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3
这两个困难一直到1920年代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成熟后，才有可能解决。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是论证共产主义社会合理性的哲学，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五阶段进化模式中的最高等级，其科学性与真实性毋庸置疑。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理想后，晚清以来追求取消一切差别、规范的道德境界，也就不必再依附于“以太”或佛教的涅槃，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是可以由现代知识体系证成的一种科学的、先进的新道德。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达到理想境界，就必须投入改造旧世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仅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且从事阶级斗争也是一种自我改造的修身方法。1923年前后，大批年轻学生加入共产党，很多革命青年正是因为马列主义可以使革命烈士精神合理化和现实化而相信马列主义的。(110)毛泽东本人就是典型例子，他在青年时代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作人生信条；而马列主义则向他证明这种人生目标是科学的，这无疑使他极为震撼。阶级斗争或相应的斗争人生观能被科学证明，是他转变为马列主义者的关键因素。(111)
9.9 类理学的意识形态建构模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上述现代知识系统对新意识形态的建构归为科学主义，即视马列主义传入为唯物论科学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论科学主义，经验论科学主义则亲和自由主义，据此，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胡适，亦被定位为经验论唯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112)但这种定位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由于中国的科学主义和西方不同，当时，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唯物论科学主义，两者的分歧，仅在于对进化论的具体看法，以及在唯物论哲学之上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科学人生观。在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的早期，自由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并肩作战，联手反对玄学派，对唯物论的认同是两派联合之基础。正因为中国科学主义并无经验论和唯物论之明显差异，故在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中，科学派大获全胜。据郭颖颐统计，1920年代书店里充斥“人生观”一类的书籍，其中大多数都企图综合人生和科学这两个概念，各种选集约有50至250种之多。(113)
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分歧是发生在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的后期，自由主义者因相信进化论而拒绝革命人生观。而从思想史内部来检讨中国自由主义未能战胜马列主义的原因，除了自由主义提不出新道德外，另一个原因是，在这场大论战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与研究系在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取得上风，令唯物史观建立霸权地位，人们普遍相信，可以从唯物论逻辑地推导出唯物史观。(114)也就是说，在几次重要的思想论战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科学常识对新道德的建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科学主义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正因为它存在着中国特有的、用现代常识理性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隐形模式。确实，1919年前后，随着现代知识体系的确立，科学获得了无可怀疑的地位，科学主义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流思潮。
为了探讨中国科学主义的特质，分析科学在现代常识理性中具有建构和实践新道德的功能，我们考察了《新青年》杂志中“科学”一词的用法，并分析它的意义内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和后期的变化。在《新青年》杂志中，“科学”一词使用了1658次，“科学”这个词汇在例句中的意义大致可分为表9.4所示的二十五种类型。这二十五种类型除了反传统、科学方法和物质世界观论述有关、等同于常识这些用法外，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与迷信、非理性、幻想对立，代表了科学知识的理性化功能；第二种意义是指分科之学，主要指各种理论；第三种意义是实验和实用技术，凭借它可以增加国力；第四种意义是指马列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
让我们分析一下《新青年》中“科学”一词中有关实用技术、反迷信、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这四种主要意义。很明显，其中反迷信是承接20世纪最初十年的用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前面已指出，新文化运动之前，“科学”一词已较少包括实用技术，相当接近西方近现代science的意义，但《新青年》在使用“科学”一词时，常常同时指涉科学理论和技术，又与“格致”相类似。这表明知识系统和终极关怀二元分裂状态的终结。因为，在一元论道德意识形态中，科学理论和技术都和道德价值相联，因此可以用同一个词来指涉它们。从此之后，中国人在使用“科学”一词时，往往是既指理论，也指技术。
表9.4 《新青年》中“科学”的词意变化
* 表9.4由戚立煌先生作出，谨此说明并致谢。
我们可以根据表9.4的统计，来分析讨论《新青年》中“科学”一词中有关实用技术、反迷信、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这四种主要意义，在新文化运动不同阶段有什么变化。从表9.4最后一行统计“科学”在《新青年》每卷中使用的总次数可以看到，“科学”一词的使用次数分布明显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第二卷，第二个高峰是第六、七卷，第三个高峰是季刊。在第一个高峰中，“科学”一词的意义主要是指实用技术、分科之学和反对迷信三种，最多的含义为实用以及和有关国力强弱的技术。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18至1921年间，“科学”主要具有分科之学（社会科学）、实用技术、反对迷信和马列主义这四种意义，使用次数最多的是分科之学，其中社会科学占了相当比重。第三个高峰是1922至1925年，这时“科学”只剩下社会科学与马列主义两种主要成分，实用技术和反迷信的成分都大量减少。
