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9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历史事件展开的模式，是观念转化为行动、行动再反作用于原先支配行动的观念的互为因果过程。(22)为什么这样讲？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事件和观念之间的四种关系，都代表了历史解释的模式。其中涉及历史真实展开过程的只是L（1）和L（2）。特别是L（1）是可以和L（2）互相耦合的，即L（1）的结果恰好是L（2）的前提，而L（2）的结果恰好是L（1）的前提时，这时只有L（1）和L（2）联合在一起才构成完备的解释。这是一条事件和观念互动的长链。
综上所述，如果用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表达历史展开的真实过程，它实为观念转化为行动以及行动反作用于观念（展开原有观念或产生新观念）的互动。对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历史记忆本质上是对这种互动过程（整体和片断）的记录。一方面，人在某种观念（价值系统）支配下参与或记录社会行动，形成历史记忆。凡是成为某种普遍公共历史记忆的，必定是和某一人群（国家、民族、族群）共同经历的事件相关，特别是人们在普遍观念支配下参与的事件；另一方面，人的行动特别是社会行动一旦发生，会反过来改变（或强化）人们参与该行动时的初始观念；当某一重大事件成为某一群体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过去时，该记忆常常会导致人们对原有价值系统的重塑，形成新的普遍观念，从而影响到下一步的社会行动。也就是说，构成真实历史记忆核心的是由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行动的结果反过来改变或强化某种观念的互为因果链（我们简称为“互动链”）。必须注意，通常历史记忆还包括用现在（或历史记忆定形时）的观念系统对以前发生的事件的重构，它往往是对真实互动链的歪曲。我们在前面分析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的第四种情况，所揭示的观念和事件的关系就包含了这种可能，故历史记忆不一定是真实的。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对过去的重塑、对某些事件的夸大和对另一些事件有意忽略、甚至虚构和神话化，但它们都成为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
13.6 观念史研究和数据库方法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作出回答，它包括历史研究的目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以及是否存在历史演变的长程结构（有无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普遍模式）三个方面。
首先，历史研究既然以追求认识历史的真实为目的，它必然和文学叙事有着根本的不同，反而与科学求真存在着某种相似性。科学研究以发现新的事实和未知因果关系为目的，鉴别新事实（经验）和新因果律的核心方法是受控实验。而历史学家首先做的也是去发现新的史实，并对其真实性进行考订，但他们只能运用拟受控实验来判别过去事情的真实性；因此在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中，那些复原过去历史图画并鉴别史实的工作，就如考古学一样重要。
同样，与通过科学研究发现未知的因果关系类似，历史研究亦以揭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中关系L（1）和L（2）为己任，这就是对历史进行解释。它存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因L（1）是观念支配社会行动或意识形态目的付诸实践的过程，历史学家对该过程的研究主要不是新事实之发现，而是和人类遗忘作斗争，将过去的思想以及价值支配下的社会行动梳理清楚，并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解说。这既是对人类以往社会行动和思考经验的整理，亦是对重大历史教训的吸取，使其永远不会被遗忘；并在此基础上对过去进行反思。当然，这正是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的最大区别。
然而，一旦历史研究涉及社会行动对观念系统的反作用L（2），其意义和揭示L（1）便有极大差别，反和科学比较接近。因L（2）是“历史解释中独特的因果律”，对它进行探讨和科学研究中发现新的因果关系类似。在事件对观念反作用的研究中，虽涉及事件，但揭示L（2）还主要属于思想史和观念史领域。(23)它包括观念的起源和演化，以及观念和普遍动机关系的研究，如果说L（1）是研究历史事件如何发生，那么L（2）是探讨历史事件为什么发生，即历史之所以然。在科学研究中，具体的因果关系可以上升为普遍因果律，并从中发现自然定律。而在历史领域只有对“历史解释中独特的因果律”即L（2）的探讨中才存在类似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想在历史研究中发现解释历史普遍有效的法则（它必须是历史学独有而非自然法则和经济学法则），它只可能存在于观念史或思想演变的逻辑中，即属于哲学和观念史（思想史）的交叉领域。这也是至今历史学家相对忽略的领域。
那么，历史的展开是否存在某种模式？如果有，它和自然规律有什么不同？又如何研究？我们先来看演化模式在对解释自然现象中的运用。在追踪某一现象的因果链时可以看到，在不同于单向因果关系的复杂情况时，其中存在着大量自为因果或互为因果的过程。复杂的自为因果和互为因果过程构成自组织系统或组织演化的原理，这主要发生在生命、生态演化等领域，其整体解释为系统论。系统论解释的基础虽仍然是因果律，但因各种因果关系互相耦合、组成复杂的自为因果和互为因果的网络，从而使得结构、稳态、系统自我维持、演化成为科学解释必不可少的内容。前面提过，在历史展开过程中，L（1）的结果反过来成为L（2）的前提。对历史事件展开完整的解释一定涉及事件和观念互动的长链（它由观念的实行和实行后果对观念反作用组成），而L（1）和L（2）的结合正是与互为因果关系同构。所以，如果历史展开是有模式的话，也就可以用系统论方法加以研究。(24)
