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金圣叹则不然，他“腰斩”了《水浒传》，把受招安、征辽、镇压方腊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点文字中，高度褒扬了反抗性强的鲁智深、武松、李逵诸人，处处贬损以造反为手段、目的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诸人。如此，腰斩后的《水浒传》只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书凸显的主题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完全没有了忠于朝廷的“政治正确性”。
金圣叹何其大胆，他的结局，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
施耐庵虑及统治者，给《水浒传》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宋江诸人受招安的结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统治者对这部书的反感，但毕竟读者看重的是生动曲折的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水浒传》处处生动地描写了官员的贪婪残酷，下层人走投无路的反抗，也在许多细节上渲染了反抗行动的暴力和血腥。《金瓶梅》这类小说，主旨是以西门庆纵欲而死的下场宣扬淫荡无好报的因果，但因具体场景描写过于露骨，因此被列为“淫书”。相似的理由，《水浒传》从成书伊始，就不招统治者待见，在不同时代被列入禁书名单。
从“世人耽嗜”到“不合时宜”
朱元璋以造反起家，建立明朝的功勋集团不过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但屁股决定脑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时，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应该曾激励着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龙廷，就得防备别人造反，宣传的则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水浒传》成书不久，流传还不算很广，屡行“文字狱”的太祖没有就这部书下过禁令。朱元璋死后，明朝处于上升阶段，国力和民生状况都不错，社会矛盾没有那样剧烈，明朝统治的道义合法性还比较充足，因此，《水浒传》的传播没有受到官府大规模的干预，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这部奇书。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靖）隆（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水浒传》从嘉靖起的一百多年间，刊印了三十一次。而到了崇祯朝，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朝统治者面临着元末蒙古统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国遍地烽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起事，更有山东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众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浒传》此时变成了统治者眼中最不合时宜的一部书。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四月，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书，请求朝廷颁令焚毁《水浒传》，奏章言：“一曰焚贼书、易贼地名、正其必不肯作贼之心。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也就是说，左大人把《水浒传》看做“造反教科书”了。崇祯皇帝从其意，下旨“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这是《水浒传》问世后第一次遭到最高统治者的禁毁。
但禁《水浒》也挽救不了大明江山。两年后，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
清朝入主中原后，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清王室是在明朝内部起义军和官军内斗两败俱伤而得渔翁之利的，它对底层的造反更为警惕。因此，满清统治者进了紫禁城不久，就开始大规模禁书。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五次下旨禁“淫邪”之书。雍正、乾隆继承且强化了这一政策。有意思的是，朝廷禁书，首先打的是“扫黄”的旗号，要求禁毁那些“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的小说，渐渐地，“扫黄”扩大到“打非”，《水浒传》这类宣扬暴力反抗的书列入禁毁之列。乾隆十八年，上谕第一次点名批判《水浒传》，禁止将《水浒传》翻译成满文——可见当时《水浒传》之流行。第二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阅饬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胡御史在上奏中翻出九十多年前被杀的金圣叹“妄加赞美”《水浒传》的旧事，更把这部书定性为“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皇帝准其奏议，下旨曰“《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
