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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作者：高华
书名：历史学的境界
作者：高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1
ISBN： 9787549571413
内容简介
该书是已故著名学者高华教授的文章结集，包括专稿、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议、讲课记录等，既为读者梳理了现代史上的若干关键问题，也能看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独到把握。在评论龙应台等人的书时，人们看到读者高华难得倾注了极大的情感，用敏锐的感悟力，表达对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浮沉不定的同情，读来不无悲凉。高华教授曾到台湾讲学，尽管时间不长，但仍旧发现了一些深层的潜流，他对当地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如今看来依然弥足珍贵。在评价学术著作和论文时，他表现得犀利而直率，往往能精准地把握肯綮，直指关键，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他治学的精髓。借助于历史学，高华教授展现了自己的辽阔视野、家国情怀和历史文化意识，如果说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他用自己的著作和生命历程为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诠释。
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读书有感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他何以选择离开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思想”的累与痛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在海峡的那一边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论文点评
答客问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一、五四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推动民族意识的增长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触发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增长。在强烈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现代独立国家也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大诉求。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与传统忠君爱国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对自我优秀价值、文化的认同；为强盛国家、革新本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制度。
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的“爱国”总是与“忠君”相联系，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发轫于西方，其具体形态为在公民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19世纪的维新派最早将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至孙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已渐臻成熟。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外部的刺激密不可分。亚当·斯密最早对中国文化做过悲观性的评述，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停滞”。黑格尔的看法较有眼光，他说，“中国在等待着，一旦出现主客观的对峙，中国就会产生真正的变化”。一百多年来，正是在外力的压迫和作用下，中国内部的积极因素勃兴，才开始加快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也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中国内部积极因素扩张的结果，无论是康梁、立宪运动，还是孙中山、五四运动，无不从民族主义汲取资源。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历经了几个重要的阶段而展开的。这几个重要阶段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转折年代。换言之，历经这几个转折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一步步进入更高的层次。一百五十年来，大致有下列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外力冲击、刺激下，中国内部变革的因素急剧扩大，中国进入器物层面的变化，即从“中华世界中心主义”，转而向西洋学习先进科技，此即1860—1895年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器物层次的变革演进到制度变革层次。甲午战败标志“洋务”破产，中国先进人士开始呼吁改革政治制度，“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同时并存。第三阶段，民国肇始，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又有先进分子发动思想革命，由政治制度改革的层次演进到思想价值层面的变革，此即新文化—五四运动，其基本诉求是：全面反传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再造一个现代中国。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第一次高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的规定，日本将控制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等地，甚至中国的内政也将被日本所操纵。消息传来，“国耻”的呼声响遍全国。在中日谈判期间，最先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为海外留学生所发动。2月，留日学生宣布集体离开日本回国，而在美的部分学生则成立国防会，强调国防的重要。国内表达爱国反日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抵制日货。1915年3月18日上海率先开始抵制日货，从此抵制外货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中日交涉，能获得日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民族主义，获得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最大支持。因此在长达数月的谈判中，袁世凯政府有意识地向北京的新闻界透露中日谈判的内容，经过报界的传播，全民性的爱国高潮兴起，社会各界对袁政府的认知果然也大为加深。直至中日签定“民四条约”，这一局面方彻底改变。这种借外力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被以后的历届政府所采用，几乎屡试不爽。
如果说1915年“二十一条”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使得中国人“毋忘国耻”，那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源于厚望落空后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十四条”，其中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公海航行自由、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条”被普遍认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护身符。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中，1919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有权收回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和胶州湾，然而在和会上，上述土地不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继承。对中国而言，在现实国际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条”并未产生效力，失望与愤怒驱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5月4日走上街头，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以城市为中心，工商阶层、劳工阶层、知识阶层等都被卷入，出现了全民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
