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10
13.9 与年鉴学派、后现代史学对话
从方法论上看，只要那些与历史事件匹配的观念，至今（或任何时候）不曾被忘却或从未消亡过，那么，就可以用同样的观念去理解该事件的发生，这类事件是可以当作和观念无关的事实来加以处理的。
事实上，历史学家处理某一大类历史档案，如市场物价波动、商号账目、海关进出口、出入境报表、天灾、突发事件造成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交通意外、运动场骚乱等，他们并不必深究记录者是在什么观念支配下将该现象记录下来的。这并不等于说，在记录者的背后是没有观念支配的（哪怕是例行公事、填表格）。社会科学家之所以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观念和动机可以忽略不记，是因为支配（记录）这些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在历史上和今天相同或类似。也就是说，人为什么记录（以及参与）该事件可以放到今日所理解的意义世界中来想象，或者说与这些事件相匹配的观念从未缺失过。那么，一般来说，也就不存在恢复这些历史记录背后的真实观念的需要了。我们可以把这类历史记录当作独立于观念的存在，因而在研究中可以把观念悬置起来。这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黑色”虽不能独立于观察者的神经系统而存在，但对于一切视觉正常的人来说，神经系统和对象耦合时颜色感觉是相同的。这时把黑乌鸦当作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客观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妥。
早在19世纪，为了在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涂尔干曾对社会行动作过类似的定义。他提出的所谓“社会事实”，必须是可以独立于主体和观念的（或可以从研究者和记录者的观念系统中剥离开来），如同物体那样的存在。(54)众所周知，正是这一类“社会事实”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亦是鉴别社会科学理论真假的基础。显然，只要将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之观念视为一常数，L（1）即为亨佩尔定律。只要想一想经济学对“理性人”的预设，就可以理解经济学研究中为什么可以把观念悬置起来，经济学法则亦可以被表达为和观念史无关的。自涂尔干的学生布洛赫（Marc Bloch）开始，对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事实”研究终于在法国史学界全面展开，形成了盛大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方法论理据，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在处理某类历史记录文件时，历史学家可以忽略支配这类事件的观念或将其悬置起来。
年鉴学派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将大量的经济、社会生活记录视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年鉴学派认为，只有把任何个别事件和记录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才能被理解。这里所谓的社会环境，主要指其发生的日常生活背景，特别是把它和当时普遍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现象相联系。换言之，年鉴学派把“社会事实”的核心界定为每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处理大量这类历史档案来书写历史。
我们知道，无论几百年前的日常生活和今日有多大不同，作为日常生活核心的吃、穿、用，均服从同样的日常生活逻辑；特别是它和市场经济相联系时，大多是可以用今日日常生活的逻辑来想象的（当然有时需用人类学田野方法来确认其真实性）。例如，中世纪的谷物交易今日当然不再存在，但左右其发生的各种因素仍然可以用今天的市场法则来判断。因此，在处理这类文献时，悬置记录者和研究者的观念，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出真实的解释。
一旦把事件背后的观念悬置，在历史研究中发现的结构就与思想变迁关系不大了，这构成年鉴学派的第二个特点。这在勃罗代尔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勃罗代尔指出在历史展开中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与“结构”、“局势”和“事件”相对应。其中，“结构”为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因素，如地理、生态、社会组织等；“局势”指人口消长、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十几年和几十年变化的节奏；而“事件”为革命、地震等突发性事变。在“结构”、“局势”和“事件”三种历史时段中，“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进程只起微小作用。(55)换言之，所谓历史展开的结构，只能存在于“长时段”（la longue dureé）之中，“长时段”大多是市场经济法则和其展开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关系得到的统计规律。
年鉴学派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不能较好地处理重大事件对长时段模式的影响。举一个例子，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无疑只能算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却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长时段的影响。又如，中国文化大革命亦是一国发生的大事件，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国人所持的普遍观念，就不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近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勃罗代尔的历史模式中属于“局势”，而中国经济的起飞无疑是一长时段“结构”的一部分。但在这两个例子里，我们看到“事件”决定“局势”，甚至影响长时段。
其实，年鉴学派既然将观念悬置，当然亦不能处理事件改变观念所导致今后事件展开的长期思想背景的不同。正如美国学者派克（Harold T．Parker）指出的：“‘年鉴派’在改革一个大的社会跨越时间的历史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就。”(56)因为年鉴学派忽略了历史展开中的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这不仅导致年鉴学派在把握历史发展全过程方面显得不够说服力，而且也使得这一派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史（其前提还是经济形态不变）和社会史。正如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批评的那样：“就运用更为严谨的概念分析那些参与了特殊历史变革的有目的的人类行动而言，年鉴学派几乎无所作为。”(57)
