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5
我们根据“数据库”统计了1890至1927年间“革命”、“平等”和“独立”三个词的使用次数，作出图10.3。因甲午前这三个词的使用次数都相当稀少，“革命”几乎没有被使用过，故我们可以略去1890年以前的时段进行统计。这亦形象地表明，“革命”、“平等”和“独立”这三个词的频频使用都是现代思想的产物，亦证明正是甲午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
从图10.3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1895年后这三个词的分布又可以明确区分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98年以前，虽然三个关键词开始被使用，但次数都不多，更重要的是它们无相关性。“独立”使用最多，表示争取国家独立意识之呈现，“平等”次之，“革命”一词出现次数比它们都少。在“数据库”中，1830至1899年间，涉及“革命”一词的文章共有89篇，谈到“平等”的有370篇，使用“独立”一词的文章有399篇。但同时谈到“革命”与“平等”的只有20篇，同时包含“革命”、“独立”的有40篇，而“革命”、“平等”和“独立”三个词都提到的著作只有11篇。这一统计说明在1899年前，平等、独立和革命三个观念并不存在太明显的相关性，此时士大夫所持的革命观仍是传统的。(51)
图10.3 “革命”、“平等”和“独立”的使用次数（1890～1927）
第二个阶段是1899至1917年，“革命”、“平等”和“独立”这三个关键词的使用次数及相关性大大增加。分析当时有关革命的论述，正如前面的例句所表明的，在相当多的论述中，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自立，独立为革命之根据；有部分论述直接以平等为新道德，实行革命是为了消除不平等。在这两种情况中，有关“独立”和“平等”之论述往往是被包含在“革命”论述之中的。比较图中“革命”、“平等”和“独立”三道曲线可以看出，在1903年“革命”出现第一个高峰时，“独立”、“平等”也同步出现使用高峰。再把图10.3和表10.2相对照，可以看到1903年出现最多的是“政治革命”、“排满／种族革命”和“法国革命”（三者使用次数相当），意味着在中国提倡法国革命即为排满和争取民族独立，而民族独立也就是平等的实现。在1906年“革命”达到新高峰时，从表10.2可以看到，这一年“革命”的主要意义已是“政治革命”、“革命党”和“社会革命”。所谓“社会革命”是指消灭经济分配和其他种种不平等，革命以平等为根据。1907至1908年，“无政府革命”凸显出来，成为使用“革命”一词时的主要意义。
简言之，我们可以说在第二阶段，“独立”、“平等”这两个关键词和“革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即在第二阶段部分革命表述中，人们直接以平等、独立作为新道德。这一时期主张革命的文章，有一半左右同时主张平等和独立。(52)这表明谭嗣同《仁学》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终于成熟，成为“革命”一词的重要内涵。我们称第二阶段为中西现代革命观并存，或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革命观念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1919年以后。“革命”的使用次数急增，把“平等”和“独立”远远抛在后面。对照表10.3可以看到，涉及“革命”的关键词主要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语意上并不直接蕴涵平等和独立。图10.3显示，1920年代“革命”的使用次数增加时，“独立”和“平等”并没有相应增加，失去了第二阶段所呈现的强烈和直接的相关性。第三阶段实为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和现代常识理性结合，或者说通过现代常识理性的正当性论证转化为指导社会革命的中国当代革命观念。
如果用《新青年》为案例，分析该杂志相关的知识群体对革命之认识，可以为第三阶段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形成勾画出更清晰的图画。我们之所以要单独分析《新青年》，不仅是因为该刊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而且还因为《新青年》知识群体分化以后，其左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该刊也变成中共机关刊物。因此，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念的形成，特别需要研究《新青年》。我们在第二篇文章中论证过，新知识分子出于对绅士公共空间和中学西学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之反感，主张全盘反传统主义，“革命”作为彻底和激烈变革的代名词，也受到广泛认同。这时不但“革命”指涉的对象发生变化，革命正当性的论证结构亦发生了巨变。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论证革命的正当性时，除了我们前面提过的与“独立”、“平等”相关联外，还和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公理”、“公例”等相联系。如邹容《革命军》中所言：“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53)又如，1906年一篇文章中称：“孟德斯鸠卢梭之学说，提倡革命，发明公理。”(54)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的价值已从平等和独立中分离出来，即它不再需要用平等和独立来论证其正当性；而且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已受到质疑，进化论不再是天道。这样，革命的正当性只能从新进步观推出，而这种进步观是与工业革命和科学真理相联系的，它根植于现代常识理性之中。
我们认为，一旦以工业革命和科学真理为内核的进步观成为革命正当性的根据，新文化运动前已形成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也就完成了向当代革命观念的转化。中国当代革命观由以下两个基本要素组成：第一，革命的意义是指某种彻底而急遽的变化，而且和破除一切差别这一新道德相联（这一点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相同）；第二，革命的正当性是基于促进客观物质进步（如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的进步观。换言之，革命之所以可以成为新的天道，并非因为它可以从平等、独立推出，或依靠进化论的支持；而是因为它属于科学真理的一部分。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道德价值和意义上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相同，但正当性论证结构不同，是因为科学成为论证革命正当性的根据。(55)正如我们在第九篇文章所指出的，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和现代常识等价。(56)这样一来，革命从科学推出，即意味着以现代常识（唯物论）作为自己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形成是革命价值和现代常识理性整合的结果。
