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帝在大运河上落水，可视为明朝一个转折性事件，从此大明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此后的明朝皇帝，几乎都是“宅男”，享国累加达九十三年的嘉靖、万历两祖孙，更是数年隐居深宫，不乐接见臣工。
明朝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但南直隶和浙江，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而言，都是远在北京的朝廷必须依赖的重要地区。从政治层面来说，此地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发迹之地，朱元璋在此慢慢经营积蓄力量而遂有天下。从经济层面来说，朝廷差不多一半的赋税出于这些地区，北京城内的皇帝和大小官员靠这一地区的钱粮供养。在交通以水运为王的时代，大运河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大运河成为大明帝国的“生命线”。甚至可以说，成为大明皇帝与“母体”紧紧相连的“脐带”。
明朝初期由于首都在南京，需要运到北方的粮食并不多，主要是供养北部地区将士的军粮，因此多采取海运的方式。自首都迁到北京后，需要从南方调拨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实在数量太大，而海运风险大、成本高，远远不能满足，于是，通过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粮食与其他物资北运的主要方式。朝廷开始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扩大从杭州通往北京的漕河运输能力——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艘，用于转运；同时在大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即水次仓。
明朝中央政府规定了各省的漕粮份额。浙江：六十三万石；江西：五十七万石；河南：三十八万石；山东：三十七万五千石；湖广：二十五万石；南直隶：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四百石。也就是说，通过漕运到达京师的粮食总数四百万担左右，南直隶加浙江占了二百四十万担左右，超过了一半。江西、湖广、山东诸省的粮食最终也要经过运河的部分航道进行转运。据此，完全可以说，大运河乃明帝国的国脉。
由于漕运的重要性，管理漕运的官僚机构也位阶趋高并日益膨胀。明朝初期设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京师北迁后，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设漕运总督，与漕运总兵一文一武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艘，另遮洋总（海军）七百人，海船三百五十艘，专门负责漕粮运输，称为运军。
正德帝的堂弟嘉靖帝即皇帝位后，京杭大运河对帝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性没有丝毫减弱，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年），朝廷花了很大的力气疏浚了通惠河，使漕粮能够直接运到东便门下。在此之前，由于通惠河被壅塞，南方运来的粮食只能在通州上岸，并在当地的仓库里储存。储粮地离京师五十多里地，在当时走陆路用骡马运输，效率十分低下。嘉靖帝下决心疏通通惠河还有一个背景——“土木堡之变”后，明帝国对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处于守势，在京郊的通州储存那么多的粮食，很不安全。明代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蒙古的也先部入侵，京师闭关，通州漕粮没来得及全部抢运进城，剩下的一把火烧掉以避免资敌。这可是血淋淋的教训。
嘉靖帝并没有学他的荒唐堂兄，找个机会沿运河南下，去视察南方那片花花江山，他在位四十五年，喜欢在深宫炼丹修道。唯一的一次南下，是回到他生长的湖北钟祥（当时已升格为承天府），拜祭生父的显陵，并决定将死于京城的生母蒋太后灵柩南运合葬于湖北。这次他走的是陆路，经过今天的河北、河南进入湖广。
对大明帝国来说，两大工程关系到国运。其一是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依靠其输血才能养活北方的朝廷和北疆戍边的将士。其二则是从辽东蜿蜒到西北嘉峪关的长城，这是抵御北部敌人的屏障。这一屏障到底没有阻挡住李自成进城，也没法阻挡清兵的铁骑跨过长城，成为统治中华的新主人。
作为清朝“战利品”的大运河
大运河，可以说是清朝入关后获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
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东北和蒙古草原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成为清朝的“保留地”，整个王朝的公共支出，几乎全部取自原明帝国统治下的诸省，特别是富庶的东南诸省。大运河并没有因为明帝国的灭亡而衰落，它在清朝皇帝的心目中，地位更为重要，它不但是吸取东南膏腴之地财富的“抽血机”，而且是清朝皇帝防范汉人反抗的战略通道，是皇帝控制最富庶之地的“权杖”。