可见在“科学”一词的用法中，反迷信意义大量减少，意味着现代常识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常识理性已形成，它本身就具有抑制迷信的功能。在第三个高峰中，“科学”的内涵变为以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为主，则表明马列主义这种新道德意识形态成为《新青年》知识群体的信仰，“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画上等号，马列主义本身就是科学的顶峰。而“科学”一词所包含的实用技术意义锐减，则表明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知识群体找到了新的话语体系。
在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分道扬镳之前，中国大多数新知识分子都相信科学人生观。而科学实验和实用技术都可作为科学人生观的实践，因此，以科学人生观为核心的知识系统，可以接受用同一词汇——“科学”来指涉理论知识和实用技术两个部分。一旦马列主义成为信仰，革命人生观成为生活准则，相应的道德实践就主要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践），而科学实验和技术也就退居其次，并且必须用另外的术语来定义。我们发现，《新青年》后期，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为最普及的术语，另一些新词如“工业”、“生产”和“生产力”也凸显出来，成为马列主义者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为了作出比较，我们利用“数据库”统计了新文化运动以前（1874～1915）“技术”、“制造”、“工业”、“生产力”等词的使用情况，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制造”一词的使用次数一直远高于“技术”，前者的使用在甲午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例如，在1894年“制造”一词使用了123次，“技术”仅3次；1895年，“制造”使用了283次，“技术”则没有被使用；1896年，“制造”一词使用了461次，“技术”仅8次。“技术”一词虽古已有之，但在思想文献中一直很少使用，其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1900年前所有实用技术知识被纳入“格致”一词内；而作为经世致用的格致，其最主要的实践就是制造各种新式器物，特别是船坚炮利的技术，它主要体现在“制造”上。在这一阶段，“生产力”一词很少使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制造”、“工业”和“生产力”四个词在《新青年》杂志各卷中的使用情况，得到图9.3。从图9.3可见，“技术”这个词的使用次数仍然很低，而“工业”这个词在1915年前的使用次数是低于“制造”的，但自1919年压倒“制造”；随后的使用一直在迅速增加，1921年后更迈向前所未有的高峰。随着“工业”一词的勃兴，“生产力”一词使用亦日益增加。
图9.3 《新青年》中“技术”、“制造”、“工业”和“生产力”的使用次数
对比这四个词在1915年前的使用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出，当马列主义成为《新青年》群体的信仰之后，“生产力”与“阶级斗争”一起成为这一知识群体最常用的术语。阶级斗争和生产活动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代表了新道德意识形态在实践活动中的展开。毛泽东曾把新意识形态的道德实践分为三大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文化中，要求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其必经之途，就是要他们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科学实验并不那么重要。只有等到19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才再一次凸显出来，成为论证改革开放新国策的知识基础。
上述《新青年》中“科学”一词的意义统计分析（表9.4）还表明，从思想史内部演化模式来看，中国知识界接受马列主义，与其说是由于类似西方唯科学主义的知识倾向，还不如说更类似于常识理性对程朱理学的论证，只不过所凭借的常识不再是古典的常识，而变为现代常识。从论证结构上看，理学的合理性论证，是从知识性常识合理开始，由常识自然观推出包罗自然宇宙秩序和人世间理想社会形态人际关系，这就是天理；纲常名教是合理等级秩序的体现，它规定了人伦道德的具体内容。《新青年》知识群体接受马列主义，同样是先用现代常识推出宇宙论——唯物主义，再证明唯物史观是科学的，由唯物史观论证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而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人必须建立革命人生观。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列主义虽是外来思想，但五四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的接受，却是受到常识理性支配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制约，即利用类似程朱理学论证道德的模式，以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常识，去建构一套新的道德意识形态。
五四以后随着新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在此，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观内容。但我们要强调的是，直到当前，中国人在使用“科学”这一语汇时，仍包含着技术、先进生产力等在西方science中没有的含义。也就是说，“科学”意义的扩大及其道德意识形态的功能，又回到了类似于传统的“格致”。
在西方，现代科技知识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是工具理性兴起的典型表现，故现代知识系统的建立是工具理性扩张的结果。而中文术语从“格致”到“科学”的演变，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具体内容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更新，但从知识体系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关系来看，五四以后，科学和道德（终极关怀）之间，仍然保留了中国文化大传统本来就具有的常识理性结构。虽然在知识系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终极关怀（道德）和现代知识系统的二元分裂状态，但历史证明这种二元分裂是不稳定的。随着中国文化消化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形成现代常识理性，科学技术知识很快就发挥出建构新道德意识形态的潜在功能。在中国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科学技术知识和终极关怀（革命道德）的关系与程朱理学同构。即使意识形态解体，终极关怀和知识系统仍是互相关联的。
我们这项从“格致”到“科学”的研究，正是试图探讨中国知识系统现代转型的独特经验。这项研究还是很初步的，但它至少可以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性和科学理性的关系远远没有被研究清楚，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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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以“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为题发表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六期（2004），页105—55；收入本论文集时作了部分修订。
