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15
?1915年以后的用法。较少使用，1920、1921年，李璜撰文介绍法国的哲学和社会学时，使用了“群学”来指称社会学：“述法兰西近代群学，不能不先说说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因为孔德是群学里一个创造人。群学sociologie这个名称，都是他取的。”（李璜：“法兰西近代群学”，《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期〔1920年10月15日〕，页5。）但紧接着，他在《社会学与宗教》一文中就改用“社会学”一词（李璜：“社会学与宗教”，《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一期〔1921年8月1日〕，页50。）
39．合群（he qun）
传统用法。指和合群众，团结群众。(28)在本“数据库”中多指民众结成的团体。如：“合群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言商则公司。”（徐勤：“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知新报》，第二十四册〔1897年7月10日〕，页1。）再如：“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实力，有善法。”（“饮冰室师友论学笺〔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二十四号〔1903年1月13日〕，页3—4。）或者指团体之间的联合：“抑吾尝闻之：积人而成群，合群而成国，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于愚。”（严复：“《国闻报》缘起”〔1897〕，载《严复集》，第二册，页454。）这种用法多见于1895年之后。有人说：“甲午而后，合群之声，嚣然遍于中国。”（“四民公会”，《新民丛报》，第三十二号〔1903年5月25日〕，页1。）
也有指与集体融洽相处，或者成群等用法，但不多见。如：“‘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鲁迅：“随感录：三十八”，《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1月15日〕，页516。）又如：“合群的修养，是就与群众一同做事的材干说……我们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些书痴气，总不感觉合群的必要。这一则因为他原从不想做什么社会事业所以他无需乎群众；再则因为他看不来这些群众种种色色的怪相，所以他不屑与他们相周旋。”（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上〕”，《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期〔1920年7月〕，页14。）
40．群众（qun zhong）
传统用法。指众人、民众，近代以来，其含义变化不大。(29)1919年之前，使用很少，如：“入教之人必求表异于众，如承之于教会之前，而不承之于群众之地，是为耻教，耻教者心不诚，西士所不许也。”（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1883〕，载《弢园文录外编》，卷十，页254）。1919年之后，使用次数迅速增多。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总结了“群众”与“社会”的差别。“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至于官署以外，官吏中所组织的团体，除去做些破坏的事情，不生产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没别事做了。只好称他群众了。又如工商界的组织，虽然比政界稍好些；然而同业的人，集成的‘行’，多半没能力的。又如近来产生的工商会，比起西洋的来，能力也算薄弱多了，——这仍然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孟真〔傅斯年〕：“社会——群众”，《新潮》，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1日〕，页345—46。）但仅仅一年以后，罗家伦在总结五四一年以来学生运动的成果时，就认为：“发动群众运动，必定要一种极大的刺激。因为既然说到群众运动，当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赖乎极大的刺激。……唉！我谈了许久群众运动，其实我们那里真配说群众运动。请问北京除了我们两三万较有组织的学生而外，其余那里有一个群众？唉！似群众运动也得先有群众啦！”（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1日〕，页854—55。）1925年，“群众”的使用次数达到最高峰，常用作“工农群众”、“劳动群众”等。
41．社会（she hui）
