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靠“打出来”，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常态时期的模式，如贫寒子弟对“生出来”的方式不满意，就只能靠造反来改变现状。造反成功，一批官员就“打出来”了。但这种方式代价太大，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新王朝的帝王将相往往是“打出来”的，但新政权建立后，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希望告别“打出来”的模式，断绝被人造反的途径。始皇帝破官员“生出来”的模式，但来不及建立一种更为和平、稳定的模式，天下又是大乱。在参加反抗秦政的洪流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失去特权的“官二代”，即六国的旧贵族后裔，如项羽叔侄和张良。但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再伟大的英雄也难以让历史倒退，即使偶尔开一段倒车，也必不长久。最终还是无赖刘邦得了天下。尽管汉代初期有过郡国杂处，但单纯靠祖辈的庇荫而一代代坐享其成、世袭官职的模式，只能成为支流、余绪、旧梦了。
王夫之说：“封建毁而选举行（此“选举”非现代语境下的“选举”，而是指选拔荐举），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这当然是十分理想的状态，多数时候，一个人或一个阶层掌握权力，总希望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让权力能传之子孙。所以，汉以后的“荐举”很快就变味了，这种“推荐”的模式，理论上说是最科学的，能选出德才兼备、忠孝两全的人，但若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荐举权由豪门世宦把持是很自然的事情。“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东汉末年的各州刺史世袭，相当于独立王国，两晋由豪门大族把持政权，实质上是在帝制时代，“生出来”的模式顽固地生存。因为社会无法安定下来，统治者也没有办法长期维持这种格局：让无出路的寒门才俊为其效力，而让无德无能的“官二代”“官三代”把持高位作威作福，所以这种模式如果再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很可能会毁灭，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可以说，经过战乱不已、死者枕藉的南北朝，“考出来”的官员产生模式——科举制在隋唐时期出现并延续了近一千五百年，是中国人经过反复折腾、总结了社会动乱教训而创建的伟大制度。在靠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制度还没有产生前，“考出来”的官员产生模式无疑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的。如前文所述，当权者不会放弃让权力传之子孙的努力，即使在“考出来”的时代，“生出来”的死灰还会复燃，流行模式就是科举舞弊——以“考出来”之名，行“生出来”之实。但这样做难度较大，唐以后，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知道维护科举的公正，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实则就是维护王朝的合法性，因此对科举舞弊严惩不贷。对皇帝来说，科举舞弊之罪，仅次于“谋逆”，当一个朝代科举纪律松弛、舞弊盛行时，基本上可以说，这个王朝已是穷途末路了。因此，在科举时代，“官二代”和平民百姓一样，要通过科举才能得官，而靠捐官获得的官职不可能太高，且被整个科举共同体所蔑视。考不上举人、进士的“官二代”，无论其父祖官职多高，也只能在家当个土财主或者靠家庭的权势做买卖。科举时代，严格来说，除了皇家，是没有贵族的，只有“文化家族”，即“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利用家庭优越的条件，聘请名师教育子弟，而子弟登科为官。如清代昆山徐乾学家族和常熟翁同龢家族。这类因家境造成受教育条件的差异，在任何一个时代包括选票为王的民主社会，都是存在的。但只要程序公正，多数人对这种差异是能接受的。
迄今为止，“选出来”加“考出来”的官员产生制度是最为公正的。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尤其是担负责任的主官，都是靠“选出来”，而其他公务员则是考“考出来”。当然，这种模式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之下，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没有任何人或一个社团能垄断公权力。如此，一则为官的“含金量”远不如专制时期——官员在社会各种监督下，有时候甚至“官不聊生”，“官二代”希望继续当官的冲动亦不存，他们更多人会选择其他职业。二则即使有“官二代”想继续为官，也必须遵循较为公正的游戏规则——像布什那样，靠选票赢得。而想以“选出来”“考出来”之名，行“生出来”之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一旦发现就是超级丑闻，会祸及其父辈乃至父辈所在的党派。如前几年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因其女被该部“量身定做”特招为公务员，媒体披露后他不得不在国民的谴责声中辞职。
孙悟空的两次“反垄断”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两次“反垄断”的经历，都与他的结拜大哥牛魔王家族有关。一次是反暴力垄断，一次是反技术垄断。
