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五四时代，今天西方自由主义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关于人的生存权和自主性的关系，至今仍是理论家棘手的难点。无论是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还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在诉诸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一古典自由主义基石时，一方面肯定社会契约和市场机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一旦市场社会中出现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或相当多的人贫困到没有饭吃的危机时，现代社会诉诸独立个人通过契约让渡部分权利，来组成社会和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厦，也不能不为之动摇。因此个人权利观念这一现代性的基石，对与之相关的理论仍处于开放性的探索中。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经验，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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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以“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为题发表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期（1999），页213—60。在收入本论文集时，我们利用“数据库”补充了若干图表，对某些观点和文字作了相当大的补充或修改。
(2) 严复译：《天演论》，论十七，进化，页93。
(3) 张佛泉：《自由与人权》（香港：亚洲出版社，1955），页70—71。
(4) 严复：“与梁启超书（三）”，载《严复集》，第三册，页519。
(5)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页169。
(6) Right一词的一个意义是rectitude（正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几乎是与right的另一个内容entitle ment（应得权益）混用的。直至20世纪，政治哲学家才指出它们之间的混淆。参见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London：Duckworth，1977）。
(7) Robin G. Colling wood，The New Leviathan，or，Man，Society，Civilization，and Barbarism（London：Clarendon Press，1944），111-12.
(8) 石元康：“二种道德观——试论儒家伦理的型态”，载刘述先编：《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7），页232—50。
(9) 张佛泉：《自由与人权》，页166。
(10) 沃克（David M. Walker）著，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页774。
(11) 叶保强：《人权的理念与实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1），页23—24。
(12) 陈弘毅：“权利的兴起：对几种文明的比较研究”，载《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页118—19。
(13) 伯林（Isaiah Berlin）著，陈晓林译：《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页238—39。
(14) Crane Brinton，Ideas and Men -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Thought（New York：Prentice-Hall，1950），293，307，398，309-409，431-34.
(15) 麦金太尔（Alasdair C. Macintyre）著，龚群、戴扬毅等译：《德性之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48—79。
(16) W. H. Greenleaf，The British Political Tradition，Vol. 1，The Rise of Collectivism（London：Routledge，1988），15-28.
(17) 包默（Franklin L. Baumer）著，李日章译：《西方近代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79—80。
(18) 休谟（David Hume）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页509。
(19)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页72。
(20) 休谟（David Hume）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1)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页24—25。
(22) 伊士顿（Stewart C. Easton）著，李迈先译：《西洋近世史》，卷一（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9），页344。
(23) 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二十一世纪》，总第十八期（1993年8月号），页12—13。
(24) 据王利器注《盐铁论》云：“‘权利’，本书习用常语，就是权势、利益的意思。”王利器还征引了《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的例句，也都是权势与利益之义。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69。
(25) Wang Gungwu，“Power，Right and Dutiesin Chinese Histor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 3（January 1980）：1-26.
(26) 柳父章：《翻译语成立事情》（东京：岩波书店，1982），页151—72。
(27) 刘广京：“晚清人权论初探—兼论基督教思想之影响”，《新史学》，第五卷第三期（1994），页6。
(28)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318。
(29) 佐藤亨：《幕末·明治初期语汇の研究》（东京：樱枫社，1986）。
(30) 柳父章：《翻译语成立事情》，页151—72。
(31) 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Philadelphia：Carey，Lea & B lanchard，1836）.
(32) 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凡例》，页1。
(33) 刘青峰、金观涛：“19世纪中日韩的天下观及甲午战争的爆发”，《思想》，第三期（2006），页107—28。
(34) 1880年《公法会通·凡例》第八条曾说明：“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为不得已而用之也。”丁韪良译：《公法会通》（北京：北洋书局，1898），页2。
(35) 金观涛：“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之变迁”，页7—10。
(36) 康有为：“刊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1913年3月21日），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卷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807。
(37) 刘广京：“晚清人权论初探”，页1—23。
(38) 其典型例句如下：“虽谓操自主之理，其言妄也。惟人能居仁由义，注有积善，真为自主。然欲成立，必信救主耶稣曰，恒于吾道者，诚我门生也。如是可知真理，又真理将释尔，可为自主也。”参见爱汉者：“自主之理”（道光戊戌年三月，183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340。
(39) 总署：“总署议覆盛京卿条陈折（并恭录 谕旨）”，《时务报》，第十八册（1897年2月22日），页6。
(40) 杨宜治：“杨通政（宜治）奏请仿造金银钱折（附户部咨总署片、总署覆户部片）”，《时务报》，第四十二册（1897年10月16日），页8。
(41) 当时亦有把个人视为“自主之权”的主体之言论，但大多在介绍外国制度时使用：“然而西人之言曰：彼国行民主法，则人人有自主之权。自主之权者，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守其所应有之义，一国之政悉归上下议院，民情无不上达。”参见王仁俊：“王幹臣吏部《实学平议》”（1898），载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页58。
(42)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页7。
(43)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页57、35、56、57。
(44) 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1899），《新政真诠五编》，页419。
(45) 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页397。
(46) 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页414。
(47) 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页406。
(48)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页58。
(49) 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页412。
(50) 何启、胡礼垣在论辩中这样论述：“是故为国之大道，先在使人人知有自主之权，此不特为致治之宏规，亦且为天理之至当。盖各行其是，是谓自主。自主之权，赋之于天，君相无所加，编氓亦无所损，庸愚非不足，圣智亦非有余，人若非作恶犯科，则此权必无可夺之理也。夺人自主之权者，比之杀戮其人，相去一间耳。”参见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页419。
(51) 苏云峰：“张之洞的中国官僚系统民主化构思——对张之洞的再认识”，《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八期（1989），页181—84。
(52)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饮冰室文集之十》，第四册，页1。根据日本学者考察，梁启超写这篇文章，很可能受中村正直翻译弥尔的On Liberty一书的影响。这个名为《自由之理》的日译本将individual译为“各个人”。换言之，“个人”一词在日本的出现，也可能与其成为权利的主体有关。见土屋英雄：“梁启超的‘西洋’摄取与权利——自由论”，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120—55。
(53) 梁启超：《新民说》，页39。
(54) 详见2.4节和2.5节。
(55) Rune Svarverud，“The Notions of‘Power’and‘Rights’in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 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Michael Lackner，Iw 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Leiden：Brill，2001），125-46．
(56) 例如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新民说》中，第八节专门讨论权利思想，亦介绍了《权利战斗论》，梁启超将其译为《权利竞争论》。参见《新民说》，页32。
(57) “国家文明野蛮之界说（录上海苏报）”，《新民丛报》，第二十二号（1902年12月14日），页2。
(58) 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用过两次，也是1895年之前中国人使用仅有的两次。另1874年，《筹办夷务始末》中有两例，是日本大使的来函。在1900年之前，“义务”使用过将近70次，且大多1899年。
(59) 酙癸：“新名词释义”，《浙江潮》，第二期（1903年3月18日），页4。
(60) 中国人：“奉劝大家要晓得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安徽俗话报》，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本（1905年9月13日）页3。
(61) 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报》，第一至十一号，第三十八至四十一号，第四十六至四十八号（1902～1903）。
(62) 梁启超：“爱国论”，载《饮冰室文集之三》，第二册，页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