?传统用法。（1）指春秋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2）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的组织和团体。(30)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之前很少使用。主要有四种用法：（1）指集会。如：“又教中之人喜于多备彩旗灯烛，并诸色器具，各穿文绣衣服，持之周行于路，以为美观，宛如中国社会。”（袆理哲：《地球说略》〔1856〕，收入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页12。）（2）指公司。如：“通商以后，商业大行，各立社会，监银、市场、卖茶、牙郎、头取、肝煎（皆商名，一首一从也），宫室衣服，奢拟侯王。”（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页215。）（3）指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自行组织之团体。最早出现于1887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该书《礼俗志》共分十四类，其中最后一类就是“社会”。黄遵宪对“社会”的阐释是：“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黄遵宪：“礼俗志四”，《日本国志》，第十，卷三十七，页393。）(31)（4）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如：“日本有论人类社会者，不知始于何时，曾著一说，名曰《人类社会变迁说》。”（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之三〔1892〕，页472—73。）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后，“社会”使用次数有所增加。但1898年之前，多为日本人使用或者用于译自日本的文章中。其主要含义与1895年前相似，但指“集会”和“公司”的用法较少，多用于指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自行组织的团体。如：“西国之上下通情，得力于协会，亦称社会，而辅之以报馆。其大报馆类有博士主之，其博士律师等，又各以所操专门学业。集同业者，联为社会。皆有会所，今宜仿行其制。同会诸君，各擅专门，倘有心得，录出存记，随时汇刊成册，分送同人。”（陈继俨：“广州创设时敏学堂公启章程”，《知新报》，第五十三册〔1898年5月20日〕，页9。）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的用法也较多。如：“野蛮之地，无社会者焉。及文明渐开，微露萌蘗，久之遂成一社会。然则所谓社会，盖以渐积成者也。抑社会二字，本非我国古来惯用之熟语。而社会之实形，自古已有。”（古城贞吉译：“论社会”，《时务报》，第十七册〔1897年1月13日〕，页24。）
此外，“社会党”、“社会主义”等用法出现也较早。如：“西班牙国社会党人，密地埃儿安奚路，刺死西相得儿哈士地鲁氏，旋被擒获。”（古城贞吉译：“刺客就刑”，《时务报》，第四十册〔1897年9月26日〕，页25。）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0年后，“社会”的使用次数迅速增加，并在1903和1906年形成了两个高峰。
在1904年之前，国人同时用“群”和“社会”来翻译society，并且常常混用。如：“社会者以和亲为植体，以竞争为利用者哉。……群以一种族成者，和亲之情必厚。和亲之情厚，则蕃滋易而有团合联结之心。群以多种族成者，竞争之力必大。竞争之力大，则长进易而有独立不羁之气。是固生类所同然，人群之公理矣。”（璱斋主人：“社会进化论序”，《清议报》，第四十七册〔1900年6月7日〕，页4。）再如《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首诗：“合群联社会，代表倩公卿。”（振素庵主：“感怀十首即示饮冰子”，《清议报》，第四十七册〔1900年6月7日〕，页1。）1902年5月，梁启超在答读者问中认为，“社会学”之译名不妥。（“问答”，《新民丛报》，第八号〔1902年5月22日〕，页3；参见本附录“社会学”条。）但两个月之后，他在另一篇答读者问中就认为“社会”二字，将来一定会在中国通行。“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然社会二字，他日亦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恐读者尚多误以为立会之意，故赘答于此。”（“问答”，《新民丛报》，第十一号〔1902年7月5日〕，页2。）
1903年一篇解释新名词的文章中，虽然肯定了“群”的译法更为“明晰”，但作者还是从众，用了“社会”这个译法。“吾人读英美文时，见有society一字者，日人译之曰社会，我国人译之曰人群。人群二字，其义较明晰。然数年来，沿用社会二字较多且较熟。”（酙癸：“新名词释义”，页2。）次年，另一篇解释新名词的文章，则干脆认为“群”的译法不妥。“社会……中国于此字无确译，或译为群，或译为人群。未足以包举全义，今从东译。”（“新释名一〔哲学类〕”，《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号〔原第五十号〕〔1904年7月13日〕，页3。）
