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山东是武术之乡这个话题来。而这种直观的描写，在我们以前对于地雷战的叙述中，是颇为罕见的。”
埋下去就没法管的“踏发（压发）地雷”的命中率，肯定不如有专人控制的“拉发地雷”。《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关于“地雷战”的理论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压发地雷“命中率较差”。虽然文章也说了“事先经过对敌情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机动灵活地进行埋设，命中率还可以提高些”。但是，在日伪军大兵压境、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是极其困难的。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就常常必须依靠“优点是命中率高”的拉发地雷了。
而且压发地雷缺点不止于此，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没有看雷的（即使用没有控制的压发地雷），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
这样，布置专门的战士“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控制地雷，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拉响地雷（杨成武将军也回忆“线长拉不动雷”），就是地雷战中必须采用的战法了。负责控制拉发地雷的八路军战士或民兵，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拉雷手”。他们“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猛地一拉地雷的雷绳……这样近距离拉响地雷的战法，类似拉响手榴弹伏击敌人。但是却比用手榴弹伏击效果更好。“拉雷手”可以等日伪军走到地雷的旁边再拉雷绳，投掷手榴弹却难有这样的准头。如果也埋伏在“仅仅十几米远”的距离投掷手榴弹，大幅度抬起身体、挥动手臂的动作，显然会提前暴露自己——“拉雷手”却可以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用极小的动作拉动地雷的雷绳。
那么，日军走进雷区，遭遇地雷的袭击后，残敌是否会反击我军的“拉雷手”呢？
不少介绍地雷战的文章，都说日伪军遇袭后都是一片惊慌，顾不上追射“拉雷手”，“拉雷手”可以从从容容撤离，乃至继续打击敌人——有一本《地雷战》中有这样的描写：“当敌人进入雷区后，只见那个同志用力一拉，‘轰！轰！’两声巨响将两个伪军掀到了半空，其余的日伪军吓得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直到硝烟散去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敌人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训练有素的日军，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都这么反应迟钝、都这么愚蠢无能的。
从当时来自于敌后战场一线的记述来看，日军遭遇地雷袭击后，会迅速组织疯狂的反击。
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地雷战”。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2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勇士们报仇）。
林军、李仁先是在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是困难的事情。
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雷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
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2名日军军官。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1个小时”。
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
“只用了20分钟左右”——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400米的范围”，脱险就用了20分钟！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这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眼中那样“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
