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是对近代中国问题的回应。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对社会中下层的人士产生影响的党，代表近代工商业阶级的兴起。国共都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但路径不一样。中共重点面向社会底层，主张激进快速的社会改造。1927年不是这样，当时中共阶级特征不是很明显，1927年国共分家后才凸现阶级特征。国民党则重视中间阶层。1927年后国民党放弃对社会底层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江宁曾为国民党县一级改革的模范县，但改革不激进。
1934—1937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社会恢复工作是一个研究课题，当时的“恢复”是阶级调和，而非现在宣传的“反攻倒算”。这是江西一名博士建立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所做研究得出的看法。
谈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2006年10月30日）
80年代开始“中共组织史”的写作（李锐的建议），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有专门的常设机构负责此事。有中央卷和地方卷，价值很高，中组部收集得最全。研究近代史要会用这套材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图书馆收藏得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得也不少。
许倬云乃大师级学者，国内知道他的名字是80年代中期，最先是美国华文的《知识分子》杂志介绍的。杂志里选了一些一流华人学者的文章，许倬云在上面发表文章谈轴心时代，他把中外历史打通，将中外历史作比较研究。确实，谈中国史应该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谈，过去国内是将两者完全分隔开来研究的。
许倬云先生看书多，感悟强。他将人和组织结合起来谈，他说，一个杰出人物需要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1）知识，这可以通过学习得到；
（2）见识，这也可以在经验中培养，要胸襟开阔；
（3）胆识，这个不太容易，碰到问题要当即立断，与人的性格有关。前提是要具备前两者，而且还要有使命感。
而做一个领袖，则需要：
（1）目光远大（毛泽东肯定有，邓小平也有，曾国藩也有）；
（2）坚毅果断（坚强的意志力，认定了就非常执著，红八军军团长周昆在中途放弃，就是意志力薄弱）；
（3）胸襟开阔，这是成大器者所必需的；
（4）公忠体国；
（5）能开一代之风气；
（6）能带动一批人成为自己的追随者。
下面谈一谈中共革命组织形态的来源问题：
（1）来自苏联，列宁主义党提供了组织制度。一元化、同心圆结构适应中国人组织意识的严重缺失。50年代后中国人对组织的依赖，高度计划经济下，每个人都有组织。组织控制了一切资源，个人离开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还有人的心理需求的一面，因为人要有归宿感。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将全国人民安排到各个组织中。中国革命之“新”在于有了现代组织。
（2）中国的传统（20年代片断性而非全面地进入党）。
（3）毛泽东的独创（总学委、“文革小组”等），现在还没有文章专门来谈这个问题。
列宁主义党可以领导军队。博古二十几岁领导军队，得到李德和周恩来的辅助。博古在党内有权威，博古会断，周恩来谋多，周会综合各个人的观点，取中庸的方法。
中共跳出历代农民起义造反的传统，就在于有“党”的组织。毛泽东一身兼党、军两职。
地方首长兼军区政委。60年代初后，社会潮流尚军，以军为荣。
建国后周恩来掌政务院，政务院有党组干事会，周恩来是党组书记，政务院各部都听周的，包括公安部在内。按不成文规则，公安部应归一号人物控制，所以毛泽东对周主管公安部很生气。1953年毛泽东作出重大改革，公安部的一切直接送给毛，抄送周。
丞相是外朝，权力太大时皇帝就要依靠内朝了。研究近代史必须了解一些古代史。
中央书记处是党最重要的机构，而非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管意识形态和干部的任免和升迁。刘少奇组织政治局会议，落实在书记处。周恩来的国务院是业务部门，要听书记处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权力很大。
党管业务，这也是学苏联。1956—1966年北京市委有大学部、工交部等。政府每个机构都由党委管。
组织与制度（经过一个阶段就要重新调整）：（1）因事设置。（2）因人设置（只是给你一个位置），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但他在东北时受政治局委员高岗的节制。
许倬云的结论：（1）制度由人来建，制度中有人。（2）组织也会老化、涣散。组织内部会因各种变量转变而产生张力，要借力转力，开创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误用张力走向失败。
对唐德刚其书的看法
唐德刚的研究方法基本是传统的，也就是不太运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据若干史料，以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是非观、价值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元素），结合他个人的感悟，发表看法。由于唐德刚生于战乱的20世纪中国，又长期居住美国，在美期间曾为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民国要人撰写回忆录，和胡适也有较多的接触，故对历史帏幕后的政治、社会等各种复杂因素有具体的体察，加之他和台湾知识界、政界的一些人物有密切的联系，二十多年来又经常游走于海峡两岸，故而对历史的看法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同时渗透他个人强烈的主观感受。
一般而言，他在史实陈述方面着墨不是很多，重点在议论，而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处。他的文笔非常流畅，但也有一些戏谑之气。唐德刚不能算是学院派，一是他的作品严谨性欠缺，二是他没进入美国主流汉学界，只是在一般大学教书。尽管如此，我以为他仍可称为杰出的史学家，虽然唐的考据功夫不强，有些作品在具体时间、地点、数字上有错误。