牛魔王一家人基本上可算作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民间精英，和悟空的成长路径相似，只是悟空被招安进入天庭体制内时，牛魔王还带着一家子在体制外折腾。所以他们再厉害，也无终极胜算。当悟空自己打不赢他们时，悟空背后体制内绵绵不尽的力量就会出来助拳，与这种力量对垒，牛魔王一家总有耗尽能量之时。
悟空碰到自己侄儿辈的红孩儿，三昧真火烧得他难以招架，只好请出观世音用净瓶里的水浇灭大火，并收服红孩儿做身边的善财童子。
红孩儿被降伏不久，师徒四人在女儿国过子母河时，唐僧和八戒误饮了河水，怀了身孕，唯一的办法只能去“落胎泉”取水饮下，方能打胎。可控制“落胎泉”的如意真仙是牛魔王的弟弟，红孩儿的叔叔，真是冤家路窄。
这“落胎泉”是女儿国的公共资源，而且十分稀缺珍贵。因为女儿国没有男人，女人靠喝子母河水传宗接代，而误饮河水而怀孕是很容易发生的事，因此打胎的“落胎泉”是全体国民必须依赖的重要资源。这样一种关系到国民健康与福祉的资源，当然需要管理，用泉水的人也应当支付一定的成本，否则就会造成过度开发，资源浪费。管理“落胎泉”的，只应该是公共机构。
若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那就要开听证会：如何收费，收的费用如何使用……这一切必须告知国民。可如意真仙凭借暴力霸占了“落胎泉”。唐僧一行借宿的那家老婆婆告诉悟空：“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礼，羊酒果盘，志诚奉献，只拜求得他一碗水哩。你们这行脚僧，怎么得许多钱财买办？但只可挨命，待时而生产罢了。”
如意真仙这种方式是黑社会致富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方式。
黑道上人刚出江湖时，必定经过打打杀杀的初级阶段，弄不好就横尸街头。到了第二个阶段，不会动辄就流血，而是控制一本万利的买卖，如做“黄赌毒”买卖，或者用暴力加金钱，搞定权力机关，取得某种行业的专营权。这如意真仙除了有一身武艺外，我怀疑他贿赂了女儿国朝廷中的官员们，否则以一国之力，还对付不了这个老道？我不相信，女儿国官员们的家眷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也要用钱买“落胎泉”泉水。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漂白了，或被招安了，成为官府的人。
如意真仙碰上了悟空、八戒这样比他更横的人，打不过两人，只好让人家乖乖地免费取水。
如意真仙暴力控制公共资源，而悟空又借暴力免费享用公共资源，这都有悖公平交易原则。但在不公平的体制下，这类现象是常态。因此唐僧、八戒喝剩下的泉水，被老婆婆讨要，当着宝贝埋在地下，并说：“这罐水，够我棺材本了。”悟空免费用水一次，并没有改变“落胎泉”水这公共资源的使用方式，如意真仙将会继续靠垄断致富。
公共产品一旦被私人或利益集团垄断，最受损害的就是穷人。女儿国有钱人可以去买水，无钱的呢，诚如老婆婆所说，“只可挨命”。
别了女儿国不久，唐僧师徒一行来到火焰山。要通过火焰山，只能借用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铁扇公主这是技术垄断，这芭蕉扇是她自己的，比那些老君、菩萨身边的仆人、宠物偷主人的宝贝下凡作怪文明得多，后者窃取的是他们主人所掌握的公共权力。
牛魔王夫妇自然不愿意借扇子。这种态度无可厚非，因为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任何一方都有拒绝交易的权利。可悟空不厚道，采取欺骗和强抢等手段，又使出惯用的一招，借用公权力，让李天王、哪吒、观音等一干人帮忙，制服了铁扇公主夫妇，把人家的专利产品夺过来。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政府当然不能完全撒手不管，但是管理要程序合法。美国政府如果想拆分微软公司，肯定不是让司法部下道命令就能办到的，必须经过旷日持久的司法程序。而在《西游记》里很简单，把牛魔王的洞给烧了，把牛魔王抓起来，一切就妥了，根本不需经过司法程序。
已故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诺齐克坚持权利高于善（利益）。他认为，市场体制下人们正当获取和自由交换的条件是不可使他人的状况恶化。为此他打了个比方，不允许某人独占沙漠中唯一的水源，然后以任意高的价格向别人供水。但是，如果一个人发明了某种致命疾病的治愈方法，他为此而任意开价，那仍然是允许的。如意真仙的垄断属于前者，铁扇公主的垄断属于后者。悟空第一次反垄断具有正当性，第二次反垄断是非正义的。悟空两次反垄断的成功，没有改变暴力为王、赢者通吃的体制，垄断的根源并没有消除，所以不值得为悟空的胜利喝彩。
当八戒的住房遭遇悟空的强拆
《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中有这么一个场景：猪八戒化变成勤劳、憨实的农家青年，骗过了高老庄高员外父女，入赘高家。不久后原形毕露，高员外叫苦不迭。取经的唐僧、悟空师徒歇息在高老庄，闻听此事的悟空出头，去收服八戒。打不过悟空的八戒，只好逃之夭夭，躲进自己的老巢云栈洞。
“（悟空）跳到他那山上，来到洞口，一顿铁棍，将两扇门打得粉碎。口里骂道：‘那馕糠的夯货，快出来与老孙打么！’”
这八戒虽然知道自己武艺远不如大闹天宫的孙大圣，但当自己的住房被一个外来和尚给损毁，自己的权益被赤裸裸践踏时，忍无可忍的八戒选择的不是自焚，而是手持钉耙，迎战悟空，保护自己的住房。对前来挑衅的悟空，八戒说了这么一段话：“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这个杂犯死罪哩！”
这八戒和悟空当年都在天庭为官，公务活动上想必碰过面，所以算得上半个熟人。两人都是违法乱纪的官员，被“双规”过一阵，做了严肃处理。悟空大闹天宫，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给判处到五行山下服刑。而身为天蓬元帅的猪八戒呢？酒喝多了，调戏、猥亵了女性。猪八戒调戏的不是寻常民女，而是有身份的嫦娥。这嫦娥非常有可能是玉帝的二奶，对老大的女人你一个赳赳武夫也敢伸出咸猪手？
