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首长手中的权力，我以为首推人事权。在上文已经分析过了，明清时期知府、知县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抚、总督，其在辖区内没有自由的人事权。他们辖区的知县，包括自己周围入品的僚属，如同知、通判或县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参劾、保举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而今的市、县委书记对低一层次的官员，如市委书记对市委市政府各局、办，各县区正副职；县委书记对乡镇及县各局官员几乎有绝对的任免权，甚至自己同层级的其他官员，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虽然由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但该层级的党委一把手个人的意见相当重要。再加上现在的官员职数，四套班子加起来，可能数十倍于明清时期，明清一个县从八品以上的官员有几个，今天一个县处级、科级官员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买官、卖官之风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两朝也有卖官鬻爵之事，但卖官之权，全国都集中于吏部。而今每个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如果想卖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员的职数远远多于古代。卖官既然操作起来更方便，可卖的总量更大，那为什么不卖呢？而且卖的是别人“寄存”在自己那里的东西，得到的利益却属于个人，多合算的买卖！
除了人事权，今天的市、县委书记对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也远胜于古代知府、知县。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长期是个农业社会，知府、知县守牧一方，从“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无为而治的一面，治民之术，我国传统上是儒法、黄老兼用。《明史·职官志》载：“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请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免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
可见知府多是宏观调控，知县作为亲民之官，管理的事务很实，但有限。无非是赋税征收、劳役差派、讼狱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业。古代中国县以下是乡土自治，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很强大，知府、知县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数收税就行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样生产、生活，没必要太多过问。
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在其辖区，可谓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除了当地的驻军他管不了，其他还有什么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权、行政事务、司法活动，乃至人代会这样名义上的民意机构，都归他的领导。由于现在的经济水平远非古代农业社会可比，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行，民营企业的存活，重大公共项目建设，都可以直接插手。从落马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案件分析，这些人除了卖官牟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设项目，官商勾结大谋私利。今日中国经济繁华远非古代可比，市、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也远非古代知府、知县可比，那么，其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然比古代的同级官员大得多。
讲到权力，自然不能不说监督和问责机制。从秦朝设御史大夫开始，两千年帝制时代，除了皇权之外，其他的权力都有明确的监督机构给予监督——至于监督的效果，因时代而有差异。明清两代，对地方官的监督机制是比较完备的，明朝多太监弄权，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游离于帝国文官监督体系之外。明朝监督分两个序列，中央六部是六科给事中，地方各省为道御史，合称“科道”。清承明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纠各地方官。其级别并不高，正七品，和知县一样，但威权重，一旦外出则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称巡按（明朝御史外出巡查，加总督、巡抚、经略、总理、巡视等名衔，清代总督、巡抚已成为地方实职）。《明史·职官志》言：“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传统戏曲里面，那些新科进士，最牛气的是点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后，地方府、县官见到他们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巡按山西时，才可能救下了和自己有个数夜情的美眉苏三。
当然，这种监察权仅仅是皇权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们照样不能很好地行使监察权。明熹宗时魏忠贤当权，被残害的杨涟、左光斗等官员大多是监察官。但帝制时代有一个好处，这江山的“产权”明晰，有非常明确的产权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别昏庸的皇帝，谁也不会由得地方官胡折腾。尽管教科书上说明清两代政治黑暗，但仅仅是晚期而已。大部分时间内朝廷对知府、知县一级的官吏还是有着较严密的监督体系，地方政治不至于一败涂地，否则两个朝代的寿命加起来也不会有近六百年。