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1924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南京路时，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的群众十三人，逮捕五十余人，从而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全国大中城市发生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在这过程中，原始资本主义的积累条件下劳工与外国雇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现，并和反帝运动结合了起来。在广州，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路经沙面租界区时，英租界内的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五十二人被射杀的惨案。广州沙面事件再次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其诉求也由先前政府与列强谈判“废约”，向以民众广泛参与反帝运动的激进方式转变。
1925年的“五卅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引发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的全面抗争。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具体体现为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1924年“废约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二年的“五卅运动”更激化了这一诉求，形成全国性的反帝浪潮。二是增强了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在与列强交涉中外条约时，北洋政府采用技术性的方式，通过修订即将到期的不平等条约，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但在民族主义全面高涨的20年代，这只会被视为是对列强的软弱。与之相对应，南方广州政府的革命“废约”更易赢得民众的支持。这两重意义相互作用，进而引发出新的概念：若要实现国家独立，唯有先推翻列强与军阀的统治。到了1926年，广州政府明确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并以此为口号昭示全国，出师北伐。
二、国民党与现代民族主义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经过几次短暂的上层权力斗争，蒋介石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内其他各政治派系，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运行。
标榜以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皆宣称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承诺为出发点，实行“民族主义”自然应是国民政府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即丧失了独立的关税自主权，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关税税率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随着1928年北伐告成，列强相继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于是正式提出重订关税条约。国民政府原想与各国集体谈判解决新约问题，但遭到了拒绝。美国出于遏止日本在东亚急速扩张的考虑，率先与中国修订新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做出重大的让步后，中国方才与日本签定了关税协定，至此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在收回权利运动中，外国特许权从39项减至13项，一些小国治外法权被取消，实现了邮政国有。
在30年代日本侵略扩张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仅靠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已不足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国民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全力“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为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做战前准备。
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它的首要目标为调查、研究国防经济，筹划经济动员。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其工作的重点是发展与国防联系紧密的重工业。为此专门制定了发展国防重工业的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民政府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中德签定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军火、兵工厂，中国则以钨、锑、猪鬃等战略物资作偿付。在资源委员会的统筹下，五年计划在有序地进行，一批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相继建成。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五年计划不得不夭折。
国民政府为抗日做了许多准备，特别在交通建设、国防建设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国民政府通过依靠国家力量，快速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进而“发达国家资本”的工业化模式无疑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在经济上表现出这种开放姿态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却是保守主义盛行。
作为国民党政治权威的蒋介石，一贯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与开发资源，以传统价值为思想主干，重建民族的信仰体系。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追求“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仅在五个月内，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等数篇文章，并亲自修订了《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歌》，将运动推广至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各省区。
根据蒋介石的规划，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要求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皆体现在这一原则上。大力宣传以“礼义廉耻”为符号的价值体系，虽在禁烟、禁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后也暗藏着不断纯化社会思想的政治意图，而纯化思想的过程也就是追求国民党思想一元化的过程。
与统一思想相配合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推行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即指“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1]希望以军事化特有的集中服从来打消个人的自我意识，使社会成员在迷失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认同国民党的权威。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军事知识的同时，还是以传统方式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国民党所努力的“民族复兴”的成效有限，离建立一个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距离尚远。
三、抗战与全民爱国主义
