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14
1903年，有论者著《权利篇》，指出“权利”的实质为“本分”：“权利之实质，即人之本分也。夫人生息于世，非徒有体质而已，必有当为与不当为之本分。当为者何也？……全其本性之事也。不当为者何也？即损害于人之事也。”（“权利篇”，《直说》〔1903〕，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484。）
清末新政期间，大臣们也开始使用“权利”的新含义。如：“又如平等，西国之所谓平等者有之矣，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隶，皆有自主权，其享受国民之权利维均。”（戴鸿慈：“序”〔1906〕，载《出使九国日记》，页297。）
?1915年以后的用法。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权利”的阶级划分，“权利”的主体也较少指“个人”了。如：“联合起来的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要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取得真正的权利。——权利不是天赋的，更不是军阀列强所能赐与的。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巨缘：“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1923年12月19日〕，页373。）同时，也出现了较为负面的、更接近传统用法的例句，如：“故革命成功以后，许多革命党人，反藉革命以谋个人权利，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之演说”，《向导周报》，第四十九期〔1923年12月19日〕，页379。）
24．利权（li quan）
传统用法。指爵禄和权柄。《汉语大词典》，页1010。泛指权益，尤其偏重于指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权利，其主体一般为国家，多用于中外经济交涉之中。如：“此外或尚有要求之事，无非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盖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若使内地百姓不能自养，中国财赋不能自理，岂惟非与国和好之义，抑实背万国公法之例。”（李鸿章：“上谕总理衙门奏，豫筹修约事宜等因”〔1867年12月31日〕，引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页1291。）1895年之后，使用次数逐渐增多，1892、1902年为两个高峰，1910年后很少使用。1904年开始，中国兴起了“收回利权运动”，至1910年达到高潮。这个时期，“利权”多在这种语境中使用。如：“两年以来，利权回收之论，洋溢于国中。争路争矿，言多于鲫。然曾未见一路之能自筑，一矿之能自开。”（饮冰：“杂答某报〔续第八十五号〕”，《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四号〔原第八十六号〕〔1906年9月3日〕，页18。）
25．自主之理（zi zhu zhi li）
多指个人权利的理据，偶尔用来指“国家主权”的理据。在本“数据库”中共出现50余次，其中36次出现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即为《自主之理》：“英民说道：我国基为自主之理。愚问其义。云：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所设之律例千条万绪，皆以彰副宪体。独其律例为国主秉钧，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爱汉者：“自主之理”〔道光戊戌年三月，183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339。）该文还区别了“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我本生之时为自主，而不役人也。却人之情偏恶，心所慕者为邪也。故创制垂法，致弹压管束人焉。我若犯律例，就私利损众，必失自主之理矣。”（爱汉者：“自主之理”，页339。）
26．自主之权（zi zhu zhi quan）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有三种用法：（1）指君主的专制权力。如：“张先生……忽一日展卷内曰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几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忽报苏发令来拜……一见了，张笑道：学生昨日论英国政公会，莫非该国主操自主之权乎？”（爱汉者：“英吉利国政公会”〔道光戊戌年五月，183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365。）但这种用法不常见。
（2）指国家主权。《万国公法》中大量使用的“自主之权”，就是sovereignty的汉译。如：“至于自主之权，行于外者，则必须他国认之，始能完全。但新立之国，行权于巳〔己〕之疆内，则不必他国认之。”（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一，第二章第六节，页18。）1895年前，这种用法最常见。如：“蒲使所言确实不差，深允所商，愿为存案。又谓北日耳曼百姓，愿与中国共笃友谊。盟主国君，均愿永顺舆情。中国本宜存自主之权，保通商之民。并劝中国当无内忧外患之时，开无涯之利，勤工通商，日益富强。布国必从和好相信办事之道，助中国自主之权。”（志刚：《初使泰西记》，卷三〔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67〕，页336。）
