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第一百五十六节，页33。.20
1920年之后，指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帝制制度下，贵族地主大商人，也能偷着几分自由，变成资本家，变成实业家。这种已经发财的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只能到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不但不必一定要推翻帝制，而且已经站在上等阶级的地位，还可以利用已有的经济势力，压迫政府，使政府对他让步，使帝制政府轻轻的不知不觉的变成他的工具——君主立宪制度。”（瞿秋白：“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新青年》，不定期刊第一号〔1925年4月22日〕，页85。）
90．独立（du li）
1900年前后，常常与“自由”连用，有时甚至混用。“菲律宾之独立即被勘平，杜兰斯哇儿之独立随被剿灭，此帝国主义之方盛，而自由之不敌也。……今亚、非二洲，正当非、杜事后，将来Independence（自由，又译曰独立）与帝国主义之大争，其猛烈必百十倍于欧洲列国之革命也。”（“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开智录》〔1901〕，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57—58。）1905年，严复特别强调两者其实不同：“罗马有贺勒休Horatius，有黎恩尼达Leonidas，皆以守城御敌之勇，见称自由干城。罗马有布鲁达Brutus，英国有韩布登Hampden，皆以抗命霸朝，亦膺此号。夫其号同矣，而其事则大异。夫以臣民而抗君上，与为将帅而御寇仇，此绝然两事者也。抗暴君污吏，谓之保护自由可也。御外国敌人，非保民之自由，乃争国之独立也。独立，西语曰Independence，必不可与自由Liberty混。”（严复：“政治讲义”，页1281。）
91．集产主义（ji chan zhu yi）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在本“数据库”中不多见，最早见于1906年：“至于急激的无政府主义，则其所主张者为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破坏主义。三者主张大略亦同，不外以社会经济改革期无政府主义之实现，故又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梦蝶生：“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页112。）次年，有论者介绍了“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论者，谓‘一切之财产资本，可为社会中人所共有，总社会之公权力可得支配之。’集产主义论者，则‘不认一切权力之存在，不许稍有强制之性质，故主张财产资本非公有非私有说。’巴枯宁之过激说、麦喀氏之温和说互相冲突者，抑亦即此二说乎。”（旡首：“巴枯宁传”，《民报》，第十六号〔1907年9月25日〕，页5。）
92．共产主义（gong chan zhu yi）
在本“数据库”中，1899年曾有人使用“共产之说”：“昔亚里士特德为拍拉图弟子，甚事拍拉图也，竭诚尽敬。及其论资生学（即日本所谓经济学），大驳拍拉图共产之说。”（李季：“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功课”，《清议报》，第三十册〔1899年10月15日〕，页12。）1901年，梁启超使用了“共产之论”一词：“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73。）
在本“数据库”中，最早提到“共产主义”的也是梁启超：“柏拉图（Plato，427—347 B.C.）尝著一书，名曰《共和国》（Republic）。虚构一大同理想之国家，以为大同之世，人不得有私财。一国所有，当为一国人之公产。其奴隶及外国人，则使为国服役。货财所出，分少许以给之。此实后世共产主义（Communist）之权舆也。其尤可惊者，柏氏不徒倡共产而已，乃欲并妻子而共之。谓人不独妻其妻，不独子其子，货不藏己，力不为己，则奸淫不兴，盗窃不作，而世乃大平。”（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页8。）
1903年，有论者较详细地介绍了“共产主义”的主张：“共产主义。是派创于法人罢勃（Baboeuf），其后劲则犹太人埋蛤司（Karl Marx）也，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建也。其原理曰：土地与资本，生产之资也。若地主、若资本主，何需乎？土地、资本，离土地、资本主而依然存在也。若材〔财〕产基于先占，必至后起者无立锥地；若财产基于劳力，必至后起者无劳力地。且机械既盛，工金愈贬，彼劳力者，终无为地主、为资本主之日，故必废私有相续制而归于国有。”（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八期〔1903年10月10日〕，页9。）同年，有论者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之说联系起来，并据此来理解和接受共产主义。“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得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且吾瓜见察中国今日社会之内容及现象，有不能与欧洲比例，而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盖我中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五期〔1903年8月23日〕，页7。）但这种用法不多见。
1905年后，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对“共产主义”的主张表示怀疑。1920年后，“共产主义”的使用次数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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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汉语大词典》，页1345。
