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4
图10.1 “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结构
自秦汉至清末二千余年中，中国经历了十一个朝代。王朝更替大多两三百年才发生一次，“革命”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在古代文献中，“革命”一词大多用于指汤武革命和王朝易姓，偶尔亦出现其他几种含义。表10.1为二十五史和十三经中“革命”一词的例句，它可以证明“革命”在传统文化中有如图10.1列出的几种意义类型。
表10.1 二十五史和十三经中“革命”的用法举隅
本文主要分析“革命”一词在近现代的意义演变，不打算展开其在古代文献中使用的分析，但有两点因为与以后的讨论关系较大，需要特别提出来说明一下。第一，“平等”一词最早在佛教文献中使用，而且是个常用词；但在佛教文献中从未同时使用“革命”。这说明佛学虽已有平等的观念，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革命并没有与平等观念相联系。第二，宋明以后，“革命”一词很少用于指涉天道的变化，这与宋明理学成熟有关。宋明理学将天理视为寂然不动的无形之理，它是天地万物抽象的等级秩序和关系，是君、臣、父、子伦常道德的宇宙论根据。宋明理学对天理世界的想象蕴涵着天道不变的观念，从而加强了道统正当性。故在理学家那里，甚少讲革命。清代汉学兴起，特别是明末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儒学流派中（我们称之为中国近代传统）存在着“理在气中”、“理随气变”的观念，它们对儒学内部再次接纳天道变化观有巨大的影响，也为“天地革命”在近代兴起奠定了基础。(6)
10.2 为何用“革命”译revolution
既然中文里“革命”本意和revolution原意相当接近，用“革命”译revolution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近年的研究发现，最早用“革命”译revolution的是日本。中文“革命”一词早在公元八世纪传到日本，但日本政治结构和中国不同，天皇万世一系，无论政治权力如何更替，皇室易姓都是没有意义的。近代之前日本人大多对革命持批判态度，斥汤武为杀主大罪人。(7)随着西方冲击来临，日本知识界滤去中文“革命”一词中易姓和王朝更替的意义，在社会秩序根本性变化以及进步这一内涵上应用这个词。早在1866年（庆应二年）刊行的《西洋事情》中，福泽谕吉已使用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明治维新被称为“革命”。(8)由于日本革命观念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中国近现代革命观形成又受到日本影响，这就使得问题大大复杂化了。这样，中国现代革命观的形成，还必须考虑到日本如何理解“革命”以及日本的革命观念怎样影响中国，这涉及西方、中国和日本三方面观念间的互动。
据陈建华考察，1890年王韬著《重订法国志略》时，因受日本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的影响，首次用了“法国革命”一词，开创了中文世界用“革命”指涉revolution的先河。(9)根据“数据库”所收文献，最早使用“革命”指涉中国以外事件的，应该是1887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明治维新中事件的描述，(10)显然这是受到当时日本对“革命”一词理解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该用法没有在中国流传，当然这和《日本国志》要等到甲午后才引起注意有关。
中国士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一直相当重视，甲午前就有不少人写日本见闻，谈及明治维新的方方面面。“数据库”中最早介绍的是何如璋，1877年他说：“明治来所布令甲曰维新，服色亦易矣”。(11)不论士大夫是否支持变法，大都将日本的改革称为维新。(12)梁启超曾这样称呼日本的改革：“日本维新之始，选高才生就学欧洲，学成反国，因才委任”。(13)在甲午后的文献中，偶尔也有“维新革命”联用，如1897年有译文谈明治初米价：“际此维新革命之秋，莫不买却所有之物，换金置之，以求安全云。”(14)梁启超也这样使用过：“当庆应明治之间，局天蹐地于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维新革命起。”(15)康有为在1898年的奏折中也把日本维新引起的动荡称为“革命”，他说：“及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16)
既然“革命”和“维新”两词含义差别极大，为什么了解这两个词的词意差别的中国知识分子会把两词联用？我们认为一方面，虽然日本近代革命观与中国不同，很多中国人确实也是通过日文文献理解西方revolution的含义，日本对revolution的理解无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中文文献里“革命”一词早期使用的语境。我们用“数据库”查考“革命”的使用情况，发现1895年以前该词极少出现，1896年以前“革命”一词的几次用法，全是在讲“汤武革命”。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的，出现在1896年《时务报》刊载古城贞吉译的《欧洲党人倡变民主》一文中，该文多次使用“革命党”一词。(17)他在1897年《政党论》一文中还特别提到“革命党”指的是“非我所谓政党也，革命党本以颠覆政府为志。”(18)查询“数据库”文献，1900年以前“革命”的二百余次使用中，除一篇专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外，(19)绝大多数是指法国大革命、欧洲和外国的社会动荡；造反者和制造动乱者也被称为“革命党”，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戊戌以后。可以说，“法国革命”是1899年前“革命”一词十分常见的用法。这一用法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国士大夫对“革命”的理解。
