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梁启超：《新民说》，第十八节，论私德，页131。.6
“经济”从庞杂的“经世”剥离，很类似于“科学”从“格致”脱胎而出。这一时期，大量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19世纪，西方科学长时间被归为“格致”，而在20世纪初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中，再把有关自然现象的学问归为儒学修身“八条目”中就显得十分可笑了。1905年以后，“格致”一词终于被指涉分科之学的“科学”一词取代，后来“科学”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汉语最重要的术语之一。同一年，具现代意义的“经济”一词也开始被广泛采用。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清廷和广大儒臣目睹俄国败给日本，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是君主制不敌君主立宪制的铁证。随着预备立宪成为清廷政治改革的目标，西方政治学和宪法也成为必须专门考察的项目，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背景。本来“经济”经创造性诠释后，包括了“整肃吏治、改科举、办学堂、练新军、译西书、整顿税制、节财政、鼓励工商”这些内容，用今天的话讲，可以归为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和科技改革五大类。到1905年，政治、军事、教育和科技四大类都变成专门领域，从广义的“经济”中独立出去，这样就只剩下“理财、税收、节用、奖励工商业”等属于“经济”一类了。当然，严格说来“设电线、建铁路、办私人公司”等现代经济活动与儒家伦理（中学）关系不大，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社会公益经济事务一向也属于“经世济民”的一部分。对照当年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属于今天我们所谓经济类的文章（如户政和工政）多达909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四十。(56)也就是说，在二元论意识形态中，现代工商和广义的“经世济民”可以有某种对应关系。随着二元论意识形态的普及和现代化的推行，“经世济民”包含的内容不断狭窄化，最后，国内那些积极参与清廷各项新政活动的绅士们接受“经济”作为economy的译名，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激进改良派和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以及反清革命团体使用“经济”一词的情况，他们主要是采用了前述日本的翻译，用“经济”指涉economy。但如前述谭嗣同最先使用“经济家”、梁启超用“经济”一词来谈孟子和井田的大同理想来看，二人在使用“经济”一词时，都带有很强的道德色彩；只不过是其道德内涵有所变化。1900年以后，知识分子频频使用“经济”一词，与谭嗣同一脉相承，“经济”的意义中也包含向往平等和大同道德境界，以及推崇分配平等，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如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篇文章中说：“二十世纪世界之三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之问题”，并对“经济革命”特别作了注解：“曰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57)又如雨尘子在文章中说：“经济社会，非以多数劳动者，供少数资本家之使役乎？”他主张把“平等”用于“人的生计”，这就是反对资本家的“经济革命”。(58)他还用平等价值考察国与国的关系，就是指控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因经济之竞争而行于列国也”。(59)在这些例句中，“经济”这个词似乎是中性词汇，用于指涉西方现代经济观，但同样包含着把分配平等作为理想经济制度的新价值取向。
我们在第五篇文章中，分析“社会”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时曾指出，“社会”这个词是在1902年反清革命思潮兴起时盛行，该词一开始使用就与向往平等的社会主义有关，甚至“社会”一词有时就用于表达“社会主义”。(60)恰好也是在1902年，“经济”和“社会”两个词，几乎是同时开始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并广泛流行的。与“社会”一开始就有追求平等价值的社会主义意义类似，革命派知识分子接受日译名词“经济”也有追求经济平等的潜在价值。例如，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用民生主义来解决经济问题，他指出：“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61)从此，“经济”一词的使用与有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论述密切相联，频频出现在《民报》的各种议论之中。这说明，如果我们看到代表革命派社会观的“社会”一词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那么，代表革命派经济观的“经济”一词的价值，也可以说是“民生主义”。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清廷和办新政的绅士用“经济”指涉现代工商，还是革命派和改良派接受日本用“经济”翻译economy，二者的价值取向虽然并不一致，但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就是，在接受外来观念时，仍然把道德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这正表明中国在接受现代西方各种观念时，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制约。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分析即使儒家意识形态转型甚至解体，这种把社会生计和分配视为道德延长的思维模式仍然存在，制约着20世纪中国对经济活动的定位。
8.6 绅士公共空间和“生计学”
我们曾提出1900年后正是中学西学二分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促使清廷和城市化绅士在家族内部和原有社会整合架构中坚持儒家伦理，而在公共领域引进现代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中国由是出现了公共空间。我们将这种以家族为单元的公共空间称为绅士公共空间。(62)人们或许会问：在中学西学二分的意识形态中，与economy有关的活动大多属于与儒家伦理无关的西学，那么将西方economy仍归为扩大了的经世济民，使用“经济”一词也只不过是语言学的历史惯性，似乎和推行新政的士大夫所信奉的社会组织原则没有紧密的联系。