翻开尘封的史料，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中，“拉雷手”“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确实“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中，记述了1944年底在山西省临南县（今合并进山西临县）听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介绍的地雷战情况：
“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未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
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在《一九四五年山东人民武装工作汇报》中提到：日军把“用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胶东西海民兵曾经“被敌骑兵追得吐血”。
即使是“特别勇敢和矫健”，单单一跃而起后“飞快地奔跑”，在日军专门准备好反击“拉雷手”的骑兵追射之下，也显然是常常难以脱险。
地雷战辉煌的战绩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英雄悲歌。
当然，“拉雷手”不是只依靠“勇敢和矫健”脱险的，还依靠适当的战术：
事先布置好战斗组、狙击组，配合、掩护“拉雷手”撤退；在“拉雷手”往后跑的路上再预先埋好“压发地雷”，以阻击追赶而来的日军——这都是常用的办法。
我军甚至采用“拉雷掩护拉雷”的战术，“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人搜山，民兵就跑。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拼命地追赶。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了……”在这样战术的打击之下，“敌人碰见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逃进据点之一法”。
按照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在冀中平原，我军的战术更到了精妙的程度——把地雷战、地道战充分结合：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拉发地雷”，在敌人靠近洞口时拉响地雷。这样又袭击了敌人、又封闭了这个地道道口，“拉雷手”从另一个地道洞口转移，使得敌人无可奈何。
勇敢、矫健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得来的战术，这是地雷战取得胜利的法宝。绝大部分的“拉雷手”（无论是八路军官兵还是地方的民兵），在战争来临之际还都只是普通的农民，正是“坚决消灭侵略者，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豪情壮志，使他们成为了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矫健战士；使他们也能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制定出新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侵略军继续周旋——我想，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地雷战”可以“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铁壁铜墙”（电影《地雷战》主题歌），让日本侵略军“寸步难行、无法躲藏”的原因吧。
下
桑岛节郎的书中，提到和地雷打交道有好几次。他自述第一次遭到八路军拉发地雷攻击是在昭和18年，即1943年4月11日（日本兵喜欢记日记的习惯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是招远县栗下林家。对桑岛来说，幸运的是八路军拉雷稍早，他在尖兵后面的本队中行进，所以没有受伤。
还有，1943年4月，日军独混第五旅团以17、19两大队为主力，讨伐在毕郭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5旅第14团（即山东纵队第5旅第14团，团长梁海波）。桑岛随柏崎讨伐队18日偷袭据说暗藏八路军部队的莱阳县姜家庄，结果因为向导带错了路，到达时八路军已经转移。桑岛作为卫生班长，记录这次行动毫无战果——“虽然向远处转移中的八路军发射过迫击炮和重机枪，但双方没有实质性的交火。敌方遗弃的尸体一具也没有，讨伐队却有两人重伤，可以说日方损失更大些”（P109）。两名重伤者之一是第17大队第4中队群马县出身的三轮一等兵。他看到老乡家有一筐鸡蛋，伸手去拿，却触发了鸡蛋筐底下设置的诡雷，当即被炸断一条手臂。
日本《华北治安战》中1942年的山东半岛，圆圈中是八路军的控制区和国民党军的控制区。桑岛在参加深入山区的扫荡作战时，也曾在墙壁上看到“中国国民党万岁”的标语，与“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交相辉映。
而一雷炸死炸伤九名日军的战斗，则发生在1943年5月。