这玉帝的胸怀远不如楚庄王。春秋时，楚庄王一次晚上宴请众将领，宴会进行中一阵风将蜡烛吹灭，一位将军乘着酒劲调戏楚庄王的宠妃，宠妃将该将头盔上的红缨摘下，告知庄王。庄王不愿以此事责怪喝高的部将，在点燃蜡烛前命令所有在场的军人摘下缨子。后来在一次交战中，一位叫唐狡的武将拼死从重围中救出楚庄王。——这唐狡就是那晚调戏王妃的人。
但八戒毕竟是体制内的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天庭没有将他斩尽杀绝，而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将其放逐，而且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等待去西天取经的唐僧。这八戒给悟空普法，让他去翻翻律条，告诉他破坏民宅强行闯入的，是犯死罪。这可不是作者吴承恩随便瞎编，是有所本的。中国多个朝代立法明确保护私宅不受侵犯，汉代禁止官吏夜入民宅，无故入人室宅庐舍，被主人杀死，主人无罪。这一立法精神，唐、宋、明数朝也承袭下来。在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明代，《大明律》就规定：“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
多年前，一名日本留学生误入美国一家私宅，因言语不通主人开枪将其杀死，而主人并不承担刑事责任。有些国人难以理解，可这种事情若放在中国古代，官员和庶民却很容易理解。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成文的宪法或民法作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规定，但在各种刑律和习惯法中，对私有财产特别是房屋、土地这些不动产保护甚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政治性表述，并不表明民法层面的产权归属，皇家不能随便夺走百姓的田产和房屋。明朝万历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就藩洛阳时，万历帝赐给他二万顷良田，实质上只是将这些良田的主人应该交给官府的赋税转给福王而已，田产的所有权并不发生变更。宋朝定都开封后，皇宫要扩建，北面一批“钉子户”死活不搬，皇帝也没办法，只好作罢。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在法律层面上保护老百姓的田产、房屋，但帝制时代的政治制度决定着公权力很难受到有效的制约，公权力不为恶只能靠权力拥有者的自觉自省，这就不靠谱了。开国之初，皇帝圣明，鉴于前朝兴亡之得失，也许能比较有效地约束下面的官员对百姓不要太过分地掠夺，也会有皇宫扩建受阻于“钉子户”的佳话。但若开国日久，皇帝昏庸，官吏贪腐，那么对百姓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成为一纸空文了。
另一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也有一个暴力拆迁的故事：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家里的花园被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看上，要强行拆迁，限柴皇城几天内搬走。无子嗣的柴皇城只能找侄子柴进前来出面交涉。这柴家不比寻常百姓家，赵家的江山是柴家禅让的。赵匡胤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为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给了柴家“誓书铁券”。这誓书铁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将柴家后人的特权固定下来了。这誓书铁券是大宋开国皇帝太祖的庄严承诺，对后代皇帝、官员来说，有着宪法一样的权威。可殷天锡依仗姐夫的权力，蛮横地说，就算你有铁券，我也不怕。意思是说，别拿什么朝廷律法来吓唬我，该强拆还得强拆。陪伴柴进的李逵看不过去，几拳打死了殷天锡，并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李逵说出了有法不依的可怕后果：只能以暴易暴，用暴力才能阻挡暴力拆迁。
话说回来。这八戒面临的问题和柴进是一样的。如果他不愿意跟随唐僧取经，非得要追究悟空打烂他家大门的法律责任，他能怎样？上天庭告状，控告悟空侵权？可悟空就是观音菩萨授意下来收服八戒的。有了强大的公权力作后盾，悟空才敢有恃无恐地“强行拆迁”。通过正常途径八戒是几乎讨不来公道的，除非他的武艺超过悟空，九齿耙赢了金箍棒。即便这样，他的云栈洞也劫数难逃，有观音做靠山的悟空，他背后的体制给他的力量几乎是源源不断的。
比金箍棒更可怕的，就是纵容金箍棒打烂云栈洞大门的天庭。
合伙企业到独资公司的转变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一如汉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
历朝的开国皇帝中，朱元璋杀的功臣可能最多也最彻底。和朱元璋一起穿开裆裤长大、并一起起事战功赫赫的童年伙伴，只有汤和得以善终，其他如徐达、周德兴等人都被他除掉。
皇帝为什么“爱”杀开国功臣？其中必有原因。按照帝制社会的政治逻辑，许多原因使他非杀不可。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中写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他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功臣宽大，平民皇帝对功臣很残酷。因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是他的家臣，平时对他，已经‘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