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灏、林毓生等肯定是学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大陆和港台的读者一定比前几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学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轻后生难望其项背，这就是他具有史学家最重要的特点：史识，即洞察历史的眼光。唐德刚的强项不在史料。例如：他总结毛的三十年，能一字点破天机，就用一个词就概括之：专政。这起码是1949—1979年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他没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在他看来，那不是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征。而“专政”是一个客观词，任你怎么想都可以，留了一个空间给读者。另有一点我也很欣赏，唐是“民众本位论”者，这点也不是很多史学研究者能做到的，许多史学研究者是“国家、民族、领袖三位一体论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为唐的代表作有三本：《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以及他谈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著作。
谈魏斐德的作品（2006年11月20日）
魏有《历史与意志》、《洪业》、《中国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学”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学者。地方史研究是现在的热点，上海影响太大，对上海历史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趋向。我刚从德国回来，发现德国《德意志报》每天都有上海的新闻。通过研究地方而回答大问题，不能拘泥于一个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论”，没有那么多理论。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书中没有“上海理论”。史家可运用一些当时的文学性作品作为研究资料，比如对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画报》、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呐喊）。30年代上海乃全国出版中心，各种出版物很多。
魏斐德《上海警察》是名著，看这本书要注意控制、权力、人性、国家、社会的意识等，学历史到最后要融会贯通。中国现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日本学习的，民国警察部门级别不高，这值得思考。国民党对社会控制不强，但1949—1980年台湾控制就严了。
我去维也纳开会，发现维也纳街上没有警察，有人认为像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萨尔茨堡也没有警察。魏斐德说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组织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况，可能是必经之路。现在警察除了维持治安的功能，还有服务大众的功能。台湾的警察社会管理能力较强，也是兼顾社会治理和服务公众的功能。我去派出所办暂住登记，一警官马上上来请座，还送上一杯水，墙上的标语写着“做人民的褓姆”。大陆的警察也在转型，现在已增加了服务功能。
“公安”一词由孙科提出，此前称警察。广州现代化从20年代开始。公安和警察有区别，警察乃强力符号，公安则比它更宽泛，有社会管理协调能力。
苏区的社会管理模式
（1）中共军事先行。领导根据地的力量以军队为主导，有军队才有地方苏维埃。
（2）中共与国民党的区别在于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由基层党来承担公安的功能，以群众路线为导向，苏联革命不是这样。
1931年7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开始建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此前由一方面军中的政治部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由毛泽东统领。保卫局的成立，标志着将苏联斗争管理模式移入中国，其任务是肃清内部反革命，包括军队、社会底层、干部，它是公开的机关，是一个强势的部门。
到延安后，改为陕甘宁保安处，再成立中央社会部（主管特工业务，对敌，反特）。三头并进：中央社会部、地方社会部、军队社会部（锄奸部）。根据地还有公安局。
1949年在此基础上建公安部，1949年后主要功能既对内，也对外，协助政府处理民事问题（“马锡五调解法”）。此组织的来源为：（1）本土革命经验、（2）30年代苏联模式的引入，两者融合，难解难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强调保卫部门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康生系统不能进入军队系统。
1949年后，公安部有段时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来由毛泽东管，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军队和警察这两把刀由毛泽东控制，“文革”后期华国锋负责公安部，此前还有罗瑞卿、谢富治，他们都是毛泽东非常信赖的人。
“文革”前有公安军，是现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军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负责保卫边防线和内卫等。今天的边防线，和平地带由武警负责，敏感危险地带由解放军负责。公安部有边防总局，管理边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时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阅有限制）。
谈魏斐德的《间谍王》（2006年12月4日）
《间谍王》一书的序是刘东所写，写得不错，提炼出了魏斐德此书的主旨。特工在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没有这种组织，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而先于国民党有这种组织。1926年，周恩来派陈赓、顾顺章、李士群等去苏联远东学习“格伯乌”方面的东西，此时国共尚未彻底决裂，说明周恩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
国民党1927年后才开始建此组织，蒋中正面对的问题很复杂：（1）中共造反，南方农村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对国民党有威胁，中共背后有苏联支持；（2）蒋中正以正统自居，要建立以他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各地军阀成为阻碍；（3）1927年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暴露，干涉蒋中正的北伐，蒋中正要面对这个问题；（4）国民党派系太多，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蒋中正要针对党内离异力量。总之，他要实现他本人及国民党对中国的广泛控制，这是他建立这类组织的根本目的。
这个组织在1949年前的发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后，有人认为如果戴笠活着，蒋中正不会那么快失败。国民党在台湾的特工掌控者为蒋经国，他是特工系统的核心负责人。白色恐怖与他有密切关系，他同时又是台湾现代化推手。在苏联则是安德罗波夫，同时他还是苏联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强硬派分子。