5月21日，日军第17大队命令桑岛所在的第1中队（柏崎与二三中尉指挥）从招远移驻栖霞县塞里（注：中方记录为寨里），作为青烟公路上的一个警备据点。青烟公路是当时横断山东半岛的唯一公路，也是独混第五旅团的机动大动脉。塞里则是这条公路去往蓬莱、大辛店的岔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栖霞、蓬莱两县山地纵横，八路军十分活跃。桑岛写道：“青烟公路在蓬莱和栖霞境内山区的路面高出地面六七米，眺望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在山峡之间可见点点村庄，一片和平景象——而这些全部是八路军控制的村子！”（P116）
这次移驻过程颇为艰难。21日，桑岛随第1中队从招远出发，走了一个小时，就在陈家村和八路军遭遇。我之所以写这一小段，是因为桑岛记载这次战斗和日军交手的是八路军骑兵。因为这个地方在山东半岛的东北角，王外马甲的《中国骑兵》曾谈到当时纵横华北的129师骑兵团，其作战范围似不及此。桑岛的记录昭示，在冈村宁次指挥日军连续进行四二九、五一等大扫荡之后，冀鲁豫的八路军很可能还有第二支骑兵在敌后活动。
这次战斗以日军迫击炮小队炮击开始（桑岛称八路军马术很好，转移迅速，一发也没有击中），到八路军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在棱线上反击追击的日军，先后打了二十分钟，而后八路军神秘地消失了。日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桑岛亲手用三角巾给一名叫做角田秋治的上等兵（群马或大阪人）包扎。由于角田所受为腹部贯通伤，当时无法抢救，两个小时后痛苦地死去。为了安抚军心，日军23日派出了女性为主的慰问团到桑岛所在的部队演出鼓励士气。
在这次转移中，桑岛也记录了和地雷有关的事情。在一个叫做郭家店的村子附近，日军发现路中央竖起了一个高两米、宽20公分的木牌，上面写道：“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在南太平洋战死。”
有日本士兵想去移动木牌，被有经验的中队书记官桂曹长制止——“别碰它！”他猜到木牌下必有地雷。桂曹长从路边的水沟摸过去，靠近木牌，用绳子将其拉住，从安全的地方一拖，果然“轰”的一声，如他所推测的那样发生了爆炸。
桑岛写道：“山本长官昭和18年4月18日因密码泄露，在从拉包尔前往布干维尔岛布因基地时，遭到美军战斗机的伏击，飞机被击落而战死。这件事当时在日本国内都没有公布，当然，讨伐队的官兵们更是一个人也不晓得。”（P117）
用这种方式知道在军中深孚众望的山本大将之死，对独混第五旅团的官兵们来说，颇有黑色幽默。
25日开始，日军第1中队开始在塞里东侧一公里处建造炮楼。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这一据点的建设，日军17大队派出第3中队（中队长近藤大尉）、第4中队（中队长柴山茂中尉）和第1中队携手，由近藤大尉指挥，在塞里周围连日进行扫荡。八路军则回避正面战斗，但不时以冷枪冷弹袭扰日军。
桑岛的卫生班也随讨伐队行动。他这样回忆5月31日夜间出动时发生的事情（P118—120）：
连续参加讨伐已经达到了两个月，这次作战渐近尾声。5月31日夜里三点，部队再次从大辛店向西南方出发。我因为过于疲惫，在行军中居然睡着了，而且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惊异中抬头看去，正看到眼前一根十米高的巨大火柱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感到我身边有人倒地并发出叫声。但是，夜暗中我无法看清他们。三木卫生军曹急忙从军医背囊（日军卫生士官的偕行装具，用于放置抢救和应急处置的医疗用品）中取出手电，光线下可以看到约有十名官兵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经过确认，无线电通信班所有人员，包括北拮班长以下九人均为地雷所伤。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依靠仅有一支手电的微光进行抢救之困难简直无法想象。和枪弹伤、刀伤不同，地雷不规则的破片造成的伤口异常复杂，处置起来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匆忙中，尽其所能地给所有受伤的官兵注射了破伤风血清和坏疽血清。九人的情况全部清查处理完毕，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此时，才能够从附近的村子招来保安队并弄来一些门板充当担架，由两个小队护送伤员后送到大辛店。
由于这一事故（译者注：日军总是把遭到地雷的攻击称为“事故”，而不视为作战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小队返回之前，整个讨伐队只能留在原地休息。这样又足足等待了三个小时。仅仅两三名八路军，就把一个大队的讨伐队折腾得狼狈不堪，真是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这次事故遇到的不是普通压发地雷，而是拉发地雷。使用拉发地雷，是八路军作战效率很高、而日军甚为恐惧的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民兵使用，但华北的日本军队因为这种战术产生的牺牲者比比皆是。