为了分析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正当性论证结构，我们以《新青年》为例，统计分析“革命”一词的意义类型，做出表10.3。从表10.3可见，1919年以前（第一至第五卷），该刊“革命”指涉的内容相当广泛，与同时代其他文献类似。但到1919年以后，“俄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世界革命”逐渐成为最多的内容。也就是说，《新青年》后期“革命”一词主要含义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另外，在论述革命的正当性时，可以明确看到以下两点。第一，强调它是被科学所证明的；第二，认为它可以促进人类社会按客观发展规律向更高阶段进步。必须注意，这里的“科学”已不是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指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57)唯物辩证法既可论证彻底急遽变革，即革命和突变为合理，亦可以推出破除一切差别、冲决网罗这种新道德为正当。从此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得以合理化，并从革命诸现代含义中凸显出来。
表10.3 《新青年》中“革命”的意义分类统计
* 表10.3由戚立煌先生作出，谨此说明并致谢。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左翼知识群体信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并把这种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论证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正当性的基础，是因为这种论证结构和用进化论进行论证有着根本的差异。我们在前面讲过，五四前现代革命观念曾用进化论作为其基础，事实上，进化论只能给出革命在前进方向上的支持，而不能给中国式革命观念以全面而彻底的正当论证，更不能推出必须以革命作为人生观。正是这一点导致中国马列式革命观与五四以后中国式自由主义者革命观的不同。以往，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思想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中国式自由主义也信奉科学，并从现代唯物论常识推出人生观必须建立在科学之上；但他们并不否定进化论。一旦以进化论作为进步机制，便不能反对改良；取消一切差别和冲决网罗的革命，亦不能作为被科学真理证明的人生观。进化论认为“种”和“属”的进化，是基于个体变化和变异；因此，个体的点滴改良是进步的机制。由此，建立在进化机制上的进步观，可以承认重大变革的意义，但不会把革命进步和改良对立起来。如我们前面所说，梁启超之所以要强调革命的不同含义，就是要证明自己是主张大变革的，但不赞同造反。又如胡适，他认同唯物论和科学人生观，但相信进化论的机制而主张点滴改良，并据此反对革命人生观。(58)一旦革命的论证基础由进化论变为辩证唯物论，彻底激烈变革之“革命”就符合宇宙普遍规律，成为新天道。这时，以革命的名义可以整合各种新道德，并将其建立在普遍法则的演化之上。革命人生观一旦从科学推出，原来无法和现代常识理性整合的由逆反价值所代表的新道德就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实行革命即是要求每个人践履新道德、建构理想社会。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五四后的共产主义理想，来说明中国当代革命观的形成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分析康有为《大同书》的逻辑，可以发现康有为的终极关怀是拟佛学，并用拟佛学来为新道德建构理想社会。(59)照理说，从价值取向上看，康有为很容易接受中国式革命观，但事实上他本人却一辈子反对革命。为什么会这样？从思想史内部分析，这正是出于康有为接受进化论。他认为大同理想虽好，但社会进步只能依靠点滴改良，而不是实行突然而彻底的变革，故在康有为的思想中，革命并无正当性。一旦辩证唯物论代替进化论成为宇宙规律，在新的天道中，不仅新道德可从宇宙规律中推出，彻底而根本的变革和拟佛学式的新道德亦可以互相整合了，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就不再是乌托邦，而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这样，从辩证唯物论到唯物史观，再到接受共产主义、进一步认同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一条没有阻碍的坦途。
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实验时，号召干部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这说明五四后的共产主义理想本来就蕴涵着和拟佛学类似的道德价值，不同的只是共产主义经由辩证唯物论的论证，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了。辩证唯物论固然来自于西方，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唯物辩证法却和王夫之的气论存在着某种联系，(60)因此，拟佛学推崇的新道德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中国近代传统的现代化。正如图10.2所示，革命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是在1919年后，而其主要意义又是社会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因此，1920年以后革命观念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当代现代革命观的形成和付诸实践，国民革命开始勃兴。
10.6 暴力的正当化和斗争哲学
