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珍贵的照片——参加淞沪抗战的北平号装甲列车（局部）。
中国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装甲车，被称作英国维克斯公司向外销售战车中的“Best Seller”，全重1.5吨，乘员2人，装备7.9毫米水冷重机枪一挺。
中国早期装甲部队官兵，从照片上看，他们身后是一辆法国雷诺NC-17轻型坦克，据推测，这是1933年张学良赠送给中央政府的两辆雷诺战车之一，应该未能赶上参加1932年的战斗。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用近乎变态的重武器蹂躏战车，猛攻只有轻装甲车的日军，这在抗战史上堪称奇闻。在能登吕号的飞机赶来参战之前，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日军被迫后退，依托建筑组织防御，在虬江路的攻势遭到彻底挫败。
那么，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从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情况来看，它并不隶属于当时中国的正规装甲部队。
日军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和中国从同一个地方购买。
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当时的中国正规装甲部队只有一支，就是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上海发生战斗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装甲力量。1929年，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南京新小营成立。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了杜聿明指挥的“装甲兵团”，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南京、徐州各战役曾与日军拼死作战。但是，这支部队使用的车辆中，并没有装甲列车在内。而且，1932年，这支部队也没有派遣战车参加上海战斗的记录（也有未经考证的说法讲其支援过蕴藻浜第5军的作战，但1月底肯定不在上海）。
不过，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有中国装甲车在上海参加战斗的记录。日军装甲兵中将原乙未生回忆1932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中日相同种类装甲车的短暂交火。《朝日新闻》1月30日也曾报道数百名中国士兵乘坐在装甲车上进攻北四川路日军阵地。高桥升在《日中战争中的中国战车部队》中称中国军队装备的也是M-25装甲车。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从无购买这种装甲车的记录。
很遗憾在中方的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但如果推理一下，倒是不难找到这支装甲车部队的出处。它很可能隶属于税警总团第3团，税警总团当时装备有少量卡登·洛伊德装甲车。
1929年，宋子文曾为税警总团从英国购买了24辆这种战车，不久将其中的18辆转交给教导第1师战车队。一二八抗战爆发时，宋子文向税警总团驻扎上海的四个团发出了作战命令，其中税警总团第3团当时正驻扎闸北，曾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日军提到中国步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发动的这次进攻，可能就是使用了税警总团上交后留下的6辆卡登·洛伊德战车。
本页上图从左到右即卡登·洛伊德战车、89式中型坦克和M-25轮式装甲车，日军在上海的主要装甲车辆大体如此。从照片上的比例可以看出，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在装甲车辆中堪称袖珍，战斗力有限，即便对上同样属于轻型装甲车的M-25也如同小儿对壮汉。这大约就是为何中国方面的装甲车仅仅出击了一次就销声匿迹的原因吧。
五
在日军优势的炮火面前，中国军队尚在雏形的轻装甲部队即使出现在前线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此时是单独编制在交通兵之下的。（下面的资料来自老拙和逸云三洲网友，特此鸣谢）北平号隶属于交通兵第2团。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周士第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使用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后来发展成叶挺的独立团，一度是共产党领导的铁杆武装。不过，由于国共分裂，到1932年，这支部队已经完全为国民党控制，辖铁道大队二、汽车大队一、电雷大队一、水雷大队一，专门负责对南京—上海间铁道的巡逻保卫工作，有时也派出装甲列车充当高官的专列。交通兵2团的指挥官是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
