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
(4) 王韬：“《普法战纪》代序”，载《弢园文录外编》，卷八，页197。
(5) 郑观应：《盛世危言》，页238—66。
(6) 严复指出，日本将economy译为“经济”，中国译为“理财”，“……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斯密（Adam Smith）著，严复译：“译事例言”，载《原富》，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7。
(7) 梁启超：“问答”，《新民丛报》，第八号（1902年5月22日），页2。
(8)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早在太宰春台的《经济录》中，经济这一观念虽然仍带有少量的儒家道德实践意义，但已具有重商主义内容，与近代西方economy的内涵相当接近。参见武部善人：《太宰春台》（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太宰春台是徂徕的学生，我们知道早在徂徕学中已具备将国家政治和道德分离之构想，因此在日本最先用“经济”指涉economy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9)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页128。
(10) 《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卷四百八十二，第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页4439。
(11) 亚里士多德：“家政学”，收入《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九，页289。
(1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页8。
(1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页22—23。
(14) 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页57。
(15) 梁启超比较先秦与希腊两者思想时，把“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视为中国先秦学术优于希腊之长处。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载《饮冰室文集之七》，第三册，页32。
(16)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页5216。
(17) 参见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一，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一千一百五十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571。
(18)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27—32。
(19) 金观涛：“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页7—13。
(20) 例如政府在粮荒出现时进行救济，或在丰年时收购粮食在荒年时低价卖出，并通过绅士和家族组织、义仓等民间自助方式救济。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35、51、54。
(21)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页92—96、115—18。
(22)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32—40。
(23) 参见本论文集第五篇文章：“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
(24) 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页74。
(25) 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页62。
(26) 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著，朱泱、孙鸿敞等译：《经济分析史》，卷一（台北：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页194—95。
(27) 博兰尼（Karl Polanyi）著，黄树民等译：《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页169—201。
(28) 博兰尼：《巨变》，页203—53。
(29) 博兰尼：《巨变》，页203。
(30) 参见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七十五至一百七十七节，等等。
(31) 1880年代，王韬的变法议论中频频出现“公司”、“保险公司”等词，可以想见这些词在当时香港和上海的商界已经在使用。但在王韬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用过“伊哥挪谜”。
(3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517—19。
(33) 参见李竞能：“论清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入中国”，《经济研究》，第二期（1979），页68—75。
(34) 郭廷以、刘广京：“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531。
(35) 如在《周官新义》提要云：“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永瑢等总裁，纪昀等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九，经部，礼类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页366；又如“民众财丰，则反擅其富强益为不顺。是小人大有则为害，又大有为小人之害也”。程颐：《伊川易传》，卷一，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九册，页211。