(1) 魏源这段话最早见于艾儒略（Julius Aleni）的《职方外纪》，卷二，欧逻巴总说（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7），页5091—94。在《职方外纪》中用来翻译基督教会的是“天主堂”，“天理堂”到底所指为何，还很难确定。
(2) 《汉语大词典》，页2127。
(3) 《汉语大词典》，页2127。
(4) 《汉语大词典》，页768。
(5) 《汉语大词典》，页801。
(6) 《汉语大词典》，页2388。
(7) 《汉语大词典》，页764。
(8) 《汉语大词典》，页772。在传统文献中，“公议”多指朝廷或官府中百官包括文书往来的议论，如：“百官各敬其职，大臣论道于朝，公议日兴，而私利日废矣。”严可均辑：《全晋文》，卷四十七，重爵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488。
(9) 《汉语大词典》，页771。
(10) 《汉语大词典》，页764。
(11) 《汉语大词典》，页1701。
(12) “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梁启超的这种说法不准确，实际上，早在先秦典籍中，“国民”一词就曾被使用，指一国或藩封所辖的百姓，如：“令国民族葬。”参见《周礼注疏》，卷十七，春官宗伯第三，引自《十三经注疏》，第三册，页262。
(13) 《汉语大词典》，页1336。
(14) 《汉语大词典》，页4375。
(15) 《日本国志》中曾三次提到“宪法”，两次指普通的法典，如：“日本……自古刑无专官，用刑则令物部司其事。亦无律法，及推古时上宫太子摄政，始作宪法十七条，后世以为造律之祖。”参见黄遵宪：“刑法志一”，《日本国志》，第八，卷二十七，页279。另一处，含义则不太明确：“凡地方官，每年一度召集至京会议宪法，名曰：地方官会议。开会之日，国皇亲临，议长以特旨拣派，所议之事以多寡决从违焉。”参见黄遵宪：“职官志二”，《日本国志》，第五，卷十四，页177。
(16) 《汉语大词典》，页5284。
(17) 《汉语大词典》，页3070。
(18) 马西尼认为，“议会”一词最早见于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参见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下文简称马西尼书），页258。在“数据库”中最早见于1876年，在1870年代之后，这种用法较为常见（见正文所引例句）。
(19) 《汉语大词典》，页2722。
(20) 《汉语大词典》，页299。
(21) 《汉语大词典》，页772。
(22) 马西尼认为“义务”最早出现在1864年《万国公法》中（见马西尼书，页261），但在“数据库”所收录的《万国公法》中未检索到。
(23) 《汉语大词典》，页636。
(24) 《汉语大词典》，页1411。
(25) 《汉语大词典》，页5380。
(26) 同样的用法，如“君者，群也”、“敬业乐群”等，在1894年之前和之后都曾出现，但我们认为其内涵是不同的，1895年之后“群”的这种用法与“社会”的含义相同，而不再是传统用法。
(27) 《汉语大词典》，页5382。
(28) 《汉语大词典》，页1509。
(29) 《汉语大词典》，页5382。
(30) 《汉语大词典》，页4420。
(31) 马西尼认为“社会”一词一直要到20世纪早期才传到中国，并认为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用来指商人“协会”（马西尼书，页238），此说显然不确。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最早将“社会”与society对应起来，1890年代后，有更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如：“其博士律师等，又各以所操专门学业，集同业者，联为社会。皆有会所，如中国会馆。故国中凡有举作、议论、著述，属次等社会者，下议院皆周知。属上等协会者，上议院政府无不周知。”参见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页20。
(32) 《汉语大词典》，页3066。
(33) 《汉语大词典》，页4735。
(34) 《汉语大词典》，页770。
(35) 《汉语大词典》，页1333。
(36) 《汉语大词典》，页1713。
(37) 《汉语大词典》，页5500。
(38) 《汉语大词典》，页211。
(39) 《汉语大词典》，页212。
(40) 《汉语大词典》，页3984。
(41) 《汉语大词典》，页3985。
(42) 马西尼认为“民权”一词最早见于1879年的《日本杂事诗》（参见马西尼书，页230），不确。
(43) 《汉语大词典》，页774。
(44) 直到1904年，严复还表示不同意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要之，是二者于亚洲皆不少概见者也，东译姑以为共和。然共和见于周，乃帝未出震之时，大臣居摄之号，此与泰西公治之制，其实无一似者也。”参见孟德斯鸠（Montesquieu）著，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21。
(45) 《汉语大词典》，页1508。
(46) 《汉语大词典》，页5667。
(47) 《汉语大词典》，页5670。
(48) 马西尼认为：“1901年，在《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经济学史》一文，这可能是在题目上出现‘经济’这词的第一篇经济学译文。”参见马西尼书，页223。从“数据库”来看，“经济”最早应该出现于1896年12月15日，《时务报》上发表古城贞吉所译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一文。
(49) 《汉语大词典》，页2108。
(50) 《汉语大词典》，页4703。
(51) 《汉语大词典》，页1137。
(52) 《汉语大词典》，页4749。
(53) 《汉语大词典》，页2567。
(54) 《汉语大词典》，页4717。
(55) 《汉语大词典》，页6263。
(56) 《汉语大词典》，页3533。
(57) 以下是“学校”与“学堂”用法的简单讨论。马西尼认为：“在日语影响下，此词〔学校〕完全取代了‘学堂’、‘书院’以及‘学塾’。”（马西尼书，页257）从“数据库”的统计来看，1900年之前，“学堂”的使用次数远远多于“学校”，1900年后两词的使用次数相差不大，在清末新政中，“学堂”还是清廷新学制中教育机构的正式名称，直到1912年民国确定以“学校”为教育机构的正式名称以后，“学校”的使用次数才超过“学堂”。