从礼仪和君臣名分来分析，这固然是精到之论，但我以为，除了打江山的战友没有及时从兄弟之情转变为君臣之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国这家从无到有的“大公司”，产权逐步发生了改变，最开始大伙儿合伙做买卖，后来变成皇帝一家控制的独资公司。那些原来的合伙人，公司做大后，反而没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赏赐的高级打工仔。这是显失公平的，皇帝也担心原来的合伙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后，儿子当了董事长，这帮人吵着要回自己的股份，那么，只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李渊、李世民父子以隋朝公卿的身份，从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军队这个最实在的资本，以及名望这类无形资产，因此天下英雄景从。可以说大唐公司创立时，李家就是完全控股的。因此一统天下后，尽管尉迟恭这类武夫因为排座次问题当庭咆哮，被太宗训斥：“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属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
这“非分之恩”是什么？便是工资之外的股份。尉迟恭本是从别处投奔李氏的，一开始就是打工仔，他没有资格要股份，因而太宗此言一出，他心里乖乖地明白了。而朱元璋和那些老兄弟不一样，他们都是在乱世中为了混口饭吃，以性命博前程，投入的都是相同的“血本”。无非在经营的过程中，朱元璋业绩更加突出，成了这一帮人的老大。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份产业名义上的董事长是小明王。突然有一天脱离了与小明王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自己成了董事长，别的兄弟一下子成了他的高级打工仔。原来兄弟们拼死拼活把产业做大，都以为有自己的一份股，突然全姓朱了。朱元璋能不担心这些老兄弟有“非分之想”么？
朱元璋创立明朝与刘邦和丰沛一带的兄弟创立汉朝非常相似。刘刚刚得江山后，还没有天下全姓刘的自觉，在宫殿里和老兄弟如在老家似的喝酒谈笑，叔孙通创建礼仪后，让他感觉到了皇帝的威风。但大汉公司的产权还没有完全清晰，直到杀白马为盟、非刘姓不得为王的“铁律”出来后，公司才完全成了刘姓家族公司。《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家言，但可以反映历史上王朝的产权关系。刘备和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合伙做买卖。割据西南成立王朝后，关、张依然把朝廷当成自家的，所以刘备让他们远离成都镇守边州。如果刘备能北伐成功，光复汉室，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兄弟？诸葛亮才智比关、张强百倍，但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蜀汉没有他的股份，所以刘备可以向他托孤。如果刘备死在关、张之前，他能向两位有蜀汉股权的弟弟托孤么？
秦朝之前，周朝是封建诸姓的，诸侯王有周王同族，也有功臣。这倒像个股份公司，别的人也有股份，只是王室控股而已。汉代消除异姓王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是独资公司，由皇帝说了算。即使是皇子封王，也是名义上的“独立董事”，少有让他们有自己的地盘，养自己的军队，设自己的官吏。汉代初期的“七国之乱”便是因为同姓的诸侯王都有自己的股份，认为可以把自己那份做大，最后控股，自己当董事长。明朝从朱棣以诸侯王的身份控股后，便让同姓的王只享有董事的名义，而不给实际股份，更不让他们参与公司经营，避免“靖难之役”重演。清朝以一个跨国公司吞并本土公司后，开始让大功臣吴三桂等人享受股份，封平西王并能养兵选官。但这个股份只能给吴三桂本人，算是个新旧公司交替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想将股权传给子孙继承，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独资公司。
奢靡亡国：被简单化的道德解读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这首唐代诗人李商隐所写的《隋宫》，后世流传甚广。从艺术角度来评价，这不是义山最好的诗之一，它的价值更在于一种道德警示，即用隋炀帝这个“反面典型”来阐发诗人在另一首七律《咏史》所言的大道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隋朝两世而亡，败在隋炀帝杨广的手里，这是史实；而杨广执政时，生活奢靡，亦是史实。但隋之亡，统治者——主要是皇帝和高官，其生活奢靡是决定性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值得商榷。历史的逻辑，并非道德逻辑那么简单。
统治者应当勤政俭朴，这是古今中外主流价值观所提倡的，没有哪个民族哪种思想公开宣称“奢靡有理”“浪费无害”。勤俭治国或治家更是主导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近两千年的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历代圣贤谱系中地位崇高、也可说是第一位非神话的圣人周公，在辅佐年少的周成王数载后，将政权交给成王时，发布了一篇被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推为执政宝典的训示，即载入《尚书》的《无逸》。此文通篇就是告诫执政者不要贪图安逸，不要生活奢靡：
“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拜此文及《尚书》中其他文章所赐，商纣王成为了奢靡亡国最早也最有名的典型。