1900年后，“社会”多用于指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自行组织的团体，或者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前一种用法如：“泰西之社会，以人为单位。泰东之社会，以家为单位。盖家族政治，实东方之特色也。”（汤学智：“征文甲赏：管子传〔续〕”，《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1903年2月26日〕，页20。）后一种用法如：“社会者何？二人以上之集合体，而为协同生活者之谓也。”（酙癸：“新名词释义”，页2。）再如：“社会者，众人协同生活之有机的有意识的人格的之浑一体也。”（“新释名一〔哲学类〕”，页1。）
革命党人曾经提出“社会革命”的主张，追求建立经济平等的社会：“今所言者社会经济组织上之革命而已，故可谓之狭义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以阶级竞争为手段，及其既成功则经济上无有阶级，虽受富之分配较多者，亦与受少同等，不成为特别阶级，故绝不能言一阶级〔经济的〕握有政权，更不能言自此阶级移之彼阶级。”（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五号〔1906年6月26日〕，页23。）1907年前后，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革命观更为激烈地追求平等。如：“至社会主义，一言以毕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欲致此，必去强权〔无政府〕，必去国界〔去兵〕，此之谓社会革命。”（真民〔李石曾〕：“革命”，《新世纪丛书》，第一集〔1907〕，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1000。）此后，“社会”的使用次数减少，一般用于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
?1915年以后的用法。1915年后，“社会”的使用次数有所增加，并于1920年达到其最高峰。一般用于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常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学”、“社会科学”等词语中。如：“社会生活的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两极端，一个是专制的国家主义，一个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何思源：“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1日〕，页648。）
42．会（hui）
?传统用法。在用于指社会组织时，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某些团体或组织；二是指民间一种小规模经济互助形式；三是指民间朝山进香或酬神祈年时组织的集体活动。(32)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多用于指外国的社会、政治团体。如：“今土民结党，其会之名曰民友之会也。此人借爱民好治为国家出力，但王后禁之集会。”（爱汉者：“西班牙”〔道光丁酉年十月，1837〕，《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287。）再如：“教会共有五百余，每会建一座礼拜堂，每会约有八九百人，为掌教者则一人而已。其外亦有立仁会以济穷困残疾者焉。”（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韩赛省”，《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首，页11。）
1870年代后，使臣常用“会”来称呼欧美的社会组织。1877年，郭嵩焘明确地用“会”来翻译association，club，以及society。如：“是夕歌者数百人，聚听者万人。……询知此乐馆亦英都之一会。凡会皆名苏赛意地。前斯博得斯伍得处观电气灯，亦立一会，讲求实学，名罗亚尔苏赛意地，其倡首主持亦名尚书。罗亚尔苏赛意地尚书亦名和伯，是日曾一见之。”（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五〔光绪三年二月，1877〕，页146。）又如：“印度茶商白来罗函称：‘布利谛斯苏士尔申，今秋会于布利模斯，欲乞中国绿茶上品，陈列此会中。’询知布利谛斯，英国旧名也；苏士尔申，译言会也，通英国言之，各种学艺及经纪，陈列品第，以资讨论，择贸易繁处，岁一为会。”（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十〔光绪三年七月，1877〕，页276。）《佐治刍言》中也曾对“会”有更深入的描述。如：“凡有众人相聚成会，无论其会为大为小，必有公共之性情，公共之意见。则往来交接，彼此俱觉合宜。若会中别有一种性情意见，止能合一二人或数十人，而不能与大众相合者，其会必因此渐渐离散……欧洲国内有此种城，能立自主之会于国政大有关系，于地方大有裨益……是以英国各城各会，设立章程，办理公事，平时似与国政无关，一旦国中有事，则各城俱能各自保护，其利益实为无穷。”（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页2、22。）
