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机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女性半边天的身影，专机部队女飞行员的成长过程同样是部队建设的反映。
女性加入空军飞行员的行列，说明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被彻底打碎，妇女也同男人一样驾驶着战鹰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尤其是第一批女飞行员，早在1951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我国年轻空军的建设刚刚迈出第一步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完全摆脱陈旧思想束缚的时候，她们就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用她们在飞行岗位上的飒爽英姿向全中国甚至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女性的骄傲。继第一批女飞行员之后，又在1956年、1965年分别选拔了第二批、第三批女飞行员。到目前为止，已招收了数批共数百名女飞行员。蓝天，历来属于男子汉活动的领域，可是，当中国妇女也在蓝天上展翅翱翔的时候，飞行员的职业就多了一份温馨和甜蜜。
我国的女飞行员们经过空军航校的专业培训之后，大部分到空军运输航空兵部队服役，我所在的专机部队就是女飞行员们充分施展才华的天地。按空中专业岗位划分，她们中不仅有飞行驾驶员，也有领航员、通信员。在部队她们同所有的男性一样被编入空勤机组，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在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的空投抢险救灾中，在地震发生后的紧急救援中，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人工降雨的飞行中，在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升空前后的保障飞行中，在解放军大规模综合性军事演习的战场上，在被人们视为“冒险家”的科研试飞领域里……哪里有飞机，哪里就有她们的身影，哪里有飞行任务，她们就出现在哪里。每年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庆典上，在各个行业的女状元中，总少不了女飞行员代表的形象。她们之中，不仅有“全国三八红旗手”，还有“功勋飞行员”奖章获得者。
飞行部队的军营生活锤炼了女飞行员的特种性格。当她们身着飞行服装，在空中飞行的岗位上执行任务的时候，个个英姿飒爽，气质非凡。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照样驾驶飞机穿云破雾，翱翔长空，巾帼不让须眉。在平时的军营生活中，一改大家闺秀的影子，个个大胆泼辣，性格爽直。每天一个小时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中，她们同男飞行员一样跑步打球，在各种体育器械上旋转、翻滚。
夏季，她们一头扎进游泳池里，直到一个小时锻炼结束才从游泳池爬上来。一次，我给一名女飞行员当副驾驶，到数千公里外的新疆乌鲁木齐执行任务。在机组不飞的日子里，组织机组的人员同当地空军飞行大队的飞行员进行篮球比赛，身为球场上唯一的一名女性队员，她光着脚丫子在球场上飞来飞去。在空中她是一名出色的机长，在篮球场上又是一名活跃的队长。
还有一次，由我担任机长，伊尔-14飞机奉命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军区，担任副驾驶员的是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并且怀着7个月的身孕。在飞往武汉的空中，机组的人看她已大腹便便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都随时为她捏着一把汗，可她在飞行中却情绪坦然，操纵自如，胸有成竹。机械师在一旁开玩笑说：“不必担心，如果真的分娩了，飞机上什么工具都有。”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机组的笑声充满了机舱，也洒向空中航线。
当天下午，当机组完成任务沿原航线返回北京的时候，在空中临时接到中途改航飞往山东故城空军基地的命令。原来是南方某机场从东北新进的歼击机，从这里落地加油后起飞时，由于编队起飞中的僚机在修正起飞方向时，因动作不当造成机翼下挂的副油箱擦地起火。飞行员在紧张中忘记将副油箱投掉，就急忙离开飞机，在场的地勤人员不忍心看着一架新飞机被大火烧掉，许多人奋不顾身围上前去灭火抢救，结果因油箱突然爆炸造成多人受伤，当务之急就是马上将受伤的人员送往北京空军医院进行抢救。我让机械师临时将座椅拆掉，把打着吊针的伤员安排好，抓紧时间马上起飞。按计划这段飞行应该由女飞行员驾驶，我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但是，当这位女飞行员看到伤势严重的人员就躺在飞机上时，主动提出放弃，还是由我操纵飞机回京。经过不长时间的空中飞行，我终于格外小心地操纵飞机轻轻落地，为抢救伤员赢得了时间。怀孕7个月的女飞行员还坚持上岗执行任务，其精神令人敬佩。