顺治一朝，经过血腥的屠杀，清朝军队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到了康熙朝早期，朝廷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整个南方基本上算平定下来，胡人入主中原作为既定事实也被多数士民承认，最高统治者沿着大运河视察东南诸省的条件到此成熟了，于是便有了康熙、乾隆祖孙的十二次南巡。京杭大运河，进入了历史上最繁忙也最辉煌的时期。
与明朝皇帝沿着运河南下回到故乡不一样，清朝皇帝沿运河南下，是去视察一个超级大公司新开辟的“市场”，这里的人民曾对他们充满敌意。南巡对清朝皇帝而言，乃是威慑加怀柔。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三十一岁的康熙帝首次南巡。皇帝正当盛年，清帝国国势亦如最高统治者的年岁。这次南巡，有两件大事极具象征意义。其一是十一月康熙南巡到明朝的旧都江宁（南京），拜谒了孝陵。南京对明朝的遗民来说，最具符号意义。此次视察，康熙帝题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来褒奖明太祖朱元璋，目的是安抚东南一带乃至整个原大明版图内的汉人。同时也应该有彰显合法性的考量，用现在的话来说，强调了大明江山的“股权”交给满清是合法转让而非抢夺。
第二件事是康熙帝坐船经运河返京，在运河边重要城市济宁上岸，然后驾临相距百里左右的曲阜。在此他拜谒了孔庙，题赠“万世师表”匾额，并听取了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对儒家经典的讲解。这举动当然更是为了争取汉族士人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这次他来到了大运河最南端所在的浙江省，并到绍兴府拜祭了中国儒家经典中上古圣君之一的大禹陵墓。其目的和首次一样，只是工夫做得更细致了。
乾隆的南巡，效法乃祖，主要目的是为了“维稳”，确保对大清的“粮仓”和“钱袋”的绝对控制。所不同的是，此时清帝国迎来了回光返照式的“富强”，乾隆帝比他爷爷大方多了，花钱如流水。两位皇帝重点巡视的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如杭州、苏州、南京、扬州、淮安、济宁、德州。这些城市在大运河的“黄金水道”时期，是不折不扣的财富之都。
最高统治者如此频繁地视察大运河沿线，明朝皇帝不曾有过。而且比起明朝，清朝统治者在对运河的管理和控制上，建立了一套更为有效的制度。在明朝，总督和巡抚只是皇帝指派的临时性职务，非定制；而清代的总督是有衙门、有固定驻地的正式官职，其权力远非明朝的总督所能比。清代很长一段时间有八名掌管地方军政民政的总督（后期增加东三省总督）、一名漕运总督和南河、东河、北河（多由直隶总督兼）三名河道总督。其中漕运总督专司大运河上的运输管理，几位河道总督一项重要工作便是负责辖区内运河的河道疏浚和水患治理。对运河的管理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配置，就可看出这一条“黄金水道”在满清皇帝心中是关系到国运之兴衰。
事实上，大运河之兴衰几乎是和清朝国运兴衰同步的。
清代大运河的运输功能第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是一八四二年。当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英国虽然在东南沿海的广州、虎门、定海、宁波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但对清廷的打击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大陆型帝国来说，沿海的战败并不影响整个帝国的运转。是年六月，英军发起了吴淞之战，清军大败，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英军占据了上海，长江入海口门户洞开。英军舰队便溯长江西进，于七月二十日进攻镇江，这是鸦片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镇江失守，守军全部战死，京口副都统海龄自焚殉国。这场战役中，清军的八旗和绿营将士表现得不可谓不英勇，但以古老的冷兵器和传统的战术对战世界第一强国的坚船利炮，失败几乎是注定的。英军占领镇江后，便把京杭大运河拦腰切断。这对清廷来说是致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由英军控制，漕运不能正常进行，清廷就无法支持下去，因此，道光帝才决定和英军谈判，并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一八四二年英军切断大运河是古老的漕运厄运真正的开始，从此，大运河和清廷的命运一样无可挽回地走向败落。十来年后的一八五三年，起于广西的太平军占据南京以及东南一带的富庶地区，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遭受重创。大运河再也不能正常地将南方的财富转运到北京。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后，大运河也没能因朝廷军事上的胜利而重显辉煌。湘淮系的重要政治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人在战争中认识到中国技术上的落后，于是开始了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随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中国能够制造用蒸汽机作动力的现代轮船。一八七二年，轮船招商局于上海设立，开始使用吨位大、抗大风大浪的现代轮船走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从此，大运河变得无足轻重了。