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监视并发现日军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八路军会派出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预先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其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发地雷并伴随着爆炸一跃而起，如狡兔般脱离。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以大队规模进行讨伐，大队部总会有多名乘马军官聚集在一起，正是攻击的绝好目标。昭和17年（1942年）十二月，第三次鲁东作战中，第19大队的讨伐队在锯齿牙山的山麓就遭到拉发地雷的袭击，当时大队部被炸个正着。虽然大队长池田增雄大佐幸运地没有负伤，但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死亡），军医官冈志豆雄中尉（重伤），书记官村田藤信军曹（战死）等七人均被杀伤。
……
顺便说一下，这次被炸的无线电通信班并非骑马，而是步行的。当时的行军序列是这样的。尖兵，即第1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随后是本部。最后面是第3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和第4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
本部的行军顺序是——直辖分队、传令、后勤副官、近藤大尉、三名书记官、军医、会计、无线电通信班、卫生救护班、侦察骑兵、迫击炮小队、行李班（弹药，粮秣）。
在山东作战期间的日独混第五旅团19大对第1中队部分成员，中排左侧第3人即桑岛。
八路军放过了为尖兵的第1中队，目标直指本部的骑马军官们。但是，因为操作上可能有点迟延，地雷正在紧随军官背后行军的无线电通信班脚下爆炸。我则正走在无线电通信班后面，要是走得快恐怕也难免受伤，却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爆炸现场在大辛店西南数公里处的山东省蓬莱县尚家庄。
这次事故之后，5月31日下午3点，在塞里进行了这次扫荡行动的结束仪式。在部队解散的时候，近藤大尉发表了讲话，说：“长时间的作战，各位辛苦了。”但是话说得有气无力。如果能在讨伐中取得出色的战果，当然大家都会有精神，在最后一天却一下伤亡了九个人，没精神，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按照桑岛对此战的说明，这次挨了地雷的讨伐作战，让他对自己体力和精神力的自信大大加强。但是，作为大队而言，整个讨伐中一具八路军的遗体都没有见到，在招远的霞鸣缴获了两匹被遗弃的中国马，算是最大的战果。而日军自己，却付出了阵亡一人，负伤十三人的代价。
“由此，也可以看到和八路军作战的困难了。坚壁清野加上八路军巧妙的闪避战法，让日军兵器和战术上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出来。”桑岛总结道（P120）。
从敌人的眼中所见的地雷战，桑岛的经历，也许正是华北抗战的一个缩影吧。
《一名侵华日军眼中的地雷战》幕后故事
日前，根据原日军独混第5旅团卫生士官桑岛节郎著述中的部分章节，整理出了一篇文章《一名侵华日军眼中的地雷战》，描述侵华日军亲身感受到的八路军地雷战。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得到若干回应，其中竟有吕正操麾下八路军老拉雷手的后代（曾先后拉雷十七次，在1944年最后一次拉雷作战中负重伤不治而牺牲）。在这些回应中，网友们对桑岛节郎描述的战斗细节颇感兴趣，提供了很多相关的宝贵资料，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战场的真实气氛。老萨不敢藏私，特将其整理出来，以使当时的历史面貌得到尽可能真切的重现。
其实，日本资料中描述八路军作战的很多，地雷战的也不少。比如有张漫画，是当时在华北作战的日军高崎联队老兵斋藤邦雄所画，描述对八路军进行扫荡时部队踏上地雷的情景（文中四句日语对话翻译过来是——“这整天爬山越岭，简直是要命啊。”“为了国家嘛，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踩地雷啦！”“卫生兵，到前面去！”）
文中桑岛节郎描述1943年5月，独混第五旅团所部在远县陈家村曾与八路军骑兵交战。这一仗因八路军马术好，并运用了退到山地棱线后火力反击的战术，战斗结果日军吃了亏。对这段描述，萨曾感到一点诧异。因为根据现存资料，当时在冀鲁豫敌后八路军唯一的骑兵大建制单位是129师骑兵团，而这个骑兵团当时并不曾在胶东一带活动。这支八路军骑兵部队是什么番号呢？