例如，1898年康有为在议论法国大革命时说：“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又说由法国大革命引起欧陆大动乱“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始”。(20)又如，《清议报》1899年有“请先以法国革命为发轫。夫法国之革命也断头流血，其惨酷不忍言”之语。(21)在中国士大夫心目中，法国大革命等外国大事件既是推翻旧王朝，同时亦意味着出现社会大动荡和破坏。故在意义结构上讲，用“革命”指涉revolution本义，仍然没有脱离中文“革命”一词表达王朝更替的传统含义，只不过在近代多指法国或外国的社会秩序巨变。因此，严格地说，“革命”和revolution的对应，最早是通过法国大革命或欧洲革命以及外国社会动荡这些特定历史事件为中介的，这一中介使得revolution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革命想象建立起直接联系。
也就是说，现代革命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基本上仍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意义和西方revolution意义的互动，一开始只是中国传统革命观念对西方革命观念意义的选择性吸收。据陈建华研究，1890年代以前，revolution一词在中文文献里另有译名，传教士将其译为“造反”。(22)“造反”一词的意义多为负面，而结合我们前面所述，1890年代人们常用“革命”来形容法国社会动荡，“革命”一词是大动荡或大破坏的同义词，其意义也多是负面和否定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1895年孙中山赴日时，发现日本报纸将其称为“革命党”而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意味着易姓和制造社会动乱，与他的政治目标风马牛不相及。用陈少白的话讲：“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23)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派一开始就主张推翻清王朝统治（即排满革命），故上述这段话中，“革命”用的是传统易姓意义，革命派没有想过要当皇帝，所以说自己的行动是“造反”。而中国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革命观念的态度，是与他们心目中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的。当清王朝统治正当性未曾动摇时，改朝换代无实质性意义，“革命”一词很少提及；即使偶尔出现，人们也多是根据中国传统观念来想象西方革命。1900年后，严峻的亡国危机使得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清王朝能否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革命观念被激活，是清廷统治正当性开始受到质疑的表征。由于要推翻的王朝是满清少数民族政权，改朝换代既是政权更替，亦是汉族摆脱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所以清末文献中“革命”一词的使用，也与排满联系在一起，与种族民族主义共同消长，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接生婆。那么，推翻满族政权后，应建立何种新秩序？当中国在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冲击下谈政权彻底变化时，原有的建立新王朝模式不再具有正当性，“革命”不可能仅仅是改朝换代的代名词。这就成为赋予传统革命观念以现代意义的契机。如果说“排满革命”用于表达推翻旧王朝，那么“共和”则表达了所应建立的新秩序。
陈建华的研究指出，最早赋予“革命”一词现代意义的是梁启超，时间为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因受到日本影响，他在其著名的《夏威夷游记》中第一次提出“诗界革命”；在“诗界革命”的论述中，已具有西方revolution观念的诸含义。(24)其实，如果把“彻底变革以促进步”作为“革命”一词的现代主要意义的话，那么，最早在中文文献里使用这一含义的，应是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使用的“宗教革命”一词。(25)1898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翻译《佳人奇遇》时，就将“革命”与自由民权联系起来。他这样写道：“自三帝约神圣同盟，欧之大陆皆被其强迫连合。盖同盟之意欲扑灭自由民权，若其国有倡革命之举，布公议之政者，以同盟军征讨之。”(26)其中“革命”的现代含义就是和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而1899年梁启超在《自由书》中，更是用了不少由“革命”组成的词组，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资生革命”等，文中还说：“……曰资生革命（日本所谓经济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27)这些词组中“革命”的意义多是指彻底变革，且具有正面价值。