丁日昌父子的禁书闹剧
清朝最大规模的一次禁毁淫邪、暴力小说、戏曲，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的。丁日昌是广东人，但长期依附曾国藩、李鸿章，属于湘军系高官。他参与了和太平天国的战争，目睹了底层人士造反的巨大冲击力。湘军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城，四年后任江苏省最高长官的丁日昌即上书请禁毁《水浒传》，显然和当时历史背景大有关系。
对丁日昌的奏请，朝廷自然批准，并诏令天下：“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同治年间，地方督抚势力坐大，对朝廷的诏令总是选择性执行。查禁那些流行书，对多数官员来说，是卖力不讨好。这个市场太庞大了，因此多数地方官并没有认真执行。但在丁日昌的辖区内，当然不一样，那可是真刀真枪地干。
丁日昌建议的这次禁书，强度远远超过前朝历次——其一是有专门的机构，即“设官书局”，刊印《牧令书》（相当于政策汇编）、《小学》等宣扬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书，希望以此来冲抵“淫邪之书”对士民的危害。其二是禁书的范围特别广，共计一百五十六种。《水浒传》《西厢记》自然是重点禁绝书目。丁氏在全省发布的饬文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味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其三是不但禁小说，而且禁戏曲本子，禁一些剧目公演。在一百五十六种禁书之外，增加一百一十一种《小本淫词唱片目》，一些折子戏、弹词、民间小调，如《杨柳青》《男哭沉香》《龙舟闹五更》《扬州小调叹十声》《王大娘补缸》等皆列入禁绝目录。
丁日昌在同治年间的官场堪称能吏，历史却对其禁绝《水浒传》等书的“政绩”开了两个残酷的玩笑——
一是他设局张榜，轰轰烈烈查禁书，为那些禁书起到了很大的广告作用。时人议论道：“按以上各书，罗列不可为不广，然其中颇有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淫艳小说，奈未知真名，亦无从遍览。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
二是他生了个坑爹的儿子，其行为给了老爸“净化文化环境”的工作莫大的讽刺。丁日昌的长子丁惠衡，是个捐班知府，最喜眠花宿柳。丁日昌大规模禁书第二年的十月，丁惠衡和堂兄弟（即丁日昌的侄子）丁继祖狂妓院时，和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没占着便宜的丁氏兄弟叫来亲兵营兵丁，将徐有得用军棍打伤致死。这事闹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请处分，朝廷命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老佛爷安排到湘军势力范围两江来“掺沙子”的）审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军势力的马新贻要追查到底。不久，马新贻在校场检阅后回官署的途中被张汶祥刺死。此时，丁惠衡尚没有归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马案”。朝野许多人怀疑张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报复马新贻。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张汶祥被处死，案件到底也没能查个水落石出。受降级处分的丁日昌正逢母亲病逝，于是借丁忧之名离开官场，五年后复起。
不知当时朝野人士听到丁日昌公子嫖娼与人斗殴，擅用亲兵将人打死的消息后，会不会在想：这丁家少爷如此品行，是受《金瓶梅》的毒害，还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呢？
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七月的一天，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经六十七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精力也好。他在宫内接见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通判，只是一个正六品官，能得见天颜，可谓皇恩浩荡了。
可麻烦就出在皇恩浩荡上，最高领导人照例会问地方官的籍贯、出身、履历等等以示亲切关怀。张回答说他是顺天府人氏（今北京），可精明的乾隆帝听出了绍兴口音。这在当时是大事。一则本地人在本地当官，违反回避制度；二是张某可能是冒顺天府籍在京师参加的科考。尽管张廷泰回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乾隆还是大怒，下旨曰：“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且朕于各官引见，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皆由诸臣视此等事不以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义。”意思是说，我就凭两句话听出了张某说的是南方口音，你们那些“审音御史”是吃干饭的吗？
