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唐才常：“日人实心保华论”，载《唐才常集》，卷一，页193。
(20) 世铎等：“军机大臣世铎等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引自中国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10—11。这里，“社会”指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人们自行组织的会和学会等。
(21) “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12月23日），页1。
(22) 参见任公（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一百册（1901年12月21日），页1—8。而在“新民说”中，指涉society时，梁启超使用“社会”一词约60次，“群”约200次。参见《新民说》，页1—162。
(23)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1901年6月1日），引自《国民报汇编》，页13。
(24) 龙冠海、张承汉：《社会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1979），页303。
(25) 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eds.，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26)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彭淮栋译：《文化与社会——1780年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页xiii—xxi。
(27) 阿伦特（Hannah Arendt）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19。
(28) 阿伦特著，刘锋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62。
(29) 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页62。
(30) William J．Ashley，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New York：A．M．Kelley，1966），419．
(31)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著，汪晖译：“公共领域”，载《文化与公共性》，页125。
(32)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载《文化与公共性》，页137—50。
(3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页35—47。
(34) 如《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八回曰：“观境内所属州郡，各立社会，行结粜俵粜之法。”转引自《汉语大词典》，页4420。
(3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28—32。
(36) 《周礼注疏》，卷第二十一，春官宗伯第三，引自《十三经注疏》，第三册，页321。
(37) 《春秋·左传注疏》，卷第五，桓公二年，引自《十三经注疏》，第六册，页97。
(38) 《孟子注疏》，卷第七，离娄章句上，引自《十三经注疏》，第八册，页127。
(39)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51。
(40) William T．Rowe，“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 16，no. 3（1990）：309-18；Philip C．C．Huang，“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Modern China 17，no. 3（1991）：320-21．
(4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五（光绪三年二月，1877）（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146。
(42)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十（光绪三年七月，1877），页2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