1930年4月，蒋介石在部署与冯阎作战计划的报告中说：“首都交通兵第2团斯励，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率）湖广、北平、云贵、长城、太平、民生、西平、山东、泰山、民权各甲车（部署于）汉口、徐州、浦口、济南、开封、郑州。”可见当时蒋军通过吞并军阀武装，拥有的装甲列车至少已有10列之多，以上还不包括最初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这种装甲列车可能的形态如下：由九节列车组成，其中第一节为平板货车不装甲，用于趟雷破障，上载钢轨、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时铁道被破坏可立即修复；第二节为炮台车，车厢装甲，共分两层，下层安装重炮（因中国军队缺乏重炮多不装，而改装重机枪），上层有圆形炮塔，安设迫击炮或山炮；第三节为装甲机枪车，在车厢两旁有机枪射击口；第四节为机车；第五节系指挥车附餐车，用头等客车外挂装甲；六七九节和前一二三节相同。第九节前，另挂铁闷子车一节为第八节，内可运载两排步兵作为掩护部队。各节车都无门窗设备，二至七节直接通行，车身涂迷彩油漆。但是，这种布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实战中经常会根据需要改换列车的节数和搭配。
蒋锄欧战时并不直接指挥铁甲车，各装甲列车通常配属各部作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2团的铁甲列车当时还是中共军委特科的“京沪情报转运专车”。
1931年底，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报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王世英就发展了王昆仑（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左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等一批情报关系，获得的情报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须每周从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沪线上的国民党特务、警察搜查得很严，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难免出事。
铁甲车队有个队长是王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于是王世英找到这个队长。这个队长整个就是《潜伏》里的谢若林，不管主义，只做生意，利用铁甲车来往京沪的便利走私鸦片。他对王世英说：“我不管你是真做买卖还是假做买卖，只要不声张就行。”从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国军的铁甲列车，去上海向军委传递情报，直到1933年2月调回上海，接手负责中央特科和红队。
如果深究起来，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很可能就是张宗昌为其白俄部队建造的“北京号”装甲列车，曾在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时期十分活跃。在美国人丹·赫尔曼所作的《白肤色中国官员》一书中，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北洋军阀部队一列装甲列车的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或者“北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中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据此，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在上海迎接北伐军的起义中被起义人员俘获。1928年，国民政府将北京市改名为北平市，这列装甲列车大约就在此时改名，此后一度由唐生智部使用。1929年12月唐生智在平汉路起兵反蒋时，他手上有五列铁甲车：民生、民权、平等、泰山及北平号，以蒋锄欧为铁甲车司令。但蒋锄欧无心内战，不久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码，向南京输诚。唐生智战败后，蒋锄欧成为南京政府的铁甲车司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交通兵2团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按说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南京政府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持，那么，属于交通兵2团的装甲列车怎么会支援十九路军的战斗呢？
一种看法是，交通兵2团的4列铁甲列车担负着京沪线日常巡逻任务。估计当时交通兵团的铁甲列车正好巡逻到上海，赶上“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并遇日军装甲车攻击淞沪铁路，于是投入了战斗。另一种看法是，京沪铁道上的装甲列车是接受双重指挥的，除了总司令部可以调动，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可以指挥它们。一二八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蒋光鼐，此前为陈铭枢，都是十九路军色彩浓厚的将领。据考证，1月23日十九路军下达作战计划时，曾将铁道炮队（即装甲列车）配属给78师使用。从这一点看，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