何谓“审音御史”呢？这是专门为打击“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设置的。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有国子监生员的资格可以在顺天府参加乡试）。清朝对考试报名地点有严格规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当地有祖坟、田产、住宅，才能在当地报名应试，后来改为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统帝国各地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当时版图没有明清两代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平衡，因此这一规定并不十分严厉。到了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广阔，士子众多，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某些地方进行政策性倾斜是必要的。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边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和江、浙同为最多的地区，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在冒顺天籍的原因。
不仅仅是考举人的乡试，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阶梯——考生员（即秀才），也难易程度不一样。齐如山先生说他的家乡直隶高阳，文风盛时，三十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涞源，常常考生还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员录取是以县为单位，童生们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发。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钱请“廪生”（生员的一种，可以在政府领粮食，相当于公费生）作保人，考试前考官点完考生名后，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廪生必须应声“某人保”，一旦“冒籍”事发，作保的廪生也会被革去功名。
乡试以省为单位，而且考取举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则难度更大，只能用严刑峻法待之。据明末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对冒籍处罚非常严厉。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乙酉科顺天乡试后，冒籍之说纷起，给事中查明冯诗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顺天考试，奉旨查办，将冯诗等二人枷示于顺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发配为民，禁锢终身，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八人中有名史纪纯者，他父亲是翰林编修，也被革职。一干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不过王朝处罚冒籍有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嘉靖年间有个超级考试牛人、浙江绍兴籍的陶大顺，冒籍顺天考了个经魁（前五名），这也发挥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发，剥夺举人资格。不过这次朝廷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他在浙江乡试中考了第四名，紧接着登乙丑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专司纪检监察的中纪委副书记。
明亡清兴后，冒籍的这种把戏仍然时有发生，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查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员，“审音御史”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送顺水人情。于是就出现了乾隆爷痛斥审音御史“殊失敬事之义”一幕。
品文化
历史：小说家的“药引”
假如当时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金庸《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故乡临安县牛家村），那么秘密跟踪他的那些金兵就不会死在郭啸天和杨铁心他们两家人的院子里，同样，完颜洪烈也不会见到包惜弱而对她念念不忘；若郭、杨两家不受波及，李萍不会流落大漠，郭靖和杨康将会平平安安的出生在牛家村，江南七怪自然也就不会前往大漠；没有六怪和郭靖相助，铁木真就会死在扎木合他们手上，蒙古各部落也就不能统一……
这是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帖子。作者将历史和金庸小说的情节杂糅在一起，一个偶然接着一个偶然，以此来夸大“蝴蝶效应”。