1935年，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华北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中共的“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其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重视和支持。面对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压力，国民政府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兵北上，在华北积极备战。同时，蒋介石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在继续争取英、美外交支持之余，开始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备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时，中国能获得苏联的支持。
1935年春，蒋介石派曾任自己侍从达八年之久的邓文仪任驻苏武官，负责沟通中苏高层间的联系。为了改善中苏关系，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他对此慎之又慎，并且决不允许其他人与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某种试探性的接触。国共双方此时的联系仅停在较低的层次上。蒋介石的这种调整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力图彻底削弱中共的实力。在蒋介石看来，唯有如此，方能减弱中共日后的发言权。因此，蒋介石对红军依然重兵围剿，却又不中断双方的联系。
经过近一年试探性接触，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潘汉年在上海进行直接会谈。然而双方距离相差太大，谈判陷入僵局之中，蒋介石于是决心继续对中共保持高压政策。在处理完两广事件后，蒋介石于1936年10月携其高级党政军官员飞抵西安。
蒋介石的督战最终激化了他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在数次劝谏无用后，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放弃了原先“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改为“逼蒋抗日”。经过蒋介石、张学良、中共三方数天的磋商，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某些战役如忻口战役中，相互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两党长期的争斗又决定了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随着中共敌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共军事实力也有了显著增长。对于中共实力的扩大，蒋介石深感不安。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专门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政策，国共两党的冲突与磨擦迅速白热化。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致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几乎破裂。皖南事变加剧了国共之间的不信任。虽然其后不久中共又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但双方的猜忌与疑虑已很难化解。这种互不信任也预示了战后国共和谈的失败，国共合作终将被兵戎相见所替代。
在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重要性开始提升。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先中外间的条约使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特别是英美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占领，英美此时在华的种种特权几乎已没有现实基础，废约已是刻不容缓。
1942年10月10日，美英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就条约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谈判，中美、中英于1943年1月签署条约，宣布废除美、英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以及辛丑条约后所获得的一切特权。以美英废约为先导，中国先后与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等国签定条约，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洗却了中国百年来的外交屈辱，是国民政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的正面形象。其后，中国参与了国际间针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重大会议。1943年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大国平等对话，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四国决定成立联合国作为新的国际组织，代替一战后成立的国联。联合国的主要职能由安全理事会承担，而美、英、苏、中四国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享有一票否决权。常任理事国的职务使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承认。二战结束后，中国因而也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然而，中国世界“四强”地位的获得更多是美、英、苏地缘政治的产物，世界“四强”之一仅仅是在心理上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就自身而言，中国尚不具备成为“四强”的实力。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就是明证。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几乎完全恢复了帝俄在华的特权，而一年后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这表明，中国若想成为真正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还有待时日。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革命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列宁式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中共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然而，中国的情况与苏俄毕竟大相径庭：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不多，且大多分散在中心城市，以城市工人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几乎不可能。有鉴于此，毛泽东在马列的理论框架下，另辟途径，寻求非苏俄式的革命路径，从而实现武装夺权。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最先展开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江西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多由出身农民的党员组成。毛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与其长期从事农运有关，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江西红色根据地内，几乎不存在任何马列经典概念中的产业工人，从农民中发展党员方是发展中共唯一现实可行的做法。
毛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恰恰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简单地引入、模仿外来的思想、制度，只将着力点置于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而忽视改革社会的下层结构。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重视社会底层，其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进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恰恰是将中国历史的传延性与外来思想相调适乃至融合，将中国本土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最大的依托，因此中国共产革命虽在上海、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受到严重挫败，但仍可依靠在农村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1933—1934年，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江西，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和领导权。1935—1937年，毛泽东致力于中共的发展，暂时无暇顾及“形而上”的理论问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局面的到来，毛泽东加紧建构他对马列理论的新解释框架。这一时期所写的《矛盾论》、《实践论》集中代表了毛的马列理论见解。
