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军分区炮兵连）携带一门黄崖洞兵工厂自制的迫击炮上来后，立即对敌射击，第一发测距，第二发打远，第三发打近，第四发正中目标！
仅仅四发炮弹就击毙日军一个中将，八路军炮兵的技术水平可见一斑。
八路军这种没炮弹逼出来的高技术水准，一直到抗美援朝，依然熠熠生辉。
横城反击战期间，在另一翼拖住美军的38军与敌死战于丁盖山，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凌晨，334团团部突然遭敌猛烈反扑，团长紧急请求师属炮兵支援。因为已经激战一夜，师长杨大易担心炮弹已尽，向炮兵主任询问。炮兵主任回答说还有四发重炮炮弹。
杨师长当即下令：全部打出去，你要保证百发百中！
炮兵主任摇头，师长，不可能百发百中，我只能保证四发四中。
师长一愣之下，笑了，说我知道了。
四发炮弹，不够美军打一个试射的。112师的炮兵愣是一发没浪费，四发炮弹全砍进了美军的进攻队列中。美国兵慌忙后退，请求炮火支援，334团的团部，就这样保住了。
这是112师火线报编辑董仁棠亲眼所见，对炮兵主任这种情况下的诙谐印象十分深刻。
这就是八路炮兵的种子。
根据陈正湘的描述，很多人想当然地把阿部规秀算进了山梁上那伙穿军大衣、挂战刀的日本兵之中，而日军描述阿部规秀的死更为传奇——他们说前三发炮弹爆炸的时候，日军已经意识到八路的炮兵很厉害，指挥所附近可能遭到炮击。但是，阿部规秀为了维护军人的尊严挺立不动，拒绝躲开防炮，结果运气不好，被土八路的炮弹击中，当天毙命。
实际上，从当事人回忆看，这两点，都是错误的。
五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地点，正是陈正湘所推测的两处重要目标之一。不过，他并不在山梁上那伙穿黄呢子军大衣的日军军官里面，而在山腰上的那座独立院落之中。
用《开国少将曾雍雅》中的描述，这一战曾雍雅指挥的游击支队首先接敌，他们动作飘忽，行踪不定，忽而堵击，忽而后撤，既巧妙地缠住敌人，又不硬抗，使1000多日军无法摆脱，但又无法求战，恼怒异常。7日晨，跟着曾雍雅走到黄土岭，被拍了花子的阿部规秀到底是日军中的“山地战专家”，半夜里忽然明白过味儿来了。根据《华北治安战》的记载，眼看接战的八路既不死战，又死摽着不放，阿部规秀召集部属，讲了自己的判断：“敌军这一小部分部队是在不断引诱我军，他们的主力埋伏在黄土岭附近，意图从背后攻击我旅团。”
面对隐隐有合围之势的八路，雁宿崖辻村的惨剧让阿部不敢像跟孟良崮的张灵甫一样来什么中心开花。三十六计走为上，7日晨，阿部规秀部署各路日军开始后撤。
应该说，陆士19期的阿部规秀比陆士24期的辻村要狡猾得多。但是似乎中国的老天也在给八路军帮忙，日军开始撤退的时候，恰好乌云四合，浓雾弥漫。在小雨中的山地行军，穿着皮靴带着大炮的日本兵步履蹒跚，行动迟缓。
发现日军要跑，杨成武果断下令各路部队发起总攻。《华北治安战》记载，由于八路军控制了周围山体的各条棱线，日军完全陷入被围攻之中。
战到下午4点，因为全线战况不利，阿部规秀下令旅团指挥部向第4大队堤纠中佐靠拢。走到半途，和前来迎接的堤纠中佐谈话听取战况后他又改变了主意。阿部决定把指挥所设在第4大队后方一个独立院落里面，并要各部队派通信人员前来听取部署命令。
陈正湘看到山包上那伙穿黄呢子军大衣的日军，应该就是和阿部会面后返回，指挥所部与八路军交战的堤纠中佐一行。不过由于八路军炮兵先打了阿部规秀，结果放跑了堤纠中佐（据说也够狼狈的，遭到炮击时堤纠中佐蹦到一口枯井里才幸免于难，不然，这也是一个大目标）。
那么，阿部规秀是否在从独立院落进出的那些带军刀的日军之中呢？
也不是。当时阿部规秀旅团的部队分散在黄土岭到上庄子之间的几个战场，难以集中。那些带军刀的日军，应该是各部派来听取命令的联络军官。
不过，这些军官的行动，确实暴露了阿部规秀的行踪。
这种情况其实战史中多有教训。安史之乱中，唐将张巡与叛将尹子奇交战。尹的兵多，唐军战局不利。张巡试图狙杀尹子奇使其群龙无首，不战自乱，但找不到目标。于是，他下令部属用芦苇做箭，射向叛军。叛军中箭无伤，发现射来的是芦苇，以为唐军箭尽，飞报尹子奇，结果暴露了叛军的主将。张巡指挥神箭手射之，尹子奇中箭眇一目，叛军因而大败。
这一次日军联络军官们暴露目标，大体与此相同。
阿部规秀作指挥所的这所房子，至今还在。
有趣的是，可能因为到当地采访的记者看过这所视野开阔的房子，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阿部规秀是站在房子前面或者堂屋中观察八路军情况时被击中的。
余戈采访的，就是照片上这位老人——当年阿部规秀指挥所所在房子的主人陈汉文。余戈问了老爷子很多细节化的东西，倒是给我们刻划出了一个比较真实的阿部规秀。