（3）指个人权利，亦即the right of self-government。如：“……赛乍奴赴狱行间，巳〔已〕见前此奉置路旁己之石像，民皆争前拽而倒之。赛乍奴抵狱，即为人戕害。即此可见罗马民，一失其自主之权，即其日前之诸美德，亦尽丧失，而甘心下与奴隶为伍。”（艾约瑟译：《罗马志略》〔1886〕，卷九，罗马立帝之始，收入赫德〔Robert Hart〕编集：《西学启蒙》，页5。）中国士人有时也这样使用，如：“俄有党祸，由来已久。……至今守旧党已销声灭迹；维新党则通国皆然，即所谓希利尼党也。彼因俄为君主之国，小民无自主之权，故欲如法、美、西、比之民之得以自由，常思乘间一逞，改君为民主耳。”（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1893〕，卷八〔六月十二日记〕，页802。）1895年前，这种用法不常见。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中多处使用“人有自主之权”。如：“公法：人有自主之权。按：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总论人类门》，页7。）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之后，在官方文书，尤其是外交文书中，“自主之权”还多是指国家主权。此外，则多指个人权利，1898年，其使用次数达到最高峰。如：“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时务报》，第九册〔1896年10月27日〕，页3。）
在和张之洞的论辩中，何启和胡礼垣认为“自主之权赋之于天”：“是故为国之大道，先在使人人知有自主之权。此不特为致治之宏规，亦且为天理之至当。盖各行其是，是谓自主。自主之权赋之于天，君相无所加，编氓亦无所损。庸愚非不足，圣智亦非有余。人若非作恶犯科，则此权必无可夺之理也。夺人自主之权者，比之杀戮其人相去一间耳。”（何启、胡礼垣：“正权篇辩〔摘录劝学篇书后续前九十二册〕”，《知新报》，第九十三册〔1899年7月18日〕，页5。）士人还认为个人的“自主之权”是国家“自主之权”的基础。如：“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国家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有自主之志行。盖深知国家自强之大根原也。”（蔡孟博：“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功课”，《清议报》，第三十二册〔1899年12月13日〕，页13。）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与1895年之后的用法大致相同，如：“总之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极点，无可訾议者也。若欲知其理之所以然，则诸家之说原书具在，其理甚精，可详考也。”（沈翔云：“覆张之洞书”，《黄帝魂〔选录〕》〔1903〕，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766。）1905年之后，较少使用。
?1915年以后的用法。1915年后很少使用，偶尔用到，基本上都是指个人权利。
?其他。“自立之权”：与“自主之权”含义相近，指国家主权或个人权利。1899年，梁启超在为自立会的成立所写的序中，说明自立会的“自立”是指个人权利。“西人之常言曰：国之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立之权。人民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其有自立之志与自立之行。”（任公：“自立会序”，《清议报》，第十六册〔1899年5月30日〕，页5。）康有为在为自立军起义辩护时，则指出“自立”是指保全中国主权：“查唐才常“大通勤王军布告”文，宗旨第一条曰：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其第二条曰：请光绪帝复位。则自立二字，属于中国，中国自立四字同读而以为会。唐才常〔盖〕悯于分割，虑为波兰、非洲，故务欲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以振厉国民之志，名义至显。今张之洞等〔必〕欲诬之，析其文义，去中国二字，但称自立，〔若〕于中国之内，别为自立之一党者。”（康有为：“驳后党张之洞于荫霖伪示”〔1900年10月〕，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二，上册，页447。）
27．主权（zhu quan）
?传统用法。（1）指君主的权力；（2）指有职权的官吏。(20)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1）传统用法。如：“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又生。”（冯桂芬：“覆陈诗议”，《校邠庐抗议》〔1861〕，上卷，页106。）但这种用法很少见。
（2）指sovereignty，最早见于《万国公法》。如：“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此上权，或行于内，或行于外。行于内，则依各国之法度，或寓于民，或归于君。论此者，尝名之为‘内公法’，但不如称之为‘国法’也。主权行于外者，即本国自主，而不听命于他国也。各国平战、交际，皆凭此权，论此者，尝名之为‘外公法’，俗称‘公法’即此也。”（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一，第二章第五节，页17。）但对内之主权很少使用，中国士大夫通常只强调对外之主权，即主权的独立性。如：“臣又闻泰西通例有所谓均势之法。凡一国有意侵占小国土地，于邻国主权国势不无妨害者，他国得群起阻挠之，以遏其势，是谓均势之法。”