当然，看完这个帖子的人，多数会心一笑而已，并不当真。但此帖流传之广，说明金庸武侠小说情节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而将那些情节镶嵌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读者来说，显得更具有艺术的震撼力。
如果说这个网帖只是搞笑，那么前两年一个引发舆论热议的政府行为就不仅仅是搞笑了。刚刚将“襄樊”改回“襄阳”的湖北省襄阳市有关部门，决定在流经该市的汉江之滨，立一尊郭靖、黄蓉塑像，以此纪念这对大侠夫妇死守襄阳。
对此，批评者认为将小说家言当成史实，真是荒谬；而赞成者认为，中外一些城市在公共场所为神话或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立项，不乏其例。如中国的女娲、伏羲；外国的堂吉诃德。
这样的争论，无法分出孰对孰错，我觉得唯一能说明的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巨大影响力。今天的中国人，知道襄阳和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襄阳之战，多数是通过《射雕英雄传》。历史上延续六年的这次围城之战，没有郭大侠什么事，而值得后人尊重的是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尽管吕文焕在兵尽粮绝之际，为保护一城百姓不得不归降蒙元。可吕文德在金庸的小说中，是作为昏庸、怯弱的角色出现的。显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在襄阳立真实存在的吕氏兄弟塑像的正面效果，远不如立虚构的郭靖黄蓉夫妇塑像。
这，或许是历史的无奈和文学的荣耀。对于小说家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小说家来说，将历史作为“药引”，是极大催发小说“药效”的不二法门，金庸先生深得其中三昧。
金庸从他第一部获得广泛赞誉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就有意识地选择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将自己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放置其中。金庸的巧妙还在于，他选择的历史时期，不是距今甚远的秦汉、两晋和隋唐——因为太遥远的时代，一般华人印象不深。他选择了宋以后，如此，华人对历史背景不至于太疏离。如：《书剑恩仇录》以清朝乾隆朝平准噶尔部为背景；《鹿鼎记》的背景则是康熙朝平“三藩之乱”和灭台湾郑氏政权；《碧血剑》写明清鼎革之际；《倚天屠龙记》的背景是元末明教起事推翻蒙元；《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则是将故事场景放在北宋到元初。
对许多武侠爱好者而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主要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并不奇怪，中国从古至今，真实的历史文本影响的是占社会少数的精英人士即士大夫，而对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的“三观”，是由寄生在历史中的文艺作品塑造的，如白话小说、评书、戏曲。金庸师法古人，并发扬光大。
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外加《金瓶梅》，除了《红楼梦》外，其他四部小说，都有清晰的历史背景。而且如今天读者因金庸武侠小说产生美丽的“历史误会”一样，明清时期的许多中国老百姓，也将小说家言认为是真实的历史。比如《三国志》中的周瑜和诸葛亮，远非《三国演义》中那位年轻英俊、心胸狭隘的周郎和老谋深算、近似妖怪的孔明。关羽则是文艺形象压倒性胜出历史真实的典型范例。历史中的关羽功绩平平，在三国时期众多人物中并不突出。而由小说、戏曲和评书的演绎，他被推上与至圣先师孔子比肩的“武圣”地位。考察“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历史地位之形成过程，可更好地解读士大夫和老百姓审美观、历史观之差异。孔子成圣人，是历代儒生通过对经史的诠释完成的，关羽成圣，是历代老百姓据小说家言而推动的。《水浒传》的故事，根据的是史料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纵横河朔”的简短记载。连神怪小说《西游记》，也被吴承恩附会成大唐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之事。而历史中那位百折不挠的玄奘法师和《西游记》中那位迂腐、有些愚蠢的唐僧形象相差得太远。
中国古代小说家和民间艺人，以历史为“药引”，演绎出许多精彩故事，其核心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即宣扬“忠孝节义”，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属于文人小说、无明确历史背景的《红楼梦》除外）等古典小说还是《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这类评书，概莫能外。金庸以历史为“药引”的武侠小说亦是如此，他将儒生主张的“忠”和江湖人士推崇的“义”结合在一起，通过对郭靖、杨过、萧峰、陈家洛等人物的塑造，来佐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观。然而，到了金庸写武侠收官之作《鹿鼎记》时，他以前的观点受到了自我挑战。所谓“为国为民”的“侠义”信念，往往敌不过现实的利益考虑。无论庙堂还是江湖，中国社会的历史真实是：只有韦小宝那样将礼义廉耻放一旁而个人利益优先的混混，才往往笑到最后。金庸所处的时代毕竟和那些小说家前辈不同了，他体察到巨大的社会变化，因此，尽管都以历史为“药引”，但配出来的“药”，终究是有较大不同的。