她们是飞行员，同时和普通的女人一样也是母亲、妻子，也有着属于她们自己特有的天地。在感情生活中、在家庭、在生儿育女的神圣责任面前，她们的生活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她们热爱蓝天、热爱飞行，在万里云天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她们也爱儿女、爱丈夫、爱家庭，对生活同样倾注着深沉的热爱和眷恋。不过，她们热爱蓝天胜过一切。有人说她们是蓝天的女儿，但她们更像夜空中的星系，一条女人的星系。女飞行员们常说，蓝天是她们的父亲，大地是她们的母亲，当她们回到母亲的怀抱时，她们就回归到了女性。弹吉他、织毛衣、唱歌、跳舞，是她们在业余时间里活动的内容。当她们以妻子、母亲角色出现的时候，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们竟是驾驶神鹰，翱翔在万里云天，与男儿并驾齐驱的空中骑兵。她们在《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优美的歌曲里，凝聚着对蓝天深深的爱恋。可以说蓝天寄托了女飞行员的多少情和爱，蓝天又把这些情与爱带给了人间。
当我还在航校飞行的时候，电影《女飞行员》的筹拍工作正在进行。年轻的女演员们为了真实地将女飞行员的形象搬上银幕，曾同我们的飞行学员一起体验生活。因为，飞行员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领地，也有着与飞行职业紧密联系的生活习惯和必须具备的专业活动，这些都是女飞行员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学习与生活阶段。
例如，我们在地面准备中，左手拿着飞机模型，右手模拟操纵驾驶杆的动作，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盼，口中还念念有词模拟着空中通话联系。这些活动对外人来说，看上去就像一群练习打太极拳的人们，不同的是手中多了一个飞机模型。《女飞行员》的演员们，看到我们地面演练的样子，一个个忍不住笑了起来。可是，当她们不得不学着我们的样子表演，而且表演得没有一点儿飞行员的形象时，我们也大笑了起来。因为，她们没有任何空中经验，做出的动作既笨拙又呆板，动作之间也很不协调，手里的小飞机模型已经歪到足可以坠地的程度自己还不知道，手中模拟的其他动作更是离实际相差甚远，如果说我们的动作看上去像打太极拳的话，女演员们的动作是在太极拳的中间又加上了重拳和冲击拳。
女演员们表演好女飞行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做一名真正的女飞行员更要付出人们想象不到的代价，起码是要比男飞行员更大的代价。女飞行员们从检查身体合格走进飞行航校大门开始，到分配航空兵部队正式服役的全部过程，正是她们以顽强的毅力战胜自身的与客观的种种困难，健康地成长为一名飞行员的过程。女飞行员在其一生与男飞行员并肩战斗的里程中所经历的苦辣酸甜，是女演员们不可能全部体会到的，也是一部《女飞行员》的电影所不能全部表达的。
不能否认，一个女飞行员在成长的道路上会遇到比男飞行员更艰难曲折的过程。因为，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脱颖而出的新社会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沉积着封建社会的残渣，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存在。在这种陈旧观念的支配下，个别“大男子主义者”对女性能否真正掌握飞行驾驶技术存有偏见，于是，就不能正确对待她们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女飞行员在飞行中产生错误的时候，不是抱着积极的态度给予真诚的帮助，而是冷眼旁观甚至抱着看笑话的态度。
根据执行任务的实际出发，在一个机组里全部安排女飞行员（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都是女的）的现象是很少的，专机师领导考虑到女同志的生理特点，当女飞行员担任机长的情况下，至少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要安排一名男飞行员。此外，大家公认的伊尔-18飞机，由于其操纵系统没有安装助力设备，正常飞行中在驾驶杆、方向舵及脚踏刹车板上的用力较大，所以，包括民航在内，还没有女飞行员参与驾驶伊尔-18飞机的。这一点并不影响女飞行员驾驶技能的发挥，在操纵起来比较轻松灵活的三叉戟飞机上，女飞行员照样飞行自如。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对飞行员来说尤其如此，对女飞行员来说也没能例外，死亡之神对女飞行员不会有任何一点儿恻隐之心。