（吴大澂：“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太常寺卿吴大澂具陈法越事宜办法折”〔1883〕，引自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页323。）1895年之前，“主权”主要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与“君主的权力”的区分有时并不清晰。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8年后，人们开始讨论“主权”的归属问题，1899年，《清议报》连载了伯伦知理（Johann C．Bluntschli）的《国家论》，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变迁，这时“主权”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属性逐渐凸显。如：“合众政治之全国民，均握其国之主权，而不能自行之，必得代理者以托之也。君主政治，与贵族政治，其君主若贵族，皆握国之主权而自行之也。”（伯伦知理：“国家论〔卷三 国体〕”，《清议报》，第二十三册〔1899年8月6日〕，页2。）也有人提出了“主权”来自人民的主张：“国家之有主权，即代表人民之公共权也。权散于私民，则涣散而微小。归于统一，则强大而坚固。故不能不立一主权之国家。国家所主之权，国民所与之者也。”（蔡孟博：“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功课”，页12。）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0年之后，偶尔也会出现传统用法，官方文书中的“主权”多用于强调独立性，在士大夫的著述中广泛使用的则是人民主权说。1903年，“主权”的使用次数达到顶峰，即多用于人民主权。如：“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1900〕，载《饮冰室文集之五》，第二册，页9。）
但紧接着梁启超就对国家主权是在人民还是在政府提出了一些反思。如：“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其说之极端，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重视政府者，谓政府者国家之代表也……故国家之主权，即在政府。其说之极端，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故构成一完全至善之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载《饮冰室文集之十》，第四册，页1。）
1904年前后，强调独立的“主权”使用次数一度又有所增加。如：“一国有一国的主权。现在世界上，没有个没主权的国度。主权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办理各项政事，都有自己做主的权柄，决不受别国的干涉。……若说起我们中国的主权来……已经被东西各国夺尽了。到了今日，我中国哪里还算得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呢？”（三爱〔陈独秀〕：“亡国篇〔接十三期〕”，《安徽俗话报》，第十五期〔1904年11月7日〕，页1。）
1913年，《庸言》发表了马质的“主权论”，对“主权”作了较为全面的解释。“主权原语，在英文为萨威棱帖，在法文为苏威稜德。……要不外一种品性词，非权力之谓，亦非权利之谓。……由此观之，主权一语，今日公法上用之者，实含有三种意义：一言国权之最高性，一言国权之行使，一言国家最高之地位。学者欲别此，当察其上下之文义，始无错误。欧洲人习用此一语，兼表三义，在吾国固不妨译作三语。然吾国沿用主权一语最久，更之亦觉不便，即以上述三项而言，统冠以主权二字，亦无大碍。”（马质：“主权论”，《庸言》，第一卷第十一号〔1913年5月1日〕，页1—2。）
?1915年以后的用法。1915年之后较少使用，有时泛指自主的权力。强调国家“主权”对外独立性的用法明显增多，如：“我们更要敬告上海纳捐华人会诸君：要收回主权及排除租界虐政，只有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可靠，和平请求或希望媚外的北京政府出来交涉，都是不济事的呵！”（独秀：“告上海纳税华人会”，《向导周报》，第三十期〔1923年6月20日〕，页222。）
28．人权（ren quan）
指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最早出现于1897年：“西俗男女均权，……新闻报乃有五男争娼，共杀一妇烹而分食之异事。由彼教毋夺人权一语启之，名教之精微乃不可议矣。”（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1897〕，收入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页27。）1899年，梁启超提到了“天赋人权”：“而彼愚而自用之辈，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因视之为蜂虿、为毒蛇，以荧惑君相之听，以窒天赋人权之利益。”（梁启超：“爱国论”，页77。）1902年，梁启超在回答读者提问时，在《新民丛报》上指出“人权”和“民权”含义相同，对应right of man，并认为“人权”是更为恰当的翻译（参见本附录“民权”条）。但在实际使用中，“民权”与“人权”有所区别，正如1913年张东荪指出，“民权”指公权之积极状态而言，“人权”是指公权的消极状态（参见本附录“民权”条）。因此，“民权”的主体为人民，常与民主相联系，“人权”的主体为个人，常与自由相联系。如：“生民之初，天赋人权。人权者何？自由平等是已。夫既自由，则人人无服从之义务，安可受他人之支配？夫既平等，则人人无命令之权利，安可设社会之阶级？人民实权利之主体，权利实人民所固有。不待国家之许可，不须法律之规定，即应享受此真自由、真平等之权利，此自然之人权也。”（羲皇正胤：“南洋华侨史略〔承前〕”，《民报》，第二十六号〔1910年2月1日〕，页28—29。）
29．公权（gong quan）
