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字——“上海”就足够了。可见，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上海”这两个字的分量比什么都重得多。就这样，伊尔-18飞机232号，载着毛泽东，很快航行在通往上海虹桥机场的空中。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历史记下了1967年7月21日这个重要的时刻。
当然，在紧急任务中训练出来的过硬本领，同样在“九一三”事件中再次得到发挥，不过，这次对整个部队与机组来说，其结果是非常悲哀的。
“要带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的阶级感情去执行专机任务”的口号，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突出政治”的产物。我自从1964年从飞行航校毕业分配专机师两年之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到“九一三”事件为止，可以说，我的整个专机生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的。专机师作为空军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包括飞行员个人的恋爱、婚姻生活在内，都被浓浓地涂上一层时代的色彩。
专机部队规定不介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当整个党和国家都卷入这场浩浩荡荡的浪潮之中时，行为上的不介入不等于在思想上不受到时代的影响。
由于“文化大革命”被看成是路线与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运动，专机飞行员的队伍，同样也面临着社会出身与现实表现的审查。老飞行员中，确实有一部分是解放初期走进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家庭成分用当时的话来说就算是高了一点。在农村的家庭成分中，地主、富农及小土地出租，都算是剥削阶级，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空军飞行员的来源，从我所在的1959年第15期为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从陆军直接招收的，所以，早期的飞行员中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中不可避免地有剥削阶级者存在，尤其是解放初期加入军队的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成分偏高的家庭，因为掌握飞行技术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遗憾的是，这些具有多年专机飞行经验又处在大队甚至飞行团领导岗位上的飞行干部，在上级有关组织原则的规定中，不得不离开专机部队，到航校或其他比专机部队政治要求宽松一些的单位工作。
第二批女飞行员是1956年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她们跨进空军预备学校的时候有140名，经过1957年整风、“反右”，到航校投入飞行训练时只剩下44人了。按照“文革”中对专机飞行员的政审标准，有的飞行员到航校飞行可以，在专机部队不行；有的飞行员因家庭及社会关系等问题，执行一般飞行任务可以，执行重要专机任务不行。有的空勤人员飞得好好的，不知道哪一天被领导叫去说，根据工作需要，你到别的单位暂时干一段时间，属于帮助工作。这种现象出现得多了，人们就知道了“帮助工作”的真正含义。被指定“帮助工作”的飞行员只要留心自己或妻子的家庭及其主要社会关系，就会发现上级组织部门已经派人进行了审查。
1967年某一天，任职副大队长的一位第一批女飞行员，被专机师政委叫去说：“根据上级决定，你从明天起停飞，调到某航校工作。”原因是她的社会关系有问题，而且是过了十几年后才知道。
一天中午，一位领航参谋接到姐姐来信，说当地革命委员会已经将她们家的成分由原来的职员改为伪官吏，她把信立刻交给领导。3天之后协理员通知她，由于家庭成分变动，本来要决定停飞处理的，考虑本人表现不错，保留飞行资格，但不准执行专机任务。
仅在专机部队的前两批女飞行员中，“文革”中因家庭、社会关系等政治原因使飞行生命夭折的还有很多。到1967年年底，第一批女飞行员中能够继续飞行的只有两个人了，由此可见一斑。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与标准重新衡量每个人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其中的变化就会直接影响到飞行员本人的飞行事业。
一年冬天，送董必武到广州的途中，一位年龄尚小、好奇心很强的空勤机械员问董老：“说刘少奇是叛徒，我们怎么不知道？”董老幽默地回答：“别说你不知道，连我也是受蒙蔽啊！”还是这位战士，在送赛福鼎回新疆时，好奇心驱使他向首长打听中央开会的内容。两次下来，这位空勤机械员被认定违反了政治纪律，不久便宣布停飞，复员回家了。
在空中，我曾多次参与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专机活动。安排飞机座位的时候，为了防止各派头头在空中见面打起来，有意把他们分隔开来。一次，在广西桂林机场，准备乘飞机到北京的两派头头在飞机下相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在离飞机很近的地方以拳脚相加，打了起来。吃亏的一方立即派人增援，后来在几卡车武装部队的干预下，一场就要爆发的武斗被平息了下来。机组向他们宣传乘坐飞机的纪律，不准把枪支弹药带上飞机，有些危险品也要由机组统一保存，到北京后再归还他们。任务中，有些造反派头头虽然没有真正打起来，但各派势力之间就在飞机下面那种剑拔弩张的气势，也让机组为飞机的安全担心。我们的飞行员中，就有被武斗的流弹击穿大腿的。有一次到西藏拉造反派头目到北京商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飞行任务时，机长让我负责客舱的安全问题，于是，我当众宣布所有乘机人员不准携带拉萨当地生产的火柴，因为拉萨属于高原地区，在缺氧条件下生产的火柴，遇到氧气密度比较大的飞机客舱时，容易发生自燃。飞行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自己也相信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确实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今日打倒“彭、罗、陆、杨”，明日又打倒“刘、邓、陶”，后天又打倒“杨、余、傅”。凭自己的阅历和政治觉悟水平，无法真正弄清其中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三忠于”、“四无限”，不仅呼口号时是这样喊的，而且在自己的思想上也是这样认为的。每天手拿“红宝书”，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进行“两祝”。
记得在人民公社结婚登记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的前面已有两位农村模样的中年男女毕恭毕敬地坐在结婚登记办公室旁边的长凳上，看到我们两个进去后，突然同时站了起来，把我们吓了一跳。原来他们已经办完了结婚登记手续，按规定办完手续者必须在毛主席像前进行“两祝”仪式，新婚夫妻必须手拿“红宝书”，放在胸前，目视毛主席像，其中一个人领头朗诵：“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两个人高举语录本的同时，共同朗诵“万寿无疆”，并重复进行3遍。然后，按照上面的模式，再“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有时，在“两祝”之后，还要求唱一支革命歌曲。由于那对农民模样的夫妻谁都不会领头朗诵，所以，公社负责结婚登记的人不准他们离开。也许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待了很久，好不容易盼到我们的到来，惊喜之中忘乎所以。后来由我领头，4人共同完成“两祝”仪式之后，那两个人如释重负，获得“解放”，我和妻子望着他们高兴离去的背影，相视而笑。后来结婚时也是4条长凳2块铺板对起来当床，新郎新娘对着满墙的大字报（贺信），唱一个毛主席语录歌就算完事，3天婚假没有休完就回部队飞行了。
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专机师提出“要带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的阶级感情去执行专机任务”的口号，顺理成章，无可挑剔。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在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专机任务飞行中的安全保卫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亲不亲，线上分”。空军专机部队的全体指战员们，毫无疑问是坚决站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带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深厚的阶级感情去执行专机任务的，从这样高的境界出发，把专机安全的每一件工作落到实处。这样的口号与提法，现在听起来是那样的别扭与牵强，甚至有些误导的成分。可是，在那十年浩劫时期，从思想政治角度出发，确实对保证完成专机空运任务起到了鼓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