有网友推测，这支在陈家村和日军交手的中国骑兵部队，很可能是活跃在当地的胶东军区骑兵连。1940年全胶东八路军整编以后，利用收上来的各级干部的乘马，加上与国民党军交战缴获的战马成立了骑兵连，兵员主要是各部队的骑兵通讯员。这个骑兵连是许世友手中的王牌之一。尽管骑兵连的编制是一个连，但因为是八路军中难得的机动兵种，故此编制上居然按照团级单位配有政委。胶东军区骑兵连第一任政委是开国少将王定烈。据说，为了组建这个骑兵连，5旅14团只有团长梁海波和政委李丙令留了两匹战马，其余全部上缴。所谓骑兵通信员，大多是各部队首长的警卫员或侦察兵出身，李云龙身边和尚那类人物，把他们组成一个骑兵连，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过，提供消息的网友称这支骑兵为八路军“胶东军区唯一的骑兵部队”，这个提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胶东军区拥有一个骑兵营。之前在胶东地区作战的八路军5旅有一个骑兵连（后扩充为营），这支骑兵战斗力也很强。1940年掖县上庄子之战，胶东八路军5旅13团团部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团长李绍桥阵亡，政委苏晓风负伤被俘。闻讯后当时担任5旅政委的高锦纯亲自率旅直属骑兵连追击，试图夺回苏政委。但因为日军撤退的极为迅速（连阵亡日军士兵的遗体都没有处理），未能成功。1943年3月，山东纵队五旅和胶东军区合并。于是，这支骑兵也,就合并到胶东军区，成为了骑兵营的基干力量。
按照春秋中文网站胡卓然站长的看法，这支在陈家庄大战独混第五旅团的八路军骑兵，很可能就是5旅合并到胶东军区后骑兵营的一个连。下面是他对此的考证——
萨苏兄在文中转载日本老兵桑岛回忆，1943年5月21日在招远县陈家村曾与八路军骑兵交战。萨苏兄据此提出，这是不同于129师骑兵团的“第二支骑兵在敌后活动”。
笔者查阅军史资料发现，在1942年下半年，115师骑兵团“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见王外马甲《中国骑兵》）之后，山东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依然有多个骑兵小部队（多为骑兵连）在坚持战斗。在一些战斗记录中可以看到这群骑兵们的身影，例如：
1943年1月19日，清河军区骑兵连击退出动抢劫的日伪军，俘伪军十名；1944年7月讨伐伪“滨海警备军”战役，滨海军区骑兵连与步兵2个营编为左纵队；1944年11月，渤海军区骑兵连在广饶县辛集村与扫荡的日伪军激战……
许世友担任司令员的胶东军区，骑兵略多一些。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有一个骑兵营。1942年4月中旬，骑兵营曾和兄弟部队一起进入平南、胶北，策应国民党友军由胶南北上。1943年3月，山纵5旅与胶东军区合并，这个骑兵营就成为了许世友将军的麾下。传记《一代名将许世友》有记录：1944年9月8日，我军进攻烟（台）青（岛）路南端日伪军碉堡群受阻，许世友将军“当即率领一个骑兵营，火速前往指挥这场战斗”。
那么，在招远县陈家村与桑岛所属的部队交战的，是不是胶东军区骑兵营的部队呢？笔者在中方史料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1943年3月担任了掖县（今改名莱州，与招远是邻县）一带的工委书记刘岐云，在《烽火春秋——从莱州到胶东革命斗争纪实》中回忆了一次发生在1943年5月的战斗：
伪军一个连早上到掖县狗爪埠村偷袭我区中队，而就在这一天的拂晓时（胶东军区）14团1营和一个骑兵连恰好是“由招远开到塔埠刘家和狗爪埠”。我军步兵营随即迂回包围了这个连的伪军，“骑兵连在外堵截，捉拿漏网敌人”，“仅用半小时就将敌人大部消灭”。
可见，1943年5月，胶东军区确实有一个骑兵连游击于招远县一带，他们就是与桑岛所属的部队交战的八路军骑兵。
从这支骑兵与日军的作战过程，可以看出其作战特点——在华北敌后活动的八路军骑兵部队中，只有129师骑兵团是轻骑兵，即使用马刀的传统骑兵。其他部队皆为上马奔驰、下马射击的枪骑兵部队。所以，在陈家村与日军遭遇后，这支八路军骑兵并没有飞马扬刀冲向敌军，而是立即撤退到山地棱线后，下马依托这条棱线对日军发动反击。这是枪骑兵强调充分发挥火力的典型作战模式，反映了八路军当时虽然装备落后，却有着相当高的军事素养。
前文还有一个情节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兴趣——在桑岛节郎的文章中，提到其部队在郭家店曾遇到八路军设置的诡雷。此诡雷设置在大路上，上方插有一块木牌，上书“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在南太平洋战死”。八路军试图用这样的标语诱使日军靠近对其破坏，引爆下面的地雷。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细节。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被美军飞机击落的消息，当时日本本土都还不知道，八路怎么知道了呢？
一名曾在山东采访多名老八路的朋友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