在中共那里，特工组织的思想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等等，意识形态的解释特别重要。
在国民党那里则是蒋式爱国主义，特别在外族入侵时，爱国主义可以超越党派，金钱是次要的。而且国民党特工组织营造大家庭气氛，家长是戴笠，领袖是蒋中正。此组织是不流动的，所谓“生为领袖人，死为领袖鬼”，有自己特殊的伦理。1949年去台湾后，每年4月1日是国民党纪念戴笠的日子。在这个组织中子承父业。在台湾的两蒋时代，国民党强化了意识形态叙述，“领袖、主义、国家”三位一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
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的两个特务组织，蒋中正成立调查统计局，这个词儿，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调查研究，比较能迷惑人。1943年后，中共也全面对国内的社会组织、社会名流进行调查统计。
30年代中统用的口号是“中华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活动范围在知识界。1936年“中华文化本位宣言”的发起者中不少是中统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比较认同国民党的政策。中统的活动集中于知识圈，不干脏活，很文雅，脏活由军统来干。许多知识分子被中统的温情拉下水。中统头目是陈立夫、徐恩曾。中统也有杂志，邀学者文人写稿。陈立夫名声没有戴笠那么坏。陈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务张冲，在上海打击中共很凶，但又支持国共合作。《现代史料》是中统特务杂志，乃中共变节人员主办，写的东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的黄金时代。
中统、军统重视利用中共变节人员。1931年后对中共的方式发生变化，从一味屠杀到动员自首。“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认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民党若再杀中共人员会受到国人的指责。他们认为中共是受了苏俄的影响，是可以“迷途知返”的，于是国民党对中共采取自首政策，只要认同三民主义，就可以不杀，送进反省院，不劳动，写写“三民主义”读后感。中国女革命家杀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写读书报告的一部分人乃是应付国民党而不出卖组织，只有少数人做了国民党的鹰犬。写了认同三民主义的读书报告但不出卖组织的人，还可以留在党内，出卖了组织的人则是叛徒。对不自首、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则送去军人监狱，如陶铸。对坚决不自首的则杀，这是为了打击中共的士气，如瞿秋白，因为他是一个时期的中共负责人。向忠发诚心向国民党自首，但蒋中正还是杀了他。
万亚光写过《国共斗争亲历记》，此书基本真实，有重要史料价值，在香港可以买到。80年代作者回国内，受到杨尚昆、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他长期当国民党特务组织图书室主任（瞻园为中统最初工作处），护送中统材料去重庆，后来又护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对大陆学者开放。他还编过徐恩曾写的回忆资料《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都有。似乎上海图书馆也有。该书一直没有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一本。
戴笠为了凝聚团体的人心，制定了军统局局歌。30年代苏联每个行业都有歌，除了“格伯乌”外。从国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统做了两件好事：（1）在孤岛领导锄奸（不是所有军阀都是汉奸，比如吴佩孚、段祺瑞严守民族大义，不做日本人的汉奸）；（2）收集、判别日军情报，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国要对苏联进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国。
英美特工组织的界限清楚（除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组织不能干预民间，界限模糊的情况主要在后起国家。应该有一个界限化的过程。斯大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也尝试明晰界限：（1）军队不能受康生系统的干涉，（2）对党内人士不能采取特工活动。这是毛泽东吸取苏联教训，界线化和区隔是很重要的。
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史华慈写过《寻求富强》，也写过《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他关心中国，还写时评。史华慈最初想做犹太教传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点，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释出新意，说明他的敏锐。他的史料来自中国、日本。但是，他对中共相当意识形态化的史料照单全收，因为他同情中共运动。日本的史料相对客观。日本对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华慈不用国民党的材料，他不相信国民党的史料。其实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应该带有偏见。
他也引用李昂的《红色舞台》一书，此书可能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过。书的内容反映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华，写有《大革命的回忆》，后离开中共，被中共视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杀了，具体情况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史华慈该书首次使用“毛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主义最早由中统提出，其实1935年国民党中统就提过“毛泽东主义”，称中共革命是披着马列外衣的“流寇”进行的“农民造反运动”（见《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中共打下了中国后，史华慈在该书首用“毛主义”的概念，这个词才被注意了，也流传开来了。
毛主义在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我们看是否马列的，标准是：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对私有制的看法（消灭私有制）。从以上标准看，毛泽东的思想基本在马列主义的范围内。毛泽东从来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即使在“文革”时，也是如此。当然毛也吸取了马列之外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