1月28日夜，中国装甲列车的出动，成为日军攻势转为守势的转折点。但是，他们的战斗还不仅如此。
中日双方的战斗持续到1月29日中午才渐渐沉寂。下午1点30分，上海市长吴铁城通过英国领事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联系，双方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定。但是，此后双方的战斗并未停止。
根据《淞沪御侮记》记载，1月29日晚7时，日军“飞行机17台（架）沿沪宁铁道线路轰炸，其中两机飞抵真如，并破坏北站停车场”。中方随后展开反攻。
这队日本飞机应该是能登吕号的水上飞机，日军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正在赶来上海途中，加贺号30日下午5时到达上海，凤翔号2月1日到达上海。但是能登吕号的记录是携带八架飞机到上海，四架上岸使用，自己只搭载四架飞机，所以机数上中方的记录可能有所出入。
六
日方没有记载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不过蔡廷锴将军回忆“暗藏在天通庵（应为北站）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只使用了一次，就因为汉奸指示目标被炸毁”，指的应该是这次空袭中日军的战果。
在此之前，在锦州的东北军装甲列车部队曾与日军展开战斗，并在激战中一对二击败来犯的日军装甲列车，日装甲列车指挥官板仓繁大尉被击毙。但东北军的装甲列车最终被日军飞机击毁。由此可见，依靠铁轨运行的装甲列车虽然防御和攻击能力优秀，但战场机动能力较差，防空能力弱，飞机正是它的克星，二战中负有盛名的波兰的装甲列车部队也在德国空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
事后，日军声称在上海的战斗中俘获了一列中国装甲列车，而且对其的研究影响了日军铁道兵的发展。
不过，根据后来的战斗情况看，蔡廷锴将军的回忆可能有误。据高桥升在Panzer 1997年第7期撰文所述，当时参战的中国装甲列车一共两列，形制略有区别。日军这次空袭后，中国装甲列车曾再次出击。因此，被击毁俘获的应该只是一列装甲列车而不是两列。同年秋天，在狙杀张宗昌的事件中，北平号装甲列车曾出现在济南，说明它并没有损失在上海的战斗中。
在上海北站被击毁的中国装甲列车（局部），可以看到其旋转炮塔中的机枪已经被中国军队拆走。
在真如被击落焚毁的矢部机，中方后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将矢部携带的千人针、护身佛等交还日方。
由于十九路军防空力量薄弱，对日军当时技术指标并不怎么出色的飞机，硬是没有办法，只能任其猖狂。这种情况直到2月5日中国空军参战才有所好转。当天，日军一架水上侦察机在真如被击落，机上矢部让五郎少佐等三人阵亡。整个淞沪事变中能登吕号共损失三架飞机。
装甲列车部队的再次参战，是伴随30日十九路军在闸北的全线反击进行的。有马正甫在《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描述了这次进攻。内容如下：
“30日晨2点30分开始，前线双方开始发生战斗，两军用机枪对射。5点30分左右，中国装甲列车再次在北站停车场附近出现，用野炮朝我军阵地猛烈炮击。敌军这一炮击在整个上午持续不断，我军横滨路、宝兴路等前线阵地中弹数十发，敌（装甲列车）更向我纵深展开炮击。
“晨7点40分，乍浦路我后方阵地连中三弹，其中一弹击中本愿寺据点前，一名为我方工作的中国人当即被炸死。9点左右，陆战队本部被敌击中，建筑本身仅受轻伤，但死伤十余人……”
根据日军战报，此战天通庵路阵地也遭到炮击。
日军死伤者包括仲地幸二少尉、作田真彦上等兵等多人。
根据赵一肩参谋长的回忆，由于早有作战计划，闸北战斗打响之后，十九路军原在后方的60师、61师等一天内就纷纷开赴前线，78师因此没有了后顾之忧，故此有反击的余力，参战部队主力似为156旅和宪兵团。作战纪要中当日有“156旅附小炮连、宪兵团（欠1营）占领闸北，为前进阵地”的记录。
此战，中日双方前线步兵都打得十分顽强，但是，双方在重武器的使用上却出现了差别。由于天气原因，日军飞机无法提供支持，而M-25装甲车的火力对抗中国的装甲列车无异于螳臂当车。依靠装甲列车的强悍战斗力，从九一八之后，战场上首次出现了中国军队依靠优势重武器蹂躪日军的场面。
大约受到战果的鼓舞，中国装甲列车开始向日军后方开炮，连续击中日军几个重要据点。战斗到中午12时40分，北四川路上的奥迪安夜总会中弹起火（日军也怀疑是中国方面的便衣队放火），大火迅速在日军控制区蔓延。《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称“到虬江路和三义里前方阵地的电话线均被切断，我军有遭到迂回而与后方失去联络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前线部队被迫向北路撤退”。
这一战，十九路军不但收复了前一天日军在闸北占领的全部阵地，而且兵锋直指日军陆战队总部，大有将日军赶下海的势头。可惜的是，当晚5点，由佐世保赶来的日军援军第4大队（大队长森可久少佐）抵达上海码头。这支部队加上安宅、常磐两舰的陆战队投入战斗，终于稳定了战线。1月31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率加贺、凤翔两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及陆战队7000名增援部队到达上海。2月2日，日军金泽第9师团亦被派往上海参战，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十九路军再也没有全歼上海日军的机会了。