一九〇一年，清廷停止了大运河的漕运，一九〇四年撤去了漕运总督的设置，一九〇六年，连接汉口和北京的芦汉铁路全线通车。
一九一一年，南京浦口至天津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此前北京至天津、南京至上海的铁路已经先行通车。在铁路运输和轮船海运的夹击下，京杭大运河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一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皇帝也宣布逊位，作为“黄金水道”的大运河和古老的帝国一起成为历史。
触摸文脉品庐山
庐山是需要品的。
对中国人而言，这是最为熟悉的一座山。在千百年来文人的锦绣诗文中，在无数大师的绘画、摄影和影视作品中，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大剧中，她的风采被一代代国人领略。
每一个来庐山游览的中国人，几乎都有故地重游的感觉。正因为熟悉，所以需要让庐山的远山与近景、庐山的一草一木来激活自己的文化记忆，触摸千年文脉，才能品味庐山之美妙、庐山之醇厚，否则，她只是一座有着飞瀑、幽谷、奇石、险峰的大山而已。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黄昏，我们一行到达牯岭——这个被外国传教士发现并开发的云端小镇。如果说中国人认识庐山，是从父母或老师教给自己的唐诗开始，那么外国人认识庐山，则是从阅读十九世纪末来中国的传教士的回忆录开始。英国人李德立身负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闯进了这块桃源福地。在有着宗教信仰的人看来，未必不是一种“天启”。
只有爱永不老去
安顿下来，天已经晚了。晚饭后，我们和多数在牯岭镇过夜的游客一样，去“庐山恋”影院观看那部每天都在一轮轮重映的《庐山恋》。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今天的观众看这部电影，那种用镜头来表达价值观和爱情观的方式未免太简单和夸张。譬如由张瑜饰演的原国军将领的女儿周筠，哪怕在父亲的影响下再爱国，但异国长大的她，其话语体系中，不可能有那样直接来自当时大陆政治课本的词汇。再如，男主人公耿桦的父亲，一位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安慰以为被父辈强行拆散而伤心万分的周筠时，如慈爱的父亲搂着周筠的肩膀。在中国社会，哪怕是打破一个旧世界为己任的周老将军那代人，对第一次见面而未过门的儿媳妇，绝不可能有那样的表示。
当然，只有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我们才可能看出《庐山恋》艺术手法的稚嫩。在我的身旁，坐着同行的几个八〇后青年人，他们只是感叹张瑜那种活力四射的青春之美，很难体会到我在少年时，从《大众电影》封面上，初看到张瑜剧照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而今人到中年，我的青春如小鸟一样不回来。只有留在银幕中的男女主人公永远年轻，只有爱情永不老去。
有人说，这是一部中国的《罗马假日》，但男女主人公远比《罗马假日》那个欧洲公主和美国记者幸运，毕竟当耿桦的父亲落实政策后，两人之间那道身份藩篱被拆除了，耿桦，毕竟不是山脚下某个种田的农民的儿子。他如果活在现实中，现在该年近花甲了，出身将军的家庭，在清华读研究生，又有改革开放对他这类人成长的宽松环境，他应该待在某个要津之地吧。
李白的佯狂与白居易的寂寞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三十分，我们赶到了含鄱口，登上了含鄱岭，希望一睹庐山日出之壮观。一位曾在此蹲守一个月的当地记者告诉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庐山不像泰山那样地处辽阔无垠的齐鲁大地，多晴朗天气。而在大湖之侧的庐山，一年四季被湿润的云气所缭绕，日出那一刻的绚烂壮观也总被云雾遮蔽。
果然，没有看到日出，看到了一群穿着学位服来观日出的学子们，他们应该是附近某所院校的，一起来庐山度过他们的“毕业季”。又到了各大高校校园里骊歌四起的时候，近七百万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进入充满希望也处处有暗礁的社会。看到这群年轻人，我不由得想起二十年前这个时候，即将离开大学校园的那些事、那些人。再过二十年，眼前这群年轻人在做什么呢？他们的人生梦想，实现了几成？那时候的中国，又将是个什么样子？