从《击壤歌》谈食品安全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是一首先秦的古诗《击壤歌》，被清代的沈德潜评为中国诗歌之始。诗歌明白如话，描写的是自给自足经济下一个农民的生活——他可以自己凿井，自己耕田，当然也就自己种菜、饲养禽畜，所以最后自豪地反问了一句：帝王的力量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今日中国的食品安全令国人揪心，也令高层震怒。“毒奶粉”阴影尚在，近几年了又出现了“塑料米粉”“瘦肉精”“牛肉膏”等等，国家领导人为此指出，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说制售“问题食品”甚至“有毒食品”是“缺德”，毫无疑义。但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缺德？为什么缺德能成为食品行业的潜规则？为什么缺德的食品行业能够存在？在食品安全方面，政府该做什么？做得怎样？
如果我们再回到《击壤歌》描写的上古时代，对多数人来说，食品安全显然不是个问题。中国上古还有一个神话传说是“神农尝百草”，这应该是中国社会从狩猎走向农业的一种写照。在此转型中，哪些植物的块茎是可以食用从而推广种植，哪些是有毒而必须舍弃的，是靠“神农”这种大无畏的先民用生命试验出来的。一旦农作物和家养禽畜的种类确定，一户或一个部落就完全可以如《击壤歌》那样生活，哪里用得着“帝力”？
“帝力”置换到现在的语境，就是“政府或官府的力量”。官府凭什么统治众民并收取赋税？其合法性则在于它维护了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既包括治安，避免人与人之间堕入相互残杀的动物世界；同时也包括维持人与人之间交易的公平与安全，其中包括交易的食品应该是安全的。在《击壤歌》中，人们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和饲养的禽畜，喝的水来自自己掘的井，如果部落能够抵御外力的侵扰，确实他们不需要“帝力”。
这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是道家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历史的进程显然不可能遵循老子的设计，人与人之间出现商品交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其实在近代以前，包括明清两朝在内的中国漫长的古代，官府对民间社会的管理也是相对消极的，只需要维护社会起码的治安秩序即可，民间社会有其自治格局。官府用不着管那么多的事，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有关。在那个时期，多数家庭可以自给自足，商品的交易量和交易半径相当有限。老百姓食物中最大宗的商品是食盐，这是由官府垄断的买卖。而粮食、蔬菜、禽畜肉的交易量和交易半径很小，基本上是农民把自己吃不完的拿去几里外的集镇或城市销售。这是个熟人社会，食品的来源路径是比较明晰的，因此制售假劣食品的风险非常大，即使官府不处罚，这种人也可能成为熟人社会排斥的“缺德鬼”。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没有发达的“食品化工”技术，简单的食物腐烂变质，一般人凭肉眼就能判断。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已开始进入工商业社会，包括食品在内的商品交易量巨大，其流通的范围也极广。一个北京的居民，吃的米产自黑龙江，买的肉产自四川，吃的蔬菜来自山东，喝的牛奶则来自内蒙古……这是都市居民正常的生活状态。没有人能说得清自己每日吃下的食物清晰的来源，也没有专业的能力和足够的时间去一一辨别食物的安全健康程度，他们只能相信政府，相信政府帮他们把住这道关。这也是现代工商业社会城市居民缴纳的税率远高于农业社会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远多于农业社会。如果政府收了税不干事或者事情干不好，而且又没有一种制度追究政府中相关责任人，那么后果是灾难性的。
人是趋利的，其道德感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或维持，当许多商户制售不安全食品牟利而没能受到惩罚，其因成本的降低必然在市场上挤垮老老实实的经营者，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是，留在业内的多是“缺德者”，整个社会实际上就进入了“互害”！据报道：一些养猪的从来不吃自己用以销售的猪肉，而种菜的、养奶牛的皆是如此。在专业分工日趋细密的今日，多数人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可能如《击壤歌》那样万事不求人，养猪的诚然可以食用专门为自己养的、没有用“瘦肉精”喂养的猪肉，但他难保不买陈化粮，不给孩子买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种菜、海鲜养殖、养奶牛的。在这样的食品安全形势下，没有谁能避免不安全食品的伤害，除非专门有指定的农场为他们生产无害、绿色的粮食、肉奶、蔬菜等食品。这种在现代社会依然能“拷贝”《击壤歌》生产的食品，只能是少数人的“特供”，多数人是无法享受到的。
在现代社会，没人能吹牛：帝力于我何有哉。那么，为了食品安全，最需要改进的是“帝力”的服务水准，其次才是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道德水平。若“帝力”不作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缺德”是必然的。