陈汉文老汉，在1939年只有六岁。但是因为鬼子来了这一幕太过令人惊悚，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阿部规秀的整个战死过程。他记得，阿部规秀是在屋里被击毙的。
陈老汉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前面那个结论无法成立：这个房子，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当时在堂屋的前面，原来是有一个影壁的，解放后才拆掉。
阿部规秀的指挥所，就是这座房子。
陈老汉家的影壁，在堂屋外面，距离门口两三米远。
如果有个影壁，就意味着阿部规秀在屋里根本看不到外面。不过，外面的子弹炮弹弹片，也会被影壁挡住。
陈老汉回忆，鬼子怕死得很，来了以后，拿他家的羊毛毡浸了水，厚厚地挂在窗户上，据说可以挡子弹。
陈正湘的位置距离这里大约800米，中国自制的步枪子弹在这个距离上已经是强弩之末，碰上这样浸了水的厚毡子，打不穿是正常的。
实际上，日军撤退之后，陈老汉的家人发现，在浸水的羊毛毡上，还嵌着好几块八路军的迫击炮弹弹片，亮晶晶的。
又是防炮弹的毡子，又是厚厚的影壁，在屋里的阿部规秀怎么就给打死了呢？他被炮弹炸死，这房子怎么好像没炸坏什么呢？
看似是谜，其实说穿了，倒也没什么古怪的，只能说阿部规秀的运气好到可以中大彩。
六
阿部规秀，是在陈老汉家的堂屋里被打倒的。
别看是庄户人家，陈老汉家这个房子挺讲究，里面其实是分成三间的。左边一间是一盘大炕，右边一间有灶，是厨房，中间一间是堂屋，本来是空的。
阿部规秀进来，就站在堂屋里，陈老汉回忆这个日本官挺严肃，瘦瘦的。日本兵给他找了条长凳，阿部规秀就坐在长凳上休息。两个日本兵跑到厨房——可不是做饭去了，而是在那里围着个什么东西鼓捣来鼓捣去。门口还站了两个日本哨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陈老汉不知道，那是日军的备用电台。
杨成武回忆，打阿部规秀，一交手就打掉了他的电台。
和紧跟在后面西侧的绿川、森本两个大队，东侧的110师团都失去了联系，独混第2旅团成了孤军，情况很不妙。
阿部规秀的通信兵努力地试图把备用电台架起来。但是，备用电台功率小，和后方的联络时断时续，让阿部规秀颇为烦恼。
阿部规秀进了门，陈老汉一家子就算倒了霉，全家十几口人，都被赶到左边里间的大炕上坐着，不许说话，也不许动。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木头人”游戏，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立场最坚定。
显然，鬼子是没心思和陈老汉一家玩游戏的，但陈老汉一家都很老实，无论老少，连一句话也不敢说——没法不老实啊，旁边儿日本兵端着刺刀看着呐！
当年只有六岁的陈老汉，被祖母抱着，坐在最边儿上。所以，对阿部规秀他看得最清楚。
被围的阿部规秀在做什么？
我们可以有各种推测，比如这位中将可能会声嘶力竭地呼叫部下顶住，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也可能对着电台狂叫，要求东边不远的110师团桑木师团长“看在党国的份儿上拉兄弟一把”；当然，也有可能一脸从容地盯着部下冷然道：“慌什么？”
在这个六岁的孩子眼里，阿部规秀和上述动作都不沾边，这个鬼子官儿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就不老实了，不断地在堂屋里踱来踱去，踱来踱去，活像他们家拉磨的驴……
难怪陈老汉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个时候的阿部规秀，其实已经没多少事儿可干了——第2混成旅团已经从突围转入阵地防御，下达怎样组织防御命令并不需要他这个旅团长亲自来干，应该是旅团参谋们做好方案，他签字就是了。各部都在和八路军的激战之中，整个战场唯一的变数就是东西两路日军与八路军杨成武谁先和阿部规秀碰面的问题了。
这八路真不是好对付的，闹不好，就先来问候阿部中将了。
2001年，萨曾与日本历史学者、京都中国归国者联谊会会长伊藤秀夫谈起过阿部规秀。伊藤在战争时代仅仅是个普通步兵，但战后曾对侵华日军作过较多的研究。按照他的说法，阿部规秀在日军中属于一个比较另类的将领。他属于少壮派军人。但是与打仗相比，其更大的特长在于接触政界，力主军人干政，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伊藤曾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我当时日语不佳，不是很明白，大致听懂的是这家伙曾参与过组织二二六兵变的小集团活动，但是政变发生的时候却袖手旁观。这一点即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狂热，又说明了他在政治上还比较成熟。阿部在政界人脉深厚，所以二二六兵变后也没有追究他，反而升官甚快（阿部只是陆士毕业，没有上过陆大，能在1939年混上中将军衔，朝里没有人帮忙是不容易的）。可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的朝三暮四，军内许多人对这个火箭干部也有点儿隔膜。以萨看来，这个人有点儿像蒋介石手下十三太保中的丰悌，是那种思想狂热，有才能，受赏识，但与同僚关系一般的人物。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才有将阿部调任天皇侍从武官的举动。