中国当代革命观的成熟带来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是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的正当化和斗争哲学的兴起。必须指出，本来“革命”这个词就和彻底根本改变相联系，一旦以辩证唯物论作为其哲学基础，革命的流行也意味着使用暴力为正当观念的普遍化和以斗争为人生意义的兴起。辩证法中的发展观来自于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哲学。黑格尔将任何规定性和其对立面（该规定的否定）的共存，视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将西方革命观念中的进步和求新价值纳入黑格尔的发展哲学，任何一种本质规定性的自我否定（对立面的斗争）将成为进步的原因。这时革命观念中进步之内涵就和质变，以及事物的矛盾性或内部激烈斗争等同，点滴之改良因不是质变，也就和革命对立起来。
自中国式革命观念成熟后，凡不主张革命的，就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我们来看一下与“革命”不同或相反的“改良”和“反动”两个词。“改良”这个词本身包含事物经改变成为良好之意，本来是很难赋予否定性价值的，如1903年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说法：“法兰西有改良内阁之美举。”(61)但是因改良是量变而不是质变，注重改良就是反对革命。因此对于革命派而言，“改良”成为“不要革命”的代名词，我们可以在后期的《新青年》中看到许多批判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章。这也是暴力正当化和斗争哲学兴起最明显的证据。
“反动”这个词自19世纪下半叶就在中文语境中出现，一开始是一个科学术语，用于指涉反作用和反动力，很多场合是作为中性词汇。反作用与反动力是否正当，取决于推动力的正当性。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光绪皇帝和少数维新知识分子推动，慈禧太后搞政变是对改革的反动，如1901年梁启超所说：“清议报起于戊戌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今上皇帝百日维新之志事，忽大挫跌，举国失望，群情鼎沸。自兹以往，中国遂闭于沉沉妖雾之中，其反动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已。”(62)随着推动力指涉对象不同，“反动”有时指对代表外国人入侵的反抗，其意义又是正面的，如梁启超曾这样论述：“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反动之潮，至斯而极，过此以往，而反动力之反动力起焉。”(63)当推动力价值中立时，“反动”亦无价值倾向。例如胡适曾这样说：“我说这段话，并不是说一切学理都不配作根据。我但说：大凡一个哲学家的学说，百分之中，有几分是守着师承的旧说；有几分是对于前人的革命反动。”(64)这里“反动”和“革命”并列，没有负面意义。但是，在中国当代革命观念形成以后，强调对立面斗争的革命导致进步，“革命”作为其中正面一方，亦代表事物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反动”就代表矛盾双方斗争中阻碍进步的一方，它一定是反革命。随着1919年后马列主义革命观的勃兴、暴力正当化，“反动”一词获得确定的负面含义，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词。
马列主义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并将其运用到社会发展，提出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力量。这时，革命观念中进步的含义不仅与激烈改变、强调斗争等含义合而为一，而且与革命观念中用暴力夺取政权之意义相联，从而推出用暴力改变社会秩序具有不可取代的正当性。列宁曾将革命和暴力相联系。(65)19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阐述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分歧时，将自己视为列宁主义的继承者，指苏共放弃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来论证其背叛列宁主义。在叙述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时，《红旗》杂志的文章明确指出：“所谓革命，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66)这里的革命被等同于暴力，主张用非暴力改造旧社会则被斥为修正主义。十分有趣的是，该定义在暴力前面加了“革命”这样一个限定词。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循环定义，因为暴力斗争也是“革命”的本义之一，这样就发生用革命来定义“革命”。然而，详细分析《红旗》杂志的定义，可以发现用于限定暴力的“革命”一词，实际上是革命观念的另外几重意义。它们就是革命观念中原先包含的进步观念，即整个唯物辩证法哲学。《红旗》杂志对“革命”的定义实为暴力正当化最典型的例子。
就暴力正当化导致的斗争泛滥而言，中国式的革命观比列宁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把个人道德投向社会制度，甚至和整个宇宙秩序联成一体以形成天道的传统，我们称之为将宇宙规律、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整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结构。所谓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形成，是把拟佛学的革命道德注入天人合一结构，其后果是革命斗争成为终极关怀和修身方式，即革命人生观之形成。所谓以革命为终极关怀，一方面就是以取消一切差别为理想道德境界，代表这种革命道德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67)另一方面，道德最重要的特征是身体力行、言行合一；以这种革命道德应付诸行动，就是参加革命，并用斗争作为纯化道德意志的修身方式。把斗争和终极关怀相联系，可以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来概括。故我们亦可以称革命人生观为斗争哲学。
斗争哲学把革命斗争作为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意味着将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斗争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斗争同时也就成为纯化无产阶级道德的修身方式。毛泽东据此发明一种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让广大党员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纯化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以达到革命目标。也就是说，基于这种中国式革命观念，通过发动批判对立面来进行外部和内部的革命斗争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从此，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成为中国革命展开的有效方式。这是一种中国式的革命观，它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从1940年代毛泽东思想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在建立政权之后，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党内路线斗争，也发动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推行的。也就是说，斗争哲学和批判对立面的修身运动，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展开的整个过程中，这正是中国式革命观念实行的逻辑。(68)