1968年，在中国“文革”的影响下发生的法国“五月风暴”中，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的主编一职，由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拉杜里（E．Le Roy Ladurie）接任。他们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倾向于把历史事件看成间断性的孤立事件，修正老一代年鉴学派着重于寻找连续性的总体史学。传统政治史和人物史，以及新兴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日益活跃。在某种意义上讲，第三代年鉴学派研究取向的转变，是力图再次回到“社会事实”中被悬置的普遍观念，以及与人物活动密切相关的事件研究中来。从方法论上来看，年鉴学派创始之初把普遍观念从历史分析中排除出去，现在又想将其塞进失去灵魂的历史事件中，令该学派的发展陷于自我矛盾。方法基础的瓦解，以至于很多人不再把他们看成年鉴学派，而冠之以“新史学”的名号。在方法论的自我矛盾中，年鉴学派的影响力逐渐式微，而和新史学同步的后现代史学风靡一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旦意识到事件离不开记录者和参与者的价值系统，涂尔干式的“社会事实”不再是历史学主要处理的对象。历史研究开始竭力与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划清界线。
1973年，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Hayden V．White）的《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后现代史学的登场。因为任何史料（包括目击者的记录）都离不开观念和价值系统，过去的记录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后现代史学出于这种看法，主张研究的第一步是解读作为文本的史料。怀特指出，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部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叙事的过程包括了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58)
用1976年法国哲学家巴特（Roland Barthes）向世人宣布的“作者之死”的观点来看，不管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只有在原作者那里，文本才具有“一义性”；一旦作者死去，任何人在与文本相遇（encounter）时，都会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观念去解读该文本，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或记录者）赋予作品的意义结构（或表达的价值系统）对其他人（史学家或任何一个读者）不再成立。
基于上述的认识，后现代史学得到一个结论：以往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或历史诠释，是毫无意义的。由于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根本无法再了解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充其量所能做到的，如1999年怀特在杜兰大学作题为“作为预期之实现的历史”（History as Fulfillment）的演讲时表述的那样：“历史研究的一个目的当然是重构性的，但是这种重构只能在建构的基础上达成，而这些建构所具有的想象性的和诗性的成分绝不亚于理性的和科学的成分。”(59)
既然历史研究的过程和文学创作一样，历史论文和文学作品便没有本质的不同，即历史和小说（fiction）之间再不存在界限。换言之，从史料中我们无法肯定过去真的发生过什么，以及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这样，历史研究只能像文学那样，通过细小、局部的故事来想象和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福柯（Michel Foucault）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历史”两字，主张用知识的“考古学”（archaeology）或“系谱学”（genealogy）来取代“历史”。后现代史学虽赋予历史解释以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并把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从“社会事实”的古典客观性笼罩下解放出来，但其结果却是取消了历史研究的意义。(60)
表面上看，上述的推理无懈可击，但它和历史学家的直觉相违背。问题出在哪里呢？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很容易发现，后现代史学完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偷换，先把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中的普遍观念换成了个人持有的独特观念，进而再把观念转化为个人心灵感受和不可沟通的价值表达。我们在前面指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如果该事件记录仅仅和个人观念有关，我们称之为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当它和普遍观念或普遍存在的价值系统有关，我们则称之为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前者只是个体观念（心灵）史的一部分；而后者则为普遍观念演化史中的群体图像。当研究者认为个人比群体更重要，或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可以被化约为个人观念转化为行动之和时（请注意，并不是任何情况都可以把社会行动化约为个人行动之和的），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就变成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但是，即使是对于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只要满足“拟受控实验原则”，它同样具有真实性。这样，仍然可以把一个个个人的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综合成普遍观念和社会的互动链，这正如用传记来验证普遍历史的真实性一样。后现代史学之所以可以用它否定历史解释的真实性，关键在于视个人持有的观念为不可沟通的。这实际上是把观念偷换成个人价值和感受而造成的误解。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指出：观念和个人价值不同，它是用关键词表达的思想，具有可传播性和可理解性（公共性）。也就是说，正因为别人可以理解观念所表达的价值（即使是个人独特的价值），社会行动才有可能发生。这也是拟受控实验可以运用的前提。后现代史学从文学著作中作者在文本注入价值的“一义性”出发，认为拟受控实验不能运用，这恰恰是混淆了社会行动的记录和个人情感体验（文学创作）根本的不同。
金观涛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曾明确区别了两种基本征态：一种只对个人可重复，它对应着个人的主观真实；另一种是操作系统经验对所有人的可重复性，它才是受控实验证明的真实性。(61)显而易见，社会行动不是主观真实，主观真实只有在审美等个人活动中才存在。后现代史学是把审美活动中的主观真实套用到社会行动中来，才取消了对真实性的追求。正因为社会行动与个人审美等情感活动有本质差别，我们必须把社会行动的记录（如果它亦可称为文本的话）和个人审美活动的文本严格区别开来。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以及作者文本的“一义性”，涉及的都是审美过程。对审美过程再严格的记录，都不一定具有公共性。(62)这正是为什么同一文本对不同的阅读者会产生多义性的原因。而对于真实发生过的社会行动，它具有可理解性；即只要揭示支配其发生的观念，研究者就可以在思想上重演该过程，并将其和事件记录对照，以达到真实性之判定。
