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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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以“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为题发表在《二十一世纪》，总第八十二期（2004年4月号），页24—35；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订。
(2) 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上册（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页1—9。
(3) Joseph T. 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defined，Modern Asian Studies 4，No. 1（1970）: 63-81.
(4) 吕实强：“巴黎和会冲击下国人的反应（1919）——兼论五四运动的本质”，载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页457—97。
(5) 这方面早期的论述可见Benjamin I.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7-27。
(6)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三号（原第八十五号）（1906年8月20日），页3。
(7) 如经常可见如下言论：“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吾人而沉沦于异族之下，宁有幸理，国力不振，人人可得而侮，孰为我亲孰为我疏，有强权无公理，此世界之公例。列强对我固无厚薄之可言，而意以为亲为疏者，乃真梦呓。”抚瑟：“青岛回顾记（续）”，《大中华》，第一卷第四期（1915年4月20日），页3。
(8) 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第1版。
(9) 除了表11.1中提及的事件外，按提及多寡还有如下事件：童工、二月革命、日俄战争谈判媾和密约、实业／工业革命／革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革命、普法战争／之战、宪法草案（含天坛宪法）、农奴解放、女权运动／女子革命／妇女革命、护国军、十字军、癸丑之役／革命／政变、戊戌政变／变法／变法维新、罢黜百家、日本／明治维新、中日战争／甲午战败／甲午之役／马关条约、日皇加冕、马赛大会、俄土战争、匈牙利革命、海牙会议、柔鲁会议、共产国际大会、禁酒运动、北美／美洲独立、英国革命；偶尔提及的有：护法之战、远东会议、斯托克霍摩会议、锡黑暴动、三教之争、汤武革命、田地运动等。
(10) 原则上讲，一切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都应加以考察。当然，使用次数愈少愈不重要，故本文仅考察表11.1所列出的事件，而忽略其他事件。
(11) 同样的分析定位适用于“华盛顿会议”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12) 关于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详见10.2节；关于中国当代革命观念的形成详见10.5节。
(13) 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1月15日），页5—6。
(14)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页2。蔡元培讲得更清楚：“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蔡元培：“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二）劳工神圣！”，《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15日），页438。
(15) 高一涵：“罗素的社会哲学”，《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年4月1日），页1。
(16) 另外，可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页31，图2。
(17) 详见7.4节。
(18) 详见7.3节。
(19) 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15日），页450。
(20) 转引自北京大学档案馆整理，陶英惠著：“蔡元培与五四爱国运动”，注释1，www.dag.pku.edu.cn/erjimb/pageshow.asp?articleid=594。
(21) “学界风潮愈闹愈大”，《晨报》，1919年5月20日，第2版。
(22)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1919年5月26日），第1版。
(23) 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页414。
(24)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页607。
(25)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页851。
(26)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页848、850。
(27) 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页31，图2。
(28) 参见本书第十篇文章：“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
(29)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页20—21。
(30) “《觉悟》的宣言”，《觉悟》，第一期（1920年1月），页1—2。
(31) 二八：“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觉悟》，第一期（1920年1月），页12。
(32) 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509—10。