不过呢，这军人一旦整天琢磨政治，打仗的本行上就不免受些影响。比如，1945年以后，国民党军中大批将领都成了深通政治的专家，趋利避害、党同伐异之类的招数层出不穷，精彩万分，但这些玩意儿，偏偏在战场上对林彪、刘伯承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有位在干休所的网友来信，讲起依然健在的老八路评价阿部规秀，认为这个“山地战专家”在黄土岭一战中，是犯了错误的。
原文如下：
老爷子们说，鬼子的山地作战能力并不是很高，阿部规秀号称是日军的“山地之花”可能指的是他在山地作战中的战术指挥能力，具体的讲比如图上作业、对地形地势的判断等方面，而且黄土岭地势特殊在没有向导的指引下凭借地图是无法有效地作出正确的兵力运用，还有一点可能是山地限制了鬼子的炮兵运用。日军装备的火炮虽然有些型号是曲射形弹道，但是受到了地形限制使火炮无法完全展开，不少老爷子说一旦失去了炮兵支援日军攻击能力大大下降。
阿部规秀在指挥部队的行军队形为“一字形”队形，这种队形虽然可以使敌人的机枪火力无法有效发挥，可是也极大限制了日军的火力优势，毕竟居高临下的八路军发挥火力上占有优势，而一旦八路军发动冲锋这种“一字形”队列是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队形的。这也是阿部规秀指挥上的一个败笔。
末了老爷子还说真正的山地战专家是杨成武将军，因为黄土岭战役是可以列入军事教材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歼灭战。杨成武将军在指挥部队除出现了一些战术上的损失外，整场战役战术指挥无一失误，无论战役决心还是指挥能力两者有着较大的差别，老爷子还引用了冈村宁次的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老爷子着重强调了差别这两个字，老爷子的意思是阿部规秀的战术指挥水平在山地战中确实有一套，只是他遇上了杨成武将军，还有他不了解的八路军，老爷子说完这话时已两眼含泪。
最后一句，让萨忍不住一顿，忽然醒悟，今年，已经是杨成武上将逝世七周年了。
“袍泽”二字代表的情谊，自古，就不是军中以外的人，能够轻易理解的。
谢谢，给提供材料的朋友，也给当年曾和侵略军浴血奋战的我们的老战士们。
对八路军来说，阿部规秀犯了错误，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日军中恐怕也不乏有人想看这位新晋中将的笑话。
周围被八路军团团围困，援军却迟迟不到，难怪阿部规秀中将与驴子走出了相同的步点。
看了日军的史料，才发现我们在抗战历史上，有些方面还缺乏一些深度。
比如，黄土岭之战，我们一直认为此战八路军打掉了日军一个中将。
参考了日军史料之后，萨骤然发现，其实这一仗，我们打掉的日军中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有人说了，老萨，你可别胡说啊，这是要负责任的。
没错，就是两个中将。萨敢负这个责任，手里也确实有过硬的材料。
一个，自然是阿部规秀，还有一个，是谁呢？
七
杨成武的炮弹干掉了阿部规秀，还造就了另一个跟着倒霉的日军中将，就是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
阿部规秀临终之时，曾授意部署写下遗书。在这份遗书中，也体现了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偏激的一面——他在遗书中共有三条嘱托，第一条是如果死后获得旭日勋章，希望家人在祭日张挂以为慰灵；第三条是让家人继续为天皇“圣战”效忠。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只有第二条，是要家人联合其生前友好，控告桑木崇明见死不救，称其与自己不合，故此援军迟迟不至，隔岸观火，以致出现黄土岭之败。
桑木是比阿部规秀年长的军人，1936年就晋升中将，曾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阿部规秀等少壮派军人眼里，正属于要推翻的“老朽”一流。而桑木对阿部规秀也不甚看得上眼，因此双方关系一直不好。阿部规秀被围后，如果继续向东攻击前进，可以与110师团会合，但他选择了向后转，向来路突围回去会合自己属下的另两个大队主力，或许就是出于对桑木的不信任。