任何正常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普遍观念或意识形态具有生命力时，大多数人并不会怀疑它存在的意义，以及其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真实性。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行动。一旦意识形态解魅，宏大历史叙事招人反感，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用个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取代普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这时，普遍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就变成一部部个体的心灵史，特别是那些原先易被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过程而忽略的个人历史。
这种现象正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希望使那些无名氏免于湮没无闻，就需要一种从概念上和方法论上对历史的新探究，以便不再把历史视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一个许多个人都湮没不彰的宏大叙事，而将其视为一个伴随着许多个人中心的多侧面的流动。现在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历史，而是多个历史，或者多个故事则更好。”(63)这一切本无可非议，但在方法论上讲，并不能由此得到普遍历史为虚假的结论。
总之，按我们提出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在处理史料时，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正好对应着两种简单化的倾向：前者是把普遍观念当作与事件无关而悬置起来，史料被视为具有古典客观性的“社会事实”；后者则是放弃对价值系统的可理解性要求，将普遍观念还原成个人主观感受和价值体验。这样，史料的解读变为主观真实，事件不再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针对这两种简单化倾向，我们认为，就需回到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之研究中来，不再对观念和历史事件作古典客观主义和主观真实的曲解。
追求真实一直是历史学的目的，亦是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只是由于对什么是历史真实的理解有差异，使得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先是有坚持古典客观主义的年鉴学派，后是用主观真实的唯一性、多义性来取消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派各领风骚数十年。但近十几年来，后现代史学也后继乏力。今天，或许是超越这两种对立的时候了。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去还原支配历史事件发生的观念，只有通过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才能恢复历史研究的意义。我们在这十年研究探索中感到，把数据库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使得这种探索变得可以用术语演变来验证，从而使寻找历史的真实性变成可能。
或许，只有经历了观念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破产，今天的人类才能知晓，历史既是人的自由意志展开，亦是人在追求目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的能动性如何受到限制。正是两者之间永恒的张力造成了历史展开过程的不可预见性，使人类的心灵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它亦构成了历史研究独特的价值。这使我们想起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愈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64)康德的这段话涉及“实然”和“应然”两大领域，我们不要忘记，唯有历史研究才能把这分离的两大领域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新世纪的历史学家面对人类经历的过去，可以如同康德那样抱着敬畏和好奇，去寻找那条追求历史真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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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2006年为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21世纪COE工程最终报告集》提供的论文（英文版题为“On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y: Database Methods and Paradigm Shift in Historical Research”，已收入New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ed. Shinichi Kawai [Tokyo: Universal Academy Press，Inc.，2008]，57-107；日文版题为“历史の真实性を论ず——デ一タベ一ス方式および历史研究のモデルチェンジ”，已收入加加美光行编：《中国の新たな发见》〔东京：日本评论社，2008〕，页110—68）；收入本论文集时作出较大修改。本文谈史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最早于2005年12月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并以“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论观念史图像中的真实”为题发表在《新史学》，第十八卷第一期（2007），页87—120；谈甲午战争的部分，曾以“19世纪中日韩的天下观及甲午战争的爆发”为题发表在《思想》，第三期（2006），页107—28。
(2) 罗素（Bertrand Russell）：“论历史”，载罗素著，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论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1），页2。
(3) 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被证伪吗？”，《自然辩证法通讯》，总第六十期（1989），页1—2。
(4)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页40。
(5) Heinz Von Foerster,“On Constructing a Reality”，in The Invented Reality: How Do We Know What We Believe We Know? Contributions to Constructivism，ed. Paul Watzlawick（New York: Norton，1984）.