史华慈这本书成书于冷战的开始，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共乃苏联“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而史华慈则看到中苏的差异，他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乃是“异教徒”。这显示出了史华慈的远见。此书有一部分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中苏的相似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相同性问题（这是90年代开始新的研究动向）。现在看，中苏的相同性远超出差异性。
史华慈不知道富田事变的性质，照单全收了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且史华慈认为AB团是存在的。他认为他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不确定性，史华慈乃优雅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理解20世纪复杂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东西不是档案就能反映的。斯诺在60年代到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情况。他写了《大洋彼岸》一书，有许多不实之处。
史华慈的这本书主要谈四个问题，中心是中共运动的内部关系：（1）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关系；（2）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3）思想起了什么作用（共产主义背后的思想背景）。本书后附的是他的《德性统治》一文，就是谈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思想。史华慈针对恐怖政治背后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谈了他的看法。他对“文革”有深入剖析。史华慈有两点论：既不完全是权力斗争，也不完全是思想斗争。他的看法有道理。共产主义运动不完全是意识形态追求，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权力追求。意识形态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大问题，实际上既有意识形态，也有权力和政治运作问题。
史华慈对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不那么自负，这是很了不起的。还有就是史华慈知性的追求，他无固定的方法论。我一再说，不是学了方法论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要有关切和预设。“可能是这样”即预设，也可称之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础，已经有了大概看法即预设，预设会不断修正的。史华慈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优势，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20世纪政治的母本是苏联。他有相当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历史乃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果没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万要注意对人的关切，人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历史学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蕴。
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关系：（1）意识（人都有思想），（2）处境，（3）行动。政治史就是讨论这三者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政治史三要素，优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华慈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汇。这是他杰出的地方。史华慈提出了德性统治这个大问题。恐怖统治背后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称“德性统治”？复杂的东西怎么能用那么简单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初年兴起，在社会科学各方面渗透，关心心理、精神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但不要将其绝对化。它有一定可解释性，但不应过分泛化。
讨论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2006年12月25日）
张鸣是近来大家关注的学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随笔，他所说的东西都有深厚的学术支援。他的书写乃率性而为，他完全了解中国最基本的情况。他关心晚清以来的历史。张鸣与黄宗智、杜赞奇有区别：（1）他最先研究义和团，研究底层民众；（2）他深入下去调查湖南、贵州、广西的基层社会；（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纪后国家权力下移，国共和地方派都重视农村，农村结构大大改变，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国后国家权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于国家工业化，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用农产品向苏联换武器。为此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达三十多年，今天国家对农村有支援，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免除农村中小学学费。
控制是为了动员，张鸣讲了乡村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张鸣有些哀婉，对乡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伤，萧功秦写过《冀豫日记》，也有这种感伤，但不及张鸣强烈，萧功秦认为乡绅文化的破坏导致现在山西农村的衰败，源头在于50年代的暴力土改。谢泳写过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开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虽然短小，但很不错，他很重视发掘民间史料。