尽管类似《无逸》这类道德说教的文章在中国典籍中不胜枚举，尽管多数开国君王如隋文帝杨坚比较勤俭并希望垂范于后世子孙，但于富贵中长大的继承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奢靡，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下，这几乎是无解的历史宿命。
多数人认可的“不平等”
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这是人性的弱点，一个人要主动克服这类弱点需要强大的道德自制能力，殊为不易。帝王将相也是俗胎肉身，除了少数筚路褴褛、历经艰难而打下江山的开国皇帝深知守业不易以及一些能遵循儒家道德的高官做到自我克制外，多数帝王和高官，很难抵抗住权力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其中最难克服的便是肉身的享乐。而且权力越大，权力带来的财富越多，则掌握权力的人，其生活越可能堕入无节制的奢靡状态。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奢靡往往是权力的派生物，它是政治腐化的一种结果，而非导致政治腐化乃至亡国的根本原因。
对于掌握权力的人在生活享受上优于常人，这是多数人认可的一种“不平等”，即便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民选的政府领导人耗费巨大的安保、公务费用，以及英、日那样君主立宪国家每年花大笔钱养一个王室，认为是一种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这钱花得程序合法、过程透明。而在中国古代，士民更认为当皇帝和当大官的生活水准优于一般老百姓理所当然，老百姓能承受统治层适当的“奢靡”。汉高祖刘邦征韩信回京，责怪萧何督建的未央宫太富丽堂皇，萧何解释“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打消了高祖的顾虑。宋代宋庠、宋祁兄弟早岁艰苦，后经科举发达。兄长宋庠责怪弟弟宋祁生活太奢靡，问他是否记起当年一起在州学吃粗饭苦读的往事。宋祁的回答是，正因为记起早年受苦的事，所以现在才要好好享受。
“适度奢靡”既然是可以承受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政治上的坏毛病归结为统治者的“过度奢靡”？
丧国不能全赖“奢靡”
以两晋和南北朝为例。这是一段中国的“文化苦闷期”。曹操父子和司马氏，皆以“诈术”得国，为了克服篡位的意识形态障碍，他们在上层社会有意识地提倡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价值观，使汉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毁。然而魏、晋亦自掘坟墓，最终失国于“诈术”。司马氏得天下后，已无稳定的、进步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来维系自己的道统，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慑和利益诱惑来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认可和支持，但这种类似“分赃体制”的政治架构是很脆弱的。晋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乱”，一直到东晋南渡，豪门和大军阀造反从来没有间断。
在“胜王败寇”这种功利性极强的价值观主导下，道统不存，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集体沦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几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选择，因为明天是充满变数、风险极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种麻醉，他们的人生已经找不到更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斗富的故事更是为后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后被杀时，感叹因财惹祸，有人看中了他们家的财富。数百年后，晚唐诗人杜牧在石崇纵酒享乐的金谷园遗址上感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从两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君主丧其国，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一阶段的朝代更替几乎都是权臣篡位，篡位的权臣同样奢靡。
隋朝亡于规模扩大过快、大型投资过多而导致的财政危机。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经过近三百年的分裂，北地与南方文化、经济和民风差异甚大，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皇帝从北方的关中巡幸到南方，对维持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很有必要。然天下刚统一，老百姓还没有从战乱中恢复元气，诸多耗资甚巨的大工程上马，必然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而皇帝的生活在对比之下，就显得尤其奢靡无度，必然成为其道义上的短板，就如武王起兵伐纣那样，从而被拿来作为臣民“造反有理”的说辞。