鲁国的文化软实力
鲁国、齐国、晋国几乎是西周建立后分封较早的重要诸侯国。鲁国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的封地，晋国是成王弟弟唐叔的封地，而齐国是周灭商纣第一大功臣姜尚的封地。从列国分封后，从国势、武力、疆土等硬件来说，鲁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大国。
据《史记》载，因周公要在都城辅佐年幼的成王，就派他的儿子伯禽去封地任鲁公，等到三年后伯禽才回都城向老爹禀报施政的情况——那时候虽然交通不发达，但从山东曲阜到陕西关中述职，要等三年确实有些夸张。周公问儿子：为啥这么迟呀？伯禽回答说：要变革鲁地的风俗，而且守三年的国丧（应是武王之丧），所以才迟到今日。而齐国国君姜尚去和鲁国相邻的齐地赴任后，五个月就回京城述职，周公问：为啥这么快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礼，尊重顺从当地的风俗，因此很快就稳定了局势。因此周公听到儿子说完为什么迟到的原因，叹息道：后世鲁国当北面服事齐国呀！因为他看到了鲁国执政过于循规蹈矩，是很难提升国力的；而齐国具有因势利导的改革精神，一定会在列国争雄中胜出。
后来鲁国、齐国的关系果如周公的预料，齐国一直是可以和楚、晋抗衡的大国，而鲁国沦落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长期受到齐国的欺凌，要么规规矩矩听齐国的话，要么就巴结晋国以求得到其保护。但鲁国尽管国力不强，却一直能得到列国的尊重，原因无他，鲁国具有列国无以伦比的软实力。鲁国在软实力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这是因为，殷商之际，是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巨大变迁时期，而夏、商因为年代久远，其制度、文化影响衰微；对后期中国影响巨大的，乃是西周初年由周公创制的典章制度，使鲁直接受益，软实力得以发展。周公在孔子以及后世儒生心中，是一个兼文化导师和政治领袖为一身的圣人，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到了东周迁都洛邑以后，天子已只有一个空名号了，实际权力不如一个小国诸侯，而各国彼此攻伐不已，早把西周初年的礼法破坏掉了，只有鲁国还能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周公制定下来的一系列制度。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观礼，实际上是来学习中原文化，因为吴国国君虽说是泰伯之后，和周室同一个祖宗，但吴地在当时和楚地一样，属于文化欠发达的南方荒蛮之地。鲁国为季札演奏周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往往以音乐为手段，所以“礼崩”必然是“乐坏”。乐工弦歌（当时的歌有徒歌和弦歌之分，前者是清唱，后者是有乐曲伴奏演唱）《周南》《召南》，季札听后叹道：“真美呀，这是王业奠基之象，虽未完全成功，但民勤劳而不怨。”接着歌唱《国风》中的《邶》《鄘》《卫》，季札听后说：“美得深沉！这是忧虑而不困窘之象。我听说卫康叔（卫国始祖）、武公是这种风范，应该是《卫》风。”接下来，季札对演出的歌舞，一一做出精准的评价。三年后，晋国的韩宣子（名“起”，六卿之一）来到鲁国，同样如季札那样观看了一系列传统歌舞，也叹息道：“周礼尽在鲁矣！”
韩宣子对鲁国的礼乐心服口服还有一个原因，晋国曾在鲁国使臣面前出过很大的洋相。襄公四年，鲁国派使臣穆叔入晋，名义上是对三年前鲁襄公即位时晋国派使臣道贺的回礼，事实上当时长期受到齐国欺压的鲁国，不得不投靠当时的超级大国、同是周武王之后的晋国。晋国国君令乐工奏乐招待。先奏《肆夏》（其词今已亡）三章，穆叔没有按照通行的礼节回拜；乐工然后歌唱《文王》之三（《诗经·大雅》），穆叔又不回拜；接下来乐工歌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章，每演奏一曲，穆叔恭恭敬敬地回拜一次。
晋国的重臣、韩宣子的父亲韩厥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知道来自礼仪之邦的鲁国使臣选择性回拜，一定有原因，于是派人去驿馆问穆叔。穆叔回答说，《肆夏》之三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的，我一个使臣哪担当得起？《文王》是两国君主相见时的乐章，同样我不敢僭越；而《鹿鸣》是贵国君王对我国表示友好之意（中间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句），我哪敢不回拜？《四牡》是贵国君主慰劳使臣的，我哪敢不再次回拜？《皇皇者华》中有国君教导使臣“必咨于周”，即要向忠信之人咨询。臣听说：“访问于善者为咨，向亲近之人咨问为询，咨询礼法为度，咨询政事为诹，咨询疑难问题为谋。臣一下子获得五项善待，当然要重重回拜。”可见，忙于打仗的晋国早就乱了礼乐，搞不清奏乐的程序、规矩，只能随便找几个曲子来演奏，所以才闹出用《肆夏》《文王》招待他国使臣的笑话，而后三个曲目纯粹是瞎猫抓死耗子，碰上的。作为弱国的使臣穆叔，不得不委婉地给大国上了一堂礼乐课。作为武王后裔，把周室礼法忘记到这种地步，晋国君臣的羞愧可想而知。
孔子成长于鲁国不是偶然的，孔子根据鲁国史书整理的《春秋》，今天中华民族仍受其惠泽，而楚国、齐国、晋国、秦国的强大早已烟消云散。英国曾是“日不落帝国”，二战后，所控制的殖民地先后独立或回归祖国，现在只能守着英伦三岛那点领土，可以说英国不复是当年的超级大国。但是，因为其文化的软实力，它以只相当中国一个省的疆土、人口，仍然在世界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英语是国际语言，文艺复兴和工业文明时期英国人在科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依然是世界文明史绕不过去的高峰，影响至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其总统见到了英国女王，也是谦恭非常。英国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使其在硬实力衰落时，仍然能保持尊严。