本文剖析中国式革命观念的形成及其整体结构，一方面是为了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接受马列主义的本土思想根源，另一方面是想强调中国式革命观和马列主义革命观念的区别。马列主义的革命观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中国式革命观中阶级斗争不仅具有上述意义，它还是新道德，是纯化道德意志进行修身的核心。由于这种新道德是终极关怀，所以它不会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停止，而会随着道德教化而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批判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狠批私字一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中国，而没有出现在苏联或其他国家，其原因正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式的马列主义。其核心中国式的革命观念有着与儒学传统一脉相承甚至更强烈的追求高尚道德色彩，把造就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看成是红旗永不落地的最后保证，这样才会发生“文革”这样要求把每一个人改造成无产阶级圣人的运动。
10.7 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顾总结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当代革命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了。只要撇开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到，革命观念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中一直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中国传统革命观念转化为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归为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所谓选择性吸收，是指中国文化不改变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从自身的意义来想象并接受外来观念。如中国传统“革命”的意思是改朝换代。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没有被质疑，“革命”一词很少在政治文献中出现，士大夫使用这个词时大多用于描述动乱、易姓等传统含义。即使用它来译revolution，亦是用中国传统社会的改朝换代来想象法国大革命，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选择性吸收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选择性吸收的尝试，它实为中国社会在保持其传统组织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之努力。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必定被学习阶段所取代。
第二个阶段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和逆反价值注入传统观念的结构。所谓学习，是全面或部分引进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和价值，它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经的阶段。1898至1915年，“革命”一词摆脱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意义，获得西方革命观念中进步、彻底变革、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等种种现代含义。在第二个阶段革命观念所获得的诸种新含义中，某些意义是中国特有的，这就是逆反价值成为革命的含义。如来自谭嗣同冲决网罗、将破除一切差别视为新道德，成为“革命”的新意义。正如我们在第二篇文章所说，第二个阶段是儒学部分退出公共领域，中国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观念层面上的表现。
第三个阶段是“革命”的各种意义重新依据某种模式整合为一种整体，它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中国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失败，导致中国新知识分子对前一段学习结果进行反思和重构。辩证唯物论代替进化论成为新的天道，这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获得科学的支持和合理化、用马列主义语言表达的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当代革命观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基础。所以说中国当代革命观既不等同于西方，也与马列革命观有别，它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在西方冲击下的变构。这样，第三个阶段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对西方革命观念的重构。五四以后，形成了以中国当代革命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并且重新实现社会整合，中国也由以儒家伦理为根据的传统社会演变为由革命意识形态统摄一切的政党—国家。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本是中国文化对王朝更替的自我意识，而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兴起则是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失败的产物，由农民革命来实现社会再整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机制的变种。我们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论述了新意识形态如何再次整合中国社会。因为革命在中国当代思想中相当于新道德，革命意识形态把中国组成一个超级科层社会和革命道德共同体时，必定是斗争哲学的张扬和批判对立面群体修身运动的大规模展开。