(33) 恽代英：“未来之梦”，载《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228—48。
(34)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页361—496。
(35) 陈独秀：“随感录（一〇〇）：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页3—4。
(36)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1921年4月1日），页3。
(37) 例如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才渐渐接近民众，接近那真正要自由的学生会，真正要平等的海员工会等。国民党到现今方才开始走上民主主义的路，渐渐想代表平民群众而抗争，行真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党，首领制个人主义的义侠策略——哥老同盟会的祖传，如此而已。现今国民党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倾向，也祗是因为社会中实际上有了学生、工人、商民等的运动，——‘社会的物质’已经稍有端倪。”屈维它：“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二期（1923年12月20日），页99。
十二 “科举”和“科学”
——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1)
如果说思想离不开语言，观念的传播离不开关键词，那么，语言的形成和某种关键词在使用的定型过程中一定蕴涵着思想和观念变化的痕迹，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找到和用什么方法找到它。
1905年，中国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自此，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走上了不归路。我们在本书第九篇文章中，论述了废科举与“科学”一词取代“格致”的关系。(2)现在再就“科举”和“科学”两个关键词撰文，是因为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取代过程，为利用数据库方法探讨重大社会事件与观念转化提供了极好的案例。
12.1 从一项统计发现讲起
历史学家在讨论废科举的原因时，差不多都会谈到这一制度不能选拔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它是引进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特别是科学知识系统的巨大障碍。
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细致地考察一下“科学”取代“科举”的术语转化，就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个不易发觉的悖论。
如前所述，现代汉语“科学”一词是science的翻译，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knowledge）；(3)但“科学”一词在中文古已有之，其原意本来就是“科举”或“科举学校”的简称。(4)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科举制主要是为朝廷培育、选拔符合儒家意识形态官僚的制度，它与单纯求知的关系并不那么大。历史上，自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士大夫一直用“格致”来翻译西方science，“科学”取代“格致”发生在20世纪初。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最终会选用“科学”这样一个本意是指涉“科举”的词来表达西方的science呢？学术界的解释是：日本早在1870年代将science译成“科学”，20世纪初正是日本留学生将大量日译词带到中国的时期。事实真是如此简单么？
早在2004年写作“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时，有一项统计结果就引起我们的注意。关键词统计分析表明，1895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用“格致”指涉西方science，“科学”取代“格致”是突然发生的，突变点在1905年。从此，“科学”成为science的唯一译名，“格致”一词迅速消失（参见此处）。一般说来，语言变迁是缓慢的过程，很少看到突变现象。结合我们以前的研究，普遍观念的巨变通常都和重大社会事件有关，190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变呢？这就是1905年9月中国正式废除传统科举制度。于是，我们在该篇文章中指出，“科学”取代“格致”和废科举同步，意味这一取代过程与废科举制绝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推测，正因为在中文中“科学”本意与“科举”相关，虽然这一意义今天已被遗忘，但是在当时，士大夫是知悉这一点的，故在废科举之前，用指涉“科举”的“科学”来译science应该存在着障碍。相反，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制，才可以在19世纪末就采用“科学”一词来译science。
必须注意，上述假说的一个要点是：废科举这一重大事件，在语言传播层面为“科学”取代“格致”扫除了障碍，其前提是“科学”与“科举”的意义相关在清末民初尚没有被社会遗忘。如前所述，直到1916年，还有学者指出，“日人译制名词，不能不沿用吾国故语。然而，一名既成，既别为新义”，“科学不能因其用科举学校之字，而谓经义试帖之属，皆即赛因士”。(5)显然，这些议论就是针对那些熟悉“科学”为“科举”古已有之的意义的传统学人而发的。
既然20世纪初中国学人是了解“科学”本意是指涉科举的，那么，这无疑加剧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悖论：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用一个本来被认为是阻碍science发展的词“科学（科举学校）”来表达它？这就使得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日本对science的译法成为一个思想史问题；也就是说，为了研究中国为何用“科学”译science，还必须深入剖析中国文化在西方冲击下内部变迁的机制，特别是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的原因。
