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十二节，页3。
(44) 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近代史研究》，第二期（1985），页240—49。
(45)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1896），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一册，页31。
(46) 参见“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强学报》，第一号（1896年1月12日），页3—4。
(47) 梁启超：“说群序”，载《饮冰室文集之二》，第二册，页3。
(48) 欧矩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时务报》，第五十册（1898年1月3日），页1。
(49) 谭嗣同：“壮飞楼治事十篇”，第九，群学，载《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页444。
(50) 荀子曾这样论证：“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君者，善群也。”《荀子·王制》，卷五，页7—8。
(51) 严复：“原强（附《原强》修订稿）”（1895），载《严复集》，第一册，页16。
(52) 谭嗣同：“壮飞楼治事十篇”，第九，群学，页443。
(53) 梁启超：“说群序”，页3。
(54)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载《饮冰室文集之二》，第二册，页27。
(55) 虽然“荀学”是晚清今文经学的组成部分，但荀子和维新思潮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谭嗣同等因反对君主专制而批判过荀学，故梁启超曾指出戊戌维新时，曾出现一个排荀运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1—88。但正如朱维铮所说，当时批判荀学和反对荀子是不同的，而且晚清“排荀”与“尊荀”是同时存在的。参见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载《求索真文明》，页333—50。因此，从荀子的某些言论阐发的微言大义推出群学，显然和利用今文经学来为改革制造理论根据存在着内在联系。
(56) 爱汉者：“新闻之撮要”（道光甲午年二月，183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92。
(57) 参见《汉语大词典》，页4735。
(58)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廿七（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日，1879），页866。
(59) 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著，李提摩太、蔡尔康译：《泰西新史揽要》，第十七卷，奥地利阿国（亦名奥斯马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页305。
(60) 张坤德译：“中国私会（英国掌教与日报访事人问答节略）”，《时务报》，第十七册（1897年1月13日），页15。
(61) “英员抒论”，《知新报》，第一百二十七册（1900年9月24日），页35。
(62) 太平洋客（欧矩甲）：《新广东》，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308。
(63) 太平洋客：《新广东》，页302。
(64) “大同日报缘起（摘录）”，引自“秘密结社之机关报纸”，《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号合本（1903年10月4日），页13。
(65) 太平洋客：《新广东》，页298。
(66) “中国之改造”，《大陆》，第三、四、八期（1903年2，3，7月），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418。
(67) 云窝：“教育通论（绪论）”，《江苏》，第三期（1903年6月25日），页11。
(68)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八期（1903年10月），页1。
(69) 中国之新民：“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三号（原第六十一号）（1905年1月20日），页5。
(70) 戊戌前，“上流社会”、“下流社会”主要在译文中使用，很少用来指中国的情况。
(71) “编辑说明”，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1。
(72) “数据库”检索也表明，“秘密社会”、“下层社会”、“下流社会”等的使用大多集中在1902至1906年这个时段。
(73) 云窝：“教育通论（绪论）”，页8。
(74)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十册（1903年7月），页7。
(75) “民族主义之教育”，页9。
(76)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页1—13。
(77) 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五期（1903），页7。
(78) 太平洋客：《新广东》，页308。
(79) 觉佛：“墨翟之学说”，《觉民》，第七期（1904年6月），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866、868。
(80) “广解老篇”，《大陆》，第九期（1903年8月），页431。
(81) 刘师培：《攘书·罪纲篇》，收入《刘师培辛亥前文选》，页40—41。
(82) 激烈派第一人：“论激烈的好处”，《中国白话报》，第六期（1904），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888。
(83) 公衣：“国民之进步欤”，《江苏》，第二期（1903年5月27日），页6—7。
(84) “问答”，《新民丛报》，第十一号（1902年7月5日），页2。
(85) 艾尔曼（Benjamin A．Elman）著，赵刚译：“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台湾社会研究》，总第十三期（1992），页1—25；《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19。
(86) 详见1.5节。
(87) “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奏拟订结社集会律折（附片并清单）”，《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四期（1908年5月），页229、230。
(88)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页31。
(89)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96。
(90)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页144。
(91)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页31。
(92)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140—46。
(93) 严复：“译余赘语”（1903），载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xi。
(94) 严复译：《社会通诠》，页115。
(95) 戴鸿慈：“序”，载《出使九国日记》，页29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