他釆访过的一位原八路军5旅14团的作战参谋说，当年胶东八路军是全山东装备最好的，他们团1940年就装备了十五瓦军用电台。胶东军区的电台是“英国马可尼”公司50瓦收发报机，通信条件相当出色。该军区的侦察参谋天天收听上海、香港等地的英语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不知道听什么地方的广播了），消息十分灵通。因此，这个山本五十六被美军击毙的消息，很可能是八路军从电台里收听到，然后通过自己的宣传渠道公布出去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上庄子之战。那一战中，苏晓风政委重伤后之所以任由日军将其带回县城，正是因为他试图以自己吸引日军注意力。因为当时13团的电台通讯员在战斗中牺牲，密码本由苏政委保管。他在被俘后被拖上马车时，悄悄将密码本丢弃在战场上。日军因为俘获了苏政委心花怒放，未及对战场进行进一步搜索，避免了八路军密码的泄漏。苏晓风政委当天在招远县城牺牲。
由此可以看到胶东八路军维护己方通信系统的决心和代价。
不过，这些通信设备来自何方呢？
转述那位侦察参谋的话说，他们的军用电台一是买零件自己按照国军陆军的电台线路自己组装，二就是走私进来的。至于从什么地方走私的，因为这是军需参谋的事，他也不知道，估计是东北和香港。
无论是东北还是香港，能弄来英国马可尼收发报机，许世友的买卖，做得是够大的。
忽然想到前些日子的一个新闻，说是少林寺的方丈因为善于做买卖受到大家诟病。现在想想也自然，人许世友上将就是少林寺的一个普通和尚，抗战时候已经把生意做到香港、伪满洲国去了。如今外贸渠道这样多，少林寺的方丈出手经商，恐怕没把买卖开到月球去，已经算是出家人不贪了。
被八路军活捉的日军大队长
导读：某个土八路一枪打下一架日本飞机来
上
在华北战场，击毙个把日军大队长的战例并不少，但活捉一个还是很罕见的事情。毕竟，如关家垴之战曾与彭德怀和刘伯承两帅苦斗四天的冈崎谦受少佐，在松山让二十万远征军顿足的金光惠次郎少佐，都不过是个大队长而已。再说了，一个日军大队一千多人，就算打不赢，当大队长的抹脖子切腹总还来得及吧，想捉个活的肯定不容易。
然而，在山东，八路军曾真的活捉过一个日军大队长，而且此人还曾经自己出书谈当时被俘的经过。
这个“倒霉”的日军军官，就是原日本陆军独立步兵警备第65大队大队长柴山茂大尉。
柴山茂，日本三重县人，陆军候补干部学校毕业，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第19大队第1中队小队长、第4中队中队长。1945年初，美军进攻硫磺岛，日军大本营认为盟军下一步很可能在山东半岛登陆，因此在山东设立第43军军部（代号秀岭，司令部在济南），下辖第59师团、独混第5旅团、独混第9旅团和独步第1旅团。为了更有效对八路军地方部队作战，2月1日又发布《军令甲第十八号》，在青岛成立第12独立警备司令部（代号至严），下辖六个独立步兵警备大队。其中以独混第5旅团独立第19大队3、4两中队扩编成的独立步兵警备第65大队驻扎烟台，柴山茂大尉被提升担任该大队大队长。柴山在1945年8月12日，乘飞机前往威海参加军事会议途中被俘。他在战后被释放，于上世纪70年代写成回忆录《思い出》，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和八路军作战的经过以及所见的胶东风情。
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第65大队，总兵力并不难看，共含五个中队及一个机炮队。但因为属于战争后期编成，其装备水平有所下降。按照日军条例，每个中队应装备轻机枪9挺、掷弹筒9具、霍机枪两挺。而第65大队的一个中队只有轻机枪、掷弹筒各6具，没有重机枪。正常日军大队指挥官军衔为少佐，由于战争后期军官伤亡太大也不得不降低一级，故此柴山茂以大尉军衔担任该大队大队长（这种情况在日军中颇为普遍，中国远征军在胡康河谷作战中最初击毙的第55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冈田为少佐，此后击毙的第2大队大队长管尾，就是大尉）。其兵员也大多是在当地日本侨民中紧急征召的老预备兵，年龄多在30岁以上，拖家带口，甚至有从天津征招的一名士兵已经44岁，家里有老婆孩子六口人。这样的兵战意如何，可想而知。因此这个大队始终处于分散守备状态，作战很不积极。
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笫65大队，总兵力并不难看，共含五个中队及一个机炮队。但因为属于战争后期编成，其装备水平有所下降。按照日军条例，每个中队应装备轻机枪9挺、掷弹筒9具、重机枪两挺。而第65大队的一个中队只有轻机枪、掷弹筒各6具，没有重机枪。正常3军大队指挥官军衔为少佐，由于战争后期军官伤亡太大也不得不降低一级，故此柴山茂以大尉军衔担任该大队大队长（这种情况在日军中颇为普遍，中国远征军在胡康河谷作战中最初击毙的第55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冈田为少佐，此后击毙的第2大队大队长管尾，就是大尉）。其兵员也大多是在当地日本侨民中紧急征召的老预备兵，年龄多在30岁以上，拖家带口，甚至有从天津征招的一名士兵已经44岁，家里有老婆孩子六口人。这样的兵战意如何，可想而知。因此这个大队始终处于分散守备状态，作战很不积极。
说起来，柴山虽然“倒霉”，也应该算幸运。因为按照日军的惯例，凡是军官被俘，若回到部队一律自杀或被自杀，绝无幸存之理（士兵执行得还不那么严格）。柴山能活着回到日本，还能自己出书谈经历，是因为他被俘的时候抗战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来不及对他执行武士道精神了。
根据柴山茂自述，其被俘经过是这样的。