12.2 “科学”取代“格致”
据日本学者研究，明治七年（1874）西周连载于《明六杂志》的论文〈知说（四）〉是日本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源头。西周在文中一般称“学”为science，也有“所谓科学”之语，明确使用“科学”一词。(6)而铃木修次的研究发现，与西周同时期，“科学”一词已经普及。他把福泽谕吉刊行于明治五年的《学问のすすあ》〈初编〉（即福泽谕吉《劝学篇》）中，提到“一科一学”当作“科学”一词诞生的出发点。铃木还认为，康有为在1898年的《戊戌奏稿》的“若其设师范，分科学”中，“科学”乃分科之学，与福泽“一科一学”和西周的“所谓科学”讲的是同一个意思。(7)如果上述考证正确，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这种意义。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科学”的意思都是由“科”字引申出来的。“科”是个多义词，是指品类、等级和课程或业务分类，(8)如《孟子·尽心下》：“夫予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9)由此可见，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使用了其“课程或分类”之意。在中文中，“科学”则包括上述用法的多种意义，科举之意来自于“分科目而举”，是指为选拔后备官员所设科目或等第，即分科取士。换言之，中、日两国都同样存在用分科之学来译science的可能，如1880年，张德彝就曾经用过“外科学院”一词，(10)1887年，《日本国志》中也有“争译西书，……以为生徒分科学习之用”的句子。(11)只是由于日本从来没有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科学”意义相对单纯，明确指“分科之学”；故用“科学”一词指涉science首先在日本普及，而中国则在废除科举制后才能广泛采用这种译法。
统计分析也表明，“科举”和“科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互相排斥的状态，而是存在着意想不到的互相依赖关系。让我们进一步分析图9.2，从中可见，1901至1905年间，不仅“科学”与“格致”两个词并存，而且这两个词的使用次数都达到差不多的高峰。(12)值得注意的是，1901年正好是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最重要的举措是兴办新式教育，1901年12月清廷定出《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把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与科举功名作出对应的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奖掖新式教育人才。(13)这四年正好是新旧学制并存的时期。那么，“科学”和“格致”两词共同出现使用次数高峰，与当时新学堂和科举制的并存，似乎并不是巧合。因此，只有揭示出这两个词汇之间的联系，才能理解“科学”和“科举”之间更深层的关系。
为此，我们使用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先通过“数据库”检索，找到一篇文章中同时使用“格致”和“科学”，或同时使用“科举”和“科学”的例句，然后再分析这些文章中这两组关键词使用中的意义差别。因为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用这两组关键词的作者，一定是把这两个关键词视为两种意义，不可以互相取代。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挖掘观念转化过程中在今日已被遗忘的意义，从而发现观念转化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联系。
我们先分析一下同时使用“科学”和“格致”的文章，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章中，是将“科学”理解为分科之学的总和，而“格致”只是分科之学的一科，多指物理，如“天下学问最优之国，不外英美德法。……今将加刺宽尼省大学校所授之科学，胪列于左。……一格致Physics……以上所举科学也，每科又分数种，或数十种”。(14)第二类文章中，“格致”特指物理学，而“科学”意思是指新学堂的内堂学科建制，使用“科学”古已有之的“分科之学”的本意。如当时新学堂章程中这样写着：“第三条 预备班六年毕业，其课程为德文、各国历史、各国地志、算学、植物、动物、格致、化学等”，“第十条 本堂除教授内堂科学外，就学堂附近设游戏运动各场以练习体操”。(15)在共享“科学”和“格致”两个关键词的文章中，以第一种情况居多；第二种“科学”指在新学堂学科设置方面也很常用，但以往多被忽略，应予特别注意。
再来分析一下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运用“科学”和“科举”这两个关键词的情况，我们发现如下两种类型：第一类文章中，“科学”是指science，“科举”和“科学”是对立的，如：“拟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16)这类例子是人们较熟悉的。第二类文章中，在谈“科举”时也同时谈到“科学”；“科学”和新学堂联用，往往指新学堂设置的学科：“厥后士子研经，以科举为目的，而圣贤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道，几疑空谈，上下交习于欺罔，教化式微矣。……益以近年日本通用之法学通论，比附我国情形，为详备之讲义。责成各省提学使，分饰官立民立学堂，一律通用，定为学堂第一注重之科学，或者迷途未远，返道有期，全国人格之增进，庶可俟乎。”(17)又如：“即如我国三年前或见他人有数月程度之科学者，即推之为教育家。……再不然，则必反对文明，奏章交阻，虽科举亦不能废矣。”(18)其中“有数月程度之科学者”，是指受过几个月分科训练的人。新学堂分科教学的特点，正是第二类文章提供了“科学”曾和“学堂”有紧密关系的证据。
由此可见，当“科学”用于译science时，因在中国“科学”本意有分科之学和科举学校的两重意义，这就造成了比日本复杂的纠葛。第一，“科学”在科举学校的意义上，它和science是存在矛盾的；第二，“科学”在分科之学的意义上，以及包含选官前的人才培养和储存人才的“学校”之意，又是可以和新式教育的“学堂”结合在一起，这又是有助于人们接受其用来译science的。