唐之亡，亡于藩镇之乱。汴京陷落而宋室南渡，以及后来南宋的灭亡，主要原因是北部的外敌金和元武力过于强大。当然，宋朝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败坏也是原因之一。后代一些评史者将北宋之亡归因于王安石变法，加剧“强干弱枝”，朝廷积攒了太多的财富令王室和重臣更有了奢靡的条件；而地方经济凋敝，民生艰苦，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一旦碰上强大的外力，则成土崩瓦解之势。
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两个王朝明与清，其统治层和明朝以前那些王朝相比，“奢靡指数”应该是比较低的。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寒微，秉政三十年，最担心的就是属下的官员以及后世继位的子孙贪腐奢靡，为此做了非常详细而严苛的规定。后世历代皇帝，尽管在勤政俭朴上难以和开国太祖相比，但客观地分析，一个拥有最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其生活奢靡程度并无超过前代王朝，也不能和古罗马帝国相比。即使是懒政误国的万历帝，生活奢靡程度和他处于的地位相比较，也算不了什么，明代亡国之君崇祯从私德上来说，其勤俭程度，中国帝制史上也没几个皇帝比得上。到了明朝后期，许多宗室子弟生活落魄，和一般穷老百姓无异。可以说，明亡的原因，内因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剩余劳动力无法像今天一样，转向工商业，大户人家积累的财富亦不能用于投资可容纳海量就业者的近代工商业；外因是“万历三大征”耗空国库，加上后金的崛起。
“勤俭秀”解决不了难题
皇帝的勤俭只具有道德上的象征意义，于国事无补。
清代和明代相似，皇帝的勤俭程度还超过了明代。即使是国力最强盛的康雍乾三代，康熙、雍正较为勤俭，乾隆帝虽有过耗资不菲的数次江南巡游，但放在整个版图空前广阔、臣民数亿的大帝国里，也算不了什么。可惜康雍乾三朝，帝国未能进行转型，仍然延续传统的农业帝国管理模式，当人口剧增、土地承载力有限时，贫富悬殊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等到喜欢“勤俭秀”嘉庆、道光两位父子执政时，靠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管理模式无法解决这些难题，皇帝的勤俭更是几乎没什么用处，无法阻止白莲教、太平天国这样的民变。
在道德评价上，勤俭是美善，奢靡是丑恶，这个标准至今未变。但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统治阶层生活奢靡对统治崩溃所起的作用没有传统史家所评论的那么巨大。在制度上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古代中国，那么只有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自律，而以果为因，将奢靡作为万恶之源，进行简单化的道德解读，则轻巧地回避了传统政治构架下无法解决的体制性难题。
方术：权力的润滑剂和迷幻药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贾生》，讽刺了帝王对鬼神之事的关注重于对黎民百姓之福祉的关注。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算是有道之君，他尚且如此，其他的君王可想而知了。
然而若从人性的角度仔细分析，汉文帝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举动，却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对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帝国皇帝来说，社稷之稳固、黎民之幸福固然很重要，但这些毕竟属于现实世界的事情，对应的技能和知识乃在经验范围之内，天下愿意且可以为皇帝做事的人很多，不独一个贾生。而再有雄才大略的英主，都必须面临任何人都绕不过的问题——生理的欲望和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些问题，属于未知领域。方术之所以能使皇帝变得不理性，乃是因为方士用方术，击中皇帝的两大软肋：欲望与恐惧。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部落的首领往往是巫、师、君三者合一的。处于科学不昌明的蒙昧时代，部落首领不仅是民众世俗中的领导者，而且兼有精神导师的身份，其表现出能沟通天地、祈福禳祸的“法术”，会让其部落的人得到灵魂上的抚慰，这类“法术”有助于其领导权的巩固。
作为政治早熟的民族，华夏民族较早地告别了“巫君合一”的传统，至少在周武王克纣后，周公制礼，君王的统治之合法性靠“绩效”（即社稷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和道德品质（勤政、安民、节俭等等）维系，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只有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祭祀仪式上，君王充当的角色才有部落时期“大巫师”的残余。
可以说，自周朝以后，“巫师”“方士”已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沦为君王的“门客”，属于和优伶地位差不多的群体，即便有时候他们中某些人博取高官厚禄，也只是因为其能给权力拥有者提供润滑剂和迷幻药而已。质言之，就是帝王或权臣因现实中有享乐和求长生的需要，方士们（或寄身于佛道的方士）投其所好，提供一些物质层面的（如丹药）和精神层面的（向上天祈福）产品。尽管这类方士也曾卷入过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政权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权。
秦始皇求不死药屡被忽悠