(2) 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载《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四册，页3—14。
(3) 梁启超在1902年写作的“论希腊古代学术”一文中，明确将“格致”称为“科学”：“亚氏又明哲学与科学，中国所谓格致学之类”。参见梁启超：“论希腊古代学术”，载《饮冰室文集之十二》，第五册，页63；此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还多次用“科学的精神”、“实用科学”、“近世科学哲学”、“科学家”等词组，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页99—104。
(4) 早在明末，士大夫已经用“格致”概括西方科学知识。参见徐光台：“儒学与科学”，页369—91。
(5) 艾尔曼（Benjam in A．Elman）著，蒋劲松译：“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中国学术》，第二辑（2000），页1—43。
(6) 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学人》，第一辑（1991），页49—123。
(7)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737—68。
(8) 我们曾对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作过统计，发现技术发明占科技成果的80％以上，而且这些技术大多和大一统帝国有关，我们称之为“大一统技术”。Jin Guantao，Fan Hongye，and Liu Qingfeng，“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istory：On the Factors Delay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n Comparison with the West since the 17th Century（Part One）”，“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Part Two，A Commentary）”，in Fan Dainian and Robert S．Cohen，eds.，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179，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Dordrecht，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6），137-64；165-83.
(9) 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自《十三经注疏》，第五册，页3—4。
(10) 《礼记注疏》，卷六十，大学第四十二，页983。
(11)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139—46、159—60。
(12) 金观涛：“中国文化的常识合理精神”，页457—70。
(13) 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载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57。
(14) 朱熹：《大学章句》，引自《四书章句集注》，页8。
(15) 朱熹：《大学章句》，页5。
(16) 朱熹：《大学章句》，页5。
(17) 陈良佐：“从《格物粗谈》来看宋明间的‘格物致知’”，载杨翠华、黄一农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页1—18。
(18) 朱震亨：《格致余论》，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第七百四十六册，页637。
(19) 朱熹：《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页105。
(20)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页626。
(21) 威廉士：《关键词》，页346。
(22) 金永植著，王道还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知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史学评论》，第九期（1985），页59—92。
(23) 转引自蔡仁坚：“中国科学教育的先驱——颜习斋”，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第五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页173。
(24) Technology的字根为希腊文tekhne，意指一种技艺或工艺。在十八世纪初的西方，technology的基本定义是“对于技艺的描述，尤其是对机械的器械的描述”。参见威廉士：《关键词》，页399。
(25) 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59—67。
(26) 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页17—30、56—74、195—206、216—33。
(27) 徐光台：“明末清初西方‘格致学’的冲击与反应：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例”，载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页235—58。
(28)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163—202。
(29) 《天学初函》，第一册，页31。
(30) 陈元龙：“格致镜原”，收入《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第一千零三十一册，页2。
(31) James Reardon-Anderson，The Study of Change：Chemistry in China，1840-1949（Cambridg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34-35．
(32) 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1857—58）の学际的研究：付“语汇索引”影印文本》（东京：白帝社，1999），页95—116。
(33)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页147—53。
(34)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页15—16。
(35)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格致汇编》的内容和英文译名。《格致汇编》于1876年2月创刊时，英文名称为The Scientific Magazine，1877年其英译名改为Th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参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页31—32。