马西尼还认为：“〔《万国公报》〕从1893年起，‘学校’用来指欧洲的学校，‘学堂’仍用来指中国的学校”（马西尼书，页258），此说不确。“学校”与“学堂”都曾经用来指称日本和欧洲模式的现代学校，也同时用来指中国传统的学校，在《万国公报》中也是如此：“福君又于一千八百二十年，在瑞士国卢撒尔拿部另立学堂。留巴鲁伯管理基勒好学堂事，偕郎格打勒前往卢撒尔拿。但该处多系奉天主教之人，疑福君欲离散其教友，引入路得会，相戒勿往。故学堂不能大兴。”参见秀耀春、汪振声：“养蒙正轨·福若伯训蒙法”（1899），载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页632。再如：“学校之兴，莫隆于三代，亦莫备于三代。其后世远年湮，风俗愈趋而愈下，人心愈乖而愈离。举所谓党庠术序之遗规，几令人有爱莫能传之感。”参见李佳白：“创设学校议”（1895），载《万国公报文选》，页578。
马西尼也认为：“梁启超用‘学校’来指日本和欧洲模式的现代学校，而‘学堂’、‘学舍’用来指中国传统的学校”（马西尼书，页258），此说不确。至少在1900年之前，梁启超在“学校”和“学堂”的使用上还没有出现马西尼所说的这种差别。如：“古者学校皆国家所立，教师皆朝廷所庸。故大戴七属，言学则任师。周官九两，言以贤得民。而学记一篇，乃专标诲人之术，以告天下之为人师者。”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师范”（1896），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一册，页35；又如：“西人学堂悉有专书，岁为一编，月为一卷，日为一课。小学有小学之课，中学有中学之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之课。其为课也，举学堂之诸生无不同也，举国之学堂无不同也。”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一册，页69。
“学校”与“学堂”常常混用，但也有细微分别。“学校”更为古典，与科举关系密切，“古者科举，皆出学校，学校制废而科举始敝矣。……故科举合于学校，则人才盛。科举离于学校，则人才衰。有科举，无学校，则人才亡。”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载《饮冰室文集之一》，第一册，页21、23。而“学堂”更为现代，与科举是对立关系。如：“现学堂科举，新旧并行，有特科，有常科，有府厅州县学，有大小中等高等学，有寓洋商籍小学，有士绅倡设算艺文字小学，有生员举贡进士，有学堂生员举人进士，又有特科出身译书出身，均应隶部另议。学校归入地方官考成，尤关吏课，至于祠祭所掌，亦宜增定。”参见蔡镇藩：“奏请审官定职以成新政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载《戊戌变法》，第二册，页384。“学校”包含有道德培养的含义，而“学堂”侧重于西学，强调知识教育。如：“学校者，国民之制造所也，国风之渊源也，而国民职业之豫备校也。苟欲组织全体以军人乎？则当先自学校始。欲使将来国民有如何之起业心，如何之锻炼力，如何之军人气质精神，则当先知学校教育之方针奚若而后可。”参见百里：“军国民之教育”，《新民丛报》，第二十二号（1902年12月14日），页11。关于中国教育机构的兴废，曾有人这样论述：“三代育才兴能，悉由学校。自学校之法敝，而书院之事起。因书院之规隘，而学堂之议兴。然则今之学堂，盖即宋元郡直省书院之制。今之学堂总办，亦即国子祭酒省会山长之任。”参见何通判（熙年）：“上张香帅言武备学堂事宜书（附呈条陈八则）”，《时务报》，第二十七册（1897年5月22日），页9。
(58) 《汉语大词典》，页2251。
(59) 《汉语大词典》，页6332。
(60) 《汉语大词典》，页7192。
(61) 《汉语大词典》，页2903。
(62) 《汉语大词典》，页4896。
(63) 《汉语大词典》，页4896。
(63a) 《汉语大词典》，页7418。
(64) 《汉语大词典》，页6955。
(65) 《汉语大词典》，页1136。
(66) 《汉语大词典》，页1131。
(67) 《汉语大词典》，页5279。
附录三
有关统计分析的讨论
本书所有的统计图表，都用一种最简单的计量方法作出，这就是关键词在各年的使用次数。这自然会带来一个问题：由于“数据库”中各年文献的总字数不一样多，有时甚至相差数倍，那么，对关键词各年使用次数的统计和比较还有意义吗？显然，更为可靠的统计方法是对统计结果作归一化处理，即统计该关键词在每年万字（或千字、或十万字）中的使用次数，这样，各年的比较才更有说服力。鉴于此，我们必须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归一化后的统计是否会较大地影响、甚或推翻本书的主要分析和结论？第二，为什么本书中没有采用经过归一化处理的数据做统计图表？
先谈第一个问题。在以下的分析和举例中，将会表明用关键词在各年文献使用的总次数作出的和用归一化作出的统计图表，虽然是不一样的，但由于我们是研究若干重要现代政治观念的起源和演变的，这一差别不会影响本书的分析和结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本书使用统计图表的四种情况：
第一种，研究新观念传入（出现）的时间。由于绝大多数新观念是采用中文原有词汇来指涉的，我们是考察代表某一新观念的关键词，最早是在什么年代、在哪一个例句中开始使用的；在引进新义后，该关键词在使用中又有哪几种意义类型？这些意义类型按年代的分布出现何种消长？
第二种，分析某一关键词的使用次数在何时超过另一个关键词，由此研究观念的演变。这一类在我们的分析中使用相当多，如“真理”取代“公理”、“社会”取代“群”、“民主”取代“共和”等。
第三种，比较两个（或多个）不同关键词在某一时段中使用次数变化的类似性，也就是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并讨论相应观念的相关性。
第四种，从统计图表中找出某一关键词使用次数出现高峰的年份，分析讨论其原因，并考察它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
显而易见，每年文献的总字数不同不会影响前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寻找新观念最早出现的文献和例句，它与统计方法无关。第二、三种情况考察的是不同统计曲线的相互关系，归一化的处理也不会改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某一年后，“社会”的使用次数超过“群”，将其换成万字中这些关键词的使用次数，并不会改变上述结论。只有第四种情况，也就是单一曲线的高峰分布方会受归一化的影响。