明白了“科学”与传统科举学校和西学science的复杂纠葛，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图9.2。从图9.2可以看到，在1906年“格致”一词被“科学”取代、迅速消亡前，它曾是一个很常用的词，甚至在废科举的1905年，其使用次数也曾达到一个高峰，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自1901年清廷在新政中大力推行办新学堂，由于分科学堂的普及，因此，用分科之学来指涉science得到强化，造成“科学”一词的广泛使用。这一时期，无论作为分科中一门的“格致”（特别指称物理科学这门重要学科），还是儒学中对西方科学译名的“格致”，这个词都是不能取消的，这就导致“科学”和“格致”两词都呈现使用次数高峰。
由于新学堂是分科学习，强调人才培养的专门化；而科举制注重儒家意识形态标准和传统中学，因此这不仅是教学内容的差异，而且是两种互相对立的选拔人才方式。新学堂如生产线般培育出大量专业化现代知识分子，而科举学校只是储备少数作为预备官员的文化及道德精英。传统中国的官僚人数很少，而新学堂毕业的学生愈多，清廷把新学堂学历和科举功名对应的承诺就愈难实现。这种尖锐对立的后果，必定是科举被现代教育体制冲垮，这就体现为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这就是图9.2中继“科学”与“格致”共同出现使用高峰之后，“科学”突然彻底取代“格致”的原因。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旧知识群体的消亡，“科学”在中文中的原意之一（科举学校）也就被人遗忘；人们只记住“科学”与“科举”相对立的含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图9.2所揭示的“科学”取代“格致”，是两种不同的选拔人才制度，即新学制（学堂）取代传统（科举学校）在语言学上留下的证据。
12.3 “学堂”与经世致用
在古代文献中，“学校”和“学堂”都是指教育机构，但“学校”远比“学堂”更为常用。原因正在于学校本是属于科举制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的科举制，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选官制度；而识字、学习经典、做文章和考证都需经过学习训练，故学校在科举制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功能。《明史·选举志》是这样解释科举和学校的：“〔天下人才〕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并明确指出：“科举必由学校”。(19)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校是官办的，它不可能如私塾、书院这类民间办学形式般普及；而且，在以儒家意识形态选官的制度中，学校也不强调分科，它作为储备科举人才的功能往往大于教育功能，故其教育功能也在退化之中。正如王德昭所说：“在科举制度下，无论国学或地方学，终皆丧失其教育的功能，而成为应试和入仕的准备之所。因为科举所重在时文，所以学校也以时文课士，浸至书院亦然。”(20)
传统中国“学堂”大多指和科举无关的教育机构。自1830年代以来，“学堂”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多，一开始，其多用来指涉外国人办的学校。(21)从1860年代起，洋务运动时期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学堂”也专指培养掌握某一种西方技艺和事务的学校。检索“数据库”可以看到，把“船政”、“矿务”、“水师”、“武备”、“农商”等词置于“学堂”一词前，可以组成各类专门学堂的名称，而这些学堂都是与科举制完全无关的学校。可以说，这些学堂是在经世致用影响下的培养有西学知识和技艺专才的新式教育形态。当时，办洋务的大臣很重视这些学堂，如1867年沈葆桢在一个折子中说，“臣又惟船政根本在于学堂”，(22)揭示出当时高层官员认识到国家欲达船坚炮利、富国强兵之目标，传统科举学校已不能胜任。随着这类学堂在19世纪末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它与科举制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如戊戌维新期间，不少人提出罢科举、取才于学堂；他们指出，科举制的存在造成新学堂无法吸引人才，如有人说：“是科举仍有幸进，而学堂仍属虚设矣。请饬暂停科举，专取才于学堂。”(23)又如：“变科举以崇学堂，求时务以实学堂。”(24)在“数据库”文献中，“学堂”与“科举”并用时，都是互相对立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经世致用、富国强兵思潮兴起，“科举学校”中的“学校”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功能亦必定得到强调。故在19世纪，“学校”仍是一个常用词，也常用于指某类外国学校。(25)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废科举之议论中，“学校”有时也作为“科举”的对立面，例如有这样的议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6)因此，在指涉新式教育意义上，“学校”可以与“学堂”的意思相近。但毕竟学校和学堂不同，它与科举制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的。梁启超说得很清楚：“古者科举，皆出学校。学校制废，而科举始敝矣。”“故科举合于学校，则人才盛；科举离于学校，则人才衰。有科举无学校，则人才亡。”(27)严复曾这样讲：“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28)其中，“学校”指的是旧制，是变通的对象；而“学堂”则与“西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学校”的用法不如“学堂”那样单纯地一概指称新式教育机构。
正因为“学校”与“学堂”的意义有上述差异，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考察这两个词的使用情况。图12.1为1860至1924年间“学校”和“学堂”这两个关键词的使用次数统计。从图中可明显看到，在1860年代以后，“学堂”就和“学校”并存使用，“学堂”作为经世致用的新形态，使用次数较多。这两个词使用次数的突然增加，都是发生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其中，由于“学堂”无一例外的与西学相关联，戊戌变法时其使用次数急增，远远超过“学校”。从图中还可以看到这两个词的使用的另一个高峰，就是在1901年开始普及新式教育以及废科举前后。1902至1910年间，“学校”和“学堂”的使用次数相当接近，随着新政的展开，清廷的政策导向是明确用学堂代替传统学校，这一时期也发生了“科学”对“格致”的取代。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学校”的传统意义因失去制度支持便逐渐被人遗忘，“学校”和“学堂”已无区别。我们可以看到1910年以后“学校”的使用次数又超过了“学堂”。从此，作为过渡形态的“学堂”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反而不那么常用了。