阿部规秀的控告颇有道理，我们在抗日战争史上经常看到日军数十人即可控制一所县城，有人对此十分惊讶，认为当时中国人太缺乏反抗精神。实际上，这是不了解日军的战术特点。日军在华北等地据守时，因其机动能力远非中国军队可比，故此有一套独特的战法。日军守点的兵力一向不多，其重兵都是作为机动兵团部署，一地有警，日军可迅速利用其控制的公路铁路干线迅速将兵力和重武器输送到出事地点，形成兵力上比中国军队少，局部战场上却总是以多打少的局面。所以，日军遭到攻击只要能够略作坚持，就可以控制战斗的主动权，而中国军队因为机动能力差，往往因此陷入敌军重兵攻击，打又打不过，走又走不过的局面。
这次桑木不能及时赶到，的确是让第2混成旅团吃了大苦头。
事实上桑木确实行动迟缓。不过，他的师团辖区，从保定到唐县也是遍地八路，110师团的部队6日才进入唐县境内，离阿部规秀还颇有距离，而且还是山路，地形复杂，与其长期驻守的华北平原地区很不相同。这种情况下，桑木作为老将比较持重一些也是有的，倒未必真是要看阿部规秀的笑话。
然而，死了一个中将，总要有人负责的。于是，无论桑木怎样呼冤，还是在一个月后被卷铺盖回国，编入预备役，一直到日本战败再未带兵。
冥冥之中阿部规秀总算出了一口恶气——那个八路杨成武命硬，我拿他没办法，克你桑木崇明，总做得到吧！
桑木：你这是吃不到黄鼠狼吃鸡啊，什么思想境界？！
不管怎么说，杨成武这一炮，打死一个中将，让一个中将解职，大概是抗战史上最有效率的一炮了。
那么，问题回到阿部规秀中炮上来，既然阿部规秀在陈老汉家的堂屋里，外面又有一扇影壁，他是怎么挨上炮弹的呢？
陈汉文老汉是此事的目击证人。
阿部规秀踱来踱去了一阵，忽然和陈老汉来了一下亲密接触。
怎样的亲密接触呢？余戈是这样转述陈老汉的说明的：阿部规秀踱来踱去，看来心绪不佳。他踱到陈老汉一家坐的炕边，一只手扶着下巴，低着头，无意识地往炕沿上一靠，站在那儿，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就这一靠，他的军刀刀鞘恰好顶在陈老汉身上！
阿部死后，八路军曾缴获一口带有阿部家徽的军刀，不知道是不是这口。
这个场景，陈老汉记忆犹新。
好在，阿部并没有顶多久，他又踱了几步，就坐在了长凳上，面朝门外，一言不发。
此时，周围响起了炮弹爆炸的声音，估计就是八路军试射的几发炮弹。
阿部规秀并没有像有些描写那样蹦起来去看，他依然是坐在那里，呆顿顿的。
走出陈老汉的回忆之外，萨有一个推测：阿部规秀很可能此时在琢磨仗打成这个样子如何交待了。战场上有一两颗炮弹爆炸，不是他这个级别的将领要去关心的事情。
然而，他不关心并不代表别人不关心。后来的情况表明，一直没有炮火掩护的八路军突然开始炮击，让很多日军军官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旅团部的参谋等纷纷躲在影壁后向外张望，讨论八路军的炮阵地在哪里。在山顶指挥作战的堤纠中佐，更是清晰地看到了阿部规秀指挥所中炮的经过。所以，当八路军炮兵转过来开始对他试射的时候，这位“猛将”毫不犹豫地就跳了枯井，结果捡了一条性命。
就在此时，只听院中轰然一声巨响，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合着弹片从大门狂飚而入，当即将阿部规秀连人带长凳击倒在地！
也许是因为这个经过太震撼，陈汉文老汉回忆不起来更多的细节（比如阿部规秀中弹后是否发出惨叫）。
他只记得门后的两个日本兵因为门扇的保护显然是没伤着，而阿部规秀是否受伤炕上的陈家人也不知道，屋里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规秀裹起来抱了出去。
然后……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周围却没有任何动静，陈家的人在炕上久久地坐着，却没有任何人搭理。终于，有人大着胆子下炕去看，只见院子周围的日本兵像鬼魂儿一样，仿佛从平地上骤然消失了。
屋里，阿部规秀倒下的地方，也没有血迹。
但是，院子里却留下了一个炮弹爆炸后的大坑，地方，正在影壁和堂屋大门间的两三米空地上！影壁对着堂屋一面，也到处可见嵌入的弹片。
这一炮，只能说打得太神奇了。如果打得稍微靠前一点，在影壁前爆炸，弹片会被影壁挡住，根本不会炸伤阿部规秀。打得偏一点，只会击毁两侧的厢房，还是伤不到阿部规秀，要是远一点儿呢，就掉到房子后面的沟里去了。
按照日方记载，这一炮除了击毙阿部规秀，还毙伤了包括第2混成旅团作战参谋木甑田下少佐等12名官兵。
开始，我对这个战绩深表怀疑，这个炮弹怎么威力如此之大？要达到这个效果，除非是直接打到人堆里去。