(36) 如《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编辑者之一陈子龙即认为当时“天下之大患在于国贫”，故须“修兵农而极富强”。参见陈子龙：“凡例”，载徐光启：《农政全书》，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页345。
(37) 如下述例句：“是时英商船通行四海，日益富强。与佛郎西交兵，屡战胜。”参见徐继畬：“英吉利国”，《瀛寰志略》，卷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页231；又如：“英吉利不产鸦片，亦不食鸦片，而坐享鸦片烟之利，富强甲西域。”参见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下”，《海国图志》，卷五十三，中册，页1464。
(38) 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这样论证：“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本荀子），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页151—52。
(39) 如薛福成谓：“为中国今日计，宜因其机而导之，师老子‘善胜不争’之训，守孙武‘知彼知己’之谋，略细故而昭大信，使之无隙可乘，中国乃得以其暇讲求一切富强之具，事固大可为也，时亦大可乘也。”薛福成：《筹洋刍议·边防》，收入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531。
(40) 我们考察了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的用词，可以发现其中“洋务”一词出现了26次，“富强”出现了37次。而“经济”在全书只出现过10次，均为经世济民或有关能力的传统含义。
(41) 王韬曾这样为“富强”与“重农轻商”的矛盾作辩护：“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王韬：“兴利”，载《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页36。
(4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10。
(43) 郑观应有相关言论如下：“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参见郑观应：“西学”，载《盛世危言》，页29。“颇与三代法度相符”一说，另见《易言·论议政》，收入《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103。
(44) 1896年，日本人古城贞吉在《时务报》上撰文用到“经济学”，其含义为economics。参见古城贞吉译：“日本名士论经济学”，《时务报》，第十四册（1896年12月15日），页27。同年，梁启超也在论著中提到日本人的“经济学”或“经济书”。
(45) 1896年谭嗣同曾这样写道：“环地球各国之经济家，朝夕皇皇然，孜孜然，讲求处置此事之法，而卒莫得其要领。以目前而论，贫富万无可均之理，不惟做不到，兼恐贫富均，无复大有力者出而与外国争商务，亦无复贫者肯效死力，国势顿弱矣。然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之一法。故嗣同于此矿不欲令一二家龙〔垄〕断其利，亦不欲分入于官，而归诸一县之公事，亦隐寓均贫富意矣。”谭嗣同：“报唐才常书”，载《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页250。
(46)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页127—28。
(47) 《五经总类》提要曰：“明张云鸾撰。云鸾字羽臣，号泰岩，无锡人。崇祯初尝以所辑《经书讲义》献之阙下。此编复取五经及《周礼》、《孝经》之语，分门排比，共为七十二类，厘上下二集。自跋谓大要不外经济、学术两端，上集为经济，下集为学术。今案其目次，以天道、地道、君德、臣德、圣学等为经济，而以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草木、鸟兽等皆入之学术。未为允协。然云鸾此书，不过为举业之用，本不为经义立言，亦无足深论。今退置类书类中，庶核其实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八，子部，类书类存目二，页2866。这种将学问分类的作法似乎相当普遍，例如同卷的《古今好议论》提要又云：“明吕一经编。一经字子传，号非庵，吴县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至河南提学副使。是书辑汉、唐以下迄于明季诸儒议论，分经学、经济二门。经学为类二十有二，经济为类二十有四，共五百五十六则，盖以备场屋策论之用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页2866。
(48) 长期以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简单地理解为以“体用”关系来分中西。实际上张之洞明确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参见张之洞：《劝学篇·篇》，会通第十三，页159。这里把“内”和“外”、“道德”与“富国强兵”分成两个层面，与“体用”具（外）有的一元论结构已有不同了。
(49)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1898年1月），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一，上册，页208。
(50) 何启、胡礼垣：“康说书后”，《新政真诠四编》，页270。
(51) 梁启超：“读孟子界说”，载《饮冰室文集之三》，第二册，页19。
(52) 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载《饮冰室文集之三》，第二册，页53。
(53)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232—34、347、373。
(54) 可以发现，这里的“经济之学”中“经济”一词已对应着economics。无罪居士译：“闻戒录”，《清议报》，第二十六册（1899年9月5日），页8。