由于明清两代的监察权在中央，一个七品的御史照样敢查纠地方大员。今天比起明清两代，似乎监督、问责机制更加健全，有党委纪检部门、政府监察部门、司法的检察部门，还有代表民意的人大监督。看起来四管齐下，但既不能真正启动民意程序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进行弹劾、罢免，全国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监督他们，他们所能接受的是同级和上一级的监督。同级监督几乎不可能，人大主任大多由书记兼任，纪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监察局局长又是自己的下属，谁敢监督他？那么上一级监督部门呢？最能对贪渎的市、县委书记发生监督效能的也确实只能是上级监督部门，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样，市、县委书记是分级授权，对他职位发生关键影响的是上一级的党委一把手，两人中间并没有设置隔离墙，下级党委一把手一般说来是上级一把手信得过的，除非他在上级的党委一把手心中失宠，或者上级一把手换人，或者由于说不明道不白的权力斗争，或者因为有上级一把手也替他挡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级别的专案组介入，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才可能出事。十年前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一句话很精辟，大意是官做到地厅级，几乎就没法监督了。
现在的体制下，可能起点作用的是新闻监督，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异地监督现在又被打压，新闻监督的空间在当下更加狭窄。
明清两代不许在家乡五百里内做官之类的回避制度实行得不错。全国的知县、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统一分派，一个知县大多在离乡很远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计这种吏部和都察院联合举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调任、升迁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避免了一个知府或知县盘踞一地特别是和家乡的各种势力发生关系。而今天的市、县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选票产生本地的行政首长，又不是明清那种官僚体制下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回避；还因为是分级授权，官位由上一级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范围内交流市委书记，本市范围内交流县委书记，无非是在邻市、邻县做官。所以辽宁人王亚忱能在辽宁当许多年的市委书记，湖南人李大伦在湖南、湖北人孙楚寅在湖北任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多年，怎能不在当地盘根错节、只手遮天？
今天虽说明清时政治上腐败，但具体分析对地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两朝做得如何？
产生市、县委书记“土司化”之忧
现在我们如果往前走一步，由选票来选拔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自然就有民意机构对他们实行全天候监督，他们即使贪渎，也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下。要么我们退一步，回到明清时代那种，府、县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调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现象。问题是我们既不敢往前进，又不能往后退，正处在两头不靠的中间状态。市、县委书记只要搞定一两个关键人物，贪渎的风险就很小，这样下去，一些市、县委书记就很容易变成当地为所欲为的“土司”。制度不改革，仅仅靠“权为民所用”这类道德说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时代，搞一场接着一场政治运动，使官僚层处于动态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会成本太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时代真正的土司还可能肆无忌惮。因为土司是世袭的，为子孙后代计，还不敢对治下臣民太严酷，会尽量避免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而掌握巨大权力的市、县委书记，在监督失灵时，有人可能会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当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后荒芜。
那么，出路在哪里？其实每个对世界潮流有所体察的人，都不难知晓答案，在此就没必要赘述了。
察世情
中国社会板结化的历史观察
“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一四年新年贺词中的一段讲话，从中可以看出，在国家、社会和国民层面的这三大改革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其中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国家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关联点。
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在诸多方面，如法律、司法、经济分配、公共服务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给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提供更开放、畅通和公平的上升渠道，形成一种避免社会板结化和社会成员上行遇阻的制度和文化。
社会板结化趋势令人忧虑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各项事业也有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改革的步伐滞后于经济发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普通人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人生发展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上行的阻力越来越大，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内，既得利益集团变得越来越坚固，掌握社会各类资源的精英阶层实现了“内循环”和“近亲繁殖”。社会上许多出身贫困家庭的子弟越来越感觉到在人生的道路上，处处需要“拼爹”；社会有识之士在惊呼：寒门再难出贵子。