但在用于中国时，“会”多指会党等底层秘密组织。如：“厦门之天地会也，起癸丑二月，灭于冬。上海之小刀会刘丽川也，起癸丑八月，灭于乙卯正月。”（王韬：“粤逆崖略”〔1883〕，载《弢园文录外编》，卷六，页141。）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后，士大夫组织“会”成为一股风潮。如：“近日风气渐开，凡近人会党之有益于政教，而非谋为不轨者，皆录入焉。如强学会、经学会、算学会、志学会、公会、农务会、戒缠足会。并予昔与同志所议之保华工会、兴商务会、幼学会、传孔教会、育婴会、养老会、女学会、孔教公法会，一切条例章程，亦附于内。”（徐勤：“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知新报》，第二十册〔1897年5月31日〕，页4。）其中尤以“学会”最受青睐。1896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学会》加以鼓吹论证。“群心智之事则赜矣，欧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学会起于西乎？曰：非也。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学会之亡，起于何也？曰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汉学家之言曰：今人但当著书，不当讲学。纪昀之言曰：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呜呼！此何言耶。……是以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梁启超：“论学校十三”，《时务报》，第十册〔1896年11月5日〕，页1、2。）1897年，他还撰写了《南学会叙》，进一步阐述“学会”的重要性。“彼其有国也必有会。君于是焉会，官于是焉会，士于是焉会，民于是焉会。旦旦而讲之，昔昔而摩厉之，虽天下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强吾国之知，故夫能齐万而为一者，舍学会其曷从与于斯。”（梁启超：“南学会叙”，《湘学报》〔1897年12月14日〕，页1900。）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0年后，“会”很少单独使用，一般与其他词汇合用，如商会、国会等。有时指士大夫的组织，但更常用来指底层社会的组织。革命派的组织多以“会”命名，如同盟会、兴中会、光复会等。“这会怎么算得新中国的基础呢？诸君当知一国的政治改革，非藉党会之力不能。……原来我国当光绪壬寅以前，民间志士，所在多有纷纷立会救国。北京有强学会、保国会，湖南有南学会等，皆以强中国为宗旨。但实力未充，朝贵忌刻，不久即被禁解散。此后有保皇会兴于海外，响应者百余埠，声势最大。而各处革命之会，亦纷纷倡起。复有自明末以来即行设立之秘密结社，所谓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会等名目不一，虽皆顽迷腐败，然其团体极大，隐然为一国的潜势力。可畏革命党亦从中运动，徐图改良。但前举许多会，或倡自士大夫，或创自商人，或成于下等社会，宗旨既殊，手段亦异，流品淆杂，无所统一，因此不能大有所成。”（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页6—7。）
?1915年以后的用法。1915年后，“会”更少单独使用，常用于专门的、常设机构的名称，如委员会、总商会、总工会等。但有时也用作民间社会团体的名称，如筹安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若最近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先生，发起一筹安会，极言共和国体之弊，将研究解决国体之法。”（伍孑余：“息党争〔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一卷第九号〔1915年9月10日〕，页4。）
43．私会（si hui）
?传统用法。指男女私下约会。(33)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使用极少，在本“数据库”中仅有四次。有两种用法：（1）指私下会面。如：“汮曰：你既无文凭，而我乃政府暨徐大臣所派会办委员，则我两人身分不可同日而语。今日你我既是私会，我又在官，你又在私，则不便与你谈公事。”（“担文与日状师克尔沃问答”〔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九日，1886〕，引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页187。）（2）指非官方组织。如：“吉洛茀言：‘招工会是一千八百七十年前禁买黑奴，日人因创为招工之议，设会经理，是为官局，而所用章程，仍然劫买黑奴之章程也。……此次设立之会又系各制造甘蔗厂立会经理，是为私会，而其根源实出一气。’”（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廿五〔光绪四年十月，1878〕，页805。）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多用于指底层秘密组织，主要出现于1895年之后。1897年，张坤德译有《中国私会》一文。其中写道：“中国私会，在在皆是。推原私会之起，大半因敝政所致。官长贪暴，故百姓结成私会。为自获计。南省民各有族，族之人众势大者，凡入其族，即得邀其保护。而无族之处，则非结会成党不可。各处私会，于是乎起。”（张坤德译：“中国私会〔英国掌教与日报访事人问答节略〕”，《时务报》，第十七册〔1897年1月13日〕，页15。）梁启超也曾对“私会”抱同情态度：“外洋华民多设私会，各立名号，其类非一。不达时务者指为乱党，窃窃忧之，而无可如何。其迂者乃多方设法，思所以散之。不知国之所以立者，恃民情之固结而已。”（梁启超：“致伍秩庸星使书”〔1897〕，载《饮冰室文集之三》，第二册，页6。）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主要用于指底层秘密组织。如：“此私会何自起乎？曰起于在上者政治之不平，遂陷人民于不安之地，而不平之心生焉，不平之事出焉。……此俄罗斯虚无党，意大利灰炭党，欧美各国之无政府党之所由起也。其宗旨不可表白于天下，其行为不可明着于人群，故谓之曰私会。以其行事秘密，誓不外泄，故又谓之秘密社会。”（太平洋客：《新广东》，页293—94。）