闻鸟鸣与听春雨
惊蛰的那天清晨，我走出北京朝阳门地铁站，听到了一阵阵布谷鸟叫声。我开始以为自己耳朵出现幻听。驻足细听，没错，是持续不断的“布谷布谷”，只是不知来自哪里。
在一片高楼里听到布谷鸟声，确实有奇妙的感觉。此时，这个北方大都的树枝还没有发出嫩芽，哪一棵枝丫能容这鸟儿栖身呢？走在街上，看到阳光很好，照在“中海油”那玻璃幕墙围成的马桶形建筑物上，灼灼生辉。我不由想起《豳风·七月》中几句诗：“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在春天的田野里听到黄莺或布谷鸟声，再寻常不过了，可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带听到，当然是一种奢侈。在我的身旁，也有一个个装扮入时的女性匆匆经过，但她们执的不是“懿筐”，而是各种品牌的提包。她们也不是去采桑，而是奔向这些大楼里一个个办公室。下班的时候，她们会不会“我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呢？
“春日载阳”描写的明显是北国的春日风光，而我南方故乡的春天，则常常不是这样。对我而言，初春最能触动我的一首诗是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南方春日多雨，树早就绿了，雨歇后柔和的阳光，浮在绿树上，那种氤氲朦胧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忧伤。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首诗在后世流传甚广，多数人熟悉的是颔联“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典型的江南早春景象，春雨、深巷、杏花，画面感极强。江南多春雨，人们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酣然入睡，为什么陆游听雨听了一夜？这就得了解他写这首诗的处境与心态。
早年陆游礼部试第一，中年文名满天下。宋太祖立的尊重文人的家法，宋朝历代皇帝多能遵循。孝宗即位后，对陆游颇为器重。
孝宗即位初，由于张浚北伐失败，金兵大举南下，隆兴二年，宋国不得不与金国签订和议，割商（陕西商州）、秦（甘肃天水）二州与金，换取和平。
陆游的一生，都力主恢复中原，但正如他诗中所叹的那样：“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收复失地，单单靠“一股气”是不行的，从军力而言，南宋一直就没有北伐的本钱，主动出战，只会给金人南侵以借口。隆兴元年的败绩给了孝宗深刻的教训，自此直到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之间的四十余年间，宋金两国维持和平。宋国有孝宗的励精图治，国内一片升平；金国也有开明君主金世宗的休养生息。即使放在秦以后两千多年帝制的历史长河里，宋孝宗依然算得上一个开明而有作为的君主。他在开疆扩土上不能做出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功绩，是时势使然，非不为也，不能也。
从孝宗对待陆游这个坚决的“主战派”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此人的雅量。他知道无力北伐，但“主战派”政治上正确，他不但不能惩罚，还得想办法安抚。“隆兴和议”后，陆游一直不得志，数次罢职闲住。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经由王淮的推荐，赋闲数年的陆游被起用，授严州知州（今浙江建德、桐庐、淳安一带，得名于严子陵垂钓处）。按规矩要到都城临安觐见皇帝后，才能履新。
陆游的故乡绍兴山阴距离都城不远，初春他就来到了临安，住在旅舍里等待接见。可是皇帝日理万机，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的。六十二岁的陆游在等待中难免有一丝焦虑。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诗以发牢骚开头。告别官场数年的陆游来到第一名利场的都城，感到世风浇漓，人情纸薄，可“谁令骑马客京华”这句自问有点矫情了。当朝丞相能举荐年过六十的陆游，皇帝能起用这位老臣，应当不能说世味“薄如纱”了吧？虽说圣上征辟，不得不从，可重新出仕真的违背诗人本意了吗？“骑马客京华”等着皇帝召见难道不是诗人自己所盼望的？明乎此，就很好理解颔联中“一夜听春雨”，那是陆游心中有事，难以入眠。“深巷卖杏花”可看出宋代临安城市民生活的闲适。卖杏花的人不担心城管来没收摊子，而杏花这种颇具“小资情调”的东西竟然多有人买。
颈联“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是诗人自己以宠辱不惊、物我两忘的姿态示人，实则是心里郁闷的写照。“矮纸”则是短纸，不是正规的公文纸和信笺，斜行写草书，显然是信笔涂抹，打发无聊的时光。下一句所写的心态同上一句。雨后初晴，在家操练茶道，也是闲到极致的表现。“分茶”是流行于宋代上流社会的一种茶道，指的应该是“点茶”或“茶百戏”，今在中国已不存，在日本还有所遗留。黄遵宪记载：“日本‘点茶’即‘同宋人之法’：‘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筅击拂’云云，可以参观。”“点茶”前，先要将茶盏加热到适当温度，然后用小勺取茶末在盏中调至膏状，再用滚烫的水冲点，边冲点边以竹制的茶筅或银制的茶匙在盏中搅动，名曰“击拂”。“击拂”的方法不同而盏面浮现不同的乳花。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细乳”。宋徽宗是此中高手，专门著有《大观茶论》，其中谈及乳花之妙：“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等宋代文人的诗文中多处有“点茶”的描写。