由于得到增援，日军在2月上旬到中旬之间转守为攻，曾多次向闸北十九路军阵地发起攻击。日军飞机在进攻中十分活跃，除了猛烈攻击中国军队阵地外，并先后炸毁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给中国文化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在上海各界民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尽管装备火力远不及日军，参战中国军队依然奋勇抵抗，寸土不让。双方的战斗十分激烈，阵地犬牙交错。在这一连串的进攻中，日本海军的M-25装甲车不时露面，并一度发明了以炮兵尾随装甲车发动攻击的战术。但是，由于其装甲薄、火力弱，也屡次遭到中国方面的沉重打击。例如，2月9日，在江湾路一带的战斗中，日军就连失1号和9号两辆装甲车。加上前后作战的损失，到2月中旬，日军十辆M-25装甲车中，能出动的仅剩三辆。
1932年的加贺号航空母舰，仍然保持着不实用的三层飞行甲板，外形十分诡异。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阶段的作战开始后，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再也没有在前线出现。
对此，中方史料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然而，究其原因，也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十九路军的抗战，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方面的退让政策存在矛盾，因此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是直属于十九路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可能被调走。从后来北平号出现在济南判断，也许此时它奉命沿津浦线向北方撤退了。第二，日军加贺、凤翔两航空母舰的投入，大大增强了上海日军的空中力量。装甲列车笨重而且依赖铁道线，飞机正是它的天敌。在这种情况下，装甲列车部队继续留在前线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尽管中国装甲列车部队在淞沪前线作战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暴露了其必须依托铁路线造成的机动性问题，但它们的表现堪称可圈可点。
不过，目前我们翻译过来的日军资料中，对在上海使用的M-25战车后来的命运都语焉不详，只能从中知道参加过上海之战的日军M-25型装甲车此后全部销声匿迹，后来日军使用的同型车辆或是新订购的，或是仿造的。
从前面战斗的情况看，参战的这批日军战车虽然损失很大，但应该还有残余车辆，它们跑到哪儿去了呢？
七
日军幸存的M-25装甲车到哪里去了呢？在《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我们终于找到了相关的材料——它们很可能全部毁于2月21日十九路军的夜袭之战。
这次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战车队的了结恩怨之战，应该是78师156旅发动的一次战术奇袭。在《淞沪御侮记》中对其曾记载，称“晚7时，我军发炮击敌陆军司令部（在北四路横滨桥日本小学校内），连中四弹，登时火起，烧延两时余，闻其卫兵炸毙者，二十余人云”。
这里的“北四路”，似应为“北四川路”。
这段记载平淡无奇，一直也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但如果对照日方的记录，就会发现，中方其实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战果。此战发生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十九路军和第5军实际上处于边打边退的状况，此战堪称当时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一抹难得的亮色。
《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对此战有详细的记录。按照此书记载，日本小学并非日军“陆军司令部”，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的大队部。当时担任第3大队副官的特务中尉吉村贤二是这样描述此战的：“21日晚7点左右，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队部士官室立即被火光照亮了。我只感到全身剧震，房顶上的瓦片像下雨一样滑落下来。这时我才看到窗户上的插销已经被震开，覆盖在窗子上用于遮光的毛毯被气浪冲飞到一边。
“与此同时，整个大队部的电灯全部熄灭，显然是照明电路被炸坏了。几乎用不着思想，我冲出门外，在院子里大呼卫兵前来集合救火。两个班的卫兵匆忙从警卫室跑出来，刚刚出门，警卫室又被一弹命中，地动山摇！此时最后一个士兵刚刚走出走廊，真是幸运的很啊。
“附近的麦拿里也中弹起火，由此来看，敌军可能是从商务印书馆西侧打来的炮弹。从廊下望出去，北四川路一带已经到处是红莲一样的火焰。敌军还在开炮，危险随时都在。
“各层都在呼叫水源。三层以下的卫兵开始救火，但是接连数发炮弹在院子里爆炸，使他们不得不中止工作。在炮弹的爆炸声中，院子里的战车起火了……两台战车和一台牵引车如同穿上了一层大红的外衣熊熊燃烧。