上午，我们游历了花径与锦绣谷。“花径”因白居易那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七绝而得名。尽管有白居易建“花径诗社”的记载，但我很难相信白居易能和他一帮诗友一起从江州城（九江）登山到如此绝胜处来诗文唱和。谪贬到江州的白居易是寂寞的，远离了长安的朋友圈子，只能靠遥寄信笺和元稹等老友相互安慰。他自己就在《琵琶行》里说过：“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如果说，来到庐山的白居易是寂寞的，那么几次到庐山的李白，则是佯狂的。李白并非不通人情世故的真的狂狷者，他熟悉官场潜规则的。可是诗人官运多蹭蹬，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之志的他，和历史上其他失意文豪一样，只能借山水自娱。不过太白毕竟是太白，他晚年政治理想完全幻灭时，写出的《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还是那样气势磅礴。“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到底是盛唐气象，尽管此时盛唐开始转向衰落。到了白居易，大唐已是地方势力坐大，朝政操纵于权臣和大宦官之手，白居易眼里的庐山，便不如李白眼里的庐山那样巍峨雄奇。他更为细腻，乐于欣赏古寺中芳菲未尽的桃花，听那杜鹃啼血猿哀鸣。
虽时代不同，但诗人的心总是相同的。白居易在当涂拜谒李白墓时，感叹道：“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其实，在李白活着的时候，他虽然沦落，但笔下却无沦落的哀怨，他要用佯狂做一层保护色，将内心某个角落的脆弱和伤痛藏起来。设想一下，李白会不会对一位萍水相逢的歌女，自诉“谪居卧病浔阳城”的经历？我想骄傲的李太白，多半不会。
男人，何必将内心的孤寂与痛苦藏起来？我觉得白居易更可亲。
美庐前的浮想
庐山的六百余幢老别墅中，“美庐”只是其中一处。而且乍看上去，并不特别显眼，如果和今天遍布中国各地的富豪别墅相比，其外形显得破落，而内部装修和设备则更是寒酸。
美庐之所以享有大名，乃是因为曾影响中国一百年且互为寇雠的两大政治领袖蒋介石、毛泽东，都在这个别墅居住过。
六月上旬的一个黄昏，我们来到别墅时，别墅里面游客如织，几乎所有的导游，都把国共两党最高领袖都曾入住此别墅作为最大的噱头进行推介。
在院内的一块巨石上，有深深的斧凿痕迹，上面用红漆刷着两个字“美庐”，落款为：“中正题”，笔迹如蚯蚓般，和蒋氏手书脱胎于欧体的挺拔清瘦差别甚大。一问导游，果然不是原书。一九四九年后，“美庐”已经归劳动人民所有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头子”“人民公敌”蒋介石的题词显然不合时宜了，于是当然地被凿去，但大石头毕竟难以移走，就留下来了。近些年来，美庐成为旅游热点，蒋氏夫妇避暑庐山时入住此处成为吸引游客的卖点，于是又仿蒋氏题词镌刻于其上。——不仅字非原字，而且当年凿去时的痕迹也无法消除。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毕竟会留下痕迹的。
美庐由英国人西伊勋爵一九〇三年兴建，后出售给美国传教士巴利夫妇。严格地说，美庐和牯岭镇许多别墅一样，也是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果实。
“反帝反封”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动员口号，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因此，在长江流域，北伐军和企图维护在华既得利益的英国等老派帝国主义者爆发了尖锐的冲突。
北伐时江西战场的胜绩，对蒋氏的政治、军事生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南昌、九江两座赣省名城的攻克，使蒋在国民党高层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威望得到了巩固。他唯有以南昌为指挥中心，才可能有资本和武汉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争雄。同时，因为北伐军一路凯歌，以现实利益至上的英国等列强才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并对之作出适当的让步。
没有这一历史背景，庐山那些由外国人兴建的万国别墅，也不可能落到国民党政府的党国要人手中。一九三三年八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入住此处，在西方长大并接受完整西式教育的宋氏，尤爱此好山水和这一美宅。于是，一九三四年这幢别墅正式由宋美龄购得。说白了，这是一个靠军事取得胜利的最高领导人送给爱妻的一份礼物，不过履行了一道民事交易的手续。
江西，特别是南昌和九江，是蒋介石的“福地”，他秉政以来，对江西的山水钟爱有加。定都南京后，将庐山作为国民政府的夏都，恐怕也和这一因缘有关。当然，这不是全部原因，庐山成为夏都，最直接的原因是北伐成功后中国政治中心南移至长江之滨的南京。从此，庐山从一座“文化山”变成了“政治山”。
在民国以前，大一统时期的中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明朝初期短时间在南方），而自隋唐以后，南方的经济、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逐步超过了北方。而从西到东，穿越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自然成了一条黄金水道。九江处在这条黄金水道的中段，在水运作为最便捷交通方式的古代，富商、文人坐船经过九江，停留数日，便可以登庐山一游。这也是古代文人能留下那么多吟诵庐山诗文的最重要原因。中国不乏风光可与庐山相比的名山，但如庐山那样有交通之便的却不多。
明代由于“靖难之变”造成政治中心北移，只是囿于祖制，南京必须保持“留都”的地位，但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清代以承德为夏都，由于帝王定期去承德避暑，皇帝的“行在”便是中枢，统治中心实际上定期移向承德。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由于到庐山交通便利，庐山在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成为了夏季中国的政治中心。