传统用法。指朝廷所赋之权。(21)在本“数据库”中主要有三种含义：
（1）指公有之权。如：“中国当道光之间，勉强行成，情形隔膜，误将税则加载约章。夫条约所载者，两国之公权也。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九州之铁，铸错竟成，非惟中国所未闻，抑亦西人所不及料矣。”（陈炽：“税则”，《庸书》〔1894〕，外篇卷上，载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页81。）这种用法很少见。
（2）指政府权力。如：“或谓社会为私人之集合体，主权即为私人之集合权。其言谬甚。主权者公权非私权也。虽合无量数之私权，不能变其性质使成公权。”（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载《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五册，页87—88。）这种用法也不多见。
（3）最常见的用法是指公民权，最早见于《日本国志》，“被剥夺公权者，自主刑满期之日，经过五年得因其品行情状开复以后公权。”（黄遵宪：“刑法志四”，《日本国志》，第八卷之三十，页312。）1900年后较为常用，“公权”多指国民的政治权利。如：“谓公权为公法上之权利，私权为私法上之权利。然公法私法，以统治权关系为断。盖公法为统治权关系之法，而私法则为非统治权关系之法也。”（张东荪：“余之民权观”，《庸言》，第一卷第十二号〔1913年5月16日〕，页11。）
30．私权（si quan）
在本“数据库”中较少见。最早见于《万国公法》，用来翻译private rights或者personal rights。如：“君之私权，有时归公法审断。即如国君，私自置买继续基业等权，或与他国之君民有关涉者，则公法中，有一派专论此等权利也。”此外，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被翻译为“私权”之法，如：“盖专指世人自然之权，及人人相待之当然，并各国所保护人民之私权也。故论者称之为私权之法。”（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一，第二章第三节，页17，第一章第十节，页9。）这种用法在“数据库”中最为常见，但1900年前很少这样使用。有时用于指个人私利，如：“中国历祀之革命，皆因私权私利而起，至因公权公利而起者无有也。以暴易暴，无有已时。”（奋翮生：“军国民篇〔续第七号〕”，《新民丛报》，第十一号〔1902年7月5日〕，页7。）偶尔也用于指自主之权，如：“约章者两国之公权也，税则者一国之私权也。中国通商之始，情形未熟，英人阴谋以绐我，盛气以劫我，令将税则，加载约章。于是私权变为公权，自主成为无主。”（梁启超：“论加税”〔1896〕，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一册，页104。）1915年后很少使用。
31．义务（yi wu）
指政治上、法律上和道义上应尽的责任。最早见于1874年：(22)“昨本大臣特奉本朝来谕云：……兹闻清国以生番为属地，言论不置。然此义务，既誓我民，爰发我师，为天下所共知。事在必行，刻不可忽。着该公使即向该国政府，以明本朝心迹。并请确答复文缴回等因。”（“日本柳原前光来函”〔1874年9月5日〕，引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六，页2212。）
1895年后，“义务”的使用次数逐渐增多，1903年达到高峰。1902年，严复主张将obligation译为“义务”，duty译为“责任”。（饮冰子：“饮冰室师友论学笺”，页8。）1903年，有人提出类似的看法：“人生此世，须发达其天禀之德性，严行其应尽之义务。小而一身一家，大而一国一种，皆须维持之，发达之，竭其本分（duty）以尽人之所以为人者是也。法律上之人格者，人生此世，必有种种行为，若权利（right）、若义务（obligation）。凡此等行为，不能背于国家所定之法律者也。凡在法律范围之内者，则方有自由行动之权利。而对于国家，则仍负有义务者也。”（酙癸：“新名词释义”，《浙江潮》，第二期〔1903年3月18日〕，页4。）1914年，有人主张将“义务”改作“义分”，“例如权利义务，犹盾之表里二面。吾国义字约略足以当之。……义务之务字含作为之义，亦非其通性也，何如译为义分。”（胡以鲁：“论译名”，《庸言》，第二卷第一、二号合刊〔1914年2月15日〕，页12。）
1910年前，“义务”较偏重于道德上的含义。如：“义务是什么呢？是各人对于国家份内应当做的事体、应当担的责任。一国的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各有当尽的义务。那一个不尽忠替国家办事，都是不尽义务。不尽义务，便是叛逆。”（中国人：“奉劝大家要晓得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安徽俗话报》，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本〔1905年9月13日〕，页2。）1911年后，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使用较多。如：“人民对于国家之义务，其最大者，一曰纳税，一曰当兵。此二者实国家所恃以生存发达之具。凡属国民，皆无所逃其责者也。而其所以必规定于宪法中者，尤有理由在焉。”（吴贯因：“宪法问题之商榷〔续第八号〕”，《庸言》，第一卷第十号〔1913年4月16日〕，页9。）
新文化运动以后，道德意义上的“义务”又有所增多。如：“明白了这个道德，‘义务’是什么，‘良心’是什么也都可以明白了。所谓义务，所谓良心，毕竟是社会的本能的呼声。然‘自己保存’的本能，‘种族蕃殖’的本能也有与此呼声同时发生的时候。”（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二卷第二号〔1919年12月1日〕，页210。）“义务”有时也指不要报酬，但不多见。
四 个人
32．个人（ge ren）