(6)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62—63。
(7) 金观涛：“奇异悖论”，页1—10。
(8)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105—109。
(9) 在中文里似乎不存在这种误导。用“客观”译objectivity始于日文，1899年梁启超第一次将该译法引进中文世界。梁启超：“自由书”，页39。
(10) 柯林武德（Robin G．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174。
(11) 怀特（Hayden V．White）著，刘世安译：《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上册（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页207。
(12)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东方书社，1941），页37—38。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754—55。
(14) 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总第三十期（1995年8月号），页37。
(15) 科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载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页158。
(16) 详见本书第十一篇文章：“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17)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80—84。
(18) 这里，C和Y可以是概率相关的。
(19) Carl G．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 39，no．2（1942）：35-42．
(20) 严格地说，第二种情况应表达为：在C条件下，行动者根据观念X，实现该观念之过程L（1）导致事件Y发生。C是外部条件，通常是不可控的变量。
(21)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总第十三期（1992年10月号），页13—25。
(22) 下面我们谈到互为因果过程时，着重的是因果关系中结果反过来作为原因。因该关系对达到目的过程和“历史解释中独特的因果律”耦合亦成立，故我们不再对L（1）和L（2）作严格区分。
(23) 请注意，社会对历史的整体性反思如何改变普遍观念，亦属于L（2）。这里，导致观念改变的不是一具体事件，而是某一时段发生的所有事件。
(24) 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知识分子》（纽约），春季号（1987），页87—102。
(25) 有关文章详见本书的上篇和中篇。
(26) 找关键词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变迁的关系，我们不能用今天常用的关键词来代替历史上对应该观念和事件的词汇，而是要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当时的用法。例如，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多把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称为“甲午战争”，但当时很少有这个用法，而是用“中日战争”、“黄海大战”、“日清战争”等。
(27) 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页10。
(2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29) 详见10.4节。
(30) 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87），页144，表4-1。
(31) 梁启超：“罪言”（1912），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第十一册，页89。
(32) 详见7.3节。
(33) 我们曾论证，主导清末立宪和民初共和政治尝试的观念系统均为共和主义，详见7.3和7.4节。
(34) 详见2.5节。
(35)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46、349—50。
(36)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66—68。
(3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页182—87。
(38) 详见6.3节。
(39) 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六，页10。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94。
(40) 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页48。
(41) 野村浩一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110。
(42) 信夫清三郎著，吕万和等译：《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158。
(43) 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卷，页400—401。
(44)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第三期（2000），页128。
(45)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页122—23。
(46) 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国际政治研究》，第一期（2006），页83—84。
(47)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13。
(48)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84—85。
(49) 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页87。
(50) 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页132。
(51)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总第五十二期（1999年4月号），页29—39。
(52) 就以历史记忆为例，既然真实的历史记忆是由所有参与者（和观察者）的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互动链构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往往会发生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了。不要忘记，人总是生活在某种普遍观念和价值系统中的，今日人们信奉的观念系统只是历史上形成观念和社会行动互动链之一环，这种互动无疑会不断持续下去而不会终结。
由于我们对什么是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都和我们今天所信奉的普遍观念和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故当代人往往会根据今日价值系统重整历史事件和重构历史记忆。这不仅是因为新史料和新解释的出现，还是出于人们信奉价值系统的变化；也就是说，判断哪些事应归为重大历史事件也取决于不同时期人们的价值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
这一切本无可非议，历史记忆作为人类知识和良知的一部分，总是随着普遍观念的演化而改变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新的价值系统出发重新思考过去的观念和社会的互动链，目的是为了使得历史记忆向更为真实的方向迈进，而不是用今日的观念去取代过去盛行的观念。这里，建立真实的历史记忆有两重含义：第一，恢复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背后的真实观念和价值系统；第二，过去的观念和价值系统必须在今日的价值系统之下被审视。事实上，只有做到这两点，人类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哪一种价值系统之中，才能发现过去和今日的局限。
在历史记忆中，今日成为过去的镜子，而真实的过去又成为今日的镜子。这种价值系统真实性的互映，只有通过真实历史记忆的探索才能得到。在这意义上，支配历史上重大事件背后真实观念的每一次恢复，同时亦都是某种进步。因为一方面，在今日观念的反思之下，总有过去被隐蔽的方面被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正是梳理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链以理解当代普遍观念如何形成，才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认识当代价值系统存在的盲点。
(53) 萨勒（Sven Saaler）：“日本的政治、回忆和历史意识”，《二十一世纪》，总第九十期（2005年8月号），页32—37。
(54) 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23—35。
(55) 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承中译：“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页48—78。
(56) 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派克（Harold T．Parker）主编，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页540。
(57) 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著，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页85。
(58)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650。
(59) 转引自林同奇：“与怀特谈他的后现代史学”，《二十一世纪》，总第九十期（2005年8月号），页115—24。