在飞行部队发生事故是不足为奇的，“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在某一段时间内保证飞行安全可以做到，如果在部队的组建及其以后的全部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是不可能的。由于专机部队全体指战员长期以来严格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专机师的空、地勤及后勤保证人员，以专机任务为己任，以保证首长乘坐飞机的安全为压倒一切的硬指标，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苦练飞行驾驶技术。专机师20多年来执行过无数次重要专机任务，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中央领导，以及国外来访的领袖人物，都不止一次地乘坐过专机，在所有的专机任务飞行中，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发生过飞行事故。我国航空事业正在起步，专机飞行的历史还不长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业绩。
有件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文革”中，我还在飞伊尔-18飞机的时候，有一次到四川成都接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等一行到北京。早上7点半，机组从伊尔-18飞机停机坪开车后请示直接滑入跑道。此时，通过驾驶舱的窗口看到有几架直5型直升机停在候机楼前的登机坪上，说明他们今天有专机任务待命出发。在此过程中，从我的耳机中传来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一个女性指挥员坚定稳重的声音，她就是专机师四团参谋长“大陈”。
“大陈”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之一，1955年，作为55名女中豪杰之一，来到空军牡丹江航校，开始书写一个女飞行员新的人生篇章。她和身边的姊妹们满怀“为妇女争气，为祖国争光”的豪情壮志，克服女性心理和生理上的许多弱点及困难，历尽千辛万苦，在多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和一副轮胎的情况下，开始了艰苦的飞行训练，终于在里2飞机上出现了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飒爽英姿。1952年三八节，首都各界代表、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及中外记者7000多人云集西郊机场，隆重举行第一批女飞行员受阅起飞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出席典礼并讲话。当飞机以整齐的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时候，毛主席满意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已经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了。”
“大陈”是电影《女飞行员》中出身于童养媳的女飞行员的原形，由于她身材高大，飞行员们都叫她“大陈”。又由于她是专机飞行员的典范、我国女飞行员中的佼佼者，就像飞行员队伍中的一面旗帜一样高高飘扬在飞行人员的心中，人们又都亲切地叫她“大旗”——她就是被称为“蓝天女豪杰”的第一批女飞行员陈志英。
在无线电通话中，可以听出作为机群指挥员的陈志英正在通过电台与地面指挥员联络，但具体的情况是无法知道的。因为，正在此时，我所在的伊尔-18机组已经奉命起飞了。
当天下午，我已经顺利完成任务从成都返回北京。当我们机组走进空勤食堂就餐的时候，数百人的大食堂里出现的局面一下子使我惊呆了！一改平时吃饭时人声鼎沸的场面，偌大的食堂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的表情沉重而又严肃，彼此之间谁也不说话，周围的空气就像被凝固住一样，我的情绪也被这种异常的气氛所凝固，除了吃饭，也不敢在这种时候问别人究竟是为什么。我看到不少人简单吃上几口饭，撂下饭碗就悄悄走出食堂。凭我个人的判断，部队一定发生了重要事情，而且是足以使整个专机部队产生震撼的事情。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当天早上，陈志英带领三架直升机组奔向机场做起飞前准备的时候，作为指挥员，做出了一项很重要的决定，凭她的第六感觉，认为准备让外宾乘坐的两架飞机中的一架可能有问题，要将自己乘坐的指挥飞机改为外宾乘坐的专机，与那架认为不太好的飞机对调一下。为了便于外宾登机，在专机停机坪上对飞机位置的安排是有不同的。陈志英认为飞机有问题，并不是飞机带着明显的故障，而是凭飞行员平时在经常飞行的感觉中，对诸多飞机所产生的印象。这种现象对每一个飞行员来说都是存在的，飞机的许多机械故障隐藏得很深，在这些故障从量变达到质变之前很难及时被发现。再说这三架飞机已经经过专机师与空军有关部门的检查。陈志英抱着对专机任务极端负责的态度，在专机位置调配的关键时刻，经过地面指挥员即专机师领导的同意，将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别人。