在1935年前，毛泽东仅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军事问题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其理论贡献尚未被中共党内普遍认识。毛深知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不仅要在政治上成为党的核心，还必须在精神上为追随者提供理论指引。30年代初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在党内之所以能得势，即因他们能用马列主义对现实做出理论阐释。两相对比，更促使毛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创造出对马列的新解释；也唯有如此，方能彻底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毛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自己思索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念和盘托出，并以此一举奠定了党内精神导师的地位。
毛泽东所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将马列主义置于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以一种灵活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解释、延伸与创新，将其灵活地与中国本土资源、苏共组织架构相融合后所创造出的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共摆脱苏俄革命经验的束缚，标志着毛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迈出通向“君师合一”型领袖的关键一步。
1937年，中共以延安为中心再建红色政权，经过数年经营，至40年代初，延安已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中共的干部居于中心地位。
中共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历过1937年前与国民党武装斗争的“老干部”，另一个是1937年后从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对中共而言，意识形态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自然要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培训，而培训的场所就是中共创办的各类学校。
为了培训干部，中共在延安创办了大量学校，计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这类学校的职能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对入学的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思想训练。通过学习，让他们充分领会、掌握中共的各种理念与政策，并熟练地运用于现实斗争中。
思想训练还有一个目的，即实现中共党内的思想统一。中共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圭臬，故而从苏联学习返国的王明、博古等“理论家”能在党内呼风唤雨。但随着王明等人的错误被全党逐步认识，以及毛在中共党内政治地位的上升，毛开始积极谋求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中共，将全党的思想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的职能之一，便是通过系统地指导广大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党内文件等方式，在改造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对于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则一露苗头就坚决给予反击，凋谢在《野百合花》中的王实味就是一个鲜明的前车之鉴。
思想训练另一个目的是将左翼知识分子、五四“爱国”与个性解放的关系理清。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型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基础上，大力宣扬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力图以个性意识的萌发冲击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进而全面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与之一体的政治制度。但在“五四运动”前后，在爱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知识界却出现了重大分化。分化的关键点在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设计上。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坚持原先点滴改良社会的主张，希望通过对社会问题的逐个解决，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看来，个性解放不足于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唯有通过彻底的、系统的社会综合改造工程，才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揽子解决个人、社会与国家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正提供了这样一种为人类伟大的自我改造工程整体解决的方案。
长久以来，寻求一个根本解决的路径正是中国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恰恰勾勒出一条由现实至未来彼岸的康庄大道，即发动、组织社会底层的民众，以暴力革命颠覆旧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人间天堂。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路径设计上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终极目标上，共产主义也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图景有同构之处，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20年代后期兴起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信仰。
在这项社会综合改造工程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已预示了个人价值将被置于集体利益之下。而当个人与集体发生冲突时，集体高于个人就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这种集体至上的倾向又暗合了中国传统哲学轻个人、重集体的价值观，于是，“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在20年代后建构民族新国家的进程中很自然发生了蜕变。
除了统一思想外，农民的组织化也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成为中共武装的主要来源。早在中共革命草创初期，毛泽东便有意识地将经过组织的农民纳入中共体制框架内。毛认为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对其进行必要的思想训练，使他们掌握一些马列的基本概念，即可启发农民的觉悟，实现农民党员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化。经过毛泽东的精心整合，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社会底层被凝聚在中共的组织体系中，这样，中共组织的生态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民党员逐渐在中共党内占据压倒性多数，“农民性”的色彩也因此日益彰显。