(60) “历史”一词的拉丁文hitoria源于希腊文istoria，一开始具有询问inquiry的意涵；后转化为询问的结果，变成知识的记载、纪录的同义语。15世纪后history的意义和作为想象事件的记录story分开，被视为“关于过去的有系统的知识”（organized knowledge of the past）。在维柯（Giam battista Vico）那里，过去的事件不再被视为特殊的历史，而是持续、相关的过程，甚至把history当作人类自我的发展。威廉士：《关键词》，页159—61。试问任何一种询问如果不是求知、求知不是认识真相，还有什么意义呢？一旦历史研究丧失真实性追求，而和story合流，无疑意味着自身的死亡。
(61)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70—73。
(62) 金观涛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曾有一重要推论：并不是所有主观真实都具有公共性，可以成为其他人的主观真实的。这时对其他人来说，某人的主观真实和虚构便没有明确界线。参见金观涛：《系统的哲学》，页61—73。
(63) 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Hanover，N．H.：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7），103．
(64) 康德（Im manuel Kant）著，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195。
附录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文献目录
说明
一、附录一按“数据库”收录的六类文献：“报刊”、“档案”、“清代经世文编”、“论著”、“来华外人中文著译”和“晚清西学教科书”编排；同一文献如收入不同的文集或汇编，仅列本库所录入的版本。
二、每类文献大致按原出版年代或本库所用的重印版本所依据的版本年代排序，同时列明本库录入版本的出版资料；至于尚待考证出版年份的文献（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部分著述）暂付阙如。
三、由于部分文献尚没有确实的出版时间，故作者依据“数据库”作出的某关键词按年代使用次数的统计，仍有极小的误差。
一、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麻六甲：立义馆。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广州，出版资料不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
《六合丛谈》（1857—1858），松江：上海墨海书馆；东京：白帝社，1999年影印本。
《格致汇编》（1876—1892），上海：格致书院；南京：古旧书店，1992年影印本。
《强学报》（1896），上海：强学会书局；上海：上海图书馆线装影印本。
《时务报》（1896—1898），上海：时务报馆；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影印本。
《实学报》（1897—1898），上海：实学报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知新报》（1897—1901），澳门：知新报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湘学新报》、《湘学报》（1897—1898），长沙：湘学报馆；台北：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
《昌言报》（1898），上海：昌言报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清议报》（1898—1902），横滨：清议报馆；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国民报汇编》（1901），东京：励志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
《外交报汇编》（1902—1911），上海：普通学书室；台北：广文书局，1964年影印本。
《游学译编》（1902—1903），东京：游学译编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
《新民丛报》（1902—1907），横滨：新民丛报社；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影印本。
《湖北学生界》（1903），东京：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本。
《浙江潮》（1903），东京：浙江同乡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
《江苏》（1903—1904），东京：江苏同乡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
《安徽俗话报》（1904—1905），上海：上海东大陆图书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
《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
《国粹学报》（1905—1911），上海：国粹报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民报》（1905—1910），东京：民报编辑部；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本。
《洞庭波》（1906），东京：洞庭波杂志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
《汉帜》（1907），东京：洞庭波杂志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本。
《云南》（1906—1911），东京：云南杂志社；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
《庸言》（1912—1914），天津：庸言报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
《甲寅》（1914—1915），东京：甲寅杂志社；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5年影印本。
《大中华》（1915—1916），上海：中华书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
《新青年》（1915—1926），上海：上海群益书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每周评论》（1918—1919），北京：每周评论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新潮》（1919—1922），北京：北京大学新潮社；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少年中国》（1919—1924），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向导周报》（1922—1927），广州：向导周报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现代评论》（1924—1928），北京：现代评论社；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影印本。
二、档案
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
——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1966。
——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编：《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清季外交史料（宣统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中国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
三、清代经世文编
贺长龄、魏源辑：《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道光七年（1827）刊本；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饶玉成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一百十五卷，光绪八年（1882）双峰书屋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光绪辛卯年（1891）上海广百宋斋刊本。
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一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
甘韩辑：《皇朝经世文新增时洋务续编》，四十卷，光绪丁酉年（1897）扫页山房石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
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八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台北：国风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
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二十一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大同译书局刊本；台北：国风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
宜今室主人辑：《皇朝经济文新编》，六十九卷，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宜今室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
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一百二十卷，光绪辛丑年（1901）上海宝善斋石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五十二卷，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
求是斋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三十二卷，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宜今室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