社会板结化，首先体现在不同阶层家庭的子弟所享有的教育机会不均等。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呈现两大看似矛盾但有着内生性关联的现象。其一是正向的：全国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普通人家庭包括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的机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就；同时，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大幅提高，各阶层包括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二则是负向的：从学前教育开始，小学、中学和大学，在东部与西部、城市和农村、重点校和普通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呈现不均衡趋势。从儿童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起跑线”上，不同阶层的子女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不是越来越均等而是相反，高等学校特别是进入“211”“985”的名校，来自农村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学生比例，较恢复高考后十来年呈下降趋势，社会不同阶层的鸿沟已经开始在高校学生中出现。因此。“教育平权”成为这些年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社会板结化另一重要的表现是在就业上。即使是农民、工人家庭的子女通过千辛万苦进入高校并成绩优异，他们在就业上却处于十分弱势的境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大学毕业生就业，农家子弟最困难》。该报道援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二〇一四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调查数据。发布者的调查表明：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进入体制内有影响。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比例（百分之四十七点八）远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百分之三十一点一）。调查数据还显示，来自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为困难，其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就月薪而言，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两千八百五十一元）每月要比城市家庭出身毕业生（三千五百零五元）少挣六百五十四元。
社会各阶层在竞争中面临的机会不均等、制度欠公平的问题，已经影响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应该是一种社会共识。
那么，中国社会板结化到底到了何等地步？纵向比，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是什么样的程度？横向和美、英、日发达国家相比，又是一种什么样差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不妨先简单地梳理一下中国历史上阶层流动的情况，再探讨社会板结化程度对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全的影响。
社会板结化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社会动荡
中国社会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重大制度变革发生在商周之际。周武王伐纣，周朝代替殷商成为天下共主。武王姬发和辅佐其子成王执政的周公姬旦相继建立了一系列迥异于殷商的政治制度。
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论述道：“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封建子弟之制”适应当时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信息人员商品流通缓慢的社会状况，它是一种使宗族和区域能相对自治并发挥自我潜能的制度，但其导致的后果是“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这种职业父子相承的社会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落后的、妨碍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甚至在相当的时期内它发挥了正效益。
协助齐桓公称霸天下的相国管仲曾经论述了“世业相承”的合理性：
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袯襫，霑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
管仲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处在某种家庭中，因耳濡目染，对父辈的职业比对其他的职业更熟悉。读书人的孩子，“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每天接触的就是文章、礼法，成为一个“士”远比其他阶层的子弟容易；同理，农民的孩子从小跟着父亲种田，熟知“耒、耜、芟”等工具，“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但是，社会的职业分工父子相承，能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生产力低下、信息流通不畅、交通很不发达、底层社会几乎没有公共教育服务所造成的。在周朝早期，只有贵族才能接受礼法教育，能识字为文，其他阶层的子弟，哪怕天资再高，也很难跨阶层接受教育。也就是说，农家子弟几乎没有机会接受“士”的教育，每天只能跟着父亲去种庄稼，当然是“不见异物而迁”。
但是管仲所处的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废弛，生产力的提高，荒地得到开垦，社会人员流动加快，各阶层人员相互交往，特别是教育开始向平民子弟开放，出现了孔子这样开设“私学”、“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职业分工受到了挑战。用大白话说，穷人的孩子有了见识，已经不甘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这一趋势逐步加剧，各国竞争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人才竞争，平民子弟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问鼎长期被贵族子弟把持的职位。管理人才的选拔由“选贵”变成“选贤”。管仲本人能登上相位便是“选贤”的结果。他不属于齐国国君姜氏一族，亦不属于齐国传统的政治豪门国、高两姓。他虽然是周穆王后代，姬姓，但家族早就破落，父亲早亡，为奉养老母，早年不得已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他这位王族之后已经不是“士之子恒为士”了。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张仪、苏秦这类“职业经理人”也才有了周游列国、待价而沽的机会。