我们认为，在中西二分的意识形态中，社会组织原则也根据中学和西学分裂为不同形态。儒家意识形态（中学）维护着绅士在家族内的权力和原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故在家族内部以及旧有社会组织架构中，社会组织原则仍为儒家伦理所主导。在绅士公共空间的实践中，大多数城市化绅士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是公德，仍将道德作为社会组织原则，这样，家族生意和城市化绅士办公司这类活动，也可以用传统的“经济”来指称。另一方面，在家族和原有权力关系之外的公共领域，社会组织原则由西学规定，采取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组织原则，新型经济活动是按西方式的管理来经营。当时，绅士公共空间也是分为家族内外有别的两个领域，对内仍然是以儒家伦理为准则；在家族以外的领域，这时社会组织原则可以有两种取向：一种仍是基于道德（它是不同于儒家伦理的公德），另一种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第二种取向十分类似于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在第二种倾向支配下，有关社会分工、现代市场制度研究的学问，就不能归为作为道德延长的“经济学”了。
事实上，不少知识分子一开始并不太接受“经济”作为economy的译名。当时，对应economy的中文术语五花八门，如“计学”、“生计学”、“平准”、“食货”、“富国策”、“理财学”等。相对于“经济”一词，这些词在中文里更少含道德色彩。最早于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就明确用“计学”与economics相对应，他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63)并且从词源上说明为什么要用“计学”来译economics。(64)而梁启超爱用“生计学”，并写有《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文。(65)如前所述，严复因嫌“经济”太笼统而一直用“计学”来翻译economics；又如《东方杂志》在一些经济类的书籍广告中，为了怕引起读者的误解，不得不对日译经济教科书《经济通论》的“经济”一词另作说明。(66)后来，高一涵和杨昌济将economics称为“生计学”。(67)直到1918年傅斯年仍然把economics称为“计学”。(68)很多人这样用词，正是想力图避免“经济”一词在中文里原有的经世道德含义。
由于在使用“经济”一词时受制于其原有的经世道德含义，而“生计”或“计学”则较少含道德色彩，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传入，特别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传入，展现出一幅由具有天赋权利的自主之个人根据契约组成社会的蓝图，那些接受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或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便更愿意用“生计”这个中性名词来指涉economy，用“生计学”译“经济学”。梁启超的思想经常摇摆，分析他如何使用“经济学”和“生计学”这两个术语，很能说明上述现象。
我们前面已引述，梁启超曾用大同解释孟子的井田制，一度采用日本翻译而使用“经济”一词。但是，1902年梁启超突然反对用“经济”一词，主张将economics译为“生计学”，而将economy称为“生计”，“国民经济”被称为“国计”和“国民生计”。但过了不久，他又转而采用“经济”一词，再后来又放弃之。整个过程反反复复，梁启超的用词似乎混乱不堪。森时彦的研究发现，梁启超翻译economy一词有以下几个阶段：1902年5月前为摸索期，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为使用“生计”时期，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为使用“经济”时期，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为回归“生计”一词时期，1912年10月以后为“经济”、“生计”二词并用时期。(69)我们检索了“数据库”所收梁启超的著述，证实了森时彦对梁启超在不同阶段使用economy的中文译名的变化大致是成立的。而我们通过统计分析认识梁启超几次转变术语的原因，则有助于从economy中文的翻译角度，解析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所认同的公共领域社会组织原则的两种不同思想取向。
梁启超第一次转换用词的原因十分清楚，这就是他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发生了变化。1902年梁启超承认个人权利意义，他在《卢梭学案》一文中，曾高度赞扬国家应是由具有独立自主个人组成这一原则。(70)《新民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表明他在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在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中，社会生计与道德关系不大，用“经济”指涉economy就不合适了。这时，他大量使用“生计学”来谈economics。那么，为什么到1906年梁启超几乎又完全放弃“生计学”这个译名？从历史上看，当时梁启超与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发生了就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大论战，他最早大量使用“经济”这个词，正是《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71)《民报》在表达土地国有化、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等主张时，经济平等是一项重要内容。梁启超则在反驳文章中，系统阐述了不同意土地国有化和民生主义的主张。显然，梁启超为了令辩论中双方使用语言统一的需要而采用“经济”一词，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梁启超从1902到1906年的思想变化脉络，则可以看到更深层的原因。就在梁启超与《民报》辩论要不要推行民生主义之前，他曾在《新民丛报》（1906年1月25日、2月8日、2月25日、3月25日）发表《开明专制论》长文，力图论证《民报》所主张的社会革命、民权立宪统统行不通，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其整个论述的根据是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不切实际，指出它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行，更无法在中国当前推行。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明专制论》的发表意味着梁启超已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我们认为，从主张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原则而言，这无疑意味着梁启超回到和推行新政绅士一致的立场，即社会权力架构被认为是依靠道德精英组成，西方工商也被归为经创造性诠释的“经济”。梁启超是否因为对社会组织模式看法的改变而放弃“生计学”，并接受流行的以“经济”翻译economy，这还需进一步证明。但梁启超采纳“经济学”这一用法，是在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之后，恰恰反映出以“经济”取代“生计”是与他的思想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1910年以后，梁启超又放弃使用“经济”，重新将economy译为“生计”。这次转变的原因十分清楚：这就是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他的立宪主张与清廷再次发生分歧。这一时期，他在社会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立场较为鲜明，介绍西方政党、宪法，并从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来论证国家税收、借款、公债和市场机制等问题，再一次影响到他对economy的译名的使用，舍“经济”而用“生计”。