因为L（1）是人在价值支配下达到目的之过程，而L（2）为事件对观念的反作用，两者耦合虽和互为因果关系同构，但却有本质的不同，它包含人在试错中的学习和进步，以及对价值和社会行动的自觉。哲学家早就意识到这种差别。19世纪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进步只在于历史展开过程中；20世纪上半叶柯林武德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注重的都是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是可以探究历史发生和发展模式的，其核心是揭示事件或事件群（如洋务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与观念互动链的结构，这是历史解释的核心；否则历史研究将变得支离破碎，丧失它作为人类对思想、价值系统实践进行反思的功能。
但是，至今为止，有关历史展开的整体模式和结构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哲学和观念史的思辨。无论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是依照柯林武德的观念史，都没有做到将经验研究和思想分析、验证结合起来。而历史学不同于哲学，它必须以收集、鉴别和分析原始史料为基础，故历史展开模式和结构研究至今仍不被历史学家看重。特别是由于人们注意到19、20世纪建立在历史哲学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大历史观，大多与史实不符，一直是被批判和解构的对象，因此，今日之历史研究领域，在大历史观和史料之间存在着一道似乎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使人们意识到大历史观的意义，但大多仍局限于空谈和想象，很难变成一种可以用史实检验的探索，因而被专业愈分愈细的历史学研究忽略甚至抛弃。而在鸿沟的另一边，史实研究因缺乏理论意义，开始丧失历史解释的功能。
我们能跨越这条鸿沟么？无论是探究历史展开的模式，还是把握观念与社会互动的结构，将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结合的关键，是用史实来展开观念与社会互动的长链，并检验其中各环节。观念与社会互动的长链由L（1）和L（2）耦合而成，对L（1）的经验研究中，最难的是找到支配社会行动的真实观念。而事件对观念的反作用研究，困难的亦是找出观念变化的轨迹。因为事件Y（Y1、Y2、Y3……）为原初观念X实行的后果，当观念X弄清楚时，事件Y的研究便相对容易，但检验“根据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L（2），事件Y导致观念X演变为观念Z”则相当困难。然而，自20世纪哲学研究实现了语言学转向后，语言学和哲学的交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其中有一个基本观点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这就是当某一种普遍观念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转化为社会行动时，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语言学的证据，因为任何观念的表达、流传（成为社会化的普遍观念）都离不开语言。无论是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还是社会行动反过来改变普遍观念，都可以通过表达有关观念的关键词的意义分析和使用次数统计来证实。
虽然有了这种共识，但是要跨越这道鸿沟仍是困难重重。障碍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第一，由于语言学要求的是比历史学更大量、更具体、更可靠的证据，甚至是统计结果的证明，而以往的历史研究，学者只凭个人之力来搜集、研究分析史料，对一个观点的论证，使用数条或数十条史料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找到语言学的证据，则往往要用数百条，甚至成千上万条例证，才能做出较可靠的分析，这就大大超出了一两个人的记忆和分析能力的限度。第二，由于思想的传播和演变往往不是由单一语种就可以分析得到的，如西方思想史就涉及多种语言；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语言，又选取什么时段作为研究范围，使得研究有更可靠的结果，就十分重要了。我们发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为跨越这道鸿沟提供了可能性。
十几年前，我们就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思想由传统转变为现代形态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之所以认为在该领域中存在跨越鸿沟的可能，是因为上面所说的两个困难最容易在这一领域得到克服。首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有关的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的互动链，涉及时段不长，主要集中在1830至1930年代这一百年间；所涉语种主要是中文文献。原则上来讲，这一百年的相关文献是可以穷尽的。更重要的是，自19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大量历史和思想史文献的电子文本陆续出现，使研究者有可能建立某种专业数据库，从而使得通过关键词统计分析，来寻找历史上存在的普遍观念的出现及其变迁变得可以实行的，研究者可以用数据库方法对思想史假说（观念变迁以及“历史研究中特有的因果律”）进行经验检验。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观念史）研究，正在成为孕育和探索历史研究新范式的最佳场所。
自1997年开始，我们通过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开始建立研究1830至1930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专业数据库。该库从两千万字文献起步，逐步增加到一亿多字。虽然，这个数量级仍是不够的，但已大大超出了个体研究者所能掌握文献的限度。十年来，我们利用“数据库”通过关键词统计分析，研究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政治观念的起源、传播和普及。(25)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体会到运用数据库方法存在着以往史学研究所欠缺的两个特点。