另一篇过去未引起注意的文章，是1899年发表在《清议报》的《中国历代革命说略》长文。这篇专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革命者的文章中，与当时普遍说法一样，也谈法国大革命给中国人留下的负面印象。文中说：“读佛兰西革命史，杀人之多，大乱之频，几令人不敢复言革命事”，但全文宗旨是为“革命”正名，多次用“庶民革命”等词。作者的主张与梁启超不同，他说：“或谓中国无民主种子，革命后不能为共和之治者，皆大谬误。不知孔子之大义者也。”(28)这篇文章是20世纪初中国有关革命的正当性和革命后是否实行共和这两种对立主张大辩论的历史先声。因此，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革命”获得正面含义时，它同时被赋予现代意义了。
为了考察“革命”一词的意义变化，我们根据“数据库”提取含“革命”一词的例句，按其意义作出表10.2。由“革命”组合的词组是如此之多，表明革命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做统计时，只能将其大致归类。表10.2的前两项是戊戌前“革命”的意义，它们仍是沿用传统用法，但后面几项这些词组或所涉及的领域，已具有现代意义了。
表10.2 “革命”的意义分类统计（1896～1911）
* 表10.2由高超群先生作出，谨此说明并致谢。
说明：（1）“易姓”栏包括：易姓革命、以易姓为革命、易姓改朝之革命。（2）“汤武”栏包括：汤武革命，汤、武革命。（3）“法国”栏包括：法国革命、法国之革命、法国大革命、法国之大革命、法国两革命、法国第二次革命、法国屡次革命、法兰西革命、法兰西之革命、法兰西大革命、法兰西第一革命、法兰西第一次大革命、法兰西第二革命、法兰西第三革命、法兰西七月革命、法兰西二月革命、法兰西少年革命军、法民革命、法人三次革命、法人自大革命以来、法史自大革命、法大革命、法之大革命、法革命、法之革命、法之初为革命、法创革命、巴里公民之革命、巴里公民革命、巴黎二月大革命、巴黎市民之革命、巴黎之大革命、巴黎之第二革命、巴黎革命、第三次革命、第三次之革命、第一次之革命、第二次之革命、法人革命、佛兰西革命、佛朗西革命、佛国革命、佛之革命、第一革命、第二革命、第三革命、二月革命、七月革命、七月大革命。（4）“排满”栏包括：民族革命、民族之革命、种族革命、种族上之革命、排满革命、扑满革命、革命排满、由革命而生出排满、排满所以补革命之不足、革命之目的排满也、革命家固以排满为目的、排满以为革命、汉人革命、汉人之革命、革命独立（主要指《革命军》中用法）、汉族革命军。（5）“政治”栏包括：政治革命、政治之革命、政治之大革命、政治上之大革命、民主革命（仅一次）、革命民主、共和革命、民权革命、自由革命、自由平等革命、以革命求自由、革命自由、革命而得自由、革命而后行共和、贵贱界之革命、革命平等、国民革命、国民之革命、国民能革命、权利之革命、立宪革命、文明之革命。（6）“经济”栏包括：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经济上之革命、经济之革命、生产革命、经济大革命。（7）“社会”栏包括：社会革命、平民革命、平民之革命、贫富革命、贫富界之革命、经济革命（有时指发展经济的革命，但很少）。（8）“无政府”栏包括：无政府主义革命、无政府的革命、无政府之革命、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男女革命、女子革命、家庭革命（男女革命、女子革命、家庭革命有时与无政府主义无关，则不计）、纲纪革命、纲常革命、三纲革命、圣贤革命、祖宗革命、新世纪革命、新世纪之革命、二十世纪之革命、平民社会革命、真革命、真正革命、劳动革命、大同之革命、社会革命、社会之革命。（9）“（中国）革命党”栏包括有关革命党的论述：1905年之前，泛指革命党及其主张，当这种主张没有明确地区分为政治革命或者种族革命的时候，归入此类；1905年之后，还包括社会革命。（10）其中有些例句中“革命”的含义不明确的，或者出现次数较少；也有一些是与本文关系不大的，或前后文没有直接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革命”，均列入“其他”。
从表10.2还可见，1900年前，“革命”一词除了传统含义外，主要用于指法国革命，也有指其他国家的革命。可见，法国革命和外国社会动荡这些意义，最早架起“革命”一词和revolution之间的桥梁。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开始出现众多新含义。1899年除“无政府革命”和“俄国革命”外，“革命”的各种现代意义大都出现了。也就是说，传统“革命”意义中最常用的除汤武革命、易姓和改朝换代外，彻底变革和天道周期性更替这两重意思，亦随着革命观念的普及被创造性重构，形成现代革命观念的另外几种意义。其中，推翻旧王朝的“排满／种族革命”在1903年和1906年的使用都有两三百次；1906年“政治革命”达700余次，可印证20世纪初中国革命思想的兴起。其他如表达知识分子风气或以诗言志的“诗界革命”、打破男女不平等的“女界革命”，反纲常的“祖宗革命”、“家庭革命”，以及“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文学革命”、“科学革命”、“国民革命”等术语的出现，其含义均为这些领域或相应主体发生彻底变化和实行根本变革。