梁启超作为20世纪前十年间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舆论界的言论骄子，他在不同时期交替使用“生计”或“经济”两个词，可以反映出以下两个要点：第一，在中国思想剧烈变动的时期，中文词汇使用的变化是以深刻的内在思想变化理路为根据的；第二，辛亥前，大多数从事公共空间实践、信奉中学西学二分意识形态的绅士和士大夫，仍将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原则归为道德（如公德），这也许是现代汉语中用“经济”译economy的思想史原因。
8.7 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组织蓝图的巨变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社会组织蓝图。运动开始之时，最早受到冲击和扫荡的，正是把社会视为由儒家伦理组织起来的思想。两千年来，科举制是以农村户籍为单位的，这一制度培育了在外居官的政府官员和在乡的士绅阶层，他们是把政府运作延伸到基层的纽带。自1905年清廷废科举，从新学堂中选拔官吏后，数以千计的新学堂兴起，成为大量培育新知识分子的生产基地。到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新学堂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士绅，而受新式教育影响的人数迅速增长到以百万计。(72)新知识分子因其成长经历与在传统大家庭里受教育的旧士绅不同，个人和个人独立成为他们认同的基本价值。
根据“数据库”统计，“个人”这个词在《新青年》中一共出现了1600多次，与“科学”、“权利”、“自由”等几个词的使用次数大致相当，个人独立更是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在个人独立这种价值取向下，社会被设想成由独立个人组成的组织。当时个人独立不仅是各种文章论述的主题，也是翻译和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根据“数据库”统计，《新青年》第一卷共有296,000字，其中与个人独立、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有关的文章就有约96,000字，占了32％。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新青年》第一、二卷中，高一涵写了多篇介绍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章。这些政治哲学文章均围绕着一个中心：强调社会由独立个人根据契约组成，政府国家的权力来自于自主个人自愿交出的部分权利。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受到点名批判。虽然，《新青年》所提倡的自由并不等同于英美经验主义的自由，而是卢梭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公共意志以及社会契约论，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从没有一个时期像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如此明确地展现并得到广泛认同。
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20世纪前十年，“经济”一词往往带有道德含义，其意义大多是指涉与政治、宗教文化不同的另一种社会行动类别。但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经济”一词的含义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差别，这就是“经济”这个词不再具有明显的道德含义。
我们抽取了《新青年》杂志中三千多个有关“经济”一词的例句，经分析它们大致可以分成十一种意义类型，分别为：经济独立、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经济原理、国民经济、经济力、经济领域、个人经济、经世济民、生计状况、对经济主义的批判。表8.2显示了这十一种意义类型在各卷的使用次数。从表8.2明确可见，1915至1918年（即《新青年》前五卷），作者使用“经济”一词时，其所反映的经济观所具有的传统道德文化色彩相当少。例如，其中明确指涉“经世济民”传统含义的只有4次，表达经济平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观的亦不多。这一时期，“经济”一词绝大多数指涉人和社会的生计，或生产能力以及节俭之意，它是一个有别于政治、文化、宗教的另一种社会行动类别。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新知识分子认同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不久，经济决定论也开始兴起了，它代表着新文化运动中社会主流思潮的转向。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从表8.2可见，1919年以后（即《新青年》第六卷开始），“经济”一词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文章中。毫无疑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但如果我们从思想史内部分析，就可以看到经济决定论的兴起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这样，我们自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究竟和他们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变迁有没有关系？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在西方兴起的思想史过程，其重要原因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市场社会无法维持生计，它导致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批判及否定。那么，新文化运动中是否也发生过类似的思想转变呢？
表8.2 《新青年》中“经济”的意义分类统计
* 表8.2由戚立煌先生作出，谨此说明并致谢。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西方现代社会危机的思想产物，那么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则就可以归为对于由清末新政开启的社会现代转型失败的反思。从政治实践看，袁世凯称帝是学习西方共和政体失败之象征；从经济上看，20世纪头十余年间现代经济的高速成长，特别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居乡绅士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活动重心向城市转移，人才和资金向城市聚集。我们曾把这一现象称为绅士城市化。从社会结构来看，这一变化非同小可。它致使中国传统社会三层次组织结构发生断裂，农村随着社会精英的退出而逐渐失序；地主在农村拥有的资金财富也流向城市，造成了城乡的断裂和农村的日益贫困化。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整合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已沦为饥饿之邦。(73)