第一，和一般思想史研究不同，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是以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言论为中心，而我们的研究则以某一时段相关文献中含有表达某一观念的关键词例句为中心。也就是说，不再以流派、人物、著作为分析单元，而以例句为基本单元。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针对某一流派、人物的思想，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有不同的解读，众说纷纭；而以例句为中心，对某一词汇在一个句子中的意义，研究者是可以达到共识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者在分析同一个例句，并结合上下文阅读时，对该词的意义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答案。这就带来一个以往研究中无法想象的结果，这就是观念史研究变得可以验证了，这是以往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不能做到的。
具体的分析步骤是，首先找出指涉某一观念（或事件）的关键词，它可以是一个或一组；(26)接着利用数据库找出含有该词（或词组）的所有例句，并按不同年代的使用次数作出统计。原则上讲，对于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来说，某一时代所有原始文献是可以穷尽的，一般情况下，处理的历史文献愈多、愈全面，愈能够得到更符合真实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再对提出的所有例句进行意义分析，注重关键词的不同意义类型及这些不同意义在不同年代使用时的变化情况，统计不同意义类型在不同年代使用次数的变化，为观念在流传过程中的意义变化寻找语言学证据。最后，用上述经过分析的例句为基本素材，寻找支配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从以上步骤可以看到，该方法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其快速处理超出个别研究者所能掌握的大量文献和可以验证这两点之上的。尽管计算机数据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它仍然只是辅助性的。从选关键词开始，到以后的每一步，研究者的分析都起着主导作用。由于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去分析成千上万个例句，如同科学实验室分析大量数据一样，研究者在这一环节的工作甚为枯燥和艰辛，但又是不得不做的基础性数据处理工作。
第二，在完成大量数据处理和作出分析后，我们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到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对观念间的互动分析上来，即L（2）上，去发现观念在外来冲击下变化所遵循的逻辑；而一旦做到这一点，L（1）和L（2）怎样耦合就可以用经验证明。我们可以整体地抓住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行动又如何改变（反作用于）普遍观念的互动链。这样的分析是整合断裂碎片化的经验的研究，以便去寻找互动链的结构和模式。下面，我们会用具体案例来说明数据库方法对发现互动链的重要性。
13.7 寻找观念与事件之间的互动链
梳理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互动链的第一步、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是，对支配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进行准确的定位。只有完成这一定位，才能理解该事件对普遍事件的反作用，使真实的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呈现出来。我们以下就以辛亥革命为例，说明这一定位对梳理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数据库方法来做出这种定位。
众所周知，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走向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它导致清王朝覆灭，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那么，如何为支配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定位呢？表面上看，支配辛亥革命的思想，无疑是革命观念的普及了。这类看法是早已写入历史教科书的定论，例如，把清王朝终结的历史看成是清末革命派对维新派和保皇派的胜利。但是，如果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的角度来看，对于当时参与这一事件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为这一重大事件定位是不是符合真实呢？我们通过数据库方法对主导辛亥革命的观念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一定论大可怀疑。正如我们前面分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一样，某一事件发生之观念背景，往往是事后给予的名称，或用今日的观念对其进行想象的结果，并不一定代表真实。
从事件发生的经过来看，辛亥革命的直接起因是铁路风潮，它本来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中央的经济事件。1911年盛宣怀继唐绍仪成为邮传部尚书后，3月5日他与日本正金银行订立铁路公债借款一千万日元，4月份载泽与四国银行团订立整顿币制、兴办实业、推广铁路计划，借款五千万元，用国有铁路作为抵押。这样，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疏陈商办铁路弊害，主张铁路干线国有，支路民营。5月8日奕劻的新内阁成立，盛宣怀作为邮传部长，决定执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5月9日皇帝上谕宣布，各省所有商办铁路收回由国家管理。