历史证明，列国相争，谁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谁能打破旧贵族的垄断地位，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秦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几代国君改革的总体趋势就是打破旧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建立了不论出身只论业绩的激励机制，重用来自他国的商鞅、李斯等人。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便是以军功授爵位。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而士有顽而农有秀。秀终不能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
船山先生敏感地看到战国时代，“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旧格局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可以说，秦国的改革是因势利导，符合时代潮流。但秦历二世而亡，他没有总结出一套和平年代相对公平的官吏遴选制度。军功论爵只能在战争年代管用，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其“以吏为师”的选拔制度只能将就一时。在“秀终不能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的大背景下，耕田的陈胜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最强音。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这些小吏、小商贩为骨干的汉集团战胜了以旧贵族项羽为核心的西楚集团。
科举制只能维持有限度的社会阶层流通
汉高祖刘邦出身寒微，对底层社会相当了解，追随他一起建立汉帝国的功臣集团，也多是寒门人士。因此，在汉朝早期，底层人士上升的渠道是比较畅通的，一个县衙门的小吏成为太守甚至朝廷大员，亦属正常。汉代的选官制度主要肇始于高祖，完善于武帝的“察举制”，“征召”、“公府辟除”、“试吏”、“赀选（纳捐）”、“太学擢选”为补充。“察举制”的基本程序是：首先由皇帝下诏，确定举荐科目；然后由“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等高级官员按照旨意举荐人才；最后被举荐者到京师参加策试，根据考试成绩授予官职。
应当说，这项制度通过推荐和考试结合，选拔德才兼备的士人进入国家的管理层，比起根据血统的世袭制度，以及秦朝单纯论军功，是一种进步，更适合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需要。“察举制”实施初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一项制度，如果没能及时革新，时间一长就会弊端丛生。当年参与打江山的平民子弟，当了官后，通过手里掌握的资源维护家族利益，于是当初的“贫下中农”变成了豪门世族，彼此盘根错节，声气相通，结成了稳固的、排斥寒门俊秀的利益集团。“察举制”到了后来，成了一种官府的职位特别是高级职位由豪族把持的游戏。因为高官推荐是第一道门槛，寒门子弟哪怕才华出众、德行服众，也常常被“潜规则”搞掉，进入不了推荐名单；而豪族相互包庇，形成利益同盟，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的腐败，和“察举制”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东汉末年至隋朝统一中国的三百多年间，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较为公平、公开、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底层精英的上升通道狭窄，只有通过战争这种极端方式才能实现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屌丝也只有在社会急剧变动中才有出头的机会。这三百多年，中国也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之中。
在隋朝正式确立的科举制，成为了此后一千四百年中国各个时期朝廷选拔人才进入官员体系的最重要的制度。科举制因为标准比较刚性——几乎完全凭考试；具有开放性——不论出身（极少数“贱业”除外）的子弟都可以参加，其公平性得到中外的史家肯定。尽管到后来出现了诸多弊端，但在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帝国里，这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拔制度。必须承认，这也只能是适应古代中国那种农业帝国的选拔制度，其对维持社会阶层流动、防止过于板结化是有限度和低水平的。
后人津津乐道于隋唐以后，寒门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人只要中进士，社会地位立刻发生质的变化，从生长在偏僻乡村的农家子变为朝廷命官。理论上是这样的。从隋朝开科取士，到一九〇五年清朝废除科举，历朝都有寒门子弟科举及第，尔后成为名臣的佳话。不过，多数进士，乃至举人、秀才，家境也相对殷实——即使苦读亦需要基本的条件。如晚清重臣曾国藩算是山窝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曾家虽非大富，但在湖南乡下，总算是一个解决温饱并有余力供子弟读书的小地主家庭。进士、举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以清代为例，近三百年会试一共一百一十二科，录取了两万余名进士，每科取士约二百名左右。而到道光年间，整个国家的人口已经达到四亿多。举人录取比例也很低，像湖南、湖北这样的人口大省，每次乡试（按规定是三年一次，其间加有恩科）录取的举人也就五十名左右。可见，能够通过科考改变命运，进入上层社会的平民子弟真是凤毛麟角。
多数农家子弟，不要说进学为秀才，再去考举人、进士，就连接受最基本的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农之子恒为农”是绝大多数乡村青年的命运，他们多数人不得不承袭父祖职业。如果能够通过勤劳和精明做点小生意，买些田土，改变家族在乡村的地位，使儿女生活能够温饱，则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虽然艰难，但这个制度毕竟相对公平，为农业帝国带来了超稳定性。后人观察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社会板结化程度似乎不高。这不是历史的真相。正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力相对落后，人员、资本、商品、信息交流不畅，多数人受教育的机会少，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底层基数极大的金字塔形，能进入到上层社会——在中国就是当官——的人是极少数，这极少数人对多数人并不构成心理上的冲击，多数人对自己的处境“能心安焉”。