由三架直升机组成的专机机群活动中，担任指挥员的陈志英坐在第3架飞机上，前两架乘坐外宾的飞机按预定时间起飞了。这次外宾要去的地点是天津杨村机场，在指挥机上乘坐的还有陪同外宾首长的警卫员、新闻记者、随机机械师等。驾驶这架飞机的两位飞行员中，有一名是我国第二批的女飞行员。这位女飞行员身材高挑，面目俊秀，行动机灵，连比她小的飞行员们都叫她小潘。按照规定的时间，后两架专机也跟进起飞。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飞行，陈志英的指挥机已经出现在杨村机场的视界之内，已经安全落地的前两架飞机的机组人员、杨村地面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以及外宾正翘首以待，等着飞机降落，地面指挥员手握话筒，正把机场的降落条件告诉飞行员。飞机已经对正跑道，高度逐渐下降到200米，眼看两三分钟之后就要落地，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只见空中的飞机突然失去平衡，旋翼带着很大的坡度，向左一边旋转，一边急剧下降高度，还未等到地面指挥员问清飞机上发生的情况，飞机已经向左旋转300度，朝着地面垂直坠落下去，此时距离机场只有4公里。考虑到对外宾的影响，地面工作人员以别的理由将外宾的疑虑搪塞过去，外宾的活动程序正常进行。
在机场救护人员还未到达之前，坠机现场附近正在田间劳动的一位生产队长，看到飞机出事后，丢下手中的工具，不顾一切地冲向出事地点。他首先看到的是被坠落飞机甩在外边的那位女驾驶员，救人要紧，他将人背起来就走。此时，还剩一口气的小潘，用尽全部力气对生产队长说：“飞机……上还……有人……”由于伤势过重，没能抢救过来。这位优秀的女飞行员，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仍然想着飞机上遇难的战友。由于直5型飞机的驾驶舱在客舱的前上方，飞行员有可能从驾驶舱的窗口被甩出来，而坐在客舱里的指挥员陈志英等人，由于舱门被压向地面，当时即使有人活着，能够活动也无法出来，接着被坠机后的大火全部烧死在机舱里。这次是旋翼操纵系统出了故障，高度太低，飞行员已无能为力。
当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舱内被烧死的人员已无法辨认出模样，由于陈志英被压在最底下，从没有完全燃烧的胸部及女性的特征可以知道她就是这次机群专机活动的指挥员。由于她无私的决策，此刻，外宾的参观访问等一切外事活动都在按计划进行，没有因为突然的飞行事故而停下来。退一步想，如果没有陈志英临时调换飞机的行为，如果被摔死的是外宾的话，其影响和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后事的麻烦可就大了。
在追悼会上，女飞行员们为自己姐妹的牺牲哭干了眼泪，前一天刚同她们在一起聊天的一位女飞行员，因为过度悲伤而发生流产。陈志英牺牲时只有39岁，小潘只有31岁，刚结婚一年多，还没有要孩子。
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第一批唯一的女飞行指挥员陈志英，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在祖国的蓝天谱写了一曲永远响彻天际的乐章，她不愧为“蓝天女豪杰”的光荣称号。
对于专机部队而言，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机安全与专机飞行质量，不仅是专机的所有人员用辛勤的劳动与汗水换来的，而且，也包含着飞行人员的鲜血与生命。没有平时的刻苦训练，就没有专机飞行时的安全，没有广大专机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就没有专机成果的鲜花灿烂。
1957年在沈阳东塔机场，专机师的伊尔-14飞机正在那里进行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训练。由于该机场位于沈阳东南方向，冬季的沈阳，以重工业城市著名的烟尘与大雾混在一起，使机场的能见度极差。此时，一架伊尔-14飞机从东向西落地，由于下降中高度没有掌握好，而且方向偏差较大，在离机场较远的地方，就已经下降到比规定还要低的高度，飞机也偏离跑道延长线以外的位置，所以致使飞机与地面工厂的烟囱相撞后，接着又与大树相撞，飞机在跑道以外的地方坠落地面，当时就有4名机组人员牺牲。因为，一来飞机没有着火，二来与烟囱相撞后速度明显减小，机组中还有两名幸存者。但是，由于这两个人在事故中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后来一上飞机就精神紧张，最终离开了飞行岗位。