?1915年以后的用法。1909年之后，在本“数据库”中仅出现一次。“各分祠及各种私会之组织，大率模仿叠绳堂。三保庙则取叠绳堂之组织而扩大之。然而乡治之实权，则什九操诸叠绳堂之耆老会议及值理。”（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1927〕，载《饮冰室专集之八十六》，第十八册，页60。）
44．公会（gong hui）
?传统用法。（1）指因公事而集会；（2）指因公事相会晤。(34)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除偶见传统用法外，“公会”主要有以下四种用法：（1）指外国的议会。如：“吴道：国政之公会为两间房：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在爵房独有公侯等世爵、并国之主教。在乡绅房有良民之优者、被庶民选择者。”（爱汉者：“英吉利国政公会”〔道光戊戌年五月，183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365。）
（2）指德意志关税同盟或德意志邦联。如：“巴威也拉（一作巴华里，又作拜焉），在日耳曼东南方，南北一千一百余里，东西八百余里，在列国中幅员最大，爵称王。户口四百七万余，公会应出兵三万五千六百，昔时尝与佛郎西结盟，以攻日主，都城曰慕尼克（一作门古）。”（徐继畬：“日耳曼列国”，《瀛寰志略》，卷五，页152。）再如：“惟本署大臣奉命前来之时公会各国，均有国书，情愿照办。是以互换和约后，均须各送一本，始可交代，并无别意。”（“布国列总领事申陈〔一〕”〔1862年3月27日〕，引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三，页352。）
（3）指公司或者指法人团体。如：“近英新设公会，造电气秘机，自英至北亚墨利加，通线由海底潜达。会中本银分三百五十分，每分银四千两，计一百四十万两。现已经始，约今岁五月初旬藏事。英国用以邮传机事，岁发帑银五万六千两与公会，偿其利百分之四。若合众国欲用之，或亦酬银如其数。”（伟烈亚力：“泰西近事述略”，《六合丛谈》，第一卷第二号〔1857年2月24日〕，页9。）在《万国公法》中，“公会”被用来翻译bodies corporate，即法人团体。如：“自主之国……其掌公土、公物之权本无限制，不但他国不得搀越，即己民亦不与焉。至疆内人民并民间公会之物，则管制之权亦不为他国所限，惟就本民论之，应听命于君上。”（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二，第四章第一至三节，页66。）这种用法相对较少。
（4）指志趣相同者结成的组织或团体。《六合丛谈》曾刊出文章，介绍英国的“公会”：“泰西公会甚多，人以聚而事成，故必群议于此。有营财利者、有作游观者、有行善事者，善事有二：一保其身家，一拯其灵魂。欲拯灵魂，必有教训启导之事，此法英地颇多。……此外尚有无数公会，言不能尽，其意大抵爱人如己，己欲福而福人，仁者之道也。”（伟烈亚力：“公会记略”，《六合丛谈》，第一卷第八号〔1857年8月20日〕，页10。）多指商业或者宗教组织。中国人用来指民间组织，在本“数据库”中最早见于《资政新编》：“兴士民公会，富贵善义、仰体天父天兄好生圣心者，听其甘心乐助，以拯困扶危，并教育等件。至施舍一则，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恐无贞节者一味望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惟废疾无所归者准白白受施。”（洪仁玕：《资政新编》，页535。）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6年“公会”的使用次数达到高峰，并远远高于其他年份。主要是因为《各国交涉公法论集》中频繁使用，其含义多指议会。如：“英国家做此事后，英国各等人大议论之。国家公会议论得最重，并将交涉公法之理言之最详。……上下两公会佩服国家所为者，人有大半，但上公会内有人驳之。又下公会定条程内，包括交涉公法之正道理。”（《各国交涉公法论三集》〔1896〕，卷十一，第一百六十六欵，页283。）
1895年之后，“公会”多用于指商人组织或者士绅组织的民间团体。如：地图公会（“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时务报》，第一册〔1896年8月9日〕，页3）、译书公会（“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湘学报》〔1897年11月5日〕，页323）等。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多指由士绅、企业家等结成的团体。如：“余主张国民的立宪，而注意在开国会。略闻国中志士，颇有与余政见不谋而合者，则上海、安徽两处之近日发起国会期成会是也。此外如北京之宪政研究所，上海之宪政研究会及立宪公会，留学界之宪政公会及政闻社，留美商学界之宪政会，对于开国会皆为急激的主张。”（李庆芳：“中国国会议”，《中国新报》〔1908〕，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页122。）欧矩甲曾这样描述“公会”：“公会者，其宗旨可表白于天下，其行为可明着于人群，公享其益，公着其利，故其会友最众。西国公会，指不胜屈，而其最大而显者，一曰国会，二曰议会，其他教会，学会，商会，工会，天文地理与及凡百术业，莫不有会。……若夫我中国则何如？则公会无一，而私会遍天下也。”但他认为“公会”可由“私会”发展而成。（太平洋客：《新广东》，页293—94。）