一九四九年以后，北京再一次成为首都，离北京较近的北戴河起到了清代避暑山庄、国民政府时期庐山的作用。但由于开国者多湘、鄂、赣等人士，某几个年份，庐山也曾扮演了“夏都”的角色。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一九七〇年夏天，毛三次上庐山，两次“庐山会议”掀起了惊涛骇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其中，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两个夏天，毛上庐山后，都入住美庐别墅。选中蒋、宋两人的爱巢作为自己的行宫，除了美庐的环境、建筑等硬件外，是不是毛内心有一种已经圆了“彼可取而代之”梦想的欣喜呢？睡在蒋氏夫妇的旧宅中，胜利者的感觉是不是来得更真实？
导游特意介绍美庐中并排的坐便和蹲坑。蒋受宋氏影响，中年后生活方式趋于西方化，当然要用坐便；而毛一生不习惯坐便，“驻跸”某处，必须新建蹲坑。坐便和蹲坑，似乎可视为蒋、毛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两大符号。蒋虽然秉持民族主义，但在政治主张上，他不否定美国、西欧等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观，且在经济上、政治上视美国、西欧为先进，为学习对象。而毛治理下的中国，“越土越革命”成为一种审美观，“越穷越革命”成为价值观，坐便可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符号，那么蹲坑比起坐便，要“革命”得多。
美庐既然归于劳动人民，毛作为劳动人民的领袖，入住美庐，当然不需要履行宋氏那种产权交易的方式。房屋买卖也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连毛都夸自己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革命更彻底，直接废除了货币。
人民群众拥有一切，那么人民领袖就能使用这一切。——多么合乎逻辑的事情呀！
婺源被发现 徽州被丢失
二〇一二年四月上旬，江南最美的季节，我去了一趟江西省婺源县。“中国最美的乡村”虽有些夸张，但不算离谱，婺源山水之秀，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只是正值油菜花开，在江湾、李坑、晓起几个有名的景区，游人如织，山村幽静不再，宛若漫步在通衢大都之闹市。
婺源被发现、被宣传，是近些年的事，随着媒体的造势和游人不断地涌入，其知名度，有直追庐山之势，成为江西的另一张旅游名片。这块近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息着三十三万人，在南方诸省，算是人口密度偏小，又加上长期交通不便，故能保持一方比较纯净的水土到今天。
提起婺源，今日许多安徽人仍“心有千千结”。“安徽”省名的来历，乃合两大名府“安庆”“徽州”之首字。徽州从宋代到清室逊位，近千年来一直是天下名府，辖区相对固定，一直领六县：歙、黟、休宁、绩溪、婺源、祁门。由于山水相连、习俗相近，又属于同一府管辖，因此六县的商人称为“徽商”，以六县为主体形成的文化为“徽文化”。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主政，为军事围剿“苏区”，将婺源划归江西。一九四八年，由于当地人要求回归安徽的呼声很高，据说徽州绩溪籍的胡适说动蒋氏，婺源又回到安徽。但这次回归十分短暂，很快国民党丢失了大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作战以九江为界，以西为四野的部队，以东为二野、三野的部队。大军南进，江西全省加上婺源为四野所占，徽州其他五县则是二野的军事辖区。在军事重于一切的年代，为便于管理，婺源又划归江西。
我所供职的单位，正对着北京徽商故里酒店，这家酒店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办的，这里的“徽菜”十分地道。这家酒店打了两张牌：黄山和徽商。黄山的知名度自不必说，除有“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奇秀之景外，黄山市亦是安徽省所辖的重要地级市。明清两代，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足迹遍天下。这家酒店的包间以徽州府六县以及徽州籍名人为标号，有一次我应一位皖籍朋友之邀去赴宴，主人订的是“婺源厅”，相邻不远的包间是“朱熹厅”，我笑言：“安徽人没法忘记婺源和朱熹。”