为何底层生存优于任何时期却不令人满意
纵观周朝封建制建立以来三千年的大历史，或者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六十五年的历史，我以为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多年，是历史上最为公平的时期，普通人上升的渠道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要畅通。可是，对于很多来说，感觉不是如此，而是觉得社会严重不公，社会呈现了高度板结化，底层人上升孔道堵塞得非常厉害。
应该说，这种判断也是比较真实的，那何以有这种反差？道理其实很简单，时势异也。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商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义务教育并能掌握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权利意识增强，诉求和主张得到强化，这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里长期逆来顺受、甘于沦为底层的普罗大众特别是底层青年对公平、公正、民主与法治的要求远远超过其前辈，“社会不公平”和“底层青年上行遇阻”才成为多数人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在帝制时代，如前文所述，统治者只要保障农村极少数的人——那些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精英有上升的通道就够了，这些人成为官员或者是乡绅后反过来帮助朝廷维护社会秩序。帝制时代朝廷对九成以上沉默的大多数，只要不太严酷，社会就稳定了。所以中国宋代以后，几次大规模的起义的领导人多是被边缘化的底层精英。如明末的李自成是下岗的公务员，清代的洪秀全是科场屡次落第的书生。
二十世纪中国有三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一九〇五年废科举，一九一一年清室逊位，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一九〇五年废科举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七十多年内中国社会经历了数次巨变，国家的执政者和官方意识形态也有数次巨变。但整个社会结构并没有质的变化，依然是生产力落后、文化教育落后的农业国家，科举被废后，一种稳定的、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和底层精英上升渠道并没有建立起来。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几代精英青年，多数人要么去当兵，要么去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前三十年几乎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近乎停滞的前现代社会。建政初期的社会资源的主要掌握者——管理社会的官员，其构成和历朝历代开国时差别不大，主要是“军功集团”，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有战功的各级军官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岗位。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前十七年，新政权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精英——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这些人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各领域的领导者。
执政党推行户籍制度而建立了“二元社会”——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人，因身份差异导致其生存状态几乎是云泥之别。在一九七八年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村居民，其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其他的所谓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农村青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可能通过当兵、推荐上大学或招工等方式向上流动，进入工人或干部阶层。
这种社会的板结化程度恐怕是几千年来最严重的。不但绝大多数青年上升的通道被堵塞，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反向流动，即向下流动，如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当农民，与本来生存状态极差的农民争夺资源。
由于建政初期执政者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也由于多数人处于平均的贫穷和平均的无权利状态，因此社会的不公和板结化并没有成为一个引起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当然不是说无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执政者绝对不允许社会讨论这类问题。“文革”期间，遇罗克所撰写的《出身论》即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类按照血统权力世袭的主张的有力驳斥，但他的结局是那样的悲惨。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前十几年，中国人尤其是多数处于底层的青年，确实觉得生活有希望，前景很光明。这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是改革初期必然会释放的巨大能量使然。被禁锢在土地上太久的大多数农民，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也可以离开故乡去南方打工。尽管在一九九九年高校扩招以前，中国农民和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弟，考上大学成为国家干部的比例很小，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是所有选拔制度中最刚性和公平的，也由于“文革”对中国各项事业的耽误导致人才断层，考上大学的底层精英，毕业后能有一份收入不错并受人尊重的职业；而去沿海打工的乡村青年，在流水线上挣到了远比在故乡种田多得多的钱。那么他们自然觉得社会变得更公平，自己的上升的通道是畅通的。其实单就生活质量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名校毕业的大学生结婚后在一间筒子楼里生儿育女不是少数，他们比现在毕业后成为“蚁族”的青年生存状态好多少？那些到南方工厂打工的农村青年，他们被收容遣送是家常便饭，许多人在有毒的环境中劳作，用健康换取薪水。