?传统用法。指那人、彼人，多指所爱的人。(23)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指一己，与individual对应。在本“数据库”中，1900年之前，“个人”仅使用了四次，最早见于1898年：“法国者，人勇地肥，富强冠于欧洲者也。……然法人轻佻，竞功名，喋喋于个人自由。内阁频行更迭，国是动摇。”（柴四郎著，梁启超译：“佳人奇遇”〔1898〕，载《饮冰室专集之八十八》，第十九册，页185。）其余三次是在梁启超的《自由书》中使用。
另有两次为“各个人”。如：“今由条理上释不羁特立之义，则主权无限。究其极弊，外则废却一切义务，不顾万国公法；内则蹂躏各个人，并各团体之自由而不顾。是使人类复陷于古代之无政权也。”（伯伦知理：“国家论〔卷四 接前册〕”，《清议报》，第二十九册〔1899年10月5日〕，页4。）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0年之后，“个人”的使用次数逐渐增多，1903、1906年形成了两个高峰。“个人”常与国家、团体并提、对称。如：“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谓一个人也）。其说之极端，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页1。）
1903年，严复指出“个人”在中国并不常见：“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1903〕，载《严复集》，第一册，页126。）
1906年前，“个人”常常和“国民”相伴随出现，此后，“个人”常常单独出现。在国人看来，“国民”和“个人”是有较大区别的。“个人”是具体的、个别的、自然的；而“国民”是抽象的、集体的、法律的。在1915年之前，中国人试图用“国民”一面来取代和压制“个人”的一面。如：“个人之么匿体如是，积个人以为国民，其拓都体亦复如是。”（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中国人之缺点”，《新民丛报》〔1904〕，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页791。）再如：“盖一国士民德义之消长，影响于国家之盛衰隆替。故小学校本旨尤以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为最大主要之成分，道德教育在养国民之私德，以期具个人之德性。国民教育在养国民之公德，以期备国民之资性。”（云窝：“教育通论 绪言〔续第七期〕”，页12。）
?1915年以后的用法。新文化运动期间，“个人”得到较多肯定。“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1918年2月15日〕，页92。）1920年，“个人”的使用次数达到其最高峰。
新文化运动以后，“个人”也常指本人，较少用作“权利”主体，负面用法较常见。如：“本篇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赞成现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我所认为‘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是提出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二卷第三号〔1920年4月1日〕，页467。）
33．个人主义（ge ren zhu yi）
最早见于1900年，指以个人利益为重，而不顾团体和国家利益的主张。“然而不团众力，则一人之力薄且弱，犹不足以敌外力也。中国之病：曰离曰散，不相任睦，各竞其私。公利众事，无人过问。此所谓个人主义，最足以败害大局，故名虽四万万人，实各自为一人。”（佩弦生：“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清议报》，第四十一册〔1900年4月10日〕，页3。）
此后在介绍西方的经济学、教育学以及尼采的主张时，也常常提到“个人主义”，常常与“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相对应。1906年《新民丛报》翻译了一篇日本人的文章，专门讨论“个人主义”教育。“夫为个人主义教育之目的者，乃教育人使成人之事，即使人得纯粹完全之人性是也。……虽然……人不可为孤立的生存，必当有所属一定之团体。……故人之为人，于社会国家，必为一有用之人物。教育人使成人，不可不含此意味也。由是严格之个人主义之教育遂破，而社会主义之教育代之，占现代最有力之位置矣。”（八木光贯著，光益译：“个人主义教育”，《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二十二号〔原第九十四号〕〔1906年12月30日〕，页6、7。）
1907年之后，“个人主义”有时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但总体来说负面的用法更常见。如：“谓人民各因其个人利害之故，而始参与国政，此不过十八世纪前个人主义之理想。近世国家主义大明。此说之缺点，稍有学识者能知之矣。”（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1910〕，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四》，第九册，页54。）
1915年后新文化运动期间，“个人主义”获得较多肯定，其含义主要为肯定个人的自主要求，强调人的基本自由和利益。如：“西洋民族，自古讫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1915年12月15日〕，页1、2。）
新文化运动以后，“个人主义”成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过游民无产阶级的均产主义，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内部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只会有宗法社会式的‘头目制度’，夹杂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们对于富人的嫉恨，实际上并不适合他们取消贫富不均的理想，而终究是代表各个想自己变成富人的意识。”（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页9。）