正因为1900年前后，“革命”被赋予新含义，有人立即意识到必须将“革命”的新含义和传统意义明确区分开。如1901年有这样的论述：
是故有易姓而非革命者，如汉灭秦、魏灭汉、晋灭魏，驯至乎元灭宋、明灭元、清灭明皆是也。有革命而不必易姓者，如日本自神武天皇以来二千余年皆一姓相传，专制为治；而明治维新之后，由专制政体改而为立宪政体是也。欧洲诸国……当其在百余年前，固多专制为治，而未有所谓立宪政体，君民皆治于法律之下者也。自拿破仑第一崛起之后，诸国之民，骚然变动。遂逼其平日之专制政体，改而为立宪政体。而君公贵人，仍多世袭罔替焉，此皆革命而不必易姓者也。(29)
事实上，在20世纪初“革命”的各种新含义作为传统结构的现代转型，通常互相关联、组成一个整体结构。最突出的例子是邹容在其名著《革命军》中，一开头就给出了“革命”的定义：“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30)这里，“革命”既是排满，也是天道、进步和彻底变革；在政治上则意味着追求建立中华共和国；体现在个人身上，则是一种全新的道德——黄帝子孙皆成为华盛顿；对于全人类，则追求民族平等，也就是汉民族的独立。可见，“革命”是一种全新的综合的积极价值。
10.3 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差异
综上所述，自1900年“排满革命”和“政治革命”兴起之后，革命观念开始扫荡几乎一切观念领域。“革命”一词的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内涵，逐渐消失、隐藏或被忘却，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共和、整体的彻底激烈变革、进步等新的意义；它们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行动正当性的基础。随着“革命”现代意义的普及，五四后大多数中国人都忘记了它本来的意义。但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中，“革命”一词已吸收了西方revolution观念的诸意义，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人在20世纪对“革命”意义的理解完全和西方相同呢？我们认为，中西革命观念是有差别的。这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引进西方revolution内容时，传统革命观念潜在地参与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塑造。
我们在前面给出了“革命”一词的几种传统含义及意义结构，并讨论了“革命”一词的易姓和王朝更替、彻底变化等意义，但还有一重意义没有详细讨论，这就是天道。在“革命”一词的传统含义中，天道作为王朝更替的正当性基础，是处于周期性变化之中的。当“革命”用于表达新天道时，周期性的轮回观念就被不断地向前进步的观点取代了。当它用于指涉个人道德时，进步是代表天道的，亦意味着个人道德必须不断地向前提高，首先是解除旧制度压迫和束缚。这既是对西方近代revolution意义学习的结果，亦是对明末王夫之哲学理随气而进步观点的现代阐释。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中西革命观念的不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有两重含义：一是天地变化，用今天的话讲是宇宙秩序或自然和社会变迁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二是指符合儒家伦理之统治，它属于天道的道德层面。第一重含义在西方revolution中亦存在，这就是进步和演化为不可抗拒规律的思想；而第二重含义则是西方所没有的。在西方，即使马列主义赋予革命正当性，具部分道德价值，但revolution毕竟和个人道德无多大关系。而在中国，天道是个人道德向社会和宇宙的投射，个人道德和普遍规律不可分离。在传统革命观念中，与天道相匹配的是儒家伦理，而一旦把作为宇宙规律的天道视为进步和演化时，它就直接推翻了宋明理学中天道不变的信条。那么，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相对应的个人道德，就必须要被赋予新内容，这是西方革命观念所不可能具有的。那么，这种新道德又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种新道德最早出现在1896年谭嗣同的《仁学》中。虽然该书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但却给出了“革命”向现代意义演变的方向。谭嗣同是这样论述的：“《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苏轼犹曰：‘孔子不称汤、武’，真诬说也。至于谓汤、武未尽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谓其不当诛独夫也。……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31)谭嗣同认为传统革命观的缺点是没有摆脱家天下思想，至于诛独夫、倡勇敢任侠之风，则应是“革命”所具之内涵。