(55) 1898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1月27日定经济特科及岁举法，命中外保荐堪与特科者。7月13日，命三品以上京堂及各省督抚、学政举堪与经济特科者。10月9日，懿旨复乡、会试及岁、科考旧制，罢经济特科。1901年6月3日复诏开经济特科，命中外举堪与试者。1903年7月10日，御试经济特科人员于保和殿。参见《新校本清史稿》，卷二十四，本纪二十四，德宗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庚寅、五月丁丑、八月乙巳、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丁酉、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己亥，引自《汉籍电子文献（二十五史）》。中国近现代一些著名政治家、文人和实业家，如张謇、孙诒让、罗振玉、缪荃孙、梁士诒、杨度、张一麟等，大都与经济特科有关。参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台北：正中书局，1963），页1173、1184。
(56) 黄克武：“《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页8—9。
(57) 任公：“本馆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页8。
(58) 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第二十八号（1903年3月27日），页2。
(59) 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十一号（1902年7月5日），页6。
(60) 详见5.1节。
(61) 孙文：“发刊词”，《民报》，第一号（1905年11月26日），页1。
(62) 参见1.5节和2.4节。
(63) 严复译：《天演论》，导言十四，恕败，页34。
(64)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参见严复：“译事例言”，载《原富》，上册，页7。
(65) 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载《饮冰室文集之十二》，第五册，页1—61。
(66) 1904年《东方杂志》推介日译经济教科书《经济通论》时，在广告上不得不作如下说明：“我云财政，日本云经济，实同一义，是书先论经济之纲要沿革，次论生殖，次论交易，次论分配，终论消费，体用兼备。”参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04年3月11日），“新书介绍”部分。说明当时日译“经济”一词，特别是作为书名，很容易使那些只知道经济传统含义的读书人混淆，所以要加以说明。而到1915年前后，大量有关经济的文章出现，介绍西方各国国力、民生种种，再也看不到类似上述的说明文字。
(67) 在《新青年》中“生计学”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0次，它们分别来自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杨昌济的“治生篇”（《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和张国仁等的“平民生计社宣言及简章”（《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等数篇文章。
(68) 傅斯年指出：“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参见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四卷第四号，页330。
(69) 森时彦：《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梁启超的political economy》（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0）。
(70) 此文明确肯定卢梭“邦国因人之自由而立”之论断，谓卢梭“凡弃己之自由权者，即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为“旨哉言乎”，并以其契约论为“深切着明”、“铁案不移”。梁启超：“卢梭学案”，载《饮冰室文集之六》，第三册，页97—110。
(71)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饮冰室文集之十八》，第六册，页1—55。在该文中，“经济”一词共出现143次。
(72)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217—21。
(73)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207。
(74)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346—55。
(75) 详见7.4节。
(76) 详见7.5节。
(77)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日），页616。
(78)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页619。
(79)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原载《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卷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页616。
(80)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页1。
(81) 陈独秀：“社会主义的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页5。
(82) 一些学者指出，陈独秀是从1920年春开始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提出的证据正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用剩余价值论来分析上海厚生纱厂工人的经济状况和指导工人运动。参见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页132—33。
(83) 戴季陶：“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年4月1日），页8—9。
(84)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二十一世纪》，总第十三期（1992年10月号），页13—25。
(8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411—36。