此外，冯镜如曾试图组织“四民公会”，以突破士绅组织的束缚。“甲午而后，合群之声嚣然遍于中国。强学会倡始于北京，而圣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纷纷继起，然类皆士夫为之，未能合四民而结一大团体也。……洎乎今岁，事变益急。广西满洲之事，相继并起。各省电争，举国喧扰。上海绅商知非合大群则不足以应此大变也。于是有四民公会之设……而倡其事者则为冯君镜如。”（“四民公会”，《新民丛报》，第三十二号〔1903年5月25日〕，页1。）
?1915年以后的用法。沿用了1900年以来的用法，多指同业公会，工商业同业者的联络机关，如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有时也指工人的组织或者国际会议组织，如：“上海现在有个邮务公会，是五卅后邮务工人罢工的成绩，上海邮务工人有自己的广大的组织，此为第一次。这样的团体自然是邮政当局所视为眼中钉的。”（邦钺：“五卅后的上海邮务工人”，《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1926年5月30日〕，页1501。）
?其他。“圣公会”：基督教教会组织。如：“‘圣三一’学校，是一间英国人所办的学校——‘圣公会’所办的学校。”（“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向导周报》，第六十二期〔1924年4月23日〕，页500。）
45．社会主义（she hui zhu yi）
在本“数据库”中，最早见于1896年：“英国名士威呢喑摩里是氏，以本月三日，遽尔易箦。距生千八百三十四年，享龄六十二。氏为近世社会主义（学派之名）之泰山北斗也，著书极富，名声藉甚，时人惜之。”（古城贞吉译：“硕儒讣音”，《时务报》，第十二册〔1896年11月25日〕，页217。）中国人中最早使用的是梁启超：“天下之变，实莫与之京也，而此祸亦势之不可避也。但尚有一缕之可望者，则在于仁人学者，能以国家社会主义，调和于贫富之间而已，于外实无别法也。”（梁启超译：“佳人奇遇”，页195。）1903年之前，除梁启超外，很少有其他中国人使用。
1903年后，“社会主义”多用于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论著中，但也有用来指一种与“个人主义”、“家族主义”等相对立，强调社会团体的作用、社会公德的重要性的理念。如：“我常熟不知有社会主义，自前敩同盟发起，曾由会员运动建设城西小学校一，程度如公立小学校之寻常级焉。五月中全体会员议决解散敩同盟，建设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之案，以期实施其事业，并议设体育部由教育支部及开智会会员组织之。常熟社会之现状，止有此点。”（初我：“常熟学界调查报告”，《江苏》，第四期〔1903年6月25日〕，页21。）这种用法常见于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中，总体看来使用次数较少。
1905年后，随着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社会主义”的使用次数大大增加，并于1906年前后达到第一次高峰。如：“盖即最极端之社会主义，亦不能言一切资本国有。而梁氏所期之圆满社会革命论，不知其何所指也。若夫吾人之社会主义则不然，曰土地国有、曰大资本国有。”（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社会主义论〕”，《民报》，第十二号〔1907年3月6日〕，页56。）再如：“吾认社会主义为高尚纯洁之主义，且主张开明专制中及政治革命后之立法事业，当参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以豫销将来社会革命之祸。若夫社会主义中之极端的土地国有主义，吾所不取。今日以社会革命提倡国民，吾认为不必要。野心家欲以极端的社会革命主义与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同时并行，吾认其为煽动乞丐流氓之具。”（饮冰：“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页65。）
新文化运动后，使用次数大大增加，与今日之用法大致相同。如：“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1月15日〕，页444。）1921年使用次数有八百余次，达到其最高峰，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新青年》杂志，达六百余次。
46．社会学（she hui xue）