这部名著所提倡的烈士精神，无疑是给出一种革命牺牲观；即革命牺牲精神是要奉献给一种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个人新道德。那么，这种新道德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仁学》的宗旨是通过重新解释“仁”，来论述“平等”这种新道德。众所周知，“平等”作为扫除差别、破除伦常等级的代名词，为佛老所提倡，在中文语境中，“平等”这个词就是随着翻译佛经而运用的。平等观念并不符合把伦常等级作为道德的儒家哲学，儒学主张爱有差等的等级制道德观，所谓均平，只是对相同伦常等级而言，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无所谓平等的。也就是说，儒学在政治哲学层面从未承认不同伦常等级的平等。正因为如此，1864年清廷翻译《万国公法》时，曾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翻译国际法中用于表达国与国之间平等的词——equality。由于“平等”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是取消等级差别，故《万国公法》将equality译为“平行”，以表达各国有各行其事之权。(32)在清代官方文献中，这种译法一直沿用到19世纪末。从这一例子可见儒学对平等观念的排斥。
谭嗣同主张用冲决网罗精神取消一切差别，达到人我相通的平等境界，即类似于佛教主张的平等，但又不是消极出世的。他这样论述：“佛其大哉，列天于六道，而层累于其上。孔其大哉，立元以统天。耶自命为天已耳；小之，其自为也。虽然，其差如此，而其变不平等教为平等则同。”他认为：“三教殆皆源于婆罗门乎？以同一言天，而同受压于天也。天与人不平等，斯人与人愈不平等。”(33)换言之，谭嗣同认为佛、儒、耶三教都可以从自身逻辑推出必须破除天与人不平等和人与人不平等的结论，所以平等应为一切宗教之最终价值。用谭嗣同的话讲：“三教不同，同于变；变不同，同于平等。”(34)
谭嗣同把解除一切束缚、破除一切差别之状态称为“通”，它是平等的最高境界。在《仁学》中，谭嗣同并没有具体讨论“通”和“革命”的关系。但是我们认为，从观念意义结构来讲，从“通”到“革命”只有一步之差。那么，平等和革命又是什么关系？如果将“革命”理解为彻底变革，人通过解除束缚使自己道德不断向前进步，那么革命则不仅是达到平等的手段，而且还代表了破除一切差别、冲决一切网罗的无束缚状态。因此，作为必须包含个人身体力行的新道德，革命比平等更为妥切。因为它既包含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亦给出了达到目标的手段，即革命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新道德。谭嗣同之所以没有把革命与平等直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士大夫，还是从传统意义上去理解“革命”一词的。不过，谭嗣同与当时主张改良维新的士大夫否定革命不同，他已经开始肯定革命的正当性。
1903年后，革命和新道德的关系开始被全面建构。首先，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相联系，排满革命作为民族独立必经之途，自然具有道德含义。这就是我们前引邹容《革命军》中的“黄帝子孙皆成华盛顿”，即是将争取民族独立、平等，视为每个人都应该而且可以去实行的新道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追求平等，也是把平等与革命紧密相联系，在《天义报》发刊词中，曾出现对平等和革命这些新道德作出的全面论述：
地球之上邦国环立，然自有人类以来，无一事合于真公。异族之欺陵，君民之悬隔，贫富之差殊，此咸事之属于不公者也。……由是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遂为人民天赋之权。然环顾世界各邦，其实行种族革命者尚占多数，若政治一端，虽实行共和政治者，犹不能尽人而平等，经济一端更无论矣。试推其原因，则以世界固有之社会，均属于阶级制度，合无量不公不平之习惯相积而成，故无论其迁变之若何，均含有不平之性质。……非破坏固有之社会，决不能扫除阶级，使之尽合于公。顾今之论者，所言之革命，仅以经济革命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35)
在上述论述中，首先认为自有人类以来一切不道德的根源皆因差别造成，这些差异包括阶层差异、种族差异、男女阶级差异，带来种族压迫、君主特权、贫富差异、政治和经济不平等。这样，以消除不平等为目的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就有了属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然后作者进一步指出，进行上述革命后，并没有达到完全平等，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故只有破除男女不平等的性别革命，才能建立一个代表“真公”的道德世界。
将上述逻辑进一步延伸，则可得到破除儒家伦常等级为新道德的结论。儒家伦理以家庭为中心，男女有别、夫为妻纲本为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此外，它主张一种爱有差等，也就是父子、兄弟、夫妇处于不同伦常级别等级制的道德观。如果把破除一切等级为新道德这一思想贯彻到底，必定得到取消家庭、彻底反对儒家伦理为新道德的结论。这正是革命所包含的新道德价值的进一步展开。而1907年前后无政府主义者的“毁家论”正是上述革命观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其论述如下：