这些年，仍有皖籍人士在媒体甚至全国“两会”上呼吁婺源回皖，但牵扯到一个名县的行政区划变更，十分敏感，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理由十分充分。而令不少持此主张的皖籍人士尴尬的是：婺源自古是徽州府所辖，但现在徽州却被丢失了。一九八七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地级黄山市，原徽州六县之一的绩溪划归宣城。黄山市的辖区，大致相当于原徽州府的歙、黟、休宁、祁门四县。当然，现在黄山市还有一个“徽州区”，但其辖区只是原来歙县的几个乡镇。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许多地方为旅游带动经济，纷纷将历史悠久的行政地名改为辖区内的知名景区名。徽州改黄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还有湖南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四川南坪县改为九寨沟县。一个地区的风景名胜地知名度提高，何必依靠景区名代替行政名呢？明代大文豪汤显祖在其《游黄山白岳不果》中写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白岳是歙县另一个名胜地齐云山，可见那时候黄山已十分知名。在权力主导一切的时代，所有的资源都由权力调度，亦为权力的“中心任务”服务，连行政地名亦是如此。
古代徽州因山多田少，农耕难以养活那么多人，徽州人为了生存，只有两条路：读书做官和做买卖。此地文风鼎盛、商贾遍天下可说是逼出来的。商人挣了钱，其主要用途是回家盖豪宅和培养子弟读书。徽州商人积攒的财富通过一代代文人的著作和留到现在的古村古镇，发挥影响至今。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徽文化”实则是在不断被边缘化的。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经济，自由流动的“徽商”无用武之地，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一地的工商业的发达主要依靠地理优势，农耕帝国时代形成的“徽商”传统，中断多年已无从续接；二是因整个安徽省的政治中心北移。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间，安徽的省会在安庆，安庆和徽州、池州、宁国等府在长江流域，安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南部。这些地区经济一体，风俗、文化相近，可以说，安徽省是一个有着南方文化气质的省，以徽州六县为依托的“徽文化”，扩大为整个皖省的代表文化亦无不可。出于战略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处于江淮之间的合肥成为省会，淮河流域的文化似乎占了主流。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相差实在不小，胡适先生晚年滞留在纽约，合肥籍的唐德刚成为其入门弟子，胡适对这位同乡晚辈很看重，常常说我们家乡云云。唐德刚后来在著作中提到，尽管胡适早年在北平时和唐家长辈多有来往，但合肥的饮食、民风和语言，和胡适先生故乡徽州绩溪实在大不一样。晚清以合肥籍李鸿章为领袖的淮军，其将领多出自民风强悍的淮河流域，如果冠之以“皖军”“徽军”显然不合适。而袁世凯虽是河南项城人，但项城在淮河流域，袁的养父袁保庆是淮军名宿，袁世凯本人也继承了淮军的政治遗产。
即使一个完整的“徽州”回归，人们还能找回失落许久的“徽州梦”吗？徽州的南方气质能否更多地影响安徽乃至全国？
站在草原和农田交界处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正午，我站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驼峰岭上。阳光直直地照射着，天上一团团白云如伸手可及的棉花糖。
我还是南方乡村的一位少年时，就知道大兴安岭，知道唱一首老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
走上这呀高高的兴安岭
我瞭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呦
它是我亲爱的家乡呦
这首歌歌颂的是在新的国家里，少数民族和汉族兄弟一起，在野草滩上建起了厂房。这是历史的写照，也写出一个古老的国家建立起一个新政权后执政者的豪情和紧迫感：尽快工业化。工业化是过去一百多年富强与进步的标志。
我的脚下是宛若镶嵌在森林里一颗蓝宝石的驼峰岭天池，再往东望，是茫茫林海。我知道，林海的尽处，是广袤的东北平原，那里有中国最肥沃的农田；往西看，不远处即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和蒙古国的大草原在那里交汇。我知道自己站在中国最重要交界线上。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密度分界线经过此地；造成人口东西疏密巨大差别的四百毫米降雨线亦从此经过。这条降雨线以西，是草原、大漠、雪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场；而在以东，坚韧而勤劳的汉族，一点点扩大自己的垦殖范围。
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过去的三千年里，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相互战争和融合的“风口”，绝大多数时候，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人，并不是这块土地的主角。
春秋战国时期，大兴安岭西南麓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活跃着一支强大的东胡族，他们和西边更为强悍的匈奴族交战，最后被匈奴一代英主冒顿单于击败。有一支退居大鲜卑山，他们和匈奴西迁后留在兴安岭西麓的匈奴遗民通婚，繁衍后代形成了一个新的游牧民族——鲜卑族。顺着大兴安岭山脉往北，在今天鄂伦春自治旗的境内，尚存鲜卑族发源的“祖洞”——嘎仙洞。兴盛起来的鲜卑族横扫整个草原，然后整军南下，先占据了处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界处的重要据点平城（大同）为首都；紧接着再往南开拓，占领了中原文化标志性城市——洛阳作为国都。从此，鲜卑族逐渐融化在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之中。