还真让老萨说对了，正是因为有那块影壁，阿部旅团部的原来分散在院子里的人员听见炮声都躲到了影壁后面防炮，谁知……谁知这邪门的八路愣把炮弹跟扔篮球一样扔到影壁后面来了！
影壁和堂屋之间只有两三米的距离，躲了一大帮人，这个地方扔个炮弹下来，只炸着十二个，那还算是少的呢。
陈老汉家的房子一点儿事儿都没有，至今已经七十年了，那所挨过炮弹的房子屹立如初。
是不是修过？余戈问老汉。
老汉牢骚大了，政府不让我翻盖，又不给钱帮我修！
之所以出现这个只杀鬼子不炸房子的效果，大概跟八路军的炮弹有关系。
击毙阿部规秀的迫击炮，如今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
八路的迫击炮弹是自制的，据我听老兵工说当时是用白铁皮焊接制作的，为了增加爆炸威力和破片，在炮弹中间插一根空心铁管，在炮弹上用锉刀锉出沟纹。
这样的炮弹主要作用是杀伤人员，如果不是直接命中，对建筑物的破坏作用倒不大。可以想象炮弹在陈老汉家门前爆炸后，撕裂的白铁皮弹片就像一把把飞舞的长刀一样漫天飞舞。也真够鬼子开眼的，也许个别精通汉学的日本兵还会想起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来……
阿部规秀的腹部被弹片豁开，下肢多处负伤，经抢救无效，在当晚死去，成为日俄战争以后，日军第一名在战场上被击毙的中将。
感谢余戈，深入实地的采访，让我们知道了这一战最关键的一幕，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最后，说一个也许大家感兴趣的经济问题。阿部规秀死了，日本陆军曾表示“厚加抚恤”，那么，这笔抚恤金是多少呢？
恰好在阿部规秀阵亡的文件附件中发现了一则抚恤说明，其中提到：按照当时日本首相米内光政的批示，阿部规秀共为日本陆军服役32年，所以阵亡后从优发放16个月的薪金作为抚恤金。
阿部规秀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是日元四百八十三块三毛三。
那么总的抚恤金金额呢？最后经过调整核算，共发给了他家七千七百三十四日元。
忽然想起来，看见某公司的职员打官司，说是自己给公司干了十年，老板解雇了他才给了十八个月的工资，太少了，至少要二十四个月的。
二十四个月的工资，一千二百万日元，不能再少了……
估计阿部规秀中将听见这句话，能气得从坟里爬出来。
中日骑兵的决死之战
导读：拼死突出重围的中国骑兵，忽然发现，一直寻找机会和自己交手的日本骑兵就等在前面。
上
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曾和日军骑兵展开过一场殊死较量。
说起来，这场战斗，《中国骑兵》里面曾经作过介绍。按照书中的写法，这一仗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冀南四二九大扫荡中，冀南军区总部机关被日军包围，一二九师骑兵团在王行杖村拼死冲杀，在日军的封锁线上劈开一条血路，掩护总部突围到达大辛庄。此时，后方敌军的包围圈中传来冀南财校学员拉响手榴弹自尽前高呼“民族自由万岁”的声音，前方大批日军骑兵正在集结，组成新的封锁线。
军区参谋长范朝利（1955年开国中将）下令不惜代价立即突围。
“突破的任务就交给骑兵团，让我们的骑兵去对付鬼子的骑兵。”骑兵团长曾玉良这样回答范参谋长。
两国骑兵的战斗开始了，书中是这样描写此战的：
曾玉良团长命令骑兵团在开阔地前端列好战斗队形，军刀出鞘、战旗飘扬，摆出准备列队冲杀的姿态。同时又把全团的十二挺机枪和二十一团的步兵都埋伏在两侧的道沟里，等待命令。
骑兵团只有轻机枪，而且骑兵乘马射击的时候是没有副射手的，可现在，团长给每挺机枪都配了两个助手。他的命令是：“战斗没结束，机枪不许停，用最猛烈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
过了不一会儿，鬼子骑兵来了。好家伙！全是白额头长耳朵的高头大马，足有一个大队、三四百号人马。
在平时，日军骑兵也就是担任侦察、追击任务，很少有机会和对方骑兵对着干，现在一看见对面是同行，立刻兴奋起来，再看见八路骑兵摆出了正规的攻击阵型，“哟西，哟西”，顿时更加激动。当官的“哇啦哇啦”一叫唤，当兵的“哗啦”一下与我军平行列队，意思是要和八路军比一比业务水平。
八路军的军旗是摆在队列中间的，而日军却不同，先导旗在边上。六个鬼子军官骑马站在最前面，戴着白手套，举着大马刀，上下左右地比画一番，率领身后的三列横队就开过来了。那架势确实要比咱们土八路正规得多。
这也难怪，骑兵是日本的贵族兵种，人家的骑兵中尉西竹一男爵还在1932年的奥运会上得到过一枚马术障碍赛金牌，做派当然十分讲究。
刘金魁的眼尖：“哎，哎，看见没有？鬼子骑兵冲锋是不戴钢盔的呀！”
还真是的，日军骑兵都把钢盔挂在马鞍上，戴着顶布帽子就上阵了，难道他们的脑袋不怕马刀？
“还别说，人家小鬼子排队就是好看。”八路军骑兵们议论纷纷，像是在搞业务观摩。