(86) 金观涛：“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页1—44。
九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
——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1)
只有从中外文化融合的长程模式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的科学主义。中国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融合佛教产生了常识理性和理学；第二次融合始于十九世纪，从“格致”到“科学”的演变历程，保存着两次融合同构的历史记忆。
9.1 意识形态更替的语言学痕迹
1902年，梁启超完成《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2)从此以后，梁启超很少再用“格致”来指涉“科学”，他欣然接受正在兴起的science译名改变的大潮流，用“分科之学”的“科学”来取代“格致”。(3)如果将1607年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作为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开始，到梁启超写《格致学沿革考略》，用“格致”指涉科学在中国已有约三百年的历史。(4)这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1902年后中国知识分子要放弃“格致”这一用于翻译science因袭已久的用语？
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将其归为科学在文化系统中定位的转变。“格致”是《大学》“八条目”中前面两条的简称，如果用“格致”来指涉科学，就很容易赋予科学知识以某种建构道德意识形态的功能；相反，用“科学”取代“格致”则意味着科学知识与儒学划清界限，标志着知识系统的专门化及其在文化中非道德化的定位，它是19世纪末西方冲击下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结果。(5)但是，在20世纪头二三十年，科学主义又确实曾对中国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语汇上看“科学”取代“格致”，是为了划清求知与道德的界限，但与此同时，“科学”又更广泛地具备“格致”的功能。有的学者注意到上述的矛盾，认为这表明20世纪中国的思想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幻觉。(6)
这样，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既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仍具有“格致”的文化功能，那么，为什么1902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抛弃“格致”，而采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呢？我们认为，“科学”取代“格致”意味着中国知识系统的现代转型，与儒家意识形态中的“格致”划清界限；但是，中国的新知识系统又具有某种与儒家论证方式类似的结构，这种思维模式成为接受马列主义的前提。换言之，“科学”取代“格致”并不是语言幻觉，而是意识形态由儒家更替为马列主义在语言上留下的印痕。
本文采用以关键词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考察“科学”取代“格致”的过程，揭示隐藏在这一术语取代过程中的思想史内涵。我们将通过分析“数据库”中“格致”、“科学”及与其相关词汇的意义内涵的变化，特别是对《新青年》杂志中“科学”一词的计量分析，试图刻画中国现代科学观念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以及其特点和文化功能，从而揭示中国包括科学在内的现代知识系统形成与意识形态更替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将表明，20世纪中国文化虽然实现了现代转型，但在知识系统和终极关怀的关系上，仍受到传统结构的制约。
9.2 格致的功能：穷理和经世
如果宏观地审视近代西学东渐的历程，就不难发现，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的是明末耶稣会教士。照理说，传教才是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化却主要是通过传教士所引介的科学技术知识来影响中国士大夫的。据熊月之列出的“西学东渐大事纪”，从1552至1895年译为中文的重要西方书籍有169种，其中自然科学著作达82种，占48.5％。(7)儒家文化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系统，而如何看待求知活动的价值，则取决于儒家道德哲学的结构。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多年间，儒学的基本结构发生过几次变化，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儒学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我们认为，在明末，西方自然科学之所以比宗教、社会文化思想更能吸引儒家士大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明末清初儒学内部有一种求变的动力，这就是对理学空疏的批判和重实学的转向，而西方科技知识恰好能符合儒生这种内在追求。
一般说来，儒生需通过读经和研习经典来了解圣人的教导，并结合修身实践来认识道德内涵。显然，这种出于修身目的而对书本的注重，不同于古希腊以求知为目的而追求科技知识。那么，人们又应何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呢？我们以往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中国必须制订统一历法、兴修水利和重视通讯技术；而且，将各项技术运用到治国平天下是儒生的责任，也即经世；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科技水平相当高，主要体现于技术发达。(8)而儒生对知识的兴趣主要用“博物”来表达。在“博物”的名目下，可以包容视为科学技术知识的大量内容。在宋代之前，博物与儒家伦理的交叉，主要发生在对三代制度即礼的层面，正如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所说：“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俱以所见，各记旧闻。”(9)礼是制度化的道德规范，换言之，在理学成熟之前，博物和儒家伦理交叉面相当有限。科技知识和“闻道”（即认识道德是什么），尚没有建立直接联系。