秦始皇横扫六合，以霸道而取天下，进而焚书坑儒，其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解释方面毫无建树，不能不说是其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后世史家，论述帝王迷恋方术而误国，秦始皇总是首当其冲的例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齐人徐巿（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只是骗皇帝的噱头，徐福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徐福和数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岛的传说。
一个人对最希望得到却最难得到的东西，是很容易丧失理智的，情愿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胸有韬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被徐福骗了一把，还是不死心，接着又被卢生所骗。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可是始皇帝照着卢生所说的去做，还是得不到“不死之药”，卢生害怕被杀，于是脚底抹油，溜了。感觉受骗的秦始皇，说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对梦醒的秦始皇来说，不久前还恩宠有加的“神人”，一下子就成了惑乱天下的“妖人”。后世以方术邀宠于皇上的方士，其命运基本上和徐福、卢生这些前辈差不多。
秦始皇求不死药不可得，反而被江湖骗子骗了几次。但这个历史教训并没有被后世的君王所吸取。或许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心存侥幸，拥有天下的帝王更是如此，他们总相信自己是幸运者，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药，或许自己能找到。于是，一代代兜售春药和不死药的江湖骗子有了用武之地。
方术与时俱进却难成主流
汉朝初期，皇帝无为而治，用度俭朴，与民生息，经文帝、景帝父子两代的励精图治，到汉武帝刘彻时，国力处于鼎盛阶段。汉武帝好大喜功，一改父、祖两代的对外方略，对匈奴屡次发动战争。他迷信方术，远超过了祖父文帝。汉文帝只是就鬼神之事向贾谊不耻下问，而武帝几乎把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故事重新演了一遍。元封元年，“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秦始皇时有徐福、卢生等方士，汉武帝时则有公孙卿这类方士。“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
汉以后的方士或许是吸取秦、汉时代徐福、卢生、公孙卿等前辈的经验教训，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不将话说得太满，譬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何处等寻觅到不死药……如此容易露馅。他们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受生理上的欲望，或者靠摄养占卜、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神魂颠倒。《旧唐书》记载术士叶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这基本上和今日的王林大师“空盆变蛇”、“空杯取酒”一样的路数。
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衷炼丹、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为创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炼丹、寻道、访仙成为了时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当然，唐代许多士大夫亲近道士并非仅仅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更多是为了追逐现实中的富贵。由于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宫禁，与皇帝和达官显贵有着亲密接触，因此其言行能影响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叶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自己在《留诗》中不无自得地夸耀：“适向人间世，时复济苍生。度人初行满，辅国亦功成。”他本人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式当官，而入终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声名，进而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而得高官显爵，成为一种“曲线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终南捷径”。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自认为是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有这样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参知政事（次相）、枢密使（掌军政大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谓，曾教唆女道士刘德妙：“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带入宫禁，欺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粉丝”，宣和七年，宋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避免国破被俘、客死于金营的悲惨命运。