这一政策牵连最大的是四川和广东两省。因为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绅商自行筹资修建成都到宜昌的铁路，当时绅士按占田多少强迫认购铁路租股，即凡有一亩田能收租的全是股东。(27)现在中央政府决定铁路干线国有化，直接损害绅士利益，于是出现了省谘议局与国家对抗的局面。四川绅士派出代表到北京，跪在地安门外，要求与摄政王对话，但是中央政府态度很强硬，将代表解回原籍。这时，四川绅士酝酿独立，于是中央政府派端方率湖北的新军入川镇压。湖北新军有第八镇和第十一混成协，共一万七千人。1911年8、9月间，调动九千新军入川，留守武汉的约八千人，其中半数与革命党有联系，这就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机会。农历八月初九（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
起义军对外声明，他们毫无排外之意，主张以往条约仍然有效，将中国建立成一个共和国。各国领使先后宣告中立。在起义二十天后，湖南、陕西独立，接着九江独立，广州将军凤山被刺，山西独立、云南独立、江西独立……整个南方相继独立，脱离清廷的管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起独立的是各省的谘议局。
从以上过程来看，从事件的引发，到成功推翻清王朝的整个过程中，地方绅士起了关键作用。因此，早在1960年代末，就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实为立宪派社会行动的逻辑延伸，忽略立宪派的主流观念，是不可能真正认清辛亥革命的原因的。(28)而立宪派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因此，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主流观念系统，似乎不应该是革命观念。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武昌起义的爆发，肯定和革命党组织对新军的渗透有极大关系，而排满革命一直是革命党所主张的。而且，一些历史学家强调谘议局之所以闹独立，是因为1910年后广大绅士开始倾向革命，故将他们的行动归为革命观念的传播所致亦不无道理。为了判断主导“辛亥革命”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背后的普遍观念是不是革命，我们必须引进词语判据。因为任何普遍观念的流传都离不开语言，如果辛亥革命真是以革命观念为背景的事件，绅士立宪派转向接受了革命观念，那么，应该可以从统计上发现当时的文献中，鼓吹革命观念、使用“革命”一词的次数大大增加。
但我们查询“数据库”1890至1911年“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发现，1911年恰恰是“革命”一词使用的最低谷。(29)这一语言现象，与1910年至1911年间正好是革命党活动的低潮这一历史现象相吻合。(30)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说将辛亥革命的发生归为革命思潮的支配，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即“辛亥革命”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支配其发生和展开的，主要不是革命而是别的观念。
那么，“辛亥革命”的命名又是如何作出的呢？“数据库”检索表明，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12年梁启超的“罪言”一文中，他这样写道：“辛亥革命之役，易数千年之帝制以共和。”(31)在这个句子中，梁启超第一次使用了“辛亥革命”词组，该句子的准确意义是指推翻数千年帝制、建立共和；“之役”是指武昌首义之役，也即1911年10月10日那天武昌革命军起义及随后的战事。我们在前面已简述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它是由绅士的护路运动，并利用省议会表达政治诉求，进而要求独立，清廷调兵镇压四川可能发生的民变，武昌空虚，革命军才能发动起义；首义发生后，主要不是通过战争，而是各省宣告独立而导致清廷垮台。也就是说，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是绅士政治力量起着主要作用，如此，我们就应该找出支配当时绅士的观念，才能为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观念定位。按照我们在第七篇文章中对共和主义的界定和讨论，(32)当时支配立宪派绅士观念的是共和主义，因此，我们说支配辛亥革命的观念是当时占社会主流的共和主义观念。
据此，我们把推动辛亥革命背后的主流观念定为共和主义，它是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展开的产物。所谓二元论意识形态是指，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和绅士参与改革的合法性，清廷和广大绅士将公共领域和家族领域分开，认为两个领域之间互不相干。这样可以在公领域引入西政西学，而在私领域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的正统；其结果是广大绅士阶层积极投身于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革命观念的传播因之受到遏制。绅士阶层利用各级谘议局聚集政治力量，多次发起召开国会运动，要求成为立宪主体。绅士阶层的这些行动与革命无关，而是合法的政治斗争。正如我们在有关研究中指出的，以绅士为主体的立宪派在和中央利益不可调和时，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会使他们放弃君主立宪而倾向共和。(33)因此可以说，引发辛亥革命的正是由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价值系统导出的共和主义。
用共和主义而不是革命观念来看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关键的是如何解释绅士及其政治势力对清廷的反叛。我们曾分析指出，在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中，儒家伦理仅在家族家庭等私领域有效，这样，就不能由“孝”推出“忠”；皇帝统治正当性只是基于习惯的权威。(34)王权的意识形态正当性在公共领域中大打折扣之后，一旦中央与地方发生利益冲突，君主立宪目标就自然被以绅士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共和主义取代。辛亥革命实为清末省谘议局的绅士积极要求召开国会，发起一次又一次挑战清王朝的行动的逻辑延伸。也就是说立宪派并不需要接受革命观念，就可以支持颠覆中央王权的行动。一旦找到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主流真实观念，一条连续的观念和社会事件的互动链便显现出来。