“一面继续组织人员灭火，一面紧急联系前线反击。但宝兴路方面的部队报告他们也遭到集中火力的射击，自顾不暇，敌军似乎要发动反攻！不断接到各个阵地遭到猛烈射击正在迎战的报告。同时，受伤的人员不断被抬着从我的身边闪过……他们大多数都是炮弹的破片伤。
“9点10分，大队部再次中弹，引发大爆炸。‘四层火灾，四层火灾！’有人在大声喊叫。中弹的房间恰好堆放了大量的桌椅，大火顿时腾起……由于电话线和电源都被切断，只能靠人力传达命令。传令兵在敌军炮弹的炸点间纵跃前进。高桥大队长养伤期间代理指挥的大田中队长也负伤了。”
被当作日本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大队部的上海日本小学校旧照。
吉村因为及时组织救火，以“机敏而勇敢地行动”获得表彰。
另一名在场的长田机械曹长则回忆此时情景：“第一弹后来判断应该是敌军的15厘米迫击炮弹。炮弹爆炸的同时，石井二等兵正在炸点上执勤，当即壮烈战死。这发炮弹击穿校长室改造的大队长室，在墙壁上打开一个三四尺直径的大窟窿。此后，运动场中弹三发，理科实验室（三楼）中弹一发，贯穿房顶，打入楼下的教研室爆炸。标本室中弹一发，另一发敌弹击中神社的房顶，剧烈的爆炸把整个屋顶都撕开了，里外一目了然，仿佛供奉的大神在拜月一般。”
与此同时，在第3大队大队部隔壁的宪兵队也遭到猛烈打击，这里的便衣队搜查总部被炮弹击中，宪兵队西侧空场上的一辆M-25装甲车不偏不倚正被一颗迫击炮弹凌空命中，当即被炸成一团烈火，迸飞的金属碎块竟然将站在附近的出云舰轮机军曹中条长次郎撕成碎片，当即毙命——都撕成碎片了，要还不死那才奇怪呢。
从数字来看，第3大队大队部两辆装甲车被毁，宪兵队一辆，日军三辆幸存下来的M-25装甲车在此战中无一幸免。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反攻受到了十九路军便衣队的密切配合。十九路军便衣队在淞沪抗战中神出鬼没，让日军极为头疼，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
其实，由于日军不断增兵，十九路军部队不断从闸北向真如、江湾等地调动，在这条战线上的日军比中国军队兵力远为雄厚，十九路军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袭击明显带有打了就跑的痕迹。只不过中方情报很是准确，因此不多的炮弹就给日军后方的指挥机关造成了重大损失。倒是日军不明所以，忙乱了整整一夜。
中国军队的150毫米迫击炮
不过，令日军困惑的是，按照此前战斗的情况判断，在装甲列车离开前线以后，十九路军仅有的80毫米迫击炮不应该有这样的打击力和攻击距离。日军判断中国军队使用了150毫米迫击炮，但十九路军并无这种装备。不管怎样，1937年侵华战争打响的时候，日军排列的中国军队三大王牌武器，150毫米迫击炮排名其中（另外两种是捷克式轻机枪和德国37毫米反战车炮）。
原来，这次奇袭使用的火炮，确实并非十九路军所有。
一二八战事打响之后，尽管蒋介石并不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的全面开战，但由于舆论的影响与爱国官兵的强烈要求，他也不得不派出部队增援十九路军。这支增援部队，就是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下辖87、88两个国民政府的警卫师，是中国当时装备最为精良的部队。他们携带的装备中就有巷战中威力极大的150毫米迫击炮。
按理说，十九路军属于粤军，第5军属于蒋介石嫡系，两派之间矛盾很深。但是，碰上打鬼子的事儿，多深的矛盾也不重要了。2月14日，87师宋希濂旅长到达翁旅阵地，亲眼看到十九路军依靠简陋的装备奋勇与敌作战，十分感慨，因此主动提出借炮给十九路军，加强对日军的打击火力。翁照垣对此十分高兴，顺势向宋借机枪数挺，随即以这批装备发动了对日军的奇袭。战斗结束之后，翁曾亲自到宋部致谢，可见对这种大口径迫击炮的满意。
因此，根据日方资料的描述，这批M-25装甲车在上海基本全军覆没了，战后没有它们的进一步消息毫不奇怪。
一二八抗战，尽管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但十九路军为首的中国军队，依托上海的独特地形，顽强抵抗，日军苦战两个月，三易主帅依然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证明了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此举对增强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在淞沪战场，装甲列车、150毫米迫击炮等少量重型武器，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想九一八事变，白白丢给日军的装备就包括两百架飞机、数十辆坦克、十万支步枪。假如东北军能够坚决抵抗，将这些武器用在和日军作战上面，那东北三省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
抛开民族感情，这场战争中，中日两国机械化部队的轮番登场，可称是亚洲装甲部队在如此大规模的战场上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其经验教训，对此后的亚洲战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日军正是在此战之后开始大规模建立其装甲部队，而中国装甲部队的建设也开始从注重装甲列车转向更为灵活的履带式战车，开始跟上世界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影响是不可被忘却的。
御 虎
——远征军战车部队转战缅甸纪实
导读：中国和日本的坦克部队，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出现了一次当面对决的机会。