也有不服气的：“嘁！他们也就是马儿好，换了我骑上大洋马，比他威风！”
日军的马队从徐步行进转成快步行进，速度加快，冲击力逐渐提起来了，可是八路军这边却还没动作，都老老实实地站着。小鬼子以为咱们土八路不懂业务，他们捡便宜了，“杀”，一声喊就开始冲锋。他们刚一提速，曾团长就在这边大声命令：“机枪给我打，打！打！打！”道沟里的机枪、二十一团的步枪立刻开火了……
子弹像刮风一样扫过去，跑在前面的鬼子骑兵全部被打倒。战马在运动提速阶段很难实施有效的躲避，后面的马匹立刻被绊倒了不少，日军的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套了。
“乘骑射击，徐步走！”现在，轮到我们启动了。而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那些机枪手，他们要在我军接近敌人之前把子弹全打光啊！
“出刀，冲锋！”当骑兵团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些有武士道精神的鬼子也只有掉转马头，逃跑了。八路军顺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这一仗，被打垮了的日本骑兵指挥官让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中将训得狗血喷头。
那位说了，既然《中国骑兵》已经写过这一战了，你老萨还罗嗦什么呢？
架不住这次回京，和作者碰上，谈起此战，才发现，这位老兄藏私不少。
其实，这一战背后，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没有挖出来呢……
中
大辛庄之战中日两国骑兵的对决，虽然精彩，但看完以后，多少会产生两个印象。
第一，有点儿不太过瘾。怎么双方骑兵没有拼马刀呢？你日本骑兵不是已经摆了拼刀的阵势么？怎么受了些伤亡就不拼了，掉头就跑了呢？不过瘾。
第二，这日本骑兵怎么有点儿傻不楞登的？让八路钓鱼一样就给打了。虽然有些胜之不武吧，可要鬼子都这个智力水平，抗战何须打八年？
跟作者聊过之后，才明白，这两个印象，都是错误的。
特别是第二条，这次鬼子吃亏，绝非因为傻不楞登，恰好是因为聪明得很。与当时的中国军队相比，二战中的日军是一支战术素养甚高的精兵，其官兵平均教育程度甚至超过美军，军官的训练尤其严格系统，虽然有时死板了些，但很少犯战术上的低等错误。这样的部队，要让他们送上门来挨打，并不容易。
鬼子只是没想到八路军的指挥官更聪明。
这个八路军的指挥官，就是129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
曾玉良，河南固始县人，出身四方面军红三十军，是西路军硕果仅存的少数干部之一。1936年，经过和马家骑兵的迭次血战，西路军最后的余部冲破重围，到达星星峡，与新疆友军会合。就在他们抵达的当天，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发动叛乱，试图夺取星星峡。不料守军中突然多了这支百战猛虎般的红军部队，结果尧军纷纷被缴械。这一战中担任军作战参谋的曾玉良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他和周纯麟（开国少将，《血战河西走廊》的作者）以少校身份在喀什接受苏联哥萨克顾问的骑兵指挥训练，1940年开始担任129师骑兵团团长，1943年在山东曹县战斗中牺牲。
打过西北骁骑马家骑兵，缴过半骑兵半摩托化尧军的枪，又专门研究了三年骑兵战术，在抗战中指挥129师骑兵团纵横冀鲁豫，称曾玉良是八路军中的骑兵专家一点儿也不过分。
如果说曾玉良是八路军中的骑兵专家，那大辛庄之战中的日军骑兵，就应该称作是“打129师骑兵团”的专家。
大辛庄之战的日军为日本陆军骑兵第四旅团，是129师骑兵团的老对手了，当时的旅团长为小原一明少将。
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投降的日军中，唯一一个骑兵旅团就是这个骑兵第四旅团。该旅团也是日军骑兵中始终保持全乘马建制的唯一一个旅团，非常适合复杂地形下的机动作战。日军战败时第四骑兵旅团的位置在河南偃城。事实上，从1942年开始，除了豫湘桂作战期间该旅团曾被抽调参战以外，大部分时间这支日军骑兵始终驻留在河南。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129师骑兵团的存在。尽管敌后环境十分艰苦，但129师骑兵团始终在敌后坚持作战，行踪飘忽，神出鬼没。由于这个“共产军骑兵集团”（日军对该团的称呼）机动性好，战斗力极强，一般日伪军部队难当其缨，日军不得不将这个骑兵旅团放置在河南，以求抓住战机，消灭或至少达到限制其活动范围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说，以一个骑兵团牵制一个日军骑兵旅团，129师骑兵团在抗战中的功绩已经堪称傲人。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始终以攻杀八路军129师骑兵团为主要任务，所以对骑兵团的情报搜集十分充分，对其作战特点，兵力战斗力十分清楚。