在本“数据库”中，最早见于1896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谭嗣同：《仁学·自叙》，页293。）1900年之前“社会学”一词很少被使用。1902年，梁启超曾认为“社会学”之译名不妥：“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必当更求新名，更望哲达有以诲之。”（“问答”，《新民丛报》，第八号〔1902年5月22日〕，页3。）同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他在自序中写道：“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章太炎：“社会学自序”〔1902年7月〕，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卷一，上册，页170。）
除用于指sociology外，“社会学”有时指社会主义。如：“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朘削动者以自肥尔。……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未完〕”，《民报》，第二号〔1906年1月22日〕，页11—13。）梁启超还曾经因此讥笑孙中山：“（原文）解决的方法，社会学者（按：此语误。岂有倡民生主义之人，而不知socialism与sociology之分耶。抑笔记者之陋也。）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饮冰：“杂答某报〔续第八十五号〕”，页28。）不过，在1902年，梁启超也曾有过类似的用法：“《龚集·平均篇》云：‘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中略）。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丧天下。’此近世泰西社会学家言根本之观念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载《饮冰室文集之七》，第三册，页96。）
六 民族国家
47．天下（tian xia）
?传统用法。古时多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全国。(35)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
（1）作为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一般指中国，通常暗含有符合儒学道德规范的政治秩序的意思。但有时“天下”会突破“中国”的界限，甚至指与中国无关的地区。如：“《万国〔地理〕全图集》又曰：……汉建始年间，有罗马国征服天下，犹太人亦归其权。”（魏源：“西印度之如德亚国沿革”〔1852〕，《海国图志》，卷二十六，西南洋，中册，页812。）
（2）1895年前，在谈及外交问题时，常暗含有以中国为中心、以天道为根据的世界秩序的含义。如：“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遐哉勿可及已。此外诸国一春秋时大列国也。”（张斯桂：“万国公法序”，载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页1。）
（3）传统天下观的发展和修正。1860年代以后，许多中国人明确意识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虽已不是世界中心，但士大夫们仍然相信通过努力，中国的中心地位会重新恢复。如王韬认为中国虽弱，但仍然为“天下之首”，而且终将变强。如：“中国天下之首也，尊无异尚，此古之通义，而非徒以口舌争者也。若夫盛衰之势，强弱之形，则自元黄剖判以来，原无一定，固不得借一时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辄夜郎自大也。……故知中国有时而弱，然弱亦足久存；中国未尝无衰，然衰要有终极。盖彝伦所系，统纪所存，一旦圣君应运而兴，贤臣相辅为理，励精图治，上邀天眷，下顺舆情，则强者亦将失其强，而尊卑以明矣。势无陂而不平，道无往而不复，观诸上古之迹，验诸近今之事，当不河汉乎斯言。”（王韬：“中国自有常尊”〔1877〕，载《弢园文录外编》，卷五，页115—16。）
（4）“天下”有时也被认为是由众多平等的国家构成，指全世界。如：“惟因诸国之同居于天下，一若庶人之同居于一国焉。夫各国自制律法，而甘服之。诸国亦有律法，为各国所甘服者。”（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一，第一章第七节，页6。）中国人也曾这样使用，但大多用于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交涉的外交文书。如：“既经总理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屡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谕李鸿章左宗棠等法人侵我藩属着力筹防御”〔1883〕，引自《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三十五，页125。）