如果把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主流观念视为革命，就很难发现该事件与之前和之后的事件间的联系，辛亥革命的发生只会意味着历史的断裂。而将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真实观念，还原为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背景下广大绅士接受共和主义，就会清晰地看到辛亥革命之前和民初重大事件之间的一致性。辛亥革命是立宪运动的逻辑延伸，而民初的共和政治亦是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的付诸实践，这样清廷的立宪和民初的共和联成一整体，它们都是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社会行动。正因为如此，一旦共和尝试失败，二元论意识形态就要对民初政治的失序负起责任，人们就会质疑并进而否定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以及作为其载体的绅士阶层，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爆发的思想原因。
总之，通过数据库方法我们发现如下的互动链：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付诸实践，导致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该普遍观念实现的后果是建立民国及民初政治的失序；人们对这一后果的反思，引发了新文化运动，结果是用新的观念取代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这样，就能把断裂的历史解释整合为一整体。在该互动链中，L（2）为共和失败引发观念系统的巨变，这正是我们说的某种普遍观念实行带来的后果对观念的反作用。在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及孕育新观念的逻辑中，存在着我们所讲的“历史领域中独特的因果律”。
13.8 “客观性”的新理解：超越不同的互动链
在辛亥革命的案例中，可以找到支配事件发生的主导观念。但是有些事件，会涉及持不同观念的参与群体；在不同参与群体所持的观念中，不存在一个主导观念。事件发生后，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事件的记录、解读和反应也大不相同。这时，我们必须梳理出多条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的互动链，才能把握住历史展开之整体。
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就是典型例子。众所周知，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和日本同时武装介入朝鲜东学党之乱的政治危机而引发的。它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启了中国的转型时代。其实，它对日本和朝鲜近代思想的冲击同样巨大，只是支配中、日、韩三国参战的普遍观念不同，战争结果对观念的反作用亦不同罢了。也就是说，将甲午战争与观念相匹配，实为三个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在中、日、韩三国不同观念系统中，对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发生后三个系统对事件的记录、反应和解读，都遵循各自的逻辑展开，故存在三种不同的互动链。但它们同样代表真实的历史进程和记忆。
以中国为主体寻找互动链，第一步是寻找支配中国参与战争的真实观念（价值系统）。朝鲜历来是中国藩属，中韩关系一直被界定为天下秩序中的朝贡关系。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攻陷全州，当时代表大清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向北洋大臣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而韩廷也发政府正式照会说，“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再次请求清廷派兵“速来代戡”。(35)到该年六月，当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东学党之乱已基本平定。日本为了留驻朝鲜，提出有关朝鲜属邦关系和内政改革的甲、乙两案，迫韩廷表态。这时李鸿章出于不能让韩廷否认宗属关系的考虑，给袁世凯发电讯稿说：“韩属华已千余年，各国皆知……如畏倭，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华必兴师问罪。”(36)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是以宗主国抚绥藩属惯例，意在维护天下秩序。
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将促使中国卷入甲午战争的普遍观念界定为传统的天下观呢？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郭廷以早就发现，自同治中兴起，清廷朝野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37)无论是1870年代左宗棠征新疆，还是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国将领的积极进取，都表明1860至1895年间清廷的外交政策已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天下观来解释。1882年以后，袁世凯在朝鲜俨如总理大臣，对朝鲜内政作全方位的干预，已超出传统天下观规定的宗藩关系。我们利用“数据库”关键词得出的统计分析指出：准确地讲，在洋务运动时期，支配清廷和儒臣的普遍观念，已不再是传统的天下观，而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38)