在受到归一化影响的第四种情况中，我们在引用图表进行分析时，重点是考察与关键词使用次数出现峰值的那些年代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主要包括：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日俄战争、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些事件的发生对观念的影响。不论是赞成或反对这种观念，只要它们曾受关注并被广泛讨论，都可以在相应关键词的使用次数上反映出来。事实上，在第四种情况中，我们更多的是回到某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具体思想论争的分析中，因此，是否采用归一化处理并没有影响本书的分析和结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数据库方法在观念史研究的应用时，总是特别强调它只是辅助工具，实质性的结论仍是研究者凭史料分析得出的。
以下，我们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比较未使用或使用归一化处理的统计图表的差异。如果用p表示各年每万字中某一关键词的使用次数，对于每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作出p按年度分布的归一化曲线。为此，我们作出“数据库”各年文献字数统计附录三表（见后）。我们选取本书的图2.1为案例，该图是处理“国民”和“个人”两条曲线的，然后我们按附录三表提供的“数据库”各年文献总字数做归一统计，作出“国民”和“个人”p值的分布图（图14.1）。
图2.1 “国民”、“个人”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涌现（1898～1915）
对比图2.1和附录三图，很明显，无论使用哪种统计方法，1903年和1906年都是这两个关键词的使用高峰，它们与个人是权利主体的观念被广泛接受有关。这说明从图2.1得到的分析仍然有效。但根据图2.1，我们无法理解为何1907年后“国民”和“个人”这两个词的使用次数大为减少了，而经过归一化处理的附录三图，1912年亦是两个关键词的高峰。附录三图提示我们，这个减少可能是因为以后年代的文献总字数少了。对照附录三表，1912年的文献总字数确实比前后两年都少得多。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这就是为何没有用p分布图代替本书中的各年使用次数分布图？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针对我们的研究目标，两种统计方法差别并不大，不会影响内文的分析和结论。进一步说，在第一种情况，是寻找新观念的使用在某一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例句，如1864年《万国公法》用“民主”译democracy和republic，这时用p即万字中使用次数是没有意义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是研究取代或两个以上关键词的相互关系，这时p分布图和本书所用的方法是等价的。只有在讨论某一特定关键词的传播和普及时，用p分布图才是更合适的，如在上面对比图2.1和附录三图时，归一化方法更为合理。虽然是这样，但考虑到关键词的年使用次数的统计可以适用于我们所需的前三种情况，为了所有统计图表的一致性，我们在编定本书时，仍然用简单的年使用次数来做统计图表。
附录三图 “国民”、“个人”各年万字中的使用次数（1898～1915）
“数据库”的建库工程中，如何针对研究所需来选择入库文献，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一点在方法论长文中我们已作出说明。我们总是先选择学界已公认的1830至1930年间，那些与政治社会思想有关的报刊、档案、文集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然后再逐步扩充。在扩充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也尽量注意各年的总字数问题，但文献的性质仍是第一考虑因素。到目前为止，虽然“数据库”中已有一亿两千万字，但各年文献的总字数相差仍很大，许多重要文献仍未收录。这反映出数据库这一新方法在应用于研究的过程中，随着库的不断完善、扩充，研究者也应不断对前期工作作出修订和改进。
事实上，归一化也是一种简单的统计方法。如果将来“数据库”所收的文献足够多，各年总字数也大致相近时，可以应用的统计方法将有很多，也可能会得出凭直观难以想象出的结果。这一有趣的探讨，只能留给更年轻的研究者去做了。我们相信，随着“数据库”所收的文献不断增加、功能的不断完善，它一定会令研究者得益更多。
附录三表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各年文献字数
附录四
导论及各篇文章的英文摘要
（English Abstract）
Introduction
We will give a brief account of our studies of the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en basic concepts of "gonghe"（republicanism），"minzhu"（democracy），"quanli"（rights），"geren"（individual），"shehui"（society），"gongli"（axiom），"zhenli"（truth），"jingji"（economy），"geming"（revolution），"kexue"（science）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ith the use of our "Database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1830-1930）that consists of 120 million words．