这一点十分典型地反映在宋以前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中。郑玄将《大学》“八条目”中的“格”训为“来”、“物”训为“事”，并强调人在格物时，“其知于善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10)其意思是，“格物致知”只是人的善恶道德价值对事物善恶的某种选择，至多表现出人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来理解道德，而与追求自然界的知识相关甚少。我们曾利用网上文献库检索了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重要儒学文献，十分惊奇地发现，“格物”、“致知”这两词仅仅出现在《大学》中；而由“格物”、“致知”两词连用而产生的“格致”一词，居然一次都没有出现。这说明在宋以前，“格物”、“致知”在经典文献中，并不是常用词汇。
宋明理学成熟后，儒学的基础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常识理性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而且程朱理学从宇宙秩序推导出儒家伦理的合理性。(11)人伦道德被当作宇宙秩序的一部分，认识体悟道德的修身活动，除了读经、注经外，还必须认识宇宙秩序。在常识理性指导下，认知活动形成一种符合于常识模拟和遵循常识逻辑（理性）的知识体系。这样，从常识外推的“穷理”活动表现出与科学认知某种相近的性质。(12)一般认为，最早把“格致”等同于“穷理”的是程伊川，他这样论述：“格物穷理，非是要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13)这里反映出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思想方法，即认为由于存在天地万物统一的理，这样，由常识外推就可以由一具体事物的理达到理解天下万物之理，这就是格物皆可以穷理的意义。
朱熹把“格物”进一步定义为“零细说”，而“致知”是“全体说”。虽然他强调“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但毕竟强调了要致知首先要去穷理。这就使得揭示一事一物之理的认知活动，在某些时候成为认识道德、特别是体悟天道的前提。朱熹对认知过程的注重，无形中增加了科学知识在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性。朱熹继程伊川之后系统地论述了穷理和格物的关系：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4)
此外，朱熹认为穷理也是知无不尽的过程：“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5)格致这种认知活动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它也就成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6)这样，原则上一切知识都可纳入程朱理学的框架。例如，摘录五代《物类相感志》内容的书被标为《格物粗谈》；(17)元代朱震亨撰写的《格致余论》本是医书，但医学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知识，也可被视为格致。《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该书的“提要”中写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特以是名书。”(18)“医”只不过是“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可见格物致知可包容各门各类的知识。了解“格物致知”在儒学中的这一定位，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明末士大夫把science译为“格致”。
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赋予“格致”认知活动浓厚的道德意义。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一特色也可以从“知识”一词的含义变化上反映出来。宋以前，“知识”一词主要是释家使用，士大夫使用“知识”一词时，作为名词时大多指“朋友”；到宋代开始有了变化，朱熹是这样使用该词的：“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19)“人各有个知识，须是推致而极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终不济事，须是真知。”(20)这些句子中的“知识”一词已具有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意义。本文不拟深究朱熹如何使用“知识”与“格致”两个观念，只是想指出，宋代“知识”一词进入儒家文献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为西方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指涉那些思考性的认知活动；(21)而scientia出现在西方经院哲学中，则意味着认知活动和终极关怀建立起关系。宋以后，儒学的理和气的自然观将原作为博物一部分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知识整合成一个体系，(2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同样表明知识系统被纳入儒学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基本结构中。