1945年8月12日，柴山奉命前往威海参加军事会议。由于当时山东日军基本已被抗日武装分割在各个据点，从地面前往很不安全。因此，柴山乘坐日本陆军航空兵的一架直协机（即战术侦察机）前往威海，驾驶员富岛聪飞行曹长。
这种直协侦察机为双座，根据柴山茂回忆录中描述，日军不但使用其与抗日武装交战，战争后期还曾用其从青岛等地起飞，为被围困的日军守备队投递香烟等慰问品鼓舞士气。
日军98式直协侦察机，当时在山东的日军曾大量使用，推测柴山最后乘坐的飞机应该是这一种。
不过，柴山茂这次出发，从空中走也不安全。1944年以后，中国空军逐步恢复了对国土的制空权，并依赖大航程战斗机经常向敌后出击。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王延洲回忆当时曾经驾驶P—51野马战斗机直入河北、山东等敌后地区寻战，甚至深入伪满洲国境内，已经丧失了制空权的日军始终不敢应战。98式直协机速度慢、火力弱，一旦被中国战斗机盯上，属于跑也跑不了，打也打不过，只能等死的类型。为此，柴山的飞机只好选择低空飞行，以免暴露目标。
结果，这个飞行高度，给这架日军飞机带来了“不运”。
因为，山东的八路军，是以盛产神枪手著称的。
中
柴山茂可能是日本投降前中国军队俘获的唯一日军大队长指挥官。
在日本萨至少找到三部文献谈到柴山的被俘经过：柴山茂的回忆录《思い出》、日军原独混第五旅团战友会发行的《昭和38年独立第十九大队结队祭纪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忆讲演《迫降在八路军中》），以及桑岛节郎（在世）的《华北战纪》。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桑岛记录柴山被俘时没有提到其飞机为何迫降。
桑岛节郎当时在日军步兵独立警备第64大队，已经和柴山不在一个部队。他仍然注意到这件事情，说明尽管是在战败前夕，被八路军抓去一个大队长，在日军中震动还是蛮大的。
一来怕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二来天空有点儿云，日军当时在山东没有远程导航，富岛要沿着公路低飞寻找地标，柴山回忆飞行高度应在五百米以下。
飞行一路顺风，眼看飞到牟平县西部上空，忽然发动机发出“嘭”的一声闷响，接着就像“爷樣”（老头子）一样边喘边抖动起来。
在柴山的回忆录中，直到此时，他根本没有听到或觉察到任何地面对其进行攻击的迹象。
飞行员富岛以为飞机出了机械故障，费了很大力气排障，但一无改善。飞机的发动机不断发出蓬蓬的声音，冒出黑烟，螺旋桨的转速急剧下降。
在敌区飞行，日军飞行员推崇飞机受伤后撞向敌军阵地而不习惯带降落伞，意思是表现绝不被俘受辱的决心。这种决心到了飞机出故障的时候就变得啼笑皆非——现在富岛军曹就是想当肉弹，也没有目标，难道让他用飞机冲向麦田，去帮山东老乡耕地？尤其飞机上还带着一个烟台的守备大队长呢！
眼看飞机已经不堪驾驭又不能跳伞，富岛决定迫降。
牟平县皆为山区，迫降危险性极大，好在富岛是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看准一道一百多米长的河滩地，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这架装有固定起落架的飞机在布满卵石的河滩上蹦蹦跳跳，左翼触地折断，如同一块大石头一样从两人头顶飞过。最终飞机在靠近河滩尽头的地方拿了大顶，终于停了下来。
飞机拿大顶的时候，在后座的柴山大尉遭到剧烈的撞击昏迷过去。醒来已经被飞行员富岛拖出飞机，两人都没有负重伤，忍不住额手相庆。
然而，河滩周围渺无人烟，两人无奈之下只好决定步行前往附近地方寻找日军据点。
在出发之前，必须对已经损坏的飞机实施处理，以免被中国军队利用。两人检查了飞机的状况，认为其已经没有修复价值，决定将其油箱点燃进行破坏。
就在检查的时候，两人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富岛在驾驶舱前大约20厘米的机身上方蒙皮处，发现了一颗已经变形了的步枪子弹！
这颗子弹从何而来？富岛军曹很快在飞机下方发现了它的入口，而且发现，这发子弹以大约60度仰角打穿了飞机下部铝蒙皮，正好钻进发动机的气缸。它击穿气缸后改变弹道，最终嵌入了飞机的上部蒙皮。由于气缸被打穿，飞机的发动机当即发生喘振并冒出黑烟，无法正常工作，正是造成飞机迫降的罪魁祸首！
两人找遍飞机其他部位，只有迫降造成的损坏，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中弹的痕迹。
难道自己的飞机是被这一发子弹击落的？！没有新发现的柴山和富岛只好接受这一现实。
我曾经把这件事讲给几位老军人听，每一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们认为两个日军没听到枪声，还可以用发动机噪音太大解释。但用一颗子弹击落一架飞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在朝鲜战争中打过美国飞机的老兵说，我们拿高射炮打中它好几次，还能跑呢，哪有一个子弹就能打下飞机来的？
也有老兵说，当时的步枪有效射程也就五六百米，打飞机不能从正下方打吧，那算上斜线，要是这个日本飞机飞五百米高，基本就打不着了。就算打上了，也到了弹道末段，很难想象还可以把发动机的气缸穿两个眼。
不过，老兵回忆说八路军中确实有用步枪防空的训练，姿势是躺着的，仰面射击。