34．小己（xiao ji）
?传统用法。指一己，个人。(24)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指“个人”。在本“数据库”中，最早出现于1899年：“故我同胞忘大己大分之国家，而但知保小己小分之一人身家，人人但知自保。故我同胞，虽有五万万，实各为一人。”（“海外宜合公司以救君国演说”，《知新报》，第一百零八册〔1899年12月13日〕，页2。）但1900年之前，仅有此一例。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小己”的广泛使用是从1903年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开始的。严复区分了“国人”与“小己”。“盖国，合众民而言之曰国人（涵社会国家在内），举一民而言之曰小己。今问国人范围小己，小己受制国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权力界限，定于何所？”（严复译：《群己权界论》〔1903〕，首篇，引论，页3。）
在《群学肄言》中，严复还明确指出“小己”就是“个人”：“东学以一民而对于社会者称个人，社会有社会之天职，个人有个人之天职。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仆观太史公言《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谓小己，即个人也。”（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页126。）
与“个人”相比，“小己”常常与“自由”、“权利”等连用，与“国群”、“大群”对称。如：“就教育之目的而论，指国家社会言之；就教育之作用而论，指小己之群性言之。以发达国群……为教育之目的，以养成国群份子之组织人格……为其作用也。己者何？浅言之，即各个人之自我也；深言之，即小己之个性也。”（刘显志：“论中国教育之主义”，《中国新报》〔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890。）
在本“数据库”中，1915年前大部分“小己”都是严复使用。
?1915年以后的用法。1915年后较少使用，并出现了负面的用法。如：“我想经济社会，的确是一天一天变化的；是一天一天进步的。一个时代之经济学说，必合于一个时代之经济社会。旧经济学家所根据的个人主义（有人译小己主义）私产制度，据我想来，一定是要改造的。”（刘秉麟：“经济学上之新学说”，《新潮》，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3月1日〕，页382。）
35．无赖（wu lai）
1902年，欧矩甲主张用“无赖”来表达个人的独立，“无赖者，独立之精神也。凡人有依赖他人之性质，则不能奋起独立之精神，斯谓之奴隶；欲脱奴隶之籍，必须拔去奴隶之根，必须铲除依赖他人之性质。欲铲除依赖他人之性质，必须明吾为人，有顶天立地之能，非如禽兽待人而理。”（太平洋客〔欧矩甲〕：《新广东》〔1902〕，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302。）但这种用法极其少见。同年，有人对这种用法加以嘲讽。“无赖者，通行骂人语之最不堪者也。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乃为之下解释，转瞬间成一最可尊贵之徽号。嘻，才子舞文之笔，其贼人乃如是哉。”（忧患余生生：“扪虱谈虎录”，《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8月18日〕，页5。）
36．么匿（yao ni）
“么匿”是严复用来翻译unite的，常用于指“个人”，有时与“拓都”对称。如：“侯官严氏所译《群学肄言》，其云拓都者，东译所称团体也；云么匿者，东译所称个人也。”（梁启超：“新民说”，页119。）再如：“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么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么匿也。饭，拓都也；粒，么匿也。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是故群学谨于其分，所谓名之必可言也。”（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页126。）但“么匿”很少为人使用。
五 社会
37．群（qun）
?传统用法。（1）特指羊相聚而成的集体，引申指其他同类动物聚集而成的群；（2）人群或者物群；（3）种类；（4）朋辈、亲族；（5）众人、群众；（6）合群、会合；（7）众、许多；（8）量词，用于成群的人或物。(25)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之前，“群”还是作传统用法。如：“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斯言也岂仅为七国发哉？曰：吾闻君者群也，王者民所归往也。”（陈虬：“大一统议”，《治平通议》〔1884〕，卷七，治平三议，页604。）(26)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用“群”来翻译society：“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末由见于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严复：“原强”，页7。）