(36) 王韬：“原学”，载《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页3。
(37)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306。
(38) 日本在江户时代已开始出现将知识和道德分离之倾向，明治维新前已将穷理之学等同于研究事物之理；将“格致”意义狭窄到指涉physics，则可能是1850年代受中国影响所致。由于甲午后中国士大夫对“格致”定义迅速扩大，对日本将“格致”等同于物理学反而感到奇怪。例如章太炎这样写道：“其最可嗤鄙者，则有‘格致’二字。格致者何？日本所谓物理学也。”参见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1903年8月9日），载《章太炎政论选集》，卷一，上册，页242。孙江曾与我们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认为，日本从未用“格致”来指称“科学”，而是用“格物穷理”来泛指“科学”，但“格致”又具体指称“物理”。在“科学”这个总称出现前，日本有专指具体自然科学领域的名词，比如，物理学和化学的前身分别是“穷理学”和“舍密”。“穷理”一词很明显来自儒学，兰学传入时即有。明治元年（1868）福泽谕吉的《训蒙穷理图解》一书出版后，类似名称的读物大量出现，逐渐成为流行语。明治三年，日本建立大学制度，设立了“穷理学”科目，可见，人们认识到其重要性，虽然其时还没有人能够教授这个课程。此前（1869），日本设立大学的宗旨里有“西洋的格物穷理开花日新之学”等。当时一度曾使用过“格物学”一词，意同物理学。1872年，片山淳吉所著之《物理阶梯》（文部省刊〔1872〕，收入日本科学史刊行会编：《明治前日本科学史总说·年表》〔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页154—55）出版后，“物理”一词开始被普遍使用。孙江还认为，“科学”没有前身，是独立出现的。他曾查阅日本洋学史辞典，发现没有“格致”词条。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日本将“格致”等同于“物理”，可能是受到中国用法的影响。
(39) 参见本论文集第一篇文章：“‘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
(40) 严复：“译《天演论》自序”，载严复译：《天演论》，页ix。
(41) 严复：“《原富》按语”，载《严复集》，第四册，页871。
(42)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页26。
(43) 严复译：《天演论》，导言一，察变，页5。
(44) 严译在《原富》云：“夫以机代工，则为之者疾，夫人而知之矣。然机之所以成，不必由执其工者。制造之师，以造机为专业，一机成，家以之富，故竭其耳目心力为之。格致家者，不奋手足之烈，专以仰观俯察学问思索为功，故于物力阴阳，独具先觉之智。”原编者注云：“格致家philosophers，men of speculation。”严复译：《原富》，上册，页8。
(45) 在这里，严复所说的“玄科”是指抽象科学，含名学和数学；“着科”包括天文、地质、动植；“间科”包括力、质。参见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第九，页170。
(46) 严复：“救亡决论”，载《严复集》，第一册，页43、46。
(47) 梁启超：“适可斋记言记行序”，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一册，页132。
(48) 梁启超：“自由书”，页6。
(49) “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载翦伯赞、刘启戈等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301。
(50)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一，理学门第二，页624。
(51) 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页8。
(52) 岛尾永康：“汉语科技词汇的中日交流与比较”，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北京：中国科学院主办，1984）。
(53)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年6月17日），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一，上册，页271。
(54) 章太炎说：“景教者，诸科学之所轻，其政府亦未重也，纵之以入支那，使趋于相杀毁伤。”章太炎：“忧教第五十”，载《訄书》（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页132。
(55) 如1899年梁启超撰文中有：“每章分政治史、宗教史、工艺技术史、文学哲学科学史、社会史、等门”之句。梁启超：“东籍月旦”，载《饮冰室文集之四》，第二册，页92。
(56) 《汉语大词典》，页4749。
(57) 不妨引全一些：“日人译制名词，不能不沿用吾国故语。然而，一名既成，既别为新义，不容利用考据词章之术，望文而牵合。比如经济不能因其用经国济民之字，而谓大学衍义、文献通考之属，皆即叶科诺密士，书目答闻中所列经济家，亦即亚丹斯密之徒也。又如科学不能因其用科举学校之字，而谓经义试帖之属，皆即赛因士。”参见欧阳仲涛：“宗教救国论”，《大中华》，第二卷第二期（1916年2月），页5。
(58)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718。
(59) 《劝学篇》中，张之洞在论述了群经与格致、化学、农学、开矿、工商、武备、体操等的相关性后，总结说：“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参见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页157。
(60) 严复译：《原富》，下册，页624。
(61) “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第三期（1903），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413。
(62)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页168、174—75、245；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页1153。
(63) 这四个词组，最早出现的是1903年的“历史科学”。“是为单纯的历史科学”之句，参见刘成禺：“史学广义内篇”，《湖北学生界》，第一期（1903年1月29日），页2；“兼注意于政治科学”之句，参见“论英俄之于西藏”，《外交报》，第二百期（1908年2月26日），引自《外交报汇编》，页416；“社会科学之学理”用法，参见叶景莘：“学理与经验”，《大中华》，第一卷第五期（1915年5月20日），页2；最晚的是“人文科学”，“心理学是所谓的人文科学（Sciences morale）之基础”之句，参见雷鲍（Tb．Ribot）原著，余家菊译：“心理学研究法”，《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八期（1923年12月），页9。
(64) 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如“三纲革命”中，以“科学真理”来对应“宗教迷信”，并列举二者的内容：“（甲）宗教迷信（一）君为臣纲，（二）父为子纲，（三）夫为妻纲。纲领者犹统辖之意也，是臣、子、妻皆被统辖者也。（乙）科学真理（一）人人平等，（二）父子平等，（三）男女平等。以真理言之，孰有统辖之权，孰有服从之义，故一切平等。”真：“三纲革命”，《新世纪》，第十五、十七、二十、二十三期（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1016。
