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机师修理厂对256号专机的内外改装全部完成之后，我给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当副驾驶，对飞机全面改装后的情况进行带有鉴定性的试飞。
根据飞行条令的规定，飞机每完成较大的机务改装和机械维修，都要做一次空中的实际飞行，进一步检验有关部位空中工作运行的情况，通常把这种飞行叫作“试飞”。
实际上这次试飞所检验的科目不仅仅是客舱内外改装后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在客舱改装的同时更换过的所有硬件的工作情况。虽然修理厂的同志们为客舱内外的改装付出很大的辛劳，但是，它并不属于飞机的主要硬件。256号专机之所以被当作重要专机，除了对客舱进行特殊装修，为首长提供一个舒适的空中生活与工作环境之外，保证专机安全的关键措施还在于飞机的硬件，例如飞机发动机、特种设备、操纵系统及其他关键设备等，都应该是同类飞机中最好的。
256号专机从广州接回北京之后，在主要硬件中都做了哪些具体更换，至今已无法弄清了，因为，飞机上的主要部位很多，地勤各个行业、各个岗位分工又非常详细，很难知道硬件的具体更换情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三叉戟的4架姊妹机中，飞机发动机及各种特种设备的零件供应，256号专机处在优先地位。与其对等的还有任务飞行中最好的机组及航线飞行、起飞落地中的最好的空地勤保证等，就连空中服务用品，除了有针对性之外，也非同寻常。
在256号专机的全面改装中，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三叉戟飞机原来仪表设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块仪表，叫作“无线电高度表”，这块高度表安装在正驾驶仪表版的左下方。因为，三叉戟飞机上没有类似的设备，而苏制的伊尔-18飞机上都有一块无线电高度表。在伊尔-18飞机上已经对这块仪表比较熟悉的飞行员与领航员，很希望在三叉戟飞机上能同样有这样的设备。无线电高度表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从飞机上垂直向地面发射一束无线电波，然后，根据飞机上接到无线电波反射回来的时间差，计算出飞机离地面的距离，也就是飞机的实际高度（无线电波传播的速度是固定的）。这块表指示的最大高度为1200米，在1200米以下表上有比较详细的刻度。在复杂天气，飞行员利用盲降系统进行穿云降落时，在较低的高度上，领航员习惯从无线电高度表上读取飞机的真实高度。此时的气压高度表上，出现10～20米的误差是经常的现象，所以，落地中飞行员从领航员那里听到的高度数据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在飞行员操纵飞机落地的过程中，领航员甚至可将高度报告到零米。但是，无线电高度表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在飞机状态不够稳定的情况下，其指示的误差很大，甚至达到让人不能相信的程度。这是因为当飞机带有倾斜的时候，发射出去的无线电波就不能与地面保持垂直，是斜向一边的，而且，倾斜的角度越大，高度表指示的误差就越大，这样所测量的高度就没有任何准确度了。因此，无线电高度表所指示的数据对机组只是起到参考作用，只有经验丰富的领航员与飞行员才能根据飞机的状态及指针摆动的情况，读出接近正确的飞机高度。
因为，英制三叉戟飞机上没有这样的设备，当然就找不到类似的备用零件，只好从伊尔-18飞机的备用仪表中弄来，装到三叉戟飞机上。不仅256号专机上加装了这样的仪表，其他3架三叉戟飞机上同样加装了这块表。这块表的牌号为：PBYM，内行一看牌号就知道是苏联制造。
在这里重点提到这块无线电高度表的原因是，256号专机坠毁之后，蒙古人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了这块表，并认出是苏联的产品，认为英制三叉戟上特意装上苏联的设备，并由此引出另一个话题——这是后话。
256号专机的试飞是在离北京数十公里的官厅水库上空进行的。改装后的试飞科目与普通训练或任务飞行不同，一般都在规定地点、高度不低于1500米的上空做机动飞行。官厅水库是专机师完成试飞科目经常选定的地点，一来，官厅水库是一个明显的空域地标，在天气晴朗时便于在飞行中保持飞机的空域位置；二来，那里的飞机活动比较少，有利于做试飞中的机动飞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市区上空属于空中禁区，选择空域位置是比较困难的。
按照预定的试飞计划，机组各个岗位对自己分管的部位在空中进行了认真的观察，确认没有什么问题之后，经过机长潘景寅的同意，我向地面调度指挥部门请示返航。经过40分钟的试飞，为256号专机紧张有序的专机改装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256号专机从空域返回地面，重新停放在三叉戟停机坪的时候，就意味着一架崭新的三叉戟专机已处在良好的专机待命状态，随时准备迎接重要专机任务的来临。
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
使我不能忘记的另一件事情是，当飞机试飞完毕后，正好遇到我所在航校的教员们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顺便参观三叉戟飞机，在国产“初教6”飞机上带飞我的王教员也在其中。航校教员在此，如同过去拜师学艺的徒弟见到了师傅，除了同志关系之外，总是带着几分敬意。由于事隔多年，航校教员也更换了许多，有些已经认不出来了，但是，手把手教自己飞行的老师说什么也不会忘记，其实，从年龄上看，教员只是比自己大两岁而已。我首先把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介绍给前来参观飞机的教员们，当他知道参观飞机的人们就是我航校的飞行教员时，表现得很热情。因为同是飞行员，都知道在航校学习飞行驾驶技术的过程中，教员所付出的辛苦是很多的，也是令人敬佩的。
参观中，我理所当然成为教员们的解说员。从飞机的外部到驾驶舱、客舱，我尽自己所知向教员们做了介绍，因为三叉戟飞机当时还算是运输飞机中的佼佼者，解说中我有意将飞行性能、驾驶舱先进设备等方面的情况说得更突出一些，言谈话语中我似乎也产生了那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越感。比较熟悉的教员同我开玩笑说：“你现在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夸耀之中透着一种羡慕。航校教员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为国防建设培养人才的岗位上。我的教员还向别的教员介绍我在航校学习飞行时的情况，言外之意可以看出教员也为有我这样一位能首先驾驶先进大飞机的学生感到骄傲，这大概就是普天下的老师们共有的“桃李满天下”的心理满足与享受。
从那时与教员分别之后，由于“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很多年没有同教员联系上。航校教员见到我时，离“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当他们后来知道林彪专机组中就有那天见到的我和潘景寅时，教员们会怎样想呢？我的航校教员还能为他有我这么一位学生而感到骄傲吗？“九一三”事件之后，在那段非常的日子里，我很想知道航校教员们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