程朱理学成为明清官方正统思想之后，追求知识与儒家终极关怀的第二个交叉面——经世致用的联系也随之凸显出来。所谓经世，是指儒生在现实生活中要落实儒家道德秩序，建立一个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世界，并解决种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问题。随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普及，特别是由于明朝亡天下，儒生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普遍意识到理学薄弱的实践能力是导致中国衰弱的重要原因，经世致用也就被视为一个严重问题而提出来。明末清初，科学技术知识和各类实用知识，作为经世必备的技术，也就有意识地被包含在儒生经世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之中。例如，顾炎武为了实践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生都从事调查研究。颜习斋为了培养学生的经世能力，在漳南书院开设“习讲堂”、“文事科”、“经史课”和“武备课”，教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五子兵法、水学、工业、象数”等。该学校甚至拥有一间星象观察室，或许已装置欧洲传来的望远镜，李约瑟（Joseph Needham）称其为17世纪最进步的学校。(23)
综上所述，由于“格物致知”具有穷理和经世两个目标，儒生求知所达到的知识体系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穷理而达到对宇宙秩序和万物普遍之理的认识，可以称为广义的理论知识，或程朱理学所说的“天理”；二是与实用相关的种种知识，它通过经世致用与儒家伦理相联系。这两部分统一在儒家的格物致知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知识传统中，科学和技术本属于两个范畴，由两个完全不同的术语science和technology来指涉。前者扎根于古希腊主智理性主义，后者则来自于工匠传统。(24)两者互相联系是近代的事情。对于儒学来说，穷理和经世都是道德修身的一部分；这样，当儒生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纳入自己的视野时，虽然穷理亲和于科学理论，而经世更多指向实用技术，但两者均属于儒家道德伦理的范畴，故中国士大夫引进西方现代知识系统时，可以用统一的“格致”来指涉它们，不需要把科学和技术明确地定义为两个部分。
换言之，只要中国人在一元论的道德意识形态框架中处理知识系统，就没有必要像西方传统那样把科学和技术两者严格区分开来，用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来指涉。另一方面，一旦天道不明，或当西方冲击来临，中国出现道德意识形态的重构或更替时，推动知识系统建立的两种动力的差别就会显现出来。当道德意识形态重构时，穷理需求空前高涨，它便主要指向理论知识；而一旦道德目标明确，展开经世时，就主要是引进实用技术。穷理和经世可以构成两种性质不尽相同的建立知识系统的动力，它们各自亲和于西方科学或技术。下面，我们即以术语变化为考察线索，讨论这两种中国文化的内部动力是如何制约着西方科技传入中国，从而塑造中国现代的科学技术观。
9.3 “格致”的狭义化：从“格物穷理”到“制造”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明末清初是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当时士大夫沿用“格致”来泛指西方现代科技知识。为什么这一现象恰恰发生在明末，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从外部找原因，科学史家常将其归为西方哥白尼革命和传教士第一次大规模来华；从中国文化内部来讲，则可以看作宋明理学成熟后儒学对西方科技知识的亲和。学界曾讨论过，宋明理学的哪一系在接引西方科技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有的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25)但王阳明将儒家道德的基础归为良知，我们曾考察《传习录》中“良知”一词的意义，发现它并没有“知识”的含义，仅仅是指形而上的本体与作为情感和人之常情之道德心。另有学者认为，在相当程度上，程朱理学对穷理的认识与南怀仁所说“理在物中”、“以数言理”相一致，体现了“科学即理学”的精神。(26)徐光台在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个案的研究中发现：熊明遇虽然没有脱离程朱理学对格致的了解来接受西方科技知识，但他明显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27)由此可见，在这一问题上众说纷纭。所以，简单地认为宋明理学某一系的格致观更亲和接受西方科技知识都是有问题的。那么，究竟应如何分析明末清初儒学亲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内部动力呢？
众所周知，明王朝衰落和满人入主中原，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如天崩地裂的重大冲击；我们认为，宋明理学在这一冲击下曾出现重要变构，而士大夫对西方科技的接受和儒学的重构直接有关。从思想史内部讲，明末清初，一方面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孰是孰非的争论，促使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天道；对道德基础的探求，使得穷理的求知活动得到普遍的注重；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正是在这场穷理即体悟何为天理的活动中，引起了士大夫的兴趣。另一方面，明亡天下意味着经世致用的失败，为了提高儒生的事功能力，士大夫自然会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实用价值。也就是说，一直要到明末清初，儒生明确意识到理学和心学的缺陷而被迫重构时，吸收外部思想资源就成为必要，格致之学才会勃兴，成为广泛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载体。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被译作“格致”，正可作为其标志。所以，接引西方科技知识的中国文化内部的基础，并不单纯是陆王心学或程朱理学；而只有不满程朱理学、但依然遵循程朱理学道德推导模式的儒生，才有可能将西方科技作为格致的一部分。我们曾将明末清初儒生针对宋明理学的缺陷而对儒学之重构，称为中国近代传统。(28)西方科技传入的第一次高潮正是在中国近代传统形成之际。