新文化运动后期，不仅工农大众无法维持生计，日益增多的知识分子也碰到生计困难。正如19世纪西方工人的生计困境促使理论家反思个人自主性是否失去意义一样，中国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19世纪发生过的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否定，其表现是《新青年》由法国式启蒙思想转向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十分有趣的是，用“经济”译economy的过程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对社会组织原则的认识；分析新文化运动中“经济”一词使用的语境，同样可以有助于找到人们所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变迁的证据。这说明，虽然甲午后用“经济”指涉economy，是由于士大夫将道德作为社会组织原则，但即使这种翻译被人们普遍接受，只要社会组织原则发生变化，原有译名的意义也必定不同了。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经济”一词与道德脱离关系，具备了今天中文里“经济”这个词的基本内涵。
8.8 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前提之一：共和尝试失败和对民主的再定义
为了宏观考察《新青年》知识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过程，我们选择了“经济”、“社会”、“社会主义”、“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五个词，统计它们在《新青年》各卷中的使用情况，得到图8.2。
图8.2 《新青年》中“经济”、“社会”、“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使用次数
首先，从图8.2可见，1919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可将《新青年》杂志分为两大阶段。1919年前的五卷，上述五个词的使用次数都不多，而且除“社会”外，其余各词的使用次数均变化不大。《新青年》思想转向发生在1919年后的六卷，从这时开始这五个词的使用次数不仅大为增加，而且变化幅度也极大。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阶级”这三个词在《新青年》早期的使用次数不多，正好说明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并无太大影响，知识分子大多认同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虽然《新青年》创刊时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帝国主义”一词使用次数一直相当少。直到1919年后，特别是《新青年》变为共产党机关刊物之后，这个词的使用次数才迅速增加。这表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在巴黎和会后，特别是在接受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之后。“阶级”一词也是在《新青年》变为共产党机关刊物之后，使用次数才大幅增加。
我们再回到“经济”一词在《新青年》杂志中使用情况的分析。从图8.2可以看到，“经济”一词使用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前五卷（1915年9月至1918年12月），该词使用次数很少；第二个时期为第六、七、八卷（1919年1月至1921年4月），它是“经济”出现次数第一个高峰之呈现；第三阶段为第九卷、季刊和不定期刊（1921年5月至1926年7月），是使用“经济”一词的第二个高峰。再对照表8.2可以看到“经济”一词在这三个时期使用时上下文的意义也有明显不同。第一个时期谈“经济”时，大多指一个与政治、文化不同的领域。而在第二个时期用“经济”一词时，有308次是在讨论历史唯物论时使用的，其中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有105次，谈社会主义经济有100次。特别在第六卷，使用“经济”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达220次，占总数的45.8％。到第三个时期，使用“经济”一词时，用于批判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的约有867次，大大超过谈历史唯物论时使用该词的395次。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两个高峰）正好刻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并可以揭示否定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与经济决定论兴起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第一阶段。如前所说，第一阶段知识分子主要认同法国启蒙思想，经济决定论尚未兴起。但在这同一时期，介绍唯物论也是《新青年》前五卷的重要内容。如前五卷有大量篇幅连载翻译和介绍赫克尔（Ernst Haeckel）的《宇宙之谜》（Die Weltr?thsel，在《新青年》中译为《世界之谜》）。我们曾论证过唯物论与中国近代传统中的气论有着深层联系，(74)并认为应该重视以下两个要点，第一，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西方唯物主义观念，是由于自明清以来形成的近代传统发挥了潜在的巨大作用；第二，唯物论并不一定逻辑地指向唯物史观。长期以来，思想史研究者往往把经济决定论等同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来自唯物论，即经济决定论被归为某种物质决定论。但从《新青年》前五卷所反映的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与唯物论并存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并不一定是将唯物主义用于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也认同物质世界观，是唯物论的信徒，但他们一直拒绝唯物史观。这说明，唯物论必须与另一个要素结合，才能导致唯物史观，这就是对自由主义社会组织原则的否定。
新文化运动中，最先冲击自由主义社会组织蓝图的是民初西方共和主义的失败。我们在第七篇文章中，专门讨论了反省共和主义失败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关系。共和一直为民初城市化绅士所提倡，共和主义因强调参政者的精英资格，一直具有精英政治色彩，它与绅士公共空间繁荣同步，而民初政局日益混乱意味着引进西方共和主义的失败，其后果是导致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怀疑。我们曾论证过，“民主”取代“共和”不仅意味着民主与共和的对立，也是重新界定民主的含义。(75)参照图7.3对“共和”、“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等有关民主词汇的使用统计可见，《新青年》前五卷中“共和”的使用次数多于“民主”，而1919年正好是“共和”衰落和“民主”兴起的转折点。