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是指将经世致用精神注入传统的天下观，以克服传统天下观的闭关自守，形成了既维护传统宗藩关系，又运用国际法与西方打交道的更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就把中国视为世界中心和对朝贡关系的维护而言，万国观和传统天下观相同：中国仍是万国的中心。因为万国观的核心价值仍是儒家伦理，朝鲜作为中国的周边藩属国家，清廷仍以传统天下秩序来界定其地位，这样，袁世凯处理朝鲜事务，从整体上来说是按天下观的宗藩原则。但是，按宗藩原则，宗主国不能过度干预藩国内政，而在朝鲜问题上，袁之所以不受限制，乃是出于万国观的积极有为心态。
今天，我们看当事人反省和追究甲午战败责任的文献时，除了熟知的对清廷无能的指责外，还有另一些过去较少提及的，当时就有人把战争爆发归咎于中国过分干预朝鲜内政。例如，张佩纶就认为袁世凯是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他责斥说：“虽曰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39)
一旦找到支配中国参与战争的观念，甲午战争就可以和洋务运动联系起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推动国防现代化的努力，其指导思想也是儒学的经世致用。清廷意识到为了保护中国和东亚天下秩序不受冲击，对朝鲜的干预就必须比传统天下观更为积极主动。也就是说，中法战争、左宗棠平定新疆，与1880至1890年代袁世凯驻朝期间对韩政的全面干预，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事件，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正因为基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的领土意识和武装捍卫东亚残存的朝贡秩序同时成立，推行洋务运动的中国，必然会与企图向大陆扩张的日本发生激烈冲突，中日之战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以日本为主体，处理该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得到的会是另一条互动链。日本称甲午战争为“日清战争”。它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远不如在中国具有传统和现代分水岭的性质，而只是明治维新后在琉球建新藩、进军台湾、征韩以及日俄战争等民族国家扩张过程中的一环，其支配思想可以称为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什么是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担任这场战争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在1895年出版的《蹇蹇录》一书中说，战争是由“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引起的。在中日交战之时，思想家内村鉴三就写了《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一文，称日中两国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的关系，日本军事侵略行动被说成是“义战”。(40)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中国和韩国视为落后甚至是征服的对象。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有“我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之恶友者也”的名言；(41)所谓的亚细亚之恶友，“然今所不幸者，近邻有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他深恐“以西洋文明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而有意以对中朝之评价来教训我日本”。(42)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提出“征韩”的观念。征韩是由“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统与儒教中的华夷思想的传统混合而成”；又加以现代包装，说成是“虽言征伐，亦非胡乱征之，欲遵世界之公理”。(43)因此，支配日本征韩和挑起1894年中日战争的普遍观念存在高度同一性，即来自日本近代思想变构的日本东亚（或亚洲）主义。一方面，日本面对中、朝两国时以新文明自居，高人一等，但与当时西方以新文明自居的帝国主义不同，日本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中，并不如西方帝国主义那样注重国际法。另一方面，当面对西方时，日本又会以最先进的东方、黄种人的代表自居，强调亚洲价值和西方对抗。这时，日本就成为东方的中心，突出东洋与西洋的分野，形成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亚洲主义”，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同质’的亚洲”。(44)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成为日本政治精英的口头禅。“亚洲主义”作为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是支配1870年代征韩至1894年与中国交战及一系列扩张行为的主流观念。
对于19世纪后半叶的朝鲜，“中日甲午战争”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又对应着什么样的观念呢？表面上看，朝鲜摇摆在接受中国的天下观和承认国际法条约关系之间，其结果是把战火引到自己国土并沦为日本殖民地。右议政朴珪寿的态度十分典型，他一方面批判“藩国无外交”，主张摆脱中国的天下一家，积极与西方国家缔结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指日本有征韩论，想入侵朝鲜，主张以朝鲜是中国“属邦”的名义来阻止日本侵略。朝鲜之所以对中国天下观采取这种工具性的实用主义态度，是有其思想背景的。