1937—1947年的延安十年，中共实现了从俄式党向中国党的转型。通过整风运动，毛的党领袖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成为中共党内唯一的理论指导者。毛的思想、理论也上升至党的意识形态。1945年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并列为中共的指导思想。1949年后，中共将延安时期的革命经验与苏联体制相糅合，创建了全新的国家形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延安可以说是1949年后中国的母体，延安经验对中共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五、革命民族主义与中共的建国纲领
中国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决定了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回避民族主义这一话题，中共自然也不例外，但民族主义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却有着双重性：一方面，中共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即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使中国摆脱外来侵略，这也是许多中共党员信仰共产主义的动机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又决定了中共只是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苏共眼中，推崇民族主义就意味着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严重者甚至还会被贴上“反苏”的标签。因而对中共而言，民族主义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字眼。直至3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共才正式大规模地宣扬其革命民族主义。
中共所信奉的“革命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主义纳入其意识形态的解释体系中，具体而言，革命民族主义诉求的现实目标为反对日、美、英帝国主义以及他们支持的蒋介石政权，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抗日。
在革命民族主义的框架中，苏联的地位极为独特。中共的信仰体系源自苏联，苏联在抗战初期对中国的支持以及苏共在中国共产革命期间给予中共的巨大帮助，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共对苏联有一种认同感。然而苏联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还有侵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一面，对于这一点，中共多从“阶级利益”的角度考虑，将政治现实主义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以中共的获胜而告终。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得中国重新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结束了自晚清以来内乱不断的局面。这大大满足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重大诉求是建立一个现代中国。在美苏对抗的战后冷战格局下，中共只能选择依靠对中国共产革命长期抱有同情和支持的苏联。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出发，还是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出发，在中共看来，现代国家的母版自然应是苏联，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与苏联的一致，新中国不用“民族主义”的表达，而将“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平行起来，教育全国人民正确看待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49年6月，毛泽东宣布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实行对苏“一边倒”的政策，这在事实上预告了中国将全方位引入苏联体制，通过集体化道路，快速实现苏式的现代化。政治制度可以不源于本土，可如果一味横向移植，只会水土不服，淮橘为枳，而中国共产革命在与国民党角逐中的最终获胜，个中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苏一边倒”作为建国初的一项国策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战略性安排，似乎和民族主义存在着某种矛盾，故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马上将他的“反共复国”行动定义为“反共抗俄”，以凸显国民党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和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1952年后中国不再提“一边倒”，而是加强发展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的独立自主大国的形象就清晰化了。
六、中国融入世界
回顾近百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在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后发国家的民族利益与尊严受到严重践踏，但现代化的因子也随着同一过程被注入体内。
一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是苏联、日本、美国，其中苏联的影响最大。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在于：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革命经验，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建军，也给中共提供了意识形态基本框架，支持中共革命。5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援助和国防援助。直至今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是来自苏联。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是负面的：发动甲午战争，利用中国的战争赔款，奠定了日本现代化的财力基础，完成了向世界强国的过渡；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极大地破坏中国的现代化。美国的影响较为复杂：1949年前，在思想、文化、科技领域培养了一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迫使中国脱离世界体系二十年。1979年后，中美建交，中国逐步进入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进程。
在硬件方面，中国现代化所受西方影响表现在：
1）建立了新式军队。
2）政党制度。
3）新式教育，新式法律制度。
4）新式工业和科技。
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技术等广泛方面，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毋庸置疑，我们不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全盘西化，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肯定需要参照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显而易见，民族性与现代性二者间存在着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坚持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要汇入世界潮流，这两者之间确实有着许多纠葛。如何调适二者间的关系，成为每个后发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本是双胞胎，区别在于：民族主义强调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民主主义强调个人本位、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从理论上讲，当国家、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时，国民应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个人权利，以服从于国家利益，支持国家战胜危机，而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但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经常吞噬民主主义，这主要是由中国近代的政治和大的环境造成的，也与人们认识的误区、统治阶级的狭隘和自私有关。