鲜卑的骑兵离开这块土地后，契丹族、女真族接着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受汉人的影响开始舍弃游牧方式而进入农耕社会，并在大兴安岭西麓的草原上建造了上京临潢府，以此来控制仍然桀骜不驯、漂移不定的其他游牧民族。
当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凭着武力战胜北方的汉人建立政权后，他们接受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他们的命运无一不是：被更为纯粹的新兴的游牧民族击败。
金灭辽是如此，蒙古灭金亦是如此。
到了十二、十三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不，比这块土地广大得多的欧亚大陆，唱主角的是蒙古民族，他们把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推向到一个顶峰——后世从未逾越的顶峰。大兴安岭西麓的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色楞格河、西拉木伦河，是蒙古帝国的福地，此地水草丰美，成吉思汗以这块土地为基地，统一各部、积聚力量，然后才能如飓风般向西、向南横扫。
自五代十国开始，一直到明太祖派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攻占大都，将蒙古铁骑逐回大漠南北，汉民族向北防御的生存线——燕云十六州才重回华夏。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干脆将首都迁到北京，开始了两百多年的“天子守边”。即便如此，明朝从来没能够解除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有雄才大略的成祖死在北征途中，其驾崩处即大兴安岭以西的乌珠穆沁。最终明朝对中国的统治权，被另一个游牧起家的民族——女真的后裔满族所取得。
明亡清兴，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明、清两大统治集团，与燕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大漠以东的蒙古部落的关系之亲疏。取代蒙元的明朝，对北部蒙古部落只能采取羁縻措施，无法真正成为贴心的“一家人”，而与蒙古部落有更多共同语言的后金（清）则不一样，二者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努尔哈赤崛起后，主动和科尔沁、喀尔喀部通婚。此后的数十年内，科尔沁、喀尔喀、奈曼、敖汉喀喇沁、察哈尔、扎鲁特诸部归附后金。一六三六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从此，蒙古部落成为清朝西部屏障，使清朝能一心一意向南经营，直至入主中原。
同一天下午，我离开大兴安岭，来到相距很近的兴安盟所在地乌兰浩特市。这座城市原名王爷庙，历史上长期是东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进入乌兰浩特市之前，远远就能看到一座蓝顶的庙宇。这就是著名的成吉思汗庙，建在一座山丘上，在平坦的大草原上格外显眼。神庙在一九四一年开始修建，一九四四年竣工。当时这一区域属于伪满洲国，由日本军队控制。日本人做主修建此庙，其心思昭然若揭，即仿当初后金与蒙古部落杀乌牛白马之故事，来笼络蒙古部落。
历史翻到这个时候，这片土地已经不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竞争了，而是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凭借着远超蒙古铁骑的武力侵占了这块几千年来中国北部游牧民族争雄的风水宝地。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不得不从垂涎千年的大陆撤退，退回到那几个岛屿上。
在乌兰浩特，距成吉思汗庙一箭之遥的地方，还有一个“会盟地”。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各部代表在此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张平化到会祝贺。这个模式，成为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标准化政治模式。
两千多年来，这块土地上崛起的民族，一次次南下征服汉族。然而将这块土地历史记录下来的，主要是汉字。包括一九八〇年被考古发现的嘎仙洞，其石壁上所刻的铭文就是汉字，乃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四四三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到此祭祖时所刻。
刀剑坚硬，毛笔柔软。刀剑往往赢得现实，而毛笔却能赢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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