社会万事，赖人而成，人之孳生，实由男女。故今日欲从事于社会革命，必先自男女革命始，犹之欲改造中华，必先逐满洲，而后众事克举也。否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顾此失彼，鲜克有济矣。顾一言及男女革命，则群疑众难因以横生。然我辈既提倡此事，亦不可不筹及拔本塞源之计。其计维何？则毁家是已。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羁糜，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丛生……况今后世界大同，人人行踪自由，必不能如上古之世，老死不相往来。且人类平等……土地属之公有，无此畺彼界之分……故自家破，而后人类之中，乃皆公民无私民，而后男子无所凭借以欺陵女子，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36)
为了将这种代表新道德的毁家论与传统佛老的出家相区别，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他们的入世有为精神，而反抗压迫、解除束缚的革命就是这种有为入世精神的最佳写照。在此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已将革命和破除私有制、取消家庭相联。
中国佛老哲学一直主张取消差别限制，我们在前面谈到，佛教经典中没有使用过“革命”这个词，这是因为佛老主张解脱和消极无为。一旦将有为的入世精神注入佛老哲学，革命的道德含义则自然显现出来。所谓有为入世精神和佛老平等价值结合，实际上是用积极入世精神去反抗纲常名教、冲击儒家伦常等级以及种种差别限制所织成的网罗，这与谭嗣同的烈士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不仅刘师培、师复、章太炎等人的革命言论中存在上述逻辑而具有某种老庄、佛教色彩，辛亥革命前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被称为“金刚性的革命党”。(37)就连五四新知识分子的革命论述，都与入世式的佛老思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例如，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曾区分积极革命和消极革命，将法兰西革命称为积极革命，而中国人为消极革命派，老庄为其代表。(38)朱谦之甚至用革命来概括其积极出家的主张，说他去西湖当和尚本志是要进行革命。(39)我们曾把以入世有为精神破除一切差别、以类似于佛教式平等作为新道德称为拟佛学，(40)这也是中国现代革命观所蕴涵的道德性质。现在我们将中国这种追求新道德，也即追求新天道为核心的革命观念，定义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
10.4 改革的失败和革命的兴起
正当中国革命观念因排满民族主义兴起、吸收西方revolution含义，并和新道德相联之际，大量留学生东渡日本，把日文中的革命观念带回中国，开启了中日革命观互动的新时代。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日本翻译来了解西方revolution的意义，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革命观念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革命观念的整体结构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他们很快就发现中日革命观的不同。为此，1902年梁启超曾专门写“释革”一文，主张用“变革”来翻译revolution。他说：
“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省文下仿此〕之意也。……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41)
“释革”一文一开始就指出日本用“革命”译revolution是一个错误。因为在中文语境中“革命”一词蕴涵易姓和改朝换代的意思，而revolution只是指彻底变革，和易姓与改朝换代关系不大。为了与彻底根本变革相区别，梁启超提出非改朝换代式的彻底变化，这就是“变革”，并将其与reform对应。在该文中，梁启超接受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不断变化是不可抗拒的公理（当时人们曾用生物学种种“革命”以表达进化）。在此意义上，他同意对“革命”的意义作创造性运用，但和“革命”相比，他更推崇“改革”。
为了避免“革命”意义的混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进一步解释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42)文中区别了两种广义和一种狭义的“革命”，而中国历史只有以兵力向中央政府的狭义革命，这是不可取的。
梁启超主张中国需要大变革才能自存，同时又反对革命派把革命仅视为推翻中央政府。为了与革命派相区别，他才如此重视对“革命”意义的辨析。梁启超的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维新派绅士知识分子的共识。特别要强调的是，“改革”既然是把变革和改朝换代划清界线，它和“革命”的主要差异变成“改革”往往由当权者及社会精英自上而下推动。自清末至民初，由当权者（清廷或绅士）推动的改革有戊戌变法、新政、立宪和共和。这样一来，为了考察革命和改革的关系，便必须研究“革命”观念是如何普及的。