早在明代，朝鲜已深受儒学影响，承认中国为天下中心，自称“小华”。但自清兵入关后，朝鲜士大夫认为中国已亡，视满清统治为夷狄，中国当然亦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朝鲜因继承并维护了儒学正宗，符合儒学道德秩序的天道，自然是天下的中心。在这样的思想史脉络中，当面临全球化冲击，又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时，在以朝鲜为道德秩序中心的观念视野下，无论国际条约还是对中国的朝贡都不具道德意义，两者反是争取朝鲜独立可利用的工具。我们称之为朝鲜独特的天下观。
当时，朝鲜开化党主张向日本学习，保守派却接受中国的朝贡秩序，表面上看，两者背后似乎不存在统一的普遍观念。但事实上，两派都是以本国政治为出发点，在处理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主导思想都是工具性的，即都是朝鲜独特的天下观。在1880年代，韩国高宗为摆脱变质的朝贡体制和袁世凯对内政的干涉，一直艰苦地推进自主独立外交，于是特别注重和日本及其他国家签订条约。朝鲜政府于1881年派遣六十二名官员赴日两个月进行考察；回国后，其中十二人出任政府要职，推进朝鲜近代化。(45)1884年甲申政变的主导人物，发动打倒“亲清派”的政变时，他们的第一条政纲就是“废止对中国的事大礼仪”。(46)另一方面，一旦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面临日本入侵的危险时，另一派会立即根据朝贡关系用中国来遏制日本。
朝鲜这种独特的天下观导致朝鲜在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早在1876年，日本藉其船只在江华岛被袭击的事件，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该条约试图以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来否定中国的宗主权。该条约对朝鲜而言，有争取独立自主的意义。李鸿章为了牵制日本，一方面要求朝鲜自行公开声明为中国属邦，另一方面又介绍美、英、德等与朝鲜订约；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令中韩的宗藩关系得到国际承认。(47)
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了《天津条约》，约中规定，朝鲜一旦发生变乱，双方在行文知照之后，均可出兵朝鲜，埋下了中日在朝鲜爆发军事冲突的导火线。(48)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时，日本就是根据《天津条约》向朝鲜出兵的。这时，对日本侵占朝鲜心怀戒惧的韩廷，自然反过来根据朝贡关系要求清国代为戡乱。这一连串事件和观念互动的展开，决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和日本民族主义无可避免在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指出的：“作为出兵理由的、出于朝贡体制的‘上国—属邦’观念，在近代公法体制支配的国际社会中并不能确保其正当性，由此招来了日本出兵的国际事件。在近代，没能自己克服前近代朝贡体制的朝鲜，惹起了作为邻居的‘朝贡体制’的代表势力和‘条约体制’的代表势力的冲突，只能自食其果。”(49)这一分析，一语道破朝鲜引火烧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其所持独特观念的结果。
在1894年的军事冲突中，由于支配三方参与的理据并不一样，战争后果在中、日、韩三国引发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对于日本而言，“日清战争”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普遍观念的互动，反过来强化了日本特有的民族主义，增强了其向东北亚扩张的信心，这就导致了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而日本打败俄国，又刺激日本20世纪上半叶在对外扩张道路上愈走愈远，最后发展到在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
再看朝鲜。甲午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朝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争取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目标。为了对抗日本，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韩国以儒学正统自居的优越性，非但没有被质疑，反而成为韩国民族认同的符号之一。
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和朝鲜都不同。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曾对伊藤博文说：“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50)他说的“长夜”和“迷梦”，是指中国两千年来基本行之有效的儒家社会组织蓝图，现在看来是非变不可了。思想史家张灏把甲午战败定位为中国转型时代的开始，引发了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51)
前面我们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是支配中国介入朝鲜，并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观念，为什么甲午战败这一事件反作用于万国观，会对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有两个前提：一是认为世界是由不同道德水准的国家组成的；二是中国儒家伦理在道德上优于世界万国。根据思想史内在逻辑，甲午战败使中国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万国的中心，这就会导致对儒家伦理的优越性产生质疑。正因为中国不再是万国中心，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制度，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维新思潮随之澎湃，由此引发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