(65) 详见1.5节和2.4节。
(66)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页159。
(67)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页128。
(68)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页156。
(69)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1900年后中国对西方科学的翻译和引进和1900年前有本质的不同。首先，二十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翻译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15倍。其次，1850至1899年翻译的著作70％为纯粹与应用科学，在1902至1904年间该比例降为32％，1912至1940年进一步降为25％；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比重明显增加了。参见James Reardon-Anderson，The Study of Change，85。
(70) 参见本论文集第二篇文章：“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
(71)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138—62。
(72)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三号（1905年4月5日），页2。
(73) 《汉语大词典》，页6263。
(74) 酒井忠夫指出：“传教士和太平天国的文献里，不少是攻击宗教、信仰的内容，但是几乎没有一处用过‘迷信’一词”，又说“迷信一语被普遍使用是在近代中国”。酒井忠夫：“中国史上の道教と迷信批判”，载牧尾良海博士颂寿记念论集刊行会编：《牧尾良海博士颂寿记念论集：中国の宗教·思想と科学》（东京：国会刊行会，1984），页160。
(75) 见“奋激土人迷信宗教之心”之语。古城贞吉译：“论欧洲现情”，《时务报》，第十九册（1897年3月3日），页23。
(76)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载《饮冰室文集之九》，第四册，页53。
(77) “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天壤也。”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1901），载《饮冰室专集之三》，第二册，页41。
(78) 梁启超：《新民说》，页11。
(79) 梁启超：“说常识”，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八册，页5。
(80) 梁启超：“良知（俗识）与学识之调和”（1915），载《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第十二册，页32—33。
(81) 梁启超：“德育鉴”（1905），载《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六》，第六册，页1—102。
(82) 梁启超：《新民说》，页38。
(83) 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页19。
(84) 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载《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五册，页63。
(85) 梁启超：“德育鉴”，页39。
(86) 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一期（1906年10月18日），页14。
(87) 太炎：“驳神我宪政说”一文中引政闻社语，《民报》，第二十一号（1908年6月10日），页9。
(88) 赫克尔（Ernst Haeckel）著，马君武译：“赫克尔之一元哲学：续前号”，《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1916年11月1日），页1。
(89) 梁启超：“良知（俗识）与学识之调和”，页32—33。
(90)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671—72。
(91) 胡适：《四十自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页59—60。
(92)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页156—58。
(93)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128—29。
(94)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页4。
(95) 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518。
(96)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129。
(97) 赫克尔：“赫克尔之一元哲学”，页5。
(98) 胡适：“藏晖室札记（续前号）”，《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2月1日），页4。
(99) 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几年，严复就对良知能否成为道德基础提出怀疑。例如，1913年严复曾这样论述：“夫民彝日用之常，所谓善恶是非，自其彰明较著者言，虽在蚩氓，不知盖鲜。即在疑似之际，使其人第本良知，以为断决，其违道不至甚睽法律之事，亦如此耳。”参见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癸丑仲秋丁祭在国子监演讲）”，载《严复集》，第二册，页328。
(100) 常乃惪：“记陈独秀君演讲辞”，《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1日），页2。
(101) 张寿朋：“文学改良与孔教”，《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15日），页612。
(102) 陈独秀：“科学与基督教”，连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页1—5；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页56—61。
(103) 马列主义认为，唯物史观只是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应用。然而在事实上，严格地讲，用唯物论是推不出经济决定论的。胡适在同陈独秀的争论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他强调从存在决定意识并不能逻辑地导出经济决定论。参见胡适：“答陈独秀先生”，载《胡适文存二集》，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第九十四册，页41—44。
(104)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1918年2月15日），页91。
(105) 胡适：“不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15日），页96—105。
(106)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页5—17。