我们根据“数据库”检索，做出图10.2。从图10.2可见，1900年前，“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相当少。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其使用中有不少是负面意义的，因为在1900年前，革命尚没有正当性，维新仍是一种澎湃汹涌的新思潮。如1898年，“革命”只出现36次，同年正值戊戌维新，“变法”一词达1000余次，“维新”500次左右，“改革”约180次，都远远多于“革命”。戊戌政变的发生意味着改革的失败，1899年“革命”一词急增到140次左右，1901年更急骤上升到200余次。郭廷以把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比喻为在中国领土内的世界大战。它意味着作为改革的百日维新流产后，清廷利用义和团全面排外和反洋人的失败。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是清廷腐败、无能、卖国的象征，是革命的对象，从此，革命也获得正当性。从中明显可见，改革和革命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改革”得到普遍认同，“革命”的使用次数就下滑，而改革失败则导致革命勃兴。图10.2中，1900年以前，“改革”（含“维新”、“改良”）的使用次数明显多于“革命”。1900年以后，“改革”与“革命”同样有1903和1906年两个高峰，这对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或改革的两极化态度及大辩论。
图10.2 “革命”及“维新”（含“改革”、“改良”）的使用次数（1890～1926）
统计还表明，“革命”一词的第一个使用高峰出现在1903年，达1400次左右。这一年，邹容《革命军》问世，章太炎为之作序，“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同年6月，章太炎发表针对康有为的“驳革命驳议”，论述中国正面临维新还是革命的抉择，只有革命能救中国。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军”、“政治革命”成为《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激进刊物的常用词，成为革命派大呼大喊、热情拥抱的对象。不仅知识分子要革命，他们也向基层民众宣传，如一篇用白话写作、宣传排满革命的文章中说：“老人连连叹气道：今日不革命，我辈不但做亡国之民，又要遇着灭种之惨了！！！”(43)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提到与法国革命相关的使用次数达到200多次（参见表10.2），评价也由负面居多变为大加推崇，如一篇文章这样说：“盖法国之革命，如大江之流，由堤防遮断而溃裂也。数世纪间之积势，由法国革命始得发动之机会。”(44)另外，这一年由于俄国在庚子事变中占领了东北并拒不撤兵，酿成拒俄风潮，拒俄运动在留日学生和激进知识分子中风起云涌。知识分子自行组织拒俄义勇军，这是用行动否定清廷的合法性。当时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名为拒俄其实革命。”(45)
继1903年高峰后，“革命”一词在1906年再次勃兴，使用达2800余次。这是因为1905年11月，革命派创办《民报》，由章太炎主编，这份以宣扬革命为宗旨的刊物中，大量使用“革命”一词。陈天华在《民报》第一号上撰文论述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他说：“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46)一语道出革命对改革的取代关系。推翻旧王朝的革命一旦获得正当性，排满革命说、共和革命说也即随之兴起。
从思想史上来看，日俄战争给中国社会以极大的思想震撼。在清廷和广大士大夫的心目中，日本战胜俄国是君主立宪优于皇帝专制的明证。清廷派六大臣出国考察，准备在十二年后改为君主立宪政体。清廷的改革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大争论，主张立宪的士大夫认为革命会导致中国被瓜分，革命共和绝不可取。(47)在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看来，清廷是少数民族政权，已沦为列强的奴隶，根本无能力立宪；而且即使实行君主立宪改革，也不能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中国变更了政治体制之后，仍难以避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蕴育的社会革命。1906年革命派和立宪派进行大论战，“革命”一词的使用在这一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方面表现出论战之激烈，另一方面亦标志着革命各层次的意义从排满、共和到经济领域的彻底变革一一呈现出来。