?1895至1900年的主要用法。1895年之前的各种用法在这个时期继续沿用，但通常用于泛指全国。在用于对世界的描述时，其含义也有一些变化。如梁启超对华夷之辨的阐发，就表明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地位在士大夫心中进一步发生动摇。“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彝狄。痛乎哉！传之言也。曰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彝狄也。”（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1897〕，载《饮冰室文集之二》，第二册，页49。）更有论者更明确地提出“天下者万国之积”的说法，如：“夫王者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良贾藏于箧匮。然积市成邑，积邑成国，积国成天下。天下者万国之积也。”（徐崇立：“市”，载《沅湘通艺录》，卷二四，书文，页53。）1898年，“天下”的使用次数达到最高峰，并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1900至1915年的主要用法。1900年后，“天下”的使用次数有所减少，其用法也出现变化。（1）在“天下”指涉国内政治秩序、民族认同时，其背后所隐含的观念遭到怀疑和否定。1902年，梁启超批评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其误认国家为天下也，复有二因：第一由于地理者。……第二由于学说者。……此实吾中国二千年来之性状也。惟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屡易而不动其心也，非恝也。苍天死而黄天立，白帝杀而赤帝来，于我下界凡民有何与也？”（梁启超：“新民说”，页21—22。）
（2）在世界观念中，“天下”也不再隐含某种道德秩序，而且中国不但不是中心，反而成为边缘。汪精卫对“亡国”与“亡天下”的重新解释，就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要之，亡国与亡天下之别，其最著也。古以中国为天下，所谓亡天下，即亡中国之谓，而所谓亡国，即易朝之谓耳。”（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1906年5月1日〕，页31。）再如：“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然今日则不啻为白种人所独有之天下，使有白种多数之国，集为一会，即可名为万国公会。使其会中有多数之人，主持一议，即可名为天下公议。”（“论第十四次国际议会会议”，《外交报》，第一百六十一期〔1906年11月20日〕，引自《外交报汇编》，第二册，页149。）官书中也开始承认这一点：“综观以上之所陈，则世界立宪之大概，与日本立宪之情形，可以得矣。而奴才顾谓立宪可以固国体者何也？今天下一国际竞争之天下也。国际竞争者，非甲国之君与乙国之君竞争，实甲国之民与乙国之民竞争也。故凡欲立国于现世界之上者，非先厚其国民之竞争力不可。”（达寿：“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1908〕，引自《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页29。）
?1915年以后的用法。1922年，梁启超总结了中国人由“天下主义”到“国家主义”的变化。“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降及近世，而怀抱此种观念之中国人，遂一败涂地。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吾人逆潮以泳，几灭顶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载《饮冰室专集之五十》，第十三册，页154、3。）
1920年代之后，“天下”较少使用，其含义仅是指地理区域，一般指中国，有时指世界。
48．国家（guo jia）
?传统用法。（1）古代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的封地称家。也以国家为国的通称；（2）指公家，朝廷；（3）犹言“官家”，指皇帝；（4）诸侯卿大夫所受封地上的城邑；（5）京城、首都。(36)
?1830至1895年的主要用法。在这个时期，主要是指朝廷或者政府。“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亦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曾国藩：“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元年，1851〕，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四，治体五，用人，页3。）
张德彝在日记中将royal译为“国家”：“先至官钱局，英名洛亚敏特。译：洛亚者，国家也；敏特者，钱局也。下车有总管费满达迎入。”（张德彝：《随使日记》〔1877〕，收入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页27。）同年，郭嵩焘也将nation、government翻译为“国家”，如：“其官阀曰明拍阿甫拍来森科非尔敏得。科非尔敏得者，国家也；明拍者，官员也。……便过画楼一观，洋语曰纳慎阿尔毕觉尔嘎剌里。纳慎者，国家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五〔光绪三年二月，1877〕，页151、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