认识中国现代革命观形成的三个阶段，对理解中国当代思想的形成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极为重要。因为一谈到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通常都会将其看作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问题上尤其如此。学者谈到当代政治观念，通常都将其视为起源于西方，中国当代思想的形成似乎应该是一个纯粹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从我们分析中国式革命观的起源和形成，却可以看到，它也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用发愤图强、积极有为的精神去破除儒家伦常等级与差别，它亦表现为儒学入世精神与佛学平等价值之结合。新道德意识形态之所以能用来实现社会整合，是源于中国在学习西方制度的过程失败、不得不借助传统文化本土资源，从而使中国当代革命观念成为社会整合和现代化动员的巨大力量。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和西方以及俄国革命的种种差别，还可以通过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兴衰理解革命和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关系。西方革命观念含有对进步之推崇，对彻底、整体变革旧秩序的肯定，本是启蒙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列主义革命观的兴起更是对19世纪西方现代思想危机的响应。中国当代革命观和马列革命观的差别，特别是中国当代革命观在20世纪盛极一时，反映了西方冲击下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机制与传统社会王朝更替的现代变构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
20世纪末，随着共产革命的衰落和对集权主义带来灾难的普遍认识，与彻底变革相联系的激进主义革命观念也开始受到批评，“告别革命”似乎成为20世纪末的普遍潮流。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否定文革、推行改革开放，似乎是世界性告别革命的一部分；然而，只要我们着眼于中国式现代（或当代）革命观念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差别，就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提出的问题或许更为深刻。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核心是斗争哲学和革命人生观，它以取消一切差别这种新道德为终极关怀。事实上，正是斗争哲学泛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暴露了中国式革命新道德和做无产阶级“圣人”的不可欲，才导致中国当代革命乌托邦观念的解体。
20世纪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全社会面临道德危机和难以遏制的腐败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人生观作为一种新道德，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特有的现象，它是宋明理学追求天理世界的现代表现。这向我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人可以在社会制度变革层面告别激进革命，但是否可能在道义上特别是道德境界层面“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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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以“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为题发表在《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十三期（2005），页1—51，作者金观涛；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修订，增加了分类统计表和例句。
(2)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一书，是目前为止对中国革命观念作最详细考察的著作，但该书并没有对中西革命观念的差别作系统研究。
(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三篇下，页107。
(4) 《周易》“乾”卦“各正性命”之语，孔颖达疏为：“命者，人所禀受。”《周易兼义》，卷第一，页10—11。“说卦”中这样论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王弼注：“命者，生之极。”《周易兼义》，卷第九，说卦传，页183。《左传·成公十三年》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春秋·左传注疏》，卷第二十七，成公十三年，页460。《毛诗·周颂》：“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郑玄笺为：“命，犹道也。”《毛诗注疏》，卷第十九，引自《十三经注疏》，第二册，页708。
(5) 《周易注疏》，卷第五，“革”卦，页111。