综上所述，找到支配中国卷入甲午战争的真实观念，使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把甲午前和甲午后重大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联成一个整体。太平天国和两次鸦片战争对儒学的反作用是经世致用的兴起，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甲午战败宣告了万国观、也即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思想意义在于证明了在民族国家竞争的现代化潮流中，儒家伦理是不可欲的。甲午战败后，中国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变法潮流，从此，中国进入了大变动的20世纪。
现在，我们对前面的讨论作一鸟瞰。本文一开始我们指出，学术研究的真实性通常是用客观性原则来保证的，即视研究对象和主体的观念系统无关，以及尽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但由于客观性原则对历史研究并无意义，故我们提出应该用拟受控实验的“真实性”取代“客观性”。接着我们证明，在历史研究中用拟受控实验的“真实性”原则，相当于去寻找支配重大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为此，我们提出用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代替一般意义上的史实，以便将事件和与其相联的观念进行定位。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并不是排除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将对象视为如同物那样的存在）就可以做到的，而是去寻找支配该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并进一步分析该事件发生后又对该群体的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即它是如何改变支配该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由于改变了的观念系统通常又会影响人做出新的社会行动；新社会行动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又会对刚形成的观念系统结构产生冲击，如此循环往复以形成一条互动链。
进而我们又指出，即使在同一重大事件中，对具有不同观念系统的不同参与群体，往往形成若干不同的互动链，它们都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这样，为了寻找历史真实，我们不仅要研究涉及同一事件参与者的不同记录和表述，还必须分析不同参与者的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互动形成的不同互动链。研究者可以从一条互动链走向多条互动链，一方面意味着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成熟，另一方面亦是一种超越的历史视野的形成。读者或许已发现，从自身深陷在其中的单一互动链中跳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排除自己所处的观念系统对研究对象的笼罩而达到价值中立。我们又回到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原则上来了。这表明，并不是说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对历史研究和建立正确的历史记忆没有意义，而只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定位。准确地讲，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是排除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而是通过寻找支配其发生的真实观念，以达到可以超越该观念，使其转化为反思的历史意识。(52)
2000年在加拿大成立的“历史意识研究中心”，指出研究“历史意识”和研究历史不同：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是在观察过去；而当我们研究历史意识时，则在研究人们如何看待过去。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随着历史事件距离发生的时间愈来愈远，对其辩论也就愈客观，其历史意义也就愈益凸显出来。(53)这里所说的历史意识，正是对历史记忆的“客观性”的追求。历史学家之所以能保证今日之历史意识超过昨天，这是因为立足于今日对互动链的认识，我们比昨日较不容易受当下价值系统的迷惑，在对支配过去重大事件背后的观念定位上，更具反思性。同样，所谓价值中立原则，也并不是我们在评价历史时超越一切价值取向（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把自己坚持的价值放到不同互动链相应的多种价值系统中，使我们信奉的价值系统成为一种可以对比的，并且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存在。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多元的真实性，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盲目地深陷在一种价值系统中不能自拔。
在对历史研究客观性原则重新定位时应指出，这一原则是认识到研究对象和主体的观念系统不可分离的情况下，研究者如何保证经验的可靠性（真实性），并在真实性前提下达到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所信奉的价值系统、所持的观念最大限度的分离；正是依靠这种分离，我们才能实现对特定价值系统的超越和走出特定观念系统的束缚，以追求思想的自由。
显然，从这种客观性的新定位，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更为准确而复杂的“客观性”，可以简化为古典意义下的客观性？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它相当于如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不可分割的观念悬置起来，将历史事件当作不依赖主体的客观事实来处理？我们发现，与此相关的尝试促成了20世纪历史学中最具雄心的研究流派——年鉴学派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