从图10.2还可以看到，继1907年“革命”一词的使用突然下降到1600次左右，1908年又减至700余次，到1909年更减至100余次，呈锐减趋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十年。令人惊异的是，即使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革命”的使用次数仍很少。事实上，1919年前，“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一直在低水平徘徊。首先，它再一次证明改革和革命之间互相排斥。1906年清廷的预备立宪无疑是另一次重大改革，它有效地遏制了革命思潮的传播。参照图2.2，1906年“立宪”一词的使用由1905年的400次左右急遽增加到近2000多次，直追“革命”的2800余次；在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立宪”使用约800多次，远多于同年“革命”的500多次。也就是说，该统计现象再一次证明革命和改革之间存在着互相取代的关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1911年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但这一年“革命”出现200多次（主要用于指涉革命党），只有“立宪”400余次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支配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并不一定是革命观念。我们曾讨论过，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乃是由绅士公共空间扩张而颠覆王权造成，它是立宪改革必然导致的结果。故从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扩张到以共和为目的政治的实践，均可视为改革的延续。(48)1912至1917年间，“共和”的使用次数（参见此处）多于“革命”就是证据。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士大夫很少使用“革命”一词来谈1911年的事件。(49)今日人们常说“辛亥革命”，实际上，1919年前这一词出现的次数相当少。要等到1920年代，国民党为了论证自身的合法性，“辛亥革命”才成为一个指涉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的常用词。也就是说，把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说成是革命，是1920年代新道德意识形态对历史再解释的结果。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报刊文章称其为“武昌兴师”。
直到民国初年，“革命”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政治术语，而且知识分子对其抱否定态度居多。例如，梁启超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著名论文中，就指袁改变国体乃属革命，因此必须要反对。(50)1919年“革命”终于结束了十年的低水平徘徊时期，以指数曲线上升，呈爆炸性趋势。1921年，“革命”一词的使用尚只有880次左右，到1923年就大增到近2000次，1926和1927年，其使用次数更高达4000次以上。这一数据再次显示了革命兴起和改革（绅士公共空间）失败之间的逻辑联系。在中国建立类似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既是清廷在预备立宪时期的目标，亦是民初以共和为目标改革的主要内容，其推动者为城市化绅士。新文化运动因绅士公共空间导致严重社会整合危机而引发，新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信奉中学西学二分意识形态的城市化绅士是不能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他们举起全盘反传统大旗，“革命”一词作为自上而下改革的对立物，代表了社会、家庭、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秩序必须从下而上彻底推翻的意愿。革命观念随着对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肯定而勃兴，成为20世纪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基础，也是20世纪中国的新天道。
10.5 中国当代革命观的形成
戊戌后“革命”由隐变显，再由显入隐，以致1919年后再次凸显的过程，显示“革命”现代意义形成和变迁的历史结构。“革命”一词注入现代意义，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吸收西方revolution观念诸内容；二是为破除儒家伦常的逆反价值所塑造，即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三是革命正当性论证的结构。我们发现，这三个方面内容的比重和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异。由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核心是追求平等、独立（冲破网罗的有为精神）的新道德，故可以通过研究“革命”、“平等”、“独立”等关键词的关系，来分析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在“革命”新含义中的比重，从而勾画出中国当代革命观念形成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