尾联两句还是发牢骚。京师污浊，而以素衣处之，自嘲不做风尘之叹。这两句是说给皇帝听的，意思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召见我？如果迟迟不召见，我还来得及清明回家祭祖扫坟。这首诗传入宫中，孝宗非常欣赏“小楼一夜听春雨”两句。陆游后来终于蒙孝宗召见，该年七月抵达严州视事。在陛见孝宗时，陆游仍然谈如何北伐收复失地。孝宗避开这个话题，对他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
这个皇帝，实在太有人情味了。陆游生在那个时代，还牢骚不断，如果他生在明初洪武年间或“反右”“文革”时期，他该如何？
尊重尸体的文化传统
安提戈涅违反国王的命令，收葬自己兄长的尸体。其信念来自于：她坚信，俗世间国王的律法不能违背“天条”。
任何一种文明都尊重死者尸体
近日读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他讲述到自己被囚禁罗本岛时，和狱友一起排演取材于希腊历史的悲剧《安提戈涅》，曼德拉扮演了那位残酷无情的国王克瑞翁。
安提戈涅的兄长波吕涅克斯借助外国的力量企图夺取王位，被克瑞翁处死，并下令所有的人不得收葬这个叛徒的尸体。而对古希腊人来说，收葬亲人的尸体是一种天条，于是安提戈涅因违背国王的命令也被处死。安提戈涅在收敛兄长尸体前，针对国王的命令说出一段被后世自然法学派学者不断引用的话：“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曼德拉在演这出戏时，想到的是白人当局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法律，就是克瑞翁那样的恶法。
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更是如此，尊重死者，重视丧仪，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湘军早期重要将领江忠源当年在京师时，以侠义知名。其侠义之举主要是为客死他乡的同乡运送灵柩回老家。在那个时候，千里护送灵柩，是很艰难的一件事。
忽视文化传统的“维稳”乃饮鸩止渴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云南省镇雄县发生山体滑坡，一个村庄被掩埋，四十六名村民遇难。这当然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灾难。在这些尸体被救灾的军警挖出后，当地政府没有征求死者家属的意见，就强行火化。此举引起死者亲属的抗议和舆论的指责。
镇雄县委办公室主任朱恒辉承认，强行火化遗体之举部分考虑了维稳因素。亲人在灾难中丧生，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而地方政府自作主张，连死者亲属告别亲人遗体的权利也被剥夺，强行火化，只能看作是朝伤口上撒盐的行为。这样的“维稳”，只可能是越维稳越不稳。无论按照哪个民族的传统风俗或哪个国家的法律，由死者亲属来处理尸体乃天经地义的权利，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僭越”此权？
若再进一步分析，地方官员这样做是经过仔细的利益算计的。本来天灾难免，政府并没有太大的责任，而强行火化尸体，将死者家属的愤怒引向政府，看起来很不合算。但具体办事的官员自有他的考量。他们害怕死者亲属拿“死人压活人”。当一些死者的亲属看到亲人尸体被挖掘出来的惨状，或许会产生不理性的行为，拿尸体要挟地方政府。这不是没有可能，当真如此则当地政府短时间内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将死者尸体焚化，家属再愤怒也无法凭借尸体来占据悲情高地，善后的主动权就在政府手中了。至于从长远考虑，这样的行为伤害死者亲属的感情，违背公序良俗，给本来就脆弱的政府公信力造成雪上加霜……被主事官员罔顾了。因为，这样的伤害对处理事件的官员本人来说，好处远远大于害处。这就是“饮鸩止渴”式的维稳方式盛行的根本原因。止的是办事官员自己的“渴”，伤害的则是社会道德和政府公信力这两块“公共牧地”。
拿“死人压活人”乃弱者不得已
笔者的故乡湘中一带，农村里有着“打人命”的传统。如果一个妇女因家庭纠纷服毒自杀，娘家宗族会聚众而来，不许尸体下葬，并借此大闹，往往搞到婆家倾家荡产。
这种做法当然是违法之举，不是什么值得发扬光大的传统。但如果考虑到这种风俗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以为应予以理解和同情。在传统中国社会，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出嫁后受婆婆虐待遭受丈夫的暴力并不少见。女人权益的保护不是靠法律，而是靠娘家的势力。一个女子因为家暴服毒自杀后，法律很难为死者主持公道，往往只能由娘家的宗族出面大闹一场，给婆家以惩罚。用现代法治眼光来衡量，这种行为是野蛮的，庶几近乎私人复仇。可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看，这种方式确实能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一定程度让对妇女实行虐待的人有所忌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