(6) 我们可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二程是不同意“王者革命”说的，他们曾这样论述：“元年标始年耳，犹家人长子呼大郎，先儒穿凿不可用。或言绝笔后，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时唯可尊周，孟子时方可革命，时变然也。前一日不可，后一日不可”。朱熹编：《二程外书》，卷九，春秋录拾遗，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六百九十八册，页321。二程认为，孔子时代周祀未绝，所以不存在革命的理由；而孟子主张革命是因为他所在的战国时代，周祀已绝，“世衰道不行”；即在道统灭绝、尚未建立之际，方可革命。道统未绝、或者重建道统之后，都不存在革命的理由；所以才有“前一日不可，后一日不可”之说。十分有趣的是，明代吕楠在解释二程的革命观时，将其注为“革命在人心上看”。吕柟：《二程子抄释》，卷七，王苹春秋录第二十六，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六百九十八册，页204。他将革命的根据归为人心，在明末清初“心”是和气有关的概念。因此，也可以说“革命”开始和“气”发生了联系。
(7)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页202。
(8) 佐藤亨：《幕末、明治初期语汇の研究》，页396。
(9)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页30—36。
(10) 黄遵宪曾这样写道：“五月盗刺参议大久保利通（以其变法专制故也。凶徒石川县士岛田一郎既就缚，犹自鸣得意曰：吾为国除害矣。先是明治二年参与横井平四郎为十三津川乡士所要杀横井盖尝主张革命论者，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亦遭刺杀。凶徒怀书自首，乃责其练习西洋兵法云。）”黄遵宪：“国统志三”，《日本国志》，第一，卷三，页46。
(11) 何如璋：《使东杂咏》（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119。
(12) 例如我们可看到如下议论：“第日本自维新以来，儒教所重孝弟之道，废而不讲”。张坤德译：“某报馆访事与伊藤问答节略”，《时务报》，第四册（1896年9月7日），页16。
(13) 梁启超：“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续第七册）”，《时务报》，第八册（1896年10月17日），页2。
(14) 程起鹏译：“日本三十年间米价涨落情形”，《实学报》，第十二册（1897年12月14日），页11。
(15) 梁启超：《自由书》，页24。
(16)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1898年1月底），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一，上册，页222。
(17) 古城贞吉译：“欧洲党人倡变民主”，《时务报》，第十册（1896年11月5日），页29。
(18) 古城贞吉译：“政党论”，《时务报》，第十七册（1897年1月13日），页23。
(19) 无涯生：“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第三十一册（1899年10月25日），页1—3。
(20) 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1898年7月），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一，上册，页308。
(21) “万国平和同开盟说源流考”，《清议报》，第十五册（1899年5月20日），页9。
(22)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页109。
(23) 转引自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102，注释1。
(2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页223。
(25)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三，页662。
(26) 梁启超译：“佳人奇遇”，页103。
(27) 梁启超：“自由书”，页33。
(28) 无涯生：“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第三十一册（1899年10月25日），页2。
(29) 树立山人：“尊革命”，《清议报》，第九十四册（1901年10月12日），页17。
(30) 邹容：《革命军》，页651。
(31) 谭嗣同：《仁学》，页343—44。
(32) 在传统用法中，“平等”也指级别相当，“平行”也有近似含义。
(33) 谭嗣同：《仁学》，页333。
(34) 谭嗣同：《仁学》，页334。
(35) “《天义报》启”，《复报》，第十期（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818。
(36) 汉一：“毁家论”，《天义报》，第四期（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916—17。
(37) 朱谦之：《革命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
(38) 吴虞：“消极革命之老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1917年4月1日），页1—3。
(39)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页12。
(40)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323。
(41) 梁启超：“释革”（1902），载《饮冰室文集之九》，第四册，页40—41。
(42) 中国之新民：“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四十六至四十八号合本（1904年2月14日），页1。
(43) “痛定痛”，《江苏》，第三期（1903年6月25日），页4。
(44) 大陆之民：“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续第三期）”，《浙江潮》，第六期（1903年8月12日），页18。
(45)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四期（1903年6月25日），页2。
(46) 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一号（1905年11月26日），页48—49。
(47) 参见7.3节。
(48) 详见2.4节和7.3节。
(49) 近代史研究者常为如下问题所困惑：清王朝是被革命党武装起义推翻的，但为何1908至1911年恰恰是革命党活动的低潮？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页165—66。我们用绅士公共空间的扩张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里的“革命”一词使用次数的分析进一步证明我们提出的论点。
(50) 梁启超：“盾鼻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页85—98。