By drawing on these studies，we try to bring to atten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database method and keyword analysis in the studies of the links between terminologies and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Our findings yielded from this new approach challenge certain long-held beliefs．We discover tha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can be periodized into three stages．The first stage was from 1840 to 1895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thought by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During the second stage，i．e．from 1895 to 1915，as the Western world was undergoing a period of nation-state establishment，the retreat of Confucianism from public realm could only be found in the private realm of the clan，whereas the learning of Western thought took place in the public sphere，especially after 1900．The third stage was from 1915 to 1924 while the attempt to gain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suffered failures and setbacks that entailed a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cepts like democracy，rights，and society from the Western world．Such a reconstruction gave birth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1．"Tianli"，"Gongli"，and "Zhenli": Chinese Culture's Demonstration of and Criteria for Legiti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essay aims at shedding a new light on the unique reasoning model in justific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est．We try to achieve this goal by conducting meaning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like "li"（reason），"tianli"（principle of nature），"gongli"（axiom），"zhenli"（truth）and frequency count of their appearance i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leading modern literature．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hinese word "li" was "texture" or "orderliness"，but it adopted the meaning of "arrange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moral order gradually．"Li" finally became a criterion for rationality or legitimacy in the process of justification or legitimization of certain political systems，institutions，behaviours，or social actions．This was a result of the fact that morals and ethics were regarded as the ultimate concern and that common-sense rational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After Neo-Confucianism was fully developed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li" became a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smic order and a criterion for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systems，norms，and all social actions．From this development，we observe that the reasoning model in legitimization and justific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rationalization in the West．When China wa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est and had to embark on her modernization，which can be viewed as taking up the Western way of rationalization（namely，th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rgumentational structure of legitimization and Western rationalization was inevitable．