正因为这一点，鬼子才在大辛庄栽了个大跟头。
这一仗滑稽的地方是该抡马刀的玩起了枪，该玩枪的却抡起了马刀，结果本来是必胜的日军骑兵反而吃了亏。
日本贵族兵种骑兵部队
根据萨在日本查考该旅团的作战资料，与大辛庄之战相对应的应该是日军记载的“黄沙沟遭遇战”，参战日军为骑兵第四旅团第二十六联队。该战日军没有记载己方损失数量，但参战日军将当时被打死的战马马鬃割下，在爱知县丰桥市王崎町建立了一个“愛馬の鬣”纪念碑（日军投降时将马匹交给中国，也曾割下马鬃带回国到此碑下焚毁纪念。1988年曾重写碑文），由此可见当时日军的伤亡不在少数。
大辛庄一战，应该说129师骑兵团是被迫应战。
实际上，在这两支骑兵部队双方经年累月的斗智斗勇中，很少出现面对面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曾玉良团长始终努力回避与骑兵第四旅团的正面交锋。倒是鬼子一直追求和骑兵团“堂堂正正”拼上一次马刀，比比业务水平，却始终不可得。
只有两次骑兵团主动去碰骑兵第四旅团的局面。
一次是19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带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五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在山东曹县与第四骑兵旅团遭遇。因为部队新兵较多，战斗力和战术组织都不好，被包围在王厂村，守着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最后朱程司令员等都牺牲了。这一战骑兵团奉命救援，可惜还没赶到朱司令已经战死了，否则和第四骑兵旅团的一战无可避免。
另一次就是大辛庄，这一次也是狭路相逢——军区总部就在后面，这个时候已经“不惜一切代价”了。
说起来，129师骑兵团在骑兵中是一支当时已经很少见的轻骑兵，主要业务还真是拼马刀。
所谓轻骑兵，就没有护甲，依靠高机动性攻击敌军，是依靠马刀和马枪与敌进行骑行作战的骑兵部队。在近代骑兵分类史上，这种在马上与敌人作战的骑兵，除了依靠高机动性攻击敌军的轻骑兵，还包括有具备一定的护甲，依靠马刀解决战斗的剽骑兵；有较厚护甲，使用火枪的胸甲骑兵等。随着战场火力密度的日益增强，已经没有能够保护骑手全部要害的护甲。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轻骑兵以外的马上作战兵种都已经消亡，连轻骑兵也成为淘汰边缘的兵种。代之而起的，是骑马行进，下马作战的枪骑兵。
应该说这种结合了骑兵高机动性与步兵密集火力优点的枪骑兵，是当时骑兵较为先进的作战方式。八路军华北各部中，冀中军区骑兵团、冀南军区骑兵团等部，都是枪骑兵。唯独129师骑兵团是轻骑兵，也唯独这个骑兵团在敌后坚持了下来。
落后的兵种反而更有生命力，说来有些奇怪。这是因为，枪骑兵有一个致命弱点——战斗开始前，至少要分出三分之一的人员去看马。这首先减少了部队战斗人员，而且如果没有稳固后防，马匹所在之处就是敌军攻击的软肋。
其实，萨个人认为枪骑兵在抗战中最致命的问题还不在上面所列出的部分，而是它使整个作战的体系变得复杂。对于八路军骑兵来说，敌后机动作战需要极端的简练、轻捷，任何与这一原则相违背的战术都会在严酷的战场环境中遭到淘汰。一人一骑，说打就打，说走就走，作为轻骑兵，129师骑兵团这个优点使它能够生存下来。
当然，轻骑兵在密集火力面前的致命弱点，使骑兵团不得不承受战斗中的重大伤亡损失，这个团抗战中团长、政委、各连连长牺牲负伤的名单令人触目惊心，就是这个原因。
日军对骑兵团的情报做得很细，当然知道这是一支轻骑兵。
相对说起来，日军的第四骑兵旅团，倒是一支更为先进的枪骑兵，作战时主要是玩火器的。
既然如此，我们干吗回避和他拼马刀呢？
原因也很简单，知己知彼，日军作八路的情报，八路也作日军的情报。这骑兵第四旅团虽然是枪骑兵，但日常马上作战的训练水准也很高。要和骑兵第四旅团拼马刀，八路军还真未必能占到便宜。八路军的骑兵团是专门欺负鬼子步兵的，有软豆腐吃干嘛跟你的硬石头碰呢？
这让我想起了和一位北京老刑警的对话，萨曾说他抓捕某个“江洋大盗”的办法有些不过瘾，应该堂堂正正一战，以飞贼的手段破飞贼，让人家输得口服心服。人家老警察一愣，问我：“咱是警察啊，让他输得口服心服，有必要吗？”
是啊，咱是打鬼子的，跟你“堂堂正正”比业务水平，有必要吗？
下