一
随着《我的团长我的团》等远征军题材影视的热播，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战斗在75年后再次吸引了观众注视的目光。在追寻远征军战士血战异域足迹的同时，这支部队独特的装备也成为军迷们瞩目的焦点。头上有飞机掩护，地面有坦克开路，一个排长能呼叫榴弹炮群的火力……让人忍不住质疑——当时的中国军队，可能有这样精良的装备吗？
远征军，的确是当时中国军队中的异类，甚至是亚洲军队中的异类。
事实上，当时远征军在印度的部队，装备水平甚至超过美军步兵师的平均标准。这是因为，为了装备远征军在印度的部队，史迪威曾按照美军标准装备运送了三个师的武器弹药到达印度。可是当时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只有两个师，结果孙立人的新38师和廖耀湘的新22师瓜分了这三个美军师的武器。因为这个原因，远征军拥有上面提到的装备并不奇怪，其每个师的炮兵比美国军队还强大，甚至在缅北作战中，中印缅战区还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直升机救护部队！
1944年，缅北战场上的直升机救援基地。
提到远征军的装备，最吸引人的大约就是它的装甲部队。中国远征军的战车部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都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国装甲部队的巅峰，在整个缅北战场纵横驰骋，战绩辉煌。它使用的谢尔曼式中型坦克全重30吨，主炮口径75毫米，超过所有日军在二战中使用过的制式坦克。日本陆军同样水准的四式中型坦克直到战败还在试验阶段。
遗憾的是，这支精锐的装甲部队，由于美军战后收回战车和其成员不愿打内战大量流失，以及众所周知的历史问题，其详细的战斗过程至今鲜为人知。随着老兵们渐渐逝去，中国战车部队在缅北战役中的英勇战斗很有随着时间而消逝的危险。好在当时这支部队是由中美官兵共同组建的，一部分参战的美军人员在战后留下的回忆，还能够让我们从他们的眼中，重现当时的战场。
所谓缅北战役，是中国远征军在美军和英军的配合下，为打通中印公路，1943年开始从印度和云南两个方向对缅甸北部日军发动的攻击。由于地形的限制，在此战中只有从印度反攻的战线上中国军队使用了装甲部队。
从印度反攻的中国远征军代号“X部队”，主力为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总指挥为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其所属的装甲部队直属总部指挥，番号为“中美联军坦克暂编第一支队”（Joint Chinese-American 1st Provisional Tank Group），中方则多称其为“远征军装甲兵团”。
中国远征军装甲部队在缅北战场
这支装甲部队，是1943年10月1日在印度兰姆迦成立的。作为一支中美联合部队，它的编制和军衔都独树一帜。其中方总指挥为黄埔八期生赵振宇上校，美方总指挥为罗斯韦尔.H.布朗（Rothwell H Brown）上校，全支队下辖六个营，其中第1营和第2营为主力战斗部队（第1营营长由赵振宇兼，后由赵志华升任，第2营营长湛志立），第3营至第6营为训练部队（各营长分别为沈文、谭宝霖、王先沂、钟民达等）。布朗上校于1930年至1934年曾在中国军队中担任顾问，是典型的“中国通”，甚至可以说一些中国方言。他本来是步兵军官，在中国任职期间，亲眼目睹日军装甲部队的横行，深感战车在东方战场的价值，回国后即改修装甲兵战术，以优异成绩为军界所重视，也因此受到史迪威的青睐。史迪威亲自出面，调动布朗到中印缅战区，以在战术和管理方面指导年轻的中国装甲部队。布朗上校和性情暴躁的史迪威不同，性格比较活泼，与大多数中国军官相处融洽。
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和布朗上校——严格来说布朗上校有些违反军纪，装甲部队不允许留大胡子或长发，据说是为了避免被绞进机械里面意外受伤。
在整个装甲兵团中，美军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总人数231人，其中包括9名军官，中方人员总计约1,800人。按照原第1营坦克手李九龄的回忆，当时能够加入这支部队的中国官兵，都堪称精锐。他所在的第1营补给连，连长刘奎斗就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证实为浙江大学）。
尽管如此，但当时美军中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普遍持怀疑态度，“中国人到底会不会打仗”是他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曾在这支部队中服役的老兵克劳福德（Joe Crawford）下士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布朗上校时，上校谈起未来的中国战友是这样评价的：“他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不过，天知道是什么人把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这支部队中的美军人员，主要来自美国陆军527炮兵维修团，其兵员中有很多北卡罗来纳州高速公路的维修工人。中美双方都认识到缅北战场环境恶劣，战车的维护和作战一样重要，因此从这个部队大量抽调人员进入远征军装甲部队。克劳福德回忆，1942年11月，他正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拉克尔营地接受训练，忽然接到调令，通知他和527团其他44名官兵立即启程前往印度卡拉奇，在那里组建一个训练基地。他们55人统归士官长卡尔·伯克（Carl Beck）指挥。