萨查了一下，觉得要是几件事情凑巧了，也没准。尽管当时八路军的步枪射程的确一般只有五六百米，但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有效射程八百米以上，要是八路缴获了新的三八枪，未必够不着柴山和富岛的飞机。而距离呢？首先柴山说高度不够五百米，说明并非一定在五百米——当然也不会太低，那就成了特技表演了。考虑到牟平多山，如果八路是在山头上朝敌机开火，闹不好距离还要近些。
也没准就是哪个（或者一队）刚缴了新三八枪的山东八路，看见有架日本飞机从自己脑瓜顶上过，一时手痒痒就来了一下呢。第三战区打下塚田攻大将，据说也是一时手痒痒，怎么就只能国民党手痒痒不能土八路手痒痒呢？
至于命中率……这可能才真叫人品爆发吧。
不管怎么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柴山和富岛把飞机的油箱点燃，开始顺着河滩向下游走。没走多远，当飞行员的眼尖，富岛指着河对面惊呼起来。
只见河对岸树林中，跑出了一队人，有的穿着灰色的军装，有的穿着花色的“土服”，边喊边朝这两个日军冲了过来。
原来是八路军和当地的游击队！
柴山和福岛都带着手枪，但看到八路有长枪，料打起来不是对手，两人撒腿就跑。
八路并没有开枪，踏水而来，行动飞快，柴山他们回头还能看到八路脚下迸起的白色水花。
为了减轻重量，两人丢掉了图囊，又丢掉了手枪，但八路还是跑得比他们快。
有道是“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要跑不过俩穿大皮靴的鬼子，八路得找块豆腐撞死。
眼看跑不脱，柴山回过头来，把战刀拔出来了。
玩命还是切腹？
都不是。
柴山把战刀往地上一扔，很光棍地投降了。
在日军中柴山颇为另类，一点不怕八路要他的命，这事儿，还跟反战同盟有关系。
下
柴山有扔刀投降这样的表现，因为他是个不怕拉清单的鬼子。
看过《小兵张嘎》的朋友可能都会记得嘎子说的那句话：“别看今天蹦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
当时敌后根据地确有“拉清单”的习惯。在萨老家那块地方，日军曾经建立的炮楼碉堡，连痕迹都找不到了。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何至于此呢？原因很简单，修建这些碉堡炮楼的砖瓦木料都是从老乡那里弄来的，当时老乡就有记账。日军战败后老百姓去扒炮楼，八路军地方政府就按照老百姓记的账把材料发还，所以……
“拉清单”对敌军士气影响最大，所以那个伪军一听嘎子这句话就要挠墙。但如果有日本军官在战败前一年就已经开始筹划被抓住以后如何如何，还是有些不可思议。
偏偏这位柴山茂大尉就是如此。柴山茂在自己的回忆录《思い出》中描述自己据守芝罘时的情况：“一次也没杀过当地居民，也没有向当地索要过女人和金钱。因为向老百姓征集不到柴薪，士兵们的洗澡也只能一周一次。修工事也不征发老百姓来干，都是日本兵自己修……”
这一点也受到原独立第19大队日军老兵的证实，柴山在担任第4中队中队长期间，确实比较低调，有个出外扫荡从不进村的习惯。与此相反的则是第1中队中队长柏崎与二三。此人穷凶极恶，血债累累，被当地百姓称为“柏崎鬼子”。这个外号连日军自己都知道。1943年6月8日，八路军专门派了一个神枪手在寨里和栖霞之间的山村附近狙杀行军中的柏崎，桑岛节郎就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
怎么会有柴山这样善良的鬼子？这不成了老八路了？！
事情一点儿也不奇怪。柴山之所以如此约束部下，老实做人，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到1945年，日军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柴山本人虽然是个军官，但原来却是预备役，被征召前在三重县担任小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他对战争没有那样狂热，也比较了解日本在整个大战中的战局，因此有“战败之后怎么办”的意识。
第二个原因，柴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八路军的震慑力和胶东军区反战同盟对日军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第4中队1944年驻防大辛庄据点时的情状：
“大辛庄8月开始就陷入了敌军的包围，完全成为孤立的要塞。四面的山丘上，可以看到敌军为了长期围困建造木头小屋和挖掘壕沟。但是，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夜里，他们则升起篝火进行围困。
“有的时候，反战同盟会靠近到铁丝网前开展宣传，还会摆上樱花让我们观赏，其间，甚至有点心奉送。当时猜测点心是有毒的，但是，让苦力吃了，也没有任何异常，于是大家开始分食。
……
“接到了‘乘夜色撤退’的电文，这真是上司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之下的无谋想法。我回电称现状下这样做绝不可能。”
无论围困还是送点心，对日军的震动和影响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看出驻防山东的日军为何压力极大，甚至发生集体暴动的事件，导致当时的军司令官土桥丢官。在这种情况下，早就对日军战局感到悲观的柴山也就有意约束部下，以免战败后受到战犯的惩罚，也是正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