1962年春节刚过，2月9日晚上，北京西郊机场，天降着大雪，正是训练飞行员夜间复杂天气条件下飞行技术的大好时机。隆隆的飞机发动机声在雪花纷飞的机场中震荡着，飞行员、领航员面对夜间复杂天气，按照穿云程序紧张而有秩序地通过技术动作的配合，在雪幕中一架又一架地跟进降落，接着又加大发动机的功率连续起飞，消失在机场北端的夜空中。按照训练计划，一批人员飞完几个起落，将飞机停下来换人。就在换人之后的第一个起飞以后，发动机发生了故障（发动机分油活塞被意外卡住，进油量停止在油门最小的位置，加大油门已不起作用）。由于飞机刚起飞高度太低，飞行员来不及顺桨（一种紧急处理的方法），加上人员都集中在前驾驶舱，机头较重，仅有的一台发动机不能克服故障发动机带来的巨大阻力，更不可能继续上升高度，飞机就坠毁在颐和园万寿山以北靠中间的小山上，火光闪过之后就是一声巨响，飞机上的人员全部牺牲，四个飞行员、两个领航员、一个机械师。这时部队正在看电影，广播喇叭里一声接着一声叫人，开始命令卫生队人员全部回去，接着又广播命令警卫连的同志马上集合……等人们赶到坠机现场的时候，大火还在燃烧，当救援人员从火堆里发现一条腿，上去往外拉的时候，拉出来的仅仅是一条腿。为了不使事故对飞行员有不良的影响，不准飞行员接近事故现场。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机场上的白雪还没有化，飞行员们为失去战友而流下的泪水还没有擦干，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特意来到机场，鼓励同志们说：“一支经得起摔打的部队才是过得硬的部队，我相信你们！我以后仍然要坐你们的飞机。”罗总长专机起飞时的发动机轰鸣声，像发起冲锋的号角，把整个部队从低落的情绪中唤醒，总结教训，继续前进。
歼击机如果发生一等飞行事故时，通常只有一个飞行员牺牲。而运输飞机发生严重事故所付出的代价是残酷的。即使是飞行训练，遇难者也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飞行机组。每次飞行事故发生，都会为飞行员的家属队伍留下几个孤儿寡母。有时候，当飞行事故的消息还没有正式传达到死难者家属的时候，那些为飞行员亲人提心吊胆的家属们，总是忧心忡忡地围着飞行员的营房兜圈子，希望能见到亲人的影子。作为牺牲者的战友，都知道这样的噩耗会给家属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没有组织出面，谁也不敢走漏消息，“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组的家属们所面临的情况更严重得多。
后记
在我32岁的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等到近74岁时如果能实现公诸世人的愿望，其间隔的时间是长了一些。不过，能在这个时候完成自己多年的一桩心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许多事情的发展变化需要时间来磨合。
从专机师转业到地方工作及退职休息的战友们，1998年在北京市朝阳区搞了一次聚会，出人意料的是到会人员竟超过400人。既有从共和国一成立就从事专机工作的元老，也有后来不同时期在专机部队服役的中年甚至青年人，中老年占多数；既有当年的空勤人员，又有在部队从事地勤及后勤保证工作的人员；既有终身在专机师工作直到退休的干部，也有中途调到别的部队的战友。其中有因受“九一三”事件的牵连处理到外地后奔回北京的人员，也有解除审查后因年龄、身体等原因退休在家的人员。老师长、老政委、老主任能来的都来了，胡萍因眼睛失明，也在夫人的照料下应邀参加了聚会。战友相见分外亲热，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几十年不曾见面了，然而，当年为专机事业共同奋斗的经历使他们很快消除了时间的差别，用不了几句话就再次沉浸在当年共同工作时的气氛中，时间在这个时候被大大地浓缩了。因“九一三”事件提前离队的人们，大都怀着对部队、对专机事业、对首都的留恋不得已而走的，能回到北京也费尽周折，都经历了和我差不多的过程。本来专机师作为“九一三”事件的重灾区在人们的心灵上投下了不同程度的阴影，可是，近30年过后，当大家重新在另一种场合聚会时，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一段极其特殊的历史。个别聊天的时候，都能对那个时候开始的艰难处境表示慰问与关心。有一位在伊尔-14飞机上共同飞行过的机械师，过去曾多次打听我的去向。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30多年来的具体生活经历时，也感到十分遗憾。因为，30多年来个别碰过面的人，都说我身体状况保持得很好，如果没有那回事，一定是个很好的飞行员。时间是不会倒流的，聚会的本身就说明我们不但彻底退出了专机活动的舞台，而且，在年龄上也已经走到保持晚节的时候。
当年唯一的三叉戟飞机中队那仅有的十几名战友，绝大部分光荣地飞到55岁，到民航的同志还飞到了60岁，按规定年龄离开飞行岗位。飞机驾驶员只有五名，其中有两名不幸病逝了。每谈起30多年前发生在三叉戟飞机上的那场劫难，都有无限的感慨。我很羡慕他们能够走到了飞行年龄规定的上限，作为当年最早的三叉戟飞机的同事，除发自内心的羡慕之外，也感到一些安慰。