由以上分析可见，西方科技知识第一次进入儒学视野，是由于其在相当大范围内可以迎合当时儒生论证体悟“天道”和“经世致用”的道德实践活动的需要。西方传教士对此也有相当明确的了解，而有意识地利用西方现代知识来传教。如艾儒略把西方哲学（他使用中文音译“斐录所费亚之学”）明确定名为“格物穷理”的“理学”。(29)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末清初儒生用“格致”来指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时，该词指涉范围很广，既包括穷理所必需的广义理论知识，如天文、数学、物理，也涵盖经世所需的实用知识，如各种技艺，甚至是水文和博物。即“格致”既指科学，也指技术；既指涉自然科学，也不排除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知识。今天我们读熊明遇的《格致草》、游艺的《天经或问》、梅文鼎的“易学”和“象数”，以及王锡阐的著作，都能发现明末清初著作中的“格致”一词，在指涉西方科学技术时所包含学科的广泛性。
随着清朝太平盛世的来临，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得到巩固，中国近代传统也受到压抑。由于社会对重构道德意识形态和经世致用的需求弱化，明末清初的穷理经世之学在民间转化为考据朴学，格致也变为类似于博物的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前博物很少被归为格致，但到清初时，既然原属于博物的各种科技知识已被格致涵纳，也就不可能从格致中退出。其后果是格致与博物的界线变得难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格致”名下的书籍，包含着大量考证和记录种种实用技术和事物的类书。康熙年间，陈元龙撰《格致镜原》一书，详细考订了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舟车、朝制、珍宝、文具、武备、礼器、乐器、耕织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鸟、兽、水族、昆虫等三十类事物，完全是博物百科类书。作者之所以不用“博物志”之类的书名，而将其称为《格致镜原》，是因为作者认为考订事物原委属于格致。正如作者解释书名时所说：“凡类书所以供翰墨备考订也。是书则专务考订以助格致之学。每记一物，必究其原委、详其名号、疏其体类、考其制作，以资实业界。”(30)
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高潮，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如果将第二个高峰与明末清初的第一个高峰作比较，其最大不同在于第二个高峰主要由经世致用的需求所推动。当时清王朝正面临内外交困的危机，一方面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内部社会动荡；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已不可能再关上大门，置身于现代潮流之外。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动乱的过程中，经世致用成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这样，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才再次进入士大夫的视野；特别是与枪炮火药关系紧密的化学知识，首先从博物之学中凸显出来。
传教士合信（Benjam in Hobson）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最早将西方现代化学知识介绍进中国，但该书并没有用“化学”一词来指涉chemistry。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初指出，1868年丁韪良在为北京同文馆编的教材《格物入门》中，首次运用“化学”一词。(31)但沈国威的研究指出，早在1857年《六合丛谈》上已有“化学”一词。(32)我们用“数据库”检索，冯桂芬在1861年也已使用“化学”一词来指涉与chemistry相关的学问。(33)这两个年代都早于1868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冯桂芬和徐寿等都深明经世致用的意义，将有关军械、弹药的科技知识综合在“化学”这种经世学问之中了。18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无论是翻译大量西方科技著作，还是派留学生到西方，都属于富国强兵甚至是加强海防国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洋务运动和经世致用思潮是中国积极接受西方科技知识的内在动力。
1895年前，由经世致用需求推动的西方科技传入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经世致用推动“格致”再度兴起之初，仍残留着“博物”的痕迹。1850年以前，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大多冠以“博物”之名。为了考察“博物”和“格致”两个词使用的情况，我们根据“数据库”作出图9.1。正如图9.1所表明的，“格致”这个词大量使用是在1870年以后，这正是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格致”在1870年代末以前和“博物”同步，是包含“博物”的含义的。最典型的事例，是1870年代中期上海格致书院的设立。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然而分析这所书院的成立过程，可见它本是为了陈列西方新式仪器和图书而设立的，以促进中国士大夫多了解西方。当时恰逢英国科学博物馆作扩大设计，兴建一大规模科学馆（Science Museum），内置最新科学仪器，旧的则转送上海格致书院。(34)因此，上海格致书院更类似于科学博物馆，而非学校或研究所。
图9.1 “博物”、“格致”的使用次数（1860～1895）
第二，国防现代化所需要的西方科技，主要是与船坚炮利相关的制造技术的原理和知识。这样，“格致”的内容大多限于如弹道计算、重学和化学反应等和制造有关的物理和化学原理。这就致使再度凸显的“格致”一词，其意义比明末清初大大狭窄化。我们分析含“格致”一词的例句可以发现，1830至1895年“格致”一词的用法，已不再包括天文和数学；1880年以后“格致”更从“博物”中脱离出来，其意义主要指物理及制造。特别随着传教士和国人办的科学刊物及格致书院成立，“格致”一词频频使用时，不再和“博物”呈相关性。1893年以前，“格致”一词的使用，大量出现在格致类书名和“格致书院”、“格致家”这类专用名词中。也许，传教士在他们所办机构和杂志、科学著作中，仍然想保持“格致”在明末清初涵盖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含义。(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