(51) 在第一阶段除谭嗣同《仁学》外，不存在有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倾向的文字。这表明，谭嗣同的《仁学》是中国式革命观萌发的最早著作。当时士大夫公认的革命观仍是中国传统意义下的易姓或改朝换代，但已开始用“革命”来指涉法国大革命。发人深省的是，以谭嗣同《仁学》为萌芽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之诞生，和用“革命”指涉法国大革命几乎同步；这无疑证明了中国式现代革命观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受到西方冲击后的变构。换言之，现代革命观念在中国有其自身的起源。
(52) 我们可以用同样方法计算1900至1911年同时包含“革命”、“平等”、“独立”这几个关键词文章的比例。“数据库”中1900至1905年间提到“革命”的文章达703篇，提到“平等”的文章为546篇，提到“独立”的有1103篇。同时提到“革命”和“平等”的有210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30％，占提到“平等”文章的38％。同时出现“革命”、“平等”和“独立”三个关键词的文章有142篇，占提到“革命”总文章的20％。这一统计证明，革命、平等和独立三个观念之出现在文本上存在直接的相关性。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统计1905至1911年的相应比例，其结果与1900年至1905年大致相同。提到“革命”的文章有667篇，涉及“平等”、“独立”的分别为455篇和889篇。同时包含“革命”和“平等”这两个关键词的有202篇，占有关“革命”文章的30％，“平等”文章的44％。同时出现“革命”、“平等”和“独立”三个关键词的文章有127篇，占有关“革命”总文章的34％。这两组比例大致相同，证明可将1900年至1911年归并为同一阶段。在该阶段有一半左右提到“革命”的文章都同时主张平等和独立。
(53) 邹容：《革命军》，页651。
(54) 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一期（1906年10月18日），页13。
(55) 统计“科学”、“革命”这两个关键词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时候科学变成革命正当性的基础，从而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数据库”中1900年至1905年间提到“革命”的文章有621篇、提到“科学”的文章有315篇，同时提到“科学”和“革命”的有92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15％、提到“科学”文章的29％。1906年至1911年间提到“科学”的文章有226篇、提到“革命”的文章有667篇，同时提到“科学”和“革命”的文章有90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13％、提到“科学”文章的40％。这说明第二阶段前期提到“革命”的文章涉及“科学”甚少，而提到“科学”的文章涉及“革命”的也不多。但1906年后两者的相关性开始增加，分析相关例句可发现，科学和革命的相关性只表现在将科学视为革命，但科学并非革命之根据（除无政府主义者外）。而在《新青年》杂志中，1915年至1918年间提到“革命”的文章有145篇、提到“科学”的文章为173篇，同时提到“科学”和“革命”的文章有43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30％、提到“科学”文章的25％。这个比例与1906至1911年相差不多，到1919年至1926年间提到“革命”的文章有314篇、提到“科学”文章达208篇，同时提到“科学”和“革命”的达147篇，占提到“革命”文章的47％、提到“科学”文章的71％。这一统计表明1919年后提到“革命”的文章中四成涉及“科学”，而提到“科学”的文章中居然有七成是论述“革命”的。这是前两个阶段不可思议的现象。再进一步分析这些文章，可发现上述统计说明新文化运动后期，科学已成为革命的理论根据。
(56) 参见本书第九篇文章：“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57)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典型性的论述：“依马克思经济学说看来，社会主义是始于空想而成为科学。而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底学说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又是始于行动的社会主义而成为实行的社会主义。”山川均著，李达译：“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1921年5月1日），页2。
(58) 金观涛、刘青峰：“试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页167—200。
(59)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论证的出发点是人生之苦，这与佛教的思想很相似。佛教把苦之根源归为“无明”，即人的意向性指向对象。而康有为完全肯定意向性，甚至赞扬入世有为的精神，他把苦的根源视为规定性的存在，即规范限制和各种差别。康有为将其归为九界（也就是九大差别），那么救苦之道就是要积极去破除这九界。康有为这样论证没有苦的理想社会：“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康有为：《大同书》，页102—103。这里理想社会形态完全由取消一切差别这一新道德规定，它是拟佛学道德价值的社会投射。
(60)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288。
(61) 辟支：“宪政发达史”，《浙江潮》，第八期（1903年10月10日），页10。
(62) 任公：“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页6。
(63) 任公：“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页7。
(64) 胡适：“旅京杂记”，《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页253。
(65) 列宁在解释考茨基（Karl Kautsky）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说：“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另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中说过：“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页224。
(66) “列宁主义万岁”，《红旗》，1960年4月16日。
(67)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页275—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