近几年来，我曾走访了在专机师光荣退休的航校同学，他们在专机师大都经历了不下三个机种的驾驶过程，三叉戟、伊尔-18、图154、安24、直5等主要机种上都记录了他们宝贵的飞行年龄，他们都为我提供了书中所需要的资料。由于我离开飞行岗位太久，最早一批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资料很难找到。幸好周围有这么多飞行专家与活字典，我才能比较准确地对三叉戟256号专机的活动过程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同学要用写书的形式对“九一三”事件进行回忆整理的时候，都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并纷纷表示支持，祝我获得成功。一位同学告诉我：一次，他和另一位同学一起住进医院的时候，曾对1964年来到专机师的41名“阶级兄弟”回忆整理，可喜的是经过反复回想，竟能一个个写出他们的名字来。我这个当过班长的人听了之后感到异常振奋，似乎又把时间拉回到几十年以前。遗憾的是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与时代变迁，除了调走的、转业回老家的、个别在飞行事故中牺牲的，还有像我和陈士印这样被处理出部队的，最后能在专机师飞行期光荣下岗的寥寥无几了。
专机师老一辈的飞行员胡萍、时念堂、王进忠、尚登峨、韩海兰、周连珊等给我提供了宝贵的飞行资料与专机任务中的事例，他们过去曾是我的飞行教员，也是专机飞行事业的奠基人，现在仍是我撰写回忆录的顾问，因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有许多都是专机任务中的第一次，是值得从事专机飞行事业的人们所怀念的。
还有那些在专机机械、特种设备战线上扎实工作的老专家、老工程师们，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请教到他们，都能给予积极热情的帮助。老机械工程师刘万敏、特种设备专家包朝山、机械修理厂的老领导朱国芳等都向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当年结伴飞行的领航员吴忠良、由领航员改为驾驶员的范玉星等都给了我不少帮助，就连当年三叉戟中队最年轻的领航员苑庆云也在他所认识的机务干部中，为我寻找能够提供资料的线索。
本书是历史的写实，涉及到的人和事都是经得起考证的。256号专机组中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已经病逝。小魏在北京一家报社任办公室主任到退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陈士印夫妇开始转业回到陈的老家沈阳，把孩子留在北京，后来夫妻又双双回到北京，依靠他们原来在部队锻炼出来的能力，在商海中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干。曾在中央专案组中受审的几个上海姑娘，还有年龄最小的小鲁，经历过那场惊梦之后回到家乡，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孙一先老先生与他的著作《罪与罚》《在大漠那边》为我提供了林彪坠机现场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正确分析三叉戟256号专机迫降过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孙老也说，如果他能把当年拍到现场的照片留下一套的话，如今就可以根据这些照片整理出一部很好的历史资料——这些照片都保存在国家的档案馆里。
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的苗晓红所著的《我是蓝天的女儿》一书，对我回忆过去的专机飞行生活很有启发。此外，邵一海所著《林彪9.13事件始末》一书（经过审批发行）也提供了一定的资料。
本人2000年退休之后，应聘在中国注册税务协会担任会刊的编辑工作。会刊主编、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原司长赵怀坦同志是个很关注历史的老知识分子，他非常同情我的不幸遭遇，经常向同行们介绍说，老康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会如何如何。我从内心同样感谢关心、帮助我的人们。
2005年7月，本人在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栏目谈林彪事件，还做客凤凰网站就林彪事件与网友对话。
如果发现书中与事实有出入或者错误的地方，请知情者或飞行员的行家里手给予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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