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性问题，他们希望建成对国家、集体的认同，同时又促成国家保障、维护个人的权利。梁启超在1900年流亡澳大利亚时，就对中国社会的某些严重弊端作出深刻的批评。
他说：“中国是一个奴隶的国家”，而西方每个人都有主权，即使孩子都“自治其事”，虽然梁启超的看法有表面化的缺点，因为他没看到澳大利亚的土著在当时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但澳大利亚在1900年后，确实开始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梁启超的观点其实就是五四的先声，他比胡适、陈独秀早了十几年，把“国家、民族、个人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困局，民族主义的要义是建立强大国家，民主主义的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对中国进程的实际影响更为显现。民族主义有它的限度问题，在限度之内，它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正当防卫的强大武器，但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保守势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进入20世纪后，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以愚昧对抗文明的方式已被中国主流意识完全抛弃，而“全盘西化”更多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假设，不具实际可操作性，因为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绝无可能一刀斩断与历史相连的脐带，简单地模仿西方样式，这样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是：‘特色’本身事实上几乎完全是在外来政治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议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制度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但它们都不是真正起源于本土。”[2]在中外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中国融入世界毕竟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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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774页。
[2]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115页。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私＝私家历史
高＝高华
孙、蒋学习苏联建党军
私：孙文和蒋介石先后在学习苏联、建党建军原则和党军党国问题上，都认为苏联是个学习的好榜样，你觉得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高：向苏联学习，“以俄为师”，这个思路是孙文定的。孙对苏联革命的总结是，苏联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建立了党军，这是一支由党和党的领袖来完全控制的军队。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这方面毫无建树。孙文自己没有去过苏联，他的这个思想是根据二手材料和当时西方的报道提出的。更重要的是，1923年他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左右。这段历史在美国学者陶涵（Jay Taylor）刚出版的《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中有所描述。蒋亲自去看了，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基本认同孙的看法，就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这主要是从中国需要的角度出发。加上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后，苏联给了国民党很大帮助。所以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孙提出了思想，而蒋接受并传承了它。蒋介石以后虽然反共，但“以党治国”的路数并没有改变。
私：如果孙文只是为了建立一支亲信部队，他也可以学习美国。为什么他和蒋介石都倾向于学习苏联？是不是苏联的意识形态更能对应其在中国的追求？
高：孙、蒋都曾多次提到，想要拥有一支有主义、有思想的军队，因为他们认识到，这种军队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当时中国军队大都是无主义、无思想的私家军。至于他们为何没有提出要建立美国式的国防军，我印象中孙没有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也许他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和成型的社会，军队在社会中没有特别显著的作用。而十月革命则完全是靠军队，把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从莫斯科一直延伸到全国。一支有主义、有党领导、有工农群众参加的军队，从革命实用主义角度，给孙和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过去都是“吃粮当兵”的想法，相比之下，俄国人能鼓动劳动大众为了主义和思想自愿去流血去打仗，这太了不起了，这也是为什么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以后就有了“党军”这个概念。
私：孙、蒋学苏联的倾向是否也与苏联愿意提供大量卢布和军援，而欧美却不愿扶助有关呢？
高：欧美对“孙大炮”不看好，他们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者；苏联则是出于自己“东方战线”的战略考虑，选上了孙中山。第三国际建立后，它觉得俄国革命需要其他国家支持。而在20年代初，从芬兰、巴伐利亚到匈牙利，俄国支持的欧洲革命都失败了，进攻波兰也失败了。此后列宁把目光转向中国。他先要联络吴佩孚，因为后者有保护劳工的表现，后来发现这个人似乎不行，又转向联络在广东一带有明显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陈炯明。最后，远东共和国（俄国西伯利亚赤塔建立的一个被苏俄控制的缓冲国）一个外交使团成员达林以记者身份去了广州，发现国民党在工人中影响很大，而共产党当时还很弱。事实上，国民党早于中共搞工人运动，马超俊几个人是最早在广州搞工会的。此后鲍罗廷被派往中国，担任孙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此人不仅革命意志坚定，而且有一种改变别人思想的能力，他的英语非常流利，可以和孙文流畅交谈，并迅速地影响了孙。随着孙中山向左转，苏联的军援等也都来了。所以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很多事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黄埔军校也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民族主义、愤青和毛主义
私：当时强调批判国民性中的一团散沙，要求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把国民团结起来，这是中国特有的吗？
高：不是中国所独有，欧洲19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普鲁士等都有民族主义建国运动的兴起。中国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当然跟中国历史、几千年文明、近代以后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辱，以及严复以后从欧洲传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洋人对中国的观察越来越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对东方人、中国人充满蔑视；但是中国人也因国门洞开，接触到异邦文明而开始关注到自己的一些弱点。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即明恩溥）在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说了不少有关中国人的弱点，诸如怯弱、一盘散沙、言而无信、缺乏公共精神，鲁迅就受过此人影响。敏感的鲁迅旅日后又接触到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看法，激发起他的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思想。早期的严复、郭嵩焘，以及出洋的使臣、留学生等，都很自然地产生了类似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