我们也曾分析了图7.3中“民主”使用的三个高峰，刻画了民主意义的如下变化：“民主”在第一个高峰的主要意义是与“君主”对立，代表了西方代议制政治；在1919年后的第二个高峰中，“民主”的主要意义不再是西方代议制政治制度，而其内容多是“民治主义”甚至是“工人政治”；表明平等成为《新青年》知识群体最普遍的道德追求。“民主”的第二个高峰，正对应着前述《新青年》中“经济”一词在1919年后出现的第一个使用高峰；“经济”一词又大多是用于谈历史唯物论，可见，《新青年》知识群体对平等的追求，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之间的某种联系。“民主”第三个高峰的出现时间和“经济”第二个高峰同时，这时“民主”的主要含义已是批判资产阶级，主张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了。(76)
以上分析表明，引进西方共和主义失败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改变了对民主价值内涵的认识，原代表西方代议制政治制度的“民主”，变为以追求平等价值为主导的民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在对民主再定义的过程中，否定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关键年代，认同经济决定论的条件成熟了。
8.9 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前提之二：社会生计困境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上一节中，我们指出《新青年》中“经济”一词的使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并讨论了1919年是一个转折点。现在，我们再来分析第二阶段，也即《新青年》第六、七、八三卷中，该词的使用情况。在第二阶段出现了“经济”使用次数的第一个高峰。再对照表8.2可以看到，“经济”一词大多出现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论述中。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包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个部分。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使用“经济”一词时，主要限于讨论唯物史观，而不是剩余价值论。这表明中国知识分子是先接受唯物史观，到第三阶段才认同剩余价值论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是中国早期系统评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著名文献。在该文中，李大钊全盘肯定唯物史观，但对剩余价值论则持怀疑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他这样写道：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do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77)
为了揭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李大钊分析了“平均利润率之谜”。最后他得出如下结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78)
李大钊的观察相当敏锐，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部分，但出于理论逻辑一致性的要求而对剩余价值论尚有保留。令人遗憾的是，自1922年之后，再也没有人重视李大钊发现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卷和第一卷存在着自我矛盾的论断了。李大钊的见解还表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缺乏剩余价值论，它就无法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有力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不可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力量。
正是在这第二阶段，中国民众生活日益贫困，社会普遍出现生计危机，受到新知识分子的关注。从表8.2可见，正是从《新青年》第六卷开始，人们在描述社会生计状况、家庭处境时使用“经济”一词大大增加。从内容上看，《新青年》第六、七、八三卷中，有关中国工人生计的社会调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反映出这一知识群体重视并关注工农群众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1920年3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是关于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专号。马尔萨斯人口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大不相同，但也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19世纪贫困问题的一种解释。《新青年》出版关于人口论的专号，意味着该知识群体的理论视野拓宽到对西方19世纪如何讨论贫困问题。
另外，从19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社会主义大论战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是如何从探讨社会生计困境，一步步走向认同剩余价值论理论的。这场论战由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引起，(79)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张东荪与梁启超的立场一样，主张用基尔特式的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即在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然后以平等这种价值来规定社会分配原则，纠正资本主义弊病。这种见解只是发现并承认社会的贫困和不公，但并没追究现代社会出现贫困问题的原因。当时，知识界正在热烈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社会主义讨论立即引起《新青年》作者群的热烈响应，(80)接着就对贫困原因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观念大清理。就当时的形势和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源而论，最能对所有有关贫困问题作出全面解答，并可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似乎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