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后长期在深宫内筑乩修炼，不问政事。大臣如严嵩等人，靠写好斋醮时献给上天的青词而得宠。道教领袖邵元节、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礼部尚书。让一个炼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权，真正是斯文扫地。陶文仲被封为恭诚伯，明初辅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刘伯温所得到也不过是伯爵（诚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则被冷落甚至严厉处罚。如首辅夏言不愿意穿戴皇帝赐给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术无非是骗人的把戏，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较而言，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从顺治开始，尊崇宗教如藏传佛教，只是其为了“统战”的政治需要，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倒是有的）。
尽管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但由于中国一直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伦理的支柱学说，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力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方士，再如何得宠，也只能是弄臣。没有哪个方士，能够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如东汉末年的依靠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依靠明教的农民起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时，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后居功自傲，想成为与成吉思汗并驾齐驱的宗教领袖，于是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将其除去。
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帝制时代，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他必须死。
禁《水浒》的那些往事
施耐庵和金圣叹的“政治觉悟”
“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
这是清代顺治年间苏州大才子金圣叹被处死前留下的含着血泪幽默。后世人读到这则故事，不由得一声长叹：读书人，真命苦。
金圣叹罹祸被杀，直接原因是作为生员的他，充当了民间意见领袖的角色，在顺治驾崩后的国丧期内，组织地方士民去孔庙哭灵，抗议地方官对苏州百姓的盘剥。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统治者对这种有胆有识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汉族读书人，决不会手软。杀金圣叹乃是恐吓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气黯然收敛。
金圣叹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他对《水浒传》的精彩批点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与胆识。他认为一百单八将“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汉的反抗。
《水浒传》全名为《忠义水浒传》，小说取材于北宋末年北方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底层民众起义。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各地底层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统治，梁山水泊众多好汉的故事迎合了这样的社会背景，所以在民众中间广为流传，并不断地被加工，人物与故事越来越丰盈。施耐庵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进行整理和再加工，创作了一部完整的《忠义水浒传》。作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对梁山人造反故事的处理是非常讲究政治的。“水浒传”前冠以“忠义”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张，宋江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招安，招安后受朝廷派遣征辽征方腊……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确”的体现，如此，这部书才可能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