(107)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载丁文江、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集》，第二册（台北：问学出版社，1977），页489—654。
(108)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丁文江、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一册，页25—27。
(109) 林和生：“科玄论战与胡适‘科学的人生观’”（北京：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
(110) 金观涛：“唯物史观与中国近代传统”，《二十一世纪》，总第三十三期（1996年2月号），页53—61。
(111) 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变成马列主义者的经过：“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114。
(112)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页70。
(113)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页13。
(114) 1920年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曾指出唯物史观有四种名称：一是历史之唯物的概念，二是历史唯物主义，三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四是经济决定论。他认为这四种说法中，前两种为泛物质论而不可取，第四种有命定论之流弊，故用经济史观最为妥当。参见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页1—6。这表明，一直到1920年，李大钊还没有承认唯物论可以推出唯物史观，他只是从中国式进化理念出发来接受这一新学说。但在1923年后我们再也看不到类似的言论了。愈来愈多人将唯物史观等同于唯物主义在历史中的运用，甚至很少再有人用经济史观来称呼历史唯物主义。
十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1)
有一些观念只有当它失去自己的魔力时，才会显现它的历史面貌和真正意义，革命就是其中之一。
10.1 革命观念的历史结构
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大的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的兴起与泛滥。自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一词如烈火燎原，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可以逃过革命的入侵。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没有一个国家如同中国那样，在20世纪经历了如此众多的革命。五四以后，革命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还成为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据，甚至被赋予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西方政治思想中，革命观念曾引起广泛重视并得到深入研究；而在中国，虽然革命如洪水般淹没人们的心灵，但对它的研究却刚刚开始。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虽然是在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之下形成的，但中国革命观念和西方革命观念究竟有什么差别的研究却没有得到重视。(2)这使得探讨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成为政治思想史不可回避的问题。
梳理中国政治思想中革命观念的意义结构，涉及如下四个层面：首先是“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意义，其次是为什么要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再次，需分析中国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异同，最后是揭示中国革命观念形成和演变的逻辑。这四个层面互相缠绕，构成分析的困难。实际上，分析“革命”一词，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向现代转型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当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变革中面临的困境。本文依据“数据库”中有关“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统计和意义转型分析，讨论上述问题；并从中国社会转型经验出发，分析革命和现代性的关系。
“革命”由“革”和“命”两个汉字组成。从词源上考察，依据许慎的解释，古文“革”字上为“丗”，下为“十”。其含义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种到一定时间必定发生的（周期性）更替。(3)从中又可以引申出人为地改变某物，或兽皮去毛即皮革，并用于占卜的意思。“命”字从形象上讲，是用“口”下令。秩序通常被理解为由命令产生。当下令者是君王甚至是上天时，“命”即意味着某种被给予的秩序。这样“命”的意思亦可以从命令引出天命、性命（天所赋予的）等，其意义和英文order相当。(4)“革”与“命”两个字的联用，表达某种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变化，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西方revolution的原意，即天体周期性运动或事物周而复始变更。早在《周易》中，已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用法。(5)自汉代开始，政治权力的更替必定要从天道中找到根据，“革命”自然成为周期性王朝更替、改朝换代的代名词。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一词的意义，就是由改朝换代所塑造的。
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改朝换代的过程，就可以梳理出传统革命观念的诸层面。如汉代思想中存在天道周期性轮转之观念，故“革命”一开始就用于指天道转换，它是改朝换代的理据。又如，改朝换代常伴随着社会大动乱，旧王朝因无道而被推翻，新王朝则是奉天承运，体现了天道；故“革命”一词常有经过大动乱、造反，最后由符合天道、遵守儒家道德的政府取代无道统治者的含义。改朝换代往往包含用暴力推翻旧王朝并建立新政治秩序之意，因而“革命”一词也蕴涵着彻底变更旧秩序并为新王朝和政治秩序提供正当性的内涵。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结构，王朝更替也意味着皇帝易姓；这样“革命”一词在古代文献中，也常常用于指易姓。特别在不涉及道德判断和社会动荡，仅仅谈易姓时，如武则天改李唐为武姓大周等，亦常被称为“革命”。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图10.1来表示“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结构。图10.1中，革命观念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是直接来自改朝换代的几重意思；第二个层面为由第一个层面的意义进一步细化而生成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