1921年陈独秀在总结社会主义大论战时，正是应用了剩余价值论来解释上述难题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之榨取，既可以解释工人的贫困；剩余价值变为国际资本，也说明了为何有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81)今天当我们读到陈独秀这篇不长的分析文章时，会惊叹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解释力，由此可以想象这种解释对已经信仰唯物史观的知识分子的震撼。陈独秀本人就是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1920年前，陈独秀虽然接受唯物论，认同唯物史观，但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自从他接受上述解释后，立即投身到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82)
此外，《新青年》第六、七、八卷的思想趋势，还揭示出知识界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这就是讨论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团为什么失败。20世纪初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无政府主义十分盛行。青年知识分子信奉由平等、自主、自律的个人根据契约，组成社会团体乃至于自我管理社会。他们坐言起行，纷纷实践这一组织原则，模仿日本新村运动的各种小团体和自助新村，一时蔚为风气。从研究各种青年新村和工读互助团的组织章程可以发现，一方面，工读互助团规定每个成员都是独立自主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每人必须参加劳动，将其工资收入或劳动所得平均分配给其他成员。参加工读互助团的青年过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生活。但是，实验的结果是所有工读互助团都因各种原因、特别是经济入不敷出，而不能维持下去。
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工读互助团会失败？像陈独秀等较有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般工人和小职员尚能靠自己劳动维持家计，而比他们知识更多、能力更强的青年学生却不能？通晓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戴季陶，在一开始就断定工读互助团必定失败。他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的工资比他实际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要低得多，而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学生即使在单位时间中创造出较多价值，但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无法与工人竞争的。学生被迫根据工人劳动力的市价出卖自己劳动和产品，这样，半工半读的学生当然无法维持自己的生计。(83)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这种解释可谓无懈可击，迅速被青年学生接受。
从图8.2也可以看到，《新青年》第八卷“经济”一词的使用次数比第七卷少，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这些词汇的使用次数都远远多于第七卷。这一趋势也印证了我们上面的分析，即《新青年》知识群体反思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和参与社会主义大论战是第八卷的重要内容，反思的结果是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论。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对五四青年产生巨大刺激，使他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靠个人组织理想平等的小社会是行不通的，如果想使这种用独立个人平等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维持下去，就必须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换言之，不是他们的道德理想出现问题，而是这种理想无法在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中实现。正因为这种思想渊源，1920年后工读互助团的个人主义得以彻底地改造，变成共产党组织的温床。
8.10 剩余价值论、列宁主义和唯生产力论
从《新青年》第九卷开始，“经济”一词的使用次数再度出现新的高峰，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由第九卷、季刊和不定期刊组成的第三阶段，是《新青年》知识群体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和列宁主义的时期。
《新青年》第九卷的内容，有关剩余价值论的论说和介绍苏联计划经济的文字占了极大比例。在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列宁的观点被大量引用，革命知识分子从认同马克思主义走向接受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主要区别在于如下两方面：第一，列宁根据剩余价值论来论证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垄断，推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和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世界大战的必然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第二个要点是共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强调列宁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中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
《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办的刊物，其宗旨是宣传中国列宁主义政党夺取和掌握政权的理论、方针和政策，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所规定的社会组织蓝图开始转化为实践。季刊和不定期刊在用剩余价值论来论证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列宁著名论断的同时，开始宣传世界革命和列宁主义政党建党的组织原则，对苏联政治和经济作了大量介绍。由上述分析可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是从批判市场不能实现公平分配开始，并以平等分配为价值核心，来重构合理的经济制度，然后再来论证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配合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在行动上，则要以俄为师，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实施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这种新型社会模式，迅速取代了20世纪头20年代议制政治和市场经济，成为共产党的行动纲领。