这些美国大兵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认为自己的任务无非是训练中国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人员。他们大多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和这些中国军人一起在缅北前线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其中很多人就此长眠在了这片亚洲最荒蛮的土地上。直到今天已到耄耋之年，这些老兵中的幸存者依然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
卡尔·伯克（右）在2008年。这位美国老兵在缅甸和远征军并肩作战，又在朝鲜和志愿军恶斗，在接受NBC的采访中他表示对中国感情复杂，但承认中国士兵是优秀的战士。
克劳福德等人在卡拉奇接收了145辆美制M3A3斯图亚特式轻型坦克、200辆6轮大卡车和50辆吉普车，它们成为远征军装甲部队最早的装备。说起来，M3A3坦克虽然在美军中被划入轻型坦克，但其战斗全重14.7吨，与全重15吨的日军主力97式中型坦克属于同一级别，也是中国装甲部队从来没有装备过的“大家伙”。
1943年10月，依靠这批车辆，为中国远征军建立的战车学校在兰姆迦正式成立，克拉福德等则成了军校的教官。
M3A3斯图亚特式战车，这种美制轻型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最广泛的战车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装备美国陆军外，还提供给中国，英国等同盟国军队使用。
中国军人很快就以吃苦耐劳和勤勉聪明获得了美国教官的信任。当时在兰姆迦担任教官的林尼·豪斯（Linnie House）回忆：“我的班里有18名中国官兵，最年轻的只有14岁。从维修到驾驶部属于我们要教授的课程。这些中国人入伍前都是普通的农民和手工工人，大多从未见过卡车，更不要说坦克了，但他们中的军官可以讲英语。他们对我们讲授的内容学得十分认真，令人钦佩，最终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朋友。”
为了更好地教学，豪斯给每个学员起了英文名字，因为他实在无法记住对美国人来说要命的中国姓名。令豪斯吃惊的是，教学仅仅进行了两个月，史迪威将军就传来了命令，要求中国远征军的坦克部队投入战斗！
兰姆迦战车学校的课程介绍和当时的照片。
这个命令让大多数美军顾问措手不及，因为他们还根本来不及向这些中国学员教授坦克战术。而且，从印度后方到当时中日两军的前线胡康—孟拱河谷，要翻越险峻的野人山，途中山高路险，溪流纵横，在雨季让刚刚掌握坦克驾驶技术的中国官兵把坦克开上去未免拔苗助长。结果，驾驶坦克到前方的任务，就落在了豪斯等一班美军教官的身上。1944年1月，在中美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中国装甲部队出现在了胡康河谷前线。
二
在缅北战役的前期战斗中，远征军装甲部队的主要车辆就是前面提到的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这种坦克是焊接车体，装备一门37毫米炮，三挺机枪，车长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是M3系列坦克最完善的型号，其出色的越野能力在地形复杂的缅北战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缅北前线，尽管随时有战斗损耗，中国远征军通常保持有100—125辆M3A3坦克，是对日军作战的铁拳。
不过，这种坦克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装甲还不够厚。卡尔·伯克士官长评价：“日军的47毫米反坦克炮炮弹可以从炮塔的一面钻进来，又从另一面飞出去，如果被它打中了车里的弹药，会给所有乘员带来灭顶之灾。”直到1944年4月，远征军开始装备M4A4谢尔曼式中型坦克。谢尔曼坦克在欧洲战场面对德军56吨的虎式坦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在亚洲战场根本找不到对手，其最厚178毫米的正面防御装甲让日军所有的反战车武器无能为力，其75毫米的重炮却可以击穿任何日军战车的装甲。这种“变态”的战车成了远征军装甲部队在缅甸战场的杀手锏。
不过，由于谢尔曼坦克的重量，使它在缅北丛林作战中略显笨重。而且，1944年10月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被解职回国，美军对国民党军的军援自此转入消极。因此，在缅北战场上的谢尔曼坦克数量不多，在远征军装甲部队中，最好的情况下每个营也只有一个连能装备这种战车。
中国远征军装甲兵团的M3A3坦克部队
远征军装备的M4A4谢尔曼中型坦克
和远征军装甲部队并肩作战最多的是新22师，双方相互派遣了联络军官。正是这支部队的英勇善战改变了美国军官中对中国士兵作战能力的普遍怀疑。
这种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经过多年苦战，损失惨重的那个时候大多数国民党军各部队在抗战后期普遍训练不足，人员缺编严重，而且上层腐败成风，军队士气低落。日军1944年发动豫湘桂战役的时候，前锋打到了贵州的独山，对陪都重庆威胁很大。仓促间国民党方面紧急调动首都警卫军——第97军迎头阻击，却在日军一个联队面前一触即溃。这个令人难堪的战绩并非不合理。按照国民党军的编制，正常情况下一个军应该有三万人，这个97军参战的时候有多少人呢？据统计是九千八百余人，其中有枪的，不到三千，算起来，实际上也就一个团的兵力。史迪威发现大多数国民党军队的师只有5,000到6,000人，远远低于额定的一万名，装备更是落后而且缺乏维护。