同年，康有为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群”：“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1895年11月〕，载《康有为政论集》，卷一，上册，页169。）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了《说群》一文，他在自序中写道：“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梁启超：“说群自序”，《时务报》，第二十六册〔1897年5月12日〕，页1。）严复在《天演论》中也频繁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群”：“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赫胥黎〔Thomas H．Huxley〕著，严复译：《天演论》，导言十三，制私，页32。）
此后，“群”的这个新用法迅速在士大夫中普及开来。1898年，广东成立了“群学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898〕，载《饮冰室专集之一》，第一册，页77。）也正是在这一年，“群”的使用次数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3年，随着严复的《群学肄言》和《群己权界论》的出版，“群”的使用次数达到了它的顶峰，并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1904年之前，“群”常常与“社会”混用。如：“吾国新译之社会学，推余杭章氏炳麟之群学为巨擘。”（“绍介新著”，《浙江潮》，第七期〔1903年9月11日〕，页2；参见本附录“社会”条。）严复曾经分别过“群”和“社会”：“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页125—26。）此后，“群”的使用次数迅速减少，1910年后，很少有人使用。
?1915年以后的用法。1915年后很少使用，偶尔使用时，也常常与“社会”混用。如：“渊源孔德思想发生二派哲家：（一）群学一派（sociologues）。用科学方法治人群社会，当然推孔德为始祖。”（李璜：“法兰西哲学思潮”，《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期〔1921年4月15日〕，页24。）
38．群学（qun xue）
?传统用法。指各种学派或学说。(27)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很少使用，指各种学派或学说。如：“既于群学言其简要易入之道，但所读之书篇第先后，尚虑学者未知所择，故更综而录之如左。”（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1892〕，载《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九》，第十五册，页4。）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严复用“群学”来翻译社会学，其后使用次数大大增加。如：“而又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严复：“原强”，页6。）1899年，梁启超指出“群学”就是“社会学”：“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1899〕，载《饮冰室文集之四》，第二册，页110。）
此外，“群学”有时还指各级各类学校。如：“善矣哉，日人之兴学也。明治八年，国中普设大学校。而三年之前，为师范学校以先之。师范学校，与小学校并立，小学校之教习，即师范学校之生徒也。数年以后，小学之生徒，升为中学、大学之生徒，小学之教习，即可升为中学、大学之教习。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梁启超：“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师范学校〕”，《时务报》，第十五册〔1896年12月25日〕，页1。）但这种用法很少见。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3年，随着严复《群学肄言》的出版，“群学”的使用次数达到了其最高峰，并远远高于其他年份，但此后开始迅速减少。这个时期，“群学”主要指社会学。如：“《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页125。）
有时，“群学”也用于泛指社会科学。如1904年《美洲游学指南》一文中将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称为群学院（卜技利大学留学生某述：“美洲游学指南”，《新民丛报》临时增刊《新大陆游记》〔1904年2月14日〕，页17。）再如：“治他学易，治群学难。政治者，群学之一门也。何以难？以治者一己与于其中不能无动心故。心动，故见理难真。”（严复：“政治讲义”〔1905〕，载《严复集》，第五册，页1254。）
有时仍然用于指各种学派或学说，如：“论理学学者，或称为群学之钥，盖导人以用思用辩之公例也。记称学问思辩，此足以当之矣。苟未治此，则发一言，立一义，无往而不误谬。”（饮冰：“新出现之两杂志”，《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六号〔原第八十八号〕〔1906年10月2日〕，页16。）刘师培还曾称humanism为“群学”：“惟群治之进，礼俗之源，探赜索隐，鲜有专家。斯学之兴，肇端晳种。英人称为sociology，移以汉字，则为社会学，与humanism之为群学者，所述略符。”（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国粹学报》〔1908〕，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页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