The replacement of "tianli" by "gong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 result of the ingress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Western legitimization into Chinese culture．Our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meanings of the concept "gongli" from 1895 to 1915 reveals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ingression of Western rationalization into China was fluctuant．The replacement of "gongli" by "zhenli" after 1915 was an indicator of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argum entational structure of legitimization．In this essay，the concepts "zhenli"，"gongli"，"gongli"（principle），and "lixing"（rationality）that appear in fiv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journals are analyzed．It is found that the argum entational structure using "zhenli" as a criterion for legitimacy and the reasoning model in justification employ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on-sense rationality shar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This is one of the causes leading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acceptance of Marxism-Leninism and is a foundation for legitimization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is essay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ingression of modern Western argum entational structure for legitimacy of institution into China was far more difficult than tha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or of Western institution per se．It is because such development was subject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rgum entational structure of legitimization and Western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was also shaped by this interaction.
2．On Confucian Public Sphere: A Study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essa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ncept of "gong"（public）by a quantitative study，in which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d meanings of terms like "gongli"（axiom），"guomin"（nationals），"shehui"（society）in important modern Chinese texts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This essay also seek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did a public sphere similar to the West exist in China? We found that a special kind of public sphere constitut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amily（gentries）instead of individuals did exist in China's modern transition．We see it as a product of 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the West and call it "Confucian public sphere"．We believe that it was a particular type of public sphere which was different to the Haberm asian model．A thorough stud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sian socie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