显然，这种禁锢太久得到解放而容易满足的社会普遍心态并不能持续太久。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如果政治制度不跟着改革，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大多数底层青年，决不会因为纵向对比——比较自己和自己的父辈生存状态而觉得满意，而是自然地横向比较。为什么自己天资不差，也很勤奋，就因为没有一个好爸爸而难以获得上升的机会？社会总的财富虽然增加很多，底层人群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但在贫富悬殊加大、权力导致的腐败加剧的社会现实面前，底层青年不但不会满意，反而会更加愤怒。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为什么法国革命发生的时期，并不是普罗大众生活最糟糕的时期。那时，法国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政府也开始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但那时候的法国民众觉得最难忍受，对公权力极为愤怒和仇恨。
祛除“官本位”激活民间社会
对社会底层人士上升遇阻、社会板结化的问题，应当说，执政党的高层和学者、媒体有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定时炸弹。
如何解决？大而言之，政治改革应全面启动。具体而言，我认为要在社会各个领域祛除“官本位”文化，激活民间社会，使普通人在各个领域——不仅仅是官场，都有公平的、畅通的上升渠道。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保证社会的绝对公平，阶层固化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的美、英、日等国也一定程度地存在。
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已经有了黑人总统，但美国黑人族群和拉丁裔、亚裔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一些政治、文化、商业世家的子弟在教育、就业和自主创业以及从政等方面优势巨大——而且往往不是因智力优势或者更加勤奋。《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丹尼尔·金的一本著作《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最近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本书披露许多让人震撼的事例：副总统戈尔、参议院多数党主席弗里斯特的儿子如何凭借显赫的家世，作为排名最后的申请者而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优先录取；杰出优秀的亚裔学生如何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常青藤名校一一拒绝。该书详细揭示了美国一流大学招生中存在的鲜为人知的双重录取标准，披露美国一些名校录取中有一种“特权优先”的潜规则，即容许一个学业平平的学生轻易越过另一个成绩优秀者而进入常青藤大学。
日本的情况和美国差不多，政商界的豪门子弟进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些名校的几率远超平民子弟。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其出身贫寒的不多，政界更是由那些政治门阀轮流坐庄。如近些年担任过首相或政党领袖的桥本龙太郎、河野洋平、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皆出生于政治世家。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中曾根内阁的外相，外祖父是曾两次任首相的政界大佬岸信介。
但美、日这种阶层固化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我认为原因有三个：一是制度能保持社会竞争的大体公平，尽管因家境的贫富差别，穷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如富家子弟多，父辈的人脉关系更没法比，但在社会各领域竞争的程序至少是公平的，而且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也对社会的不公平有相当的校正作用。二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多元，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当官或者有钱，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各个领域，成功者都可以获得尊重成为楷模。如出身黑人家庭的穷孩子，有体育天赋的成为NBA的明星，一样可以傲视总统。三是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是橄榄球形状，巨富和贫穷者所占的比例不大，中产阶层占多数。如日本当年号称“一亿总中流”。社会绝大多数人不会因堕入赤贫而对社会仇恨，也不会羡慕那些亿万富翁，生活得比较踏实稳定。
中国当前制约平民子弟特别是底层青年进入上升通道从而改变命运最大的原因，乃是公权力过于强势，对社会资源垄断过甚。因此，大学毕业生才挤破头去当公务员——公务员是分蛋糕的，分蛋糕的人如果权力太大，受到的监督与制约有限，可以对社会各领域的资源进行任意分配，那么谁还愿意去做蛋糕呢？反正蛋糕做大了，分蛋糕的人说拿走就拿走。而工商业、文化、教育、卫生部门也是有权者通吃，工商业领域是“国进民退”，大学、科研单位成为衙门的变种。国有企业宁愿雇一个有后台而能力不行的大学毕业生，也不会用有能力的穷家孩子，因为他得罪不起前者的后台，而人才选拔是否得当为企业带来收益或损失和自身利益并不息息相关。一个开饭店的私人老板，在雇佣员工方面更加公正，因为赚钱和亏钱都是自己的。
李克强总理在履新后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主张：“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政府必须从市场竞争中退出，而单纯地做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裁决者，文化教育科研卫生等部门去行政化。如此，公务员仅仅是职业的一种，其获得的经济利益和尊荣并不高于其他职业。只有社会各个领域是开放的、相对公平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进行选择，并乐意承担风险，才能真正实现成功的路千万条。也只有民间社会激活了，“官本位”文化祛除了，社会底层进入中间层的机会增加，社会中间层逐步扩大成为社会稳定最大的地盘，从而让多数人获得平凡的成功，享有庸常的幸福。毕竟，每个社会都有处于底层的穷人，但穷人太多，社会难稳；而处于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高层的人也只能是少数。