在装甲部队的有力支持下，新22师以其出色的战绩改写了这种消极的印象。廖耀湘中将率领的这支部队是当时中国军队最优秀的几个师之一，其骨干为第一次入缅远征军部队中随同杜聿明转战野人山的幸存官兵，对日军恨之入骨。美军注意到，在作战中，两个中国最能打的师新38师和新22师作战风格迥然不同。新38师师长孙立人精通中国传统兵学，又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善于大范围的穿插迂回，但阵地进攻时完全是美国陆军的标准打法——步伐稳健，不求速度，用猛烈的炮火把对方阵地打得鸡犬不留，然后才出动步兵进占；而廖耀湘指挥的新22师总是强攻开路，善于攻坚，充满法国圣西尔军校提倡的主动进攻精神——廖本人是这所军校毕业的高材生。装甲兵团经常被安排与新22师配合，也正因为坦克在进攻中最能发挥作用。新22师在缅北战场虽然经常付出高昂代价，但堪称攻无不克，为自己赢得了“虎师”的威名，也洗雪了中国军队的名声。如史迪威在缅北作战中的评价：“只要给中国士兵足够的装备、补给和荣誉，他们的战斗力可以抗衡任何一国的军队。”
在美军顾问和中国军人的共同努力下，装甲兵团在1943年12月23日从兰姆迦训练基地出发，一周以后到达中印公路的起点雷多。经过短暂的机械检修和补给，他们随即踏上翻越野人山的艰难征程。当时，中日两军正在新平洋以东的于邦一带胶着对峙，缅甸雨季的瓢泼大雨和日军第18师团的顽强抵抗让远征军进展迟缓。1944年1月11日，经过9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装甲兵团第1营穿越鬼门关山口，到达胡康河谷谷口的新平洋前线。开进途中，美军顾问抓紧一切时间向远征军官兵灌输战车部队的战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国官兵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史迪威把装甲兵团到达前线的消息迅速公布出去，作为提升士气的兴奋剂，果然军心大振。
装甲兵团能够这样快速进入战场，应当归功于皮克准将指挥的工兵部队。他们在战斗部队后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一条四车道的等级公路，无论山势如何险恶，公路进度和前线部队的距离从来没有多于一天的路程。
远征军中的高级将领，史迪威和廖耀湘。
尽管如此，由于时逢雨季，桥梁隧洞常被洪水摧毁，装甲兵团在开进中不得不时时越野行军。远征军给他们派来一名中国军官作向导。美军顾问理查德回忆，这名军官从不使用尺子，只用自己的拳头和手指作量具，总是在地图上能准确地估算出行进间部队的位置，这份本领令美国人大开眼界，难以忘记。
不过，恶劣的道路使装甲兵团不得不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维护车辆并加强装备的防水——缅甸的雨季平均降水量100英寸，大大超过原来的预计。
缅北战场中美工程兵部队指挥官皮克准将，在到缅甸之前曾主持修建了密苏里大水坝。
与此同时，远征军屡屡派出侦察人员从刚刚攻占的日军据点太白家（Taipha Ga, Ga是缅语“村庄”的意思）深入敌后，试图找出一条绕过日军正面防线的道路。结果证明，即便是坦克部队，也是可以迂回到敌后的，虽然困难很大。
3月1日，经过周密计划，完成探路计划的远征军装甲兵团第1营和新22师66团第1营组成战步特遣队，由赵振宇和布朗亲自指挥，发动了第一次对日军的攻击。当时三个步兵连的战士都乘坐在战车上前进，重武器、补给物资和弹药则由装甲兵团提供的24辆大卡车运送。
这是一次奇袭，他们从太白家出发，用两台装甲推土机开路，在无人的丛林中开出一条20英里的道路，从海拔6,100英尺的纳拉西肯特山口翻越险峻的库芒山，穿过日军防线的薄弱之处，向纵深猛插。虽然有的驾驶员的驾驶经验还不到24小时，但第一次有了这样出色的武器，中国坦克兵积极要求投入战斗，无法阻止。不过，也有远征军老坦克兵回忆，那一次他们最初都以为是演习，战斗打响的时候如在梦中，直到天亮看到履带上日军步兵的碎骨烂肉，才相信自己真的是参加了战斗。
3月3日，装甲兵团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孟关背后的瓦鲁班，就在这一天，装甲兵团与日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
远征军战车部队的战场照片，可说弥足珍贵。
战斗在夜间展开。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日军在这一带只有少量巡逻部队。但中国装甲部队显然直接撞入了日军的重兵之中，战斗并不是一边倒。一辆装甲推土机被敌军击毁，两辆中国坦克兵驾驶的M-3战车仓促间中弹翻落入旁边的伊迪河中。
三
日军的火力凶猛，包括75毫米山炮、47毫米反战车炮和大口径迫击炮在内的炮弹不断在中国装甲部队的队列中爆炸。吃惊的布朗上校判断日军兵力至少有一个大队（1000名），他推测这支日军和自己的企图一样，也是试图通过这片丛林绕袭对手后方，目的是切断正在施工的中印公路。布朗立即向远征军总部报告这一信息。在日军的弹雨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布朗战车上的天线先后被日军的神枪手打断四次，直到第五次更换天线才终于把电报发完。
清醒过来的中国坦克部队拉开与日军的距离，利用战车的机动性调整攻击方向。兰姆迦的艰苦训练产生了成果，在中国装甲部队准确的炮火面前，只有步兵和炮兵的日军渐渐招架不住。天亮的时候，日军的防线被彻底撕裂，丢下阵亡人员的尸体和伤兵开始溃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