图12.1 “学校”、“学堂”的使用次数（1860～1924）
12.4 再谈废科举的原因
现在，我们可以勾画出“学校”、“学堂”和废科举的关系了。在洋务运动时期，出于注重经世致用和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需要，由官方拨款兴办了若干培养造船、开矿、军事等方面专门人才的新学堂，但官办学堂培养的人才远不够用。张之洞在1895年上折子，提出“宜广开学堂”，原因是“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由于立学”，“今外洋各国与我交涉日深、机局日逼，如我仍持此因循之习、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艺，断不足以御之。应请各省悉立学堂。”他指出这些学堂的学习内容是“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问题是找什么老师来教这些专门学问呢？他提出两个办法：一是请“外洋名师教习”，二是大批派人出洋留学。(29)
甲午战败后，清廷产生了自己培养高等人才的设想和措施。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设想中，建议将学科分为十类：“一天学科（算学附），二地学科（矿学附），三道学科（各教源流附），四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五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六武学科（水师附），七农学科（种植、水利附），八工学科（制造、格致附），九商学科（轮舟、铁路、电报附），十医学科（植物、化学附）。”(30)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两点：第一，分科被高度强调；第二，学科内容以西学为主。此时，因学校主要被束缚于科举制度，故学堂和学校是对立的。因改革思想勃兴，故在统计上可发现“学堂”远远超过“学校”的使用次数。
这一时期，在言论上亦可发现新式教育（学堂）和科举制的冲突。如1898年有这样的描述：“闻改学校，则疑于废经；变科举，则疑于弃士；用机器，则忧人工之失利；开商局，则虑小贩之失业……”(31)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受新式教育的读书人的出路问题。科举制是传统社会读书人上升为精英阶层、读书做官的制度保证。由于社会尚未为受新式教育者的出路提供相应的制度保证，因此，很难吸引有资质的人才入学。如同年一个折子中所说：“且争名之心，人所共有，干禄之径，士所同趋，……势必以一人之身而应科举不已”；而那些入新学堂的人“心如游骑无归”，“乃忽思为策论之举人贡士焉，乃忽思为经济之举人贡士焉”。(32)又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33)
究竟清廷可以如何解决新式教育人才的出路？我们曾谈过，清廷最先考虑的办法是在科举制中增加经济特科；(34)也同时考虑套用科举制名衔，颁给各等级学堂毕业生。1896年总理衙门的《议覆李端棻推广学校疏》中，不但讲到经济特科问题，还要求今后一年内全国各府州县到各省、京师设置三个等级的新学堂，分别称为小学、中学和大学；给各等级毕业生以“经济科生员”、“举人”、“进士”的名号；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可安排出任新学堂师资；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可授官。(35)如前所述，在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就有不少“请饬暂停科举，专取才于学堂”之议。(36)
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从新学堂中选拔人才的举措得到实现，学堂和学校的差异开始缩小，新式教育得以大力发展。如有时人说：“近日学堂与科举同价，招生甚易。”(37)但“学堂”与“学校”并重同时也带来混乱，如有人上疏说：“现学堂科举，新旧并行，有特科，有常科，有府厅州县学，有大小高等中等学，有寓洋商籍小学，有士绅倡设算艺文字小学，有生员举贡进士大学堂，生员举人进士，又有特科出身、译书出身，均应隶部另议。”(38)接受新式教育的人被源源不绝地大批培育出来，这是科举制和相应名衔不可能容纳的。当时的报纸就有时评说：“教育之声，嚣然遍于国中；而上下之精神，咸注集于学堂。学堂既兴，科举愈成赘疣。”(39)一旦“学堂科举，新旧并行”的局面难以维持之时，也就是科举制寿终正寝之日。1905年，清廷已不能回避这一问题，遂下诏废科举制。
废科举在中国制度史上的重要性，再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但是这么根本性的变革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大动荡，却又是十分令人吃惊的。因其关系到当时科举制下大批有功名的旧读书人的出路，这批社会精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本文不打算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只是简单点出这批旧士人和新学堂的关系。我们认为，废科举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新政后实行学堂与学校并重的制度，或者说，中学与西学并存的二元论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制度，在人才选拔上提供了一个过渡时期和缓冲办法。