其实抗战中和日军骑兵的对决，还真是发生过几次。国民党军的马家骑兵曾在淮泗和日军骑兵碰过一次，那一仗在内战中堪称反动透顶的马家军打得十分惨烈顽强。虽然给日军造成了较大损失，但马背上长大的马家精骑，竟然干不过日军的枪骑兵，的确有点儿让人奇怪。最后发现问题出在马刀上——马家军的马刀比日军短一截，质量上也有差距，打起来吃了不少亏。
为了这个原因，西北工匠精心改进，用“河州刀”工艺为抗日骑兵重新打造战刀。因为做工精细，用料考究，马家军骑兵抗战后期的军刀现在都被作为工艺品收藏。
不过，此时马家军也改进战术了，与日军作战从乘马冲锋改为乘马接近，下马作战。这样缩小了目标，在作战中大大减少了伤亡。只是，这个战术指导下，骑兵对杀也就没有了机会。
真正骑兵对杀击败日军的经典战斗，据说是新四军打过的，据记录，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部骑兵1942年曾在沙山集和日军骑兵拼过一次马刀。那一仗日军一个骑兵联队级别的骑兵部队被砍得落花流水（不过也有记载，称这一仗打的是伪军，具体情况，尚需进一步考证）。打这一仗的，就是曾玉良的老搭档周纯麟。这位同样是哥萨克训练出来的骑兵专家到了新四军四师，给该师也训练出一个骑兵团来。
能打赢这一仗，究其根本，除了技战术水平以外，新四军骑兵使用了被称作“雪枫刀”的新式军刀是一个重要原因。
八路军的骑兵部队，经过曾玉良团长1940年10月开始的正规化训练，虽然在战斗素养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具备和日军骑兵对面一战的能力。但是，这个骑兵第四旅团是日军的王牌骑兵部队，1901年在丰桥编成，曾参加过日俄战争，有正面击败哥萨克骑兵的战例。从1931年起，该部一直在我国作战，曾与马占山、吉鸿昌、傅作义等部交手，马上战斗经验丰富。其使用马匹均为经过改良的高头大马，即所谓“东洋马”，八路军使用马匹则较为驳杂。由于我国古代培育马种的技术存在缺陷，这些马匹质量并不好，先天上有所不足，骑兵团最好的马匹是缴获的战马。
在不断的敌后奔袭征战中，八路军骑兵团的补给远不如日军，无论人还是马的营养、休整都难以保证。特别是129师骑兵团是当时在敌后坚持的唯一一支团级建制骑兵部队，对日军威胁很大，已经形成一种象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和日军拼一个一比一，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而且，在大辛庄之战前，骑兵团刚刚经过在王行杖村的血战，为军区机关在敌军封锁线上硬砍出一道口子，兵力损失很大。《中国骑兵》书中主人公“大刘”的战马在战斗中重伤而死。（抗战中传遍冀鲁豫、著名的战斗口号“共产党员集合”，就发生在这一仗战骑兵团突击王行杖子日军阵地的战斗中。）
当时骑兵团共有四个连到达大辛庄，但经过几个小时激战的部队已经兵力锐减，人困马乏，连平时当作宝贝的骑兵斥候侦察员，都补充到了战斗部队。
与之相对，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第26联队是新锐之师，以逸待劳。这个联队共辖三个骑兵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和若干联队直辖单位，定员950人，齐装满员。大辛庄之战时该联队还附一个迫击炮中队（使用缴获的迫击炮装备）。从实际作战来看，日军参战骑兵四五百人，除去机动性不够好可能没跟上的迫击炮中队和机关枪中队以及留守人员，可能这个骑兵联队的主力都上阵了。
这种情况下与敌作硬拼显然不是很好的选择。
根据从档案中找到的材料，这时曾玉良团长做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战术决定，他下令两个连的骑兵列队，做出要向日军冲锋的架势。
日军骑兵第26联队的指挥官立即就相信了。
这是因为日军很熟悉129师骑兵团，知道这是一个轻骑兵团，是以骑乘作战为主的，曾玉良这个阵式，完全符合轻骑兵团的典型攻击战术。
他不知道曾玉良团长把其他的两个连和配合作战的二十一团部队全部埋伏在了战场侧面和后方，而且下了一个战斗一开始就把子弹打光的死命令。
土八路一向吝惜子弹，有打三枪就开始冲锋肉搏的老传统，曾团长下这个命令，明显是今后的日子不打算过了。
从这个命令来看，曾团长压根儿就没想过用马刀去冲骑兵第26联队，他是在赌博。
赌的是日军骑兵的骄横。
以日军的部队编成而言，如果八路军骑兵冲过来，他们应该下马，趴在地上放枪，这才是枪骑兵的标准战术。虽然不好看，可要真这样打，在日军密集的火力下，闹不好曾玉良得付出半个骑兵团才能轮到朝日本兵劈马刀的机会。
但是，用《中国骑兵》作者的话说，日本骑兵是贵族化的部队，动不动抓一个指挥官就是奥运会选手，极有兵种自豪感，曾玉良摆开这个阵式，足以让日军指挥官丧失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