以历史的视野来看今日中国，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在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底层上升渠道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今非昔比，任何人不是生活在历史中而生活在现实中。当国者乃至社会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应充分体察公平之潮，浩浩荡荡，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我们现在的制度还远远不能适应这种态势，要有足够的危机感：穷人有出路，富人才有出路，这个国家也才有出路。有权势者堵塞穷人的上升之路，其结果必然是会引发整个社会动荡，导致两败俱伤，玉石俱焚。
仙界高层流动停滞之害
中国历代王朝有不少的皇帝热衷于求不老之药，包括秦皇汉武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英明之主，因此没少被方士们忽悠。人总想长寿，有权有钱的更甚，这也是科技昌明的今天李一、王林这类“大师”能吃得开的原因。
然而从古至今，活过八十岁的皇帝只有四人。只有在死神面前，众生才算是有起码的平等，不管他多有权多有钱，上天未必会垂青他。不过这倒是件大好事，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哪个皇帝别说是长生不老，就算如电视剧中康熙那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能遂愿，那么他们要不要子孙？而他们的子孙又怎么办？康熙废掉太子，一个原因是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皇帝，太子从出生到三十多岁，就是接不上班，情何以堪呀！太子因此常有怨言，巴不得皇阿玛早点翘辫子。清代的皇帝可是乾纲独断、握有实权呀，不像现在英国女王那样仅仅是一种象征，因此老王子查尔斯花甲之年，仍未登基，也没必要着急。毛泽东曾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这话很有道理。
看《西游记》，发现一个大问题：神仙们长生不老，尤其是那些法力高的神仙，与天地同寿。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整个神仙界高层的流动几乎停滞。因为神仙们，占据了一个个职位，基本上是终身制的。即使引入凡界官场的致仕制度，退休的神仙照样享受领导人待遇。由于他们不死，不给媒体发布讣告宣称“人民群众巨大损失”的机会，秘书、司机、保镖一个不能少，退休金无限制地领下去，医药费无限度地报销，那行政成本将是个无底洞，天庭财政没办法支撑。
以玉皇大帝的一班子文武大臣为例。最高统治者“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在宝座上不知道坐了多少万年，还精力旺盛，年复一年照常上朝理政，一点也没有禅让的意思，更不可能驾崩。他的文臣里第一谋士太白金星，也是如此，没有退休的意思。即便那位平时不问朝政、关键时刻备玉皇咨询的顾问委员会主任太上老君，看起来是退休专司炼丹，可重大问题上有极大的话语权，往往一言九鼎。武将呢，玉皇的外甥二郎神杨戬永远是总部设在灌江口的警备部队司令，连他的那条警犬——哮天犬都是终身制。托塔李天王一直就是南部战区司令，南天门一带是他和儿子哪吒的地盘，别人不能染指。即使是非高级干部的小角色，比如探听消息的千里眼、顺风耳，掌管技术部门的雷公、雨婆，各路大小土地，几乎都是要把交椅坐穿的架势。
如此一来，神仙界各个大小职位，都被人占完了，且要一直占据下去，那么新成长的精英，特别是从民间奋斗出来的精英，饶有天大的本事、再高的抱负，也很难挤进管理层，孙悟空便是个最典型的例子。于是，不平则鸣，有本事的新生代神仙得不到合理的安置，牢骚之余就是造反了，悟空是这样，他的把兄牛魔王以及大大小小的妖怪也是这样，包括那些原来在大神仙身边的动物、仆人，沾了仙气长了本事，照样得不到政治待遇，也纷纷下凡，祸害人间，谋取实惠。对这种状况，天庭包括玉皇在内的高层神仙其实是很了解的，由于没法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职位，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搞好自己的福利。除非像孙悟空这样不安分的青年，想杀人放火受招安，闹得太厉害了，直接影响整个神仙界的稳定，才听从太白金星的建议，先给他一个不入流的弼马温；悟空不满足，继续造反，再给他一个“有官无禄”的空衔“齐天大圣”。用太白金星的话解释是：“名是齐天大圣，只不与他事管，不与他俸禄，且养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说白了，就是让悟空当一个顶着虚名的政治“花瓶”。
玉皇和太白金星那般忽悠悟空，也是不得已。因为天庭上稍微有点油水的职位都有人占着，资源已经被瓜分干净，利益格局板结化了，玉皇很难叫哪位神仙让位，把职权交给一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玉皇为了不使民间精英彻底失望，可以采取的修补之策无非两点：其一是想办法增加一些新职位，但必然造成人浮于事，各部门之间为利益而扯皮，效率低下而行政成本飞涨；其二是惩办一些犯错误的神仙，从而空出一些职位。天蓬元帅猪八戒酒后失态和卷帘大将沙僧打碎琉璃盏，按理说不是什么大的罪过，但也许是失去了玉皇的宠信了，玉皇便借机将二位神仙贬下凡间，此举一石二鸟，既让在位的各大神仙有危机感，更加效忠玉皇，又安排了玉皇喜欢的新贵。但由于仙界高层的整体流动陷于停滞，这两点补救措施于事无补，连一点小涟漪也难以泛起。
民间精英上升的路被堵死了，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
“官二代”的生命力
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开篇论秦始皇功过。他认为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设置郡县，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那么何谓“大公”？船山先生解释说：“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谓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才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
也就是说，在秦朝建立以前，中国社会的官员产生的主要模式是“生出来”：天子、诸侯、卿、大夫，几乎都是世袭，这一模式不独在中国，在世界许多民族也存在过。这种凭血缘而世袭官职的模式，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流动停滞，社会各阶层矛盾对立，如船山先生所说的那样“势所必激也”，社会陷于动荡。那么，不论出身，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当然是巨大的进步。秦国之所以能以偏僻之国而一扫六合，其中重要原因是它率先摒弃了“生出来”的任官模式，广聚天下人才为之所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依据战功授官爵。这就是“打出来”——官员产生的另一种重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