1902年，在一篇《科举宜速废论》的时评中，作者一方面指出，“纵谓学堂已开，而一切半老之举贡监员，亦苦无安置出身之地”；另一方面也看到，“以各省学堂，主其事者，皆为科举中人”。(40)也就是说，新式教育机构除了聘请洋教习或新学堂中学毕业生作为师资外，大量的师资、经费要依靠科举中人，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科举和学堂在人员上不可能完全是两批人，反而是传统绅士阶层和读书人大量转化为各种新学堂的创办者、教师或学生来源。苏云峰通过三江师范学堂（1903～1911年）为案例分析，发现其招生章程就是以年龄在20至30岁的举贡生员为招生对象，而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人数占总学生人数的绝大多数，达84％。(41)赵利栋也用大量材料论证了过渡时期旧知识阶层相当广泛及主动地被新学堂吸纳的历史状况。(42)中国迅速出现了一个亦中亦西，既有传统科举功名，又在新学堂接受教育的过渡性知识阶层。这一过渡阶层的存在，一方面保证了在新旧制度并举阶段的人才转型，另一方面也使得废科举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这亦可以解释图12.1中为何1902至1905年间“学堂”和“学校”都出现高峰，且使用次数相差不远。
“学堂”和新式“学校”对科举的颠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在制度上，它迫使清廷在新学堂培养专门人才和以儒家道德意识形态选官两者中，最终作出废科举、推行现代教育的抉择。第二，从社会层面来看，虽然在新旧制度并行阶段，有一个过渡知识阶层存在，但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也就意味着从此中国再没有培育旧式读书人的土壤。这样，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也为之根本改变。因为与科举制以农村为基地不同，新学堂主要设在城镇，培养出来的学生为城市新知识分子，这类新知识分子和传统绅士阶层是对立的。在废科举后十年，新知识分子完全取代了过渡性知识阶层，新文化运动实为新知识分子取代这一过渡性知识阶层成为文化主体的标志。第三，在文化上，或者从语言使用上来看，由于“学堂”和“科举”的对立，使得“科学”和“科举”被视为水火不兼容，“科学”本来的意义必定会被历史遗忘；过渡知识阶层在学习西方社会制度过程中的作用也被抹去，当代文化与传统的关系也由此切断。由于这种历史遗忘，当代中国人不仅已不了解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科学”一词的本意，也不了解它曾对应着的制度和社会生活。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必须经历的过渡时代以及过渡机制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新学堂和科举并存期和过渡形态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至今远没有引起重视。遗忘和跳过这一过渡阶段，正是今日不能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巨变和正确地对五四后中国当代思想定位的原因。
历史上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在复活旧事物某种性质时，却忘记了它的名称。千余年来，科举制度是维系儒学以德治国和大一统王朝最重要的制度。在五四时期建立的当代中国文化中，科学又被赋予“格致”的功能，成为建构新道德的基础。(43)这样，传统的以道德意识形态选官以整合社会的结构就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复活，而人们会误以为这是全新的事物。
本文写于2005年，即废科举百年之际，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一个瞬间，它也是一个人所具有记忆的最长时段。本文通过梳理“科学”、“学堂”、“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力图展现一百年前制度变革与普遍观念转变之间联系的图画，它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废除科举制）、思想变迁（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和语言使用（“科学”、“学堂”、“学校”的词义演变）三者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研究“科举”和“科学”在深层结构上的意义纠缠，就是试图从语言的继承和演变来超越时间和遗忘。因此，咬文嚼字式的研究事物名称中被遗忘了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恢复被掩盖的历史，还有助于揭示一个民族的心灵结构。这正是今日科学与文化以及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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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曾以为“‘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为题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第二卷第三期（2005），页5—15；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修订。
(2) 详见本书第九篇文章：“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3) 威廉士：《关键词》，页346。
(4) 参见宋代陈亮的“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汉语大词典》，页4749。又例如：“正嘉之间文体日偷，杨慎极论其弊曰，太祖始制科学诏举子，经义无过三百字，不得浮词异说，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有千余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凿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清高宗敕撰：《续通典》，卷二十二，选举杂议论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页1252；又如：“定生员三等高下，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业，一如科学之制，其后此制不用监生。”丘浚：“设学校以立教五”，载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六，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四百四十三册，页521。
(5) 欧阳仲涛：“宗教救国论”，页5。
(6) 岛尾永康：“汉语科技词汇的中日交流与比较”。