在苏联，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党专政造就了政治学者所谓的集权主义政体，这是西方近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事物。在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对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是学习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又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全新苏俄模式，可以实现中国人大半个世纪以来追求中华民族富强、自立于现代世界强国之林的理想；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塑造的社会组织模式又有点像回到了大传统的政治模式，即由道德精英掌握政治权力，按照某种理想社会组织蓝图提供的道德规范来组成社会。除了否定市场机制，用平等这种新道德取代传统道德之外，只不过传统社会的道德精英绅士阶层由中国共产党先锋队代替，儒家的大同理想变为共产主义。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理据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论》的影子。
只有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认清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实行新民主主义以迄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前，类似于经世济民的深层结构会再次支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应该承认，无论从具体内容上看，或是从计划经济的实践形势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与传统的经世济民两者都有极大差别，这也是我们在谈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时用了“类似”和“深层结构”两个重点词的原因。
众所周知，马列主义中的道德决定论是隐形的，道德决定论不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内容上。在意识形态上，马列主义高度强调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政治、道德和文化。要改造旧中国，建立新社会，就必须先从经济上彻底打倒旧结构，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但是在打倒和破坏了旧结构之后，又如何建立新的经济分配制度呢？这时，平等这一道德价值成为经济分配的核心。由于建立全新的经济制度（包括分配原则），是由列宁主义政党的国家各级官员来安排和实现的，这样列宁主义政党成员的利益必定卷入其中。因此，在苏联这种隐形的价值决定论转化为党对经济利益的支配，其实行过程中造就了“新阶级”，与马克思一开始的平等原则背道而驰。
在中国，道德决定论有着比西方和苏联更为强大的传统，隐形的道德决定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可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纳入传统经世济民的基本结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又回到传统社会。中国现代社会是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道德价值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我们说回到传统经世济民的结构，只是就经济分配和道德价值关系而言。经世济民的现代展开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行为不仅与集权主义不同，也与苏联大相径庭。
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新民主主义曾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观，但是很快就被放弃了。(84)因为与共产党建立深入农村基层的超级官僚机构相一致的经济结构，已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而是干部控制农业生产和党支部深入工厂中间的合作化和社会主义经济。(85)此后，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种不同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群众运动式经济活动，其结果是大跃进导致的灾难以及意识形态对其失败的反应把中国推向“文化大革命”。在这整个过程中，经济分配是严格地根据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规定的。当时中国的分配已相当平均，但在意识形态道德价值看来，分工所导致的等级差别仍属资产阶级法权。一直要到文革后革命乌托邦解体，支配经济观的意识形态消失之后，隐形的道德决定论就很容易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决定论。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唯生产力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由那时到现在的三十年中，执政党一心发展经济，意识形态问题被悬置；经济发展和增长速度成为考察各级干部的最主要指针。
本文不可能详细展开中国经世济民式的道德决定论大传统，是如何在中共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起作用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有关论文，(86)我们想指出的是，直至今天为止，现代人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宗教文化的关系，仍然取决于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以及从这一蓝图来分析生计危机的原因及寻找解决办法。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从这一万花筒中折射出来的图像。而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基于唯生产力论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那种认为只有生产力充分发展（即首先确立市场制度不可动摇的地位使中产阶级充分壮大）才能搞民主的观点，都不过是印入中国现代人思想深处的经济决定论的新翻版。这表明，中国对现代社会组织原则认识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是与如何理解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