(7) 铃木修次：《日本汉语と中国：汉字文化圈の近代化》（东京：中央公论社，1981），页63—68、87—88。
(8) 参见《汉语大词典》，页4745。
(9) 《孟子注疏》，卷第十四，尽心章句下，页260。
(10) 张德彝：《使还日记》，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页9。
(11) 黄遵宪：“学术志一”，《日本国志》，第九，卷三十二，页341。
(12) 1902年后，“科学”的使用次数远远高于“格致”；1903年，两者的差距就达到了近十倍。但加上“格物”、“致知”后，两者的差距才有所缩小。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格致”的含义有所收窄，常用来指“物理学”。
(13)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页1153。
(14) 卜技利大学留学生某述：“美洲游学指南（附录二）”，《新民丛报》临时增刊《新大陆游记》（1904年2月14日），页1、9、11、12。
(15) “学部奏山东青岛设立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磋议情形并商订章程认筹经费折并单”，《外交报》，第二百五十九期（1901年11月7日），引自《外交报汇编》，第二十七册，页9—10。
(16) 黄运藩：“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1907），引自《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页983。
(17) 戴鸿慈等：“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考察各国学务择要上陈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引自《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页966—67。
(18) 佛苏：“论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八号（原第八十号）（1906年5月8日），页27—28。
(19) 《新校本明史》，卷六十九，志第四十五，选举一，引自《汉籍电子文献（二十五史）》。
(20)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页52。
(21) 在1830年代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将外国学校称为“学堂”，共使用11次。另外，魏源在1852年这样写道，“欲进公学堂，先必知二三异国音语”，可见“学堂”也是指外国的学校。魏源：“耶玛尼国沿革”，《海国图志》，卷四十四，中册，页1273。
(22) 沈葆桢：“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概情形疏”（同治六年八月，1867），载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篇》，卷七十二，兵政十一，地利上，页11。
(23) 周培棻：“贵州大定府毕节县拔贡周培棻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90。
(24) 邱炜萲：“创设星架坡华人大学堂募捐册序（学堂大概章程附）”，《知新报》，第七十二册（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1898），页5。
(25) 如郭嵩焘介绍说：“文部省所属：曰东京太〔大〕学，曰东京大学预备门，曰东京外国语学校，曰东京师范学校，曰东京女子师范学范〔校〕，曰大坂英语学校，曰大坂师范学校，曰长崎师范学校，曰宫城师范学校。”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十二（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7），页341。
(26)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一册，页10。
(27)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一册，页21、23。
(28) 严复：“原强（附〈原强〉修订稿）”，页30。
(29) 张之洞：“署江督张之洞奏时事日急万难姑安谨陈九事急图补救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95），引自《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一百十六，页240。
(30)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页209。
(31) 蔡镇藩：“户部额外主事蔡（镇藩）条陈新政折”，《知新报》，第七十三册（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98），页7。
(32) 范轼：“兵部学习主事范轼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98），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101。
(33)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页12。
(34) 详见8.5节。
(35) 可参见相关叙述：“本年正月初七日上谕已有各省学堂经济科举人、经济科贡士各名号，今拟通饬各省，上自省会，下及府州县，皆须一年内设立学堂，府州县谓之小学，省会谓之中学，京师谓之大学，由小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经济科生员升入中学；由中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举人升入大学；由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见授官。既得举人者，可以充各处学堂教习之职；既得进士者，就其专门，各因所长，授以职事，以佐新政，惟录用之愈广，斯成就之益多。”总理衙门：“议覆李端棻推广学校疏”，载王树敏、王延熙辑：《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七，变法类学堂（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页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