张静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女学者，读张静的书与张鸣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写过《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非常学理化。杰出的学者，两种叙述模式都能轻松驾驭，首先应知道规范，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千万别成了理论拜物教。
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学术规范，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辑刊》最早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背景在于80年代中国史学的复苏，但有些凌乱，许多人在空疏谈论，没有规范。90年代学人的头脑冷下来了，回到学术中去。1959—1980年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是为伟大领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新建设》开始讲规范，当时历史类重头文章刊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
谈汤森的《中国政治》的几个重要观点（2006年12月30日）
汤森认为：
1.中国传统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有重要作用；
2.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有关联，只有从历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过去的区别的意义。为什么外面的观察总是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时代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智慧，而在这领域内的政治学家却相对较少。
3.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邓的改革不是革命。
4.中国革命是否衰落的一个标志，是看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之强弱。他认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家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使用军队。
5.分析中国政治的几种模式：
（1）集权主义模式。他在这里说的是50年代美国西海岸学者的范式，里面有些论述不完全错，书中把“极权主义”翻译成“集权主义”是不对的。极权主义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过审核，只能将其译为“集权主义”。
汤森认为该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一个独断领导，控制论传媒，对经济的控制。
（2）“发展中国家模式”。有一个动员系统和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实行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
（3）中国模式。
他提出中国现行体制的起源有四：
（1）中国政治传统；
（2）革命的背景；
（3）苏联共产主义（这是研究中共必须考察的）；
（4）中国在1949年前的历史（更应该看1949年以前国共互动的历史，要搞清脉络，这是历史的延续性）。
汤森的书有其重要价值，比较客观。所罗门写过《文化革命与新政治文化》，已经翻译出来，但没有通过审核。白鲁恂和所罗门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施拉姆对毛泽东有同情。麦克法夸尔则不同，他写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但中国没有出版。
有关军队是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先锋队，此说在西方学者那儿已是共识，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是成立的。50年代中国军队对政治影响不大，1953—1959年全面学苏军，注重军队现代化，从农民军队变成了强大的军队。1959年后毛泽东将军队引入国内政治。林彪治军十年，军队现代化进展不大，而且在往过去传统回归，例如搞“骡马化”。但林立果《571纪要》中有军队现代化的影子，有由军队主导现代化的色彩。
汤森对中国资料掌握得比较差。他为本书材料不足作辩解，他说，因为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碎的社会，获取材料是极其困难的—这不完全对。他的研究长处在于用了政治学作为学术支援，对中国的政治有真知灼见。他对中国历史只是概念性的描述。裴宜理是政治学中的历史学家，要了解当下社会从历史中继承的智慧。政治学家要有历史的资源，而历史学家要有政治学概念，如“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毛主义、毛思想的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哪种方式灌输乃至社会化的？显然，50—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功了。历史研究要借用社会科学的若干概念。运用政治学等概念能打开一个新天地。历史研究要会吸取社会科学的其他概念。另外，注释有两种：（1）资料引用性（包括观点的引用），（2）解释性注释（西方学者用得多，中国学者用得少，对前人作品提出有依据的分析和评判）。
论文点评*
《“文革”时期舆论宣传中的家庭形象：以〈人民日报〉为例》
作者：王××
此文谈“文革”时期舆论宣传中的家庭形象，选题有新意，是过去的研究很少涉及的论题。文章也叙述了一般性的情况，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问题。文章的不足在两个方面：一、“文革”的一个思想目标是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至高目标相连的，这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要培养新人，1958年就有这样的试验，它的高级阶段可以是取消家庭，分男营、女营，小孩由国家供养，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激进的方面。此文完全没有探讨渊源的问题，是一大缺陷。二、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就是《人民日报》，它有指标性，以它做样本是可以的，但还是单薄了，还有许多出版物，都可利用的。另外，文章主要是谈1968年前后，更多的是1968年的《人民日报》的相关叙述，与文中标题不对称，其实很可以研究，为什么在1968年这个问题会这么被《人民日报》强调？《人民日报》背后的思想和权力力量是什么？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完全在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严密控制下，这些大人物对这类宣传有无指示？
《邓小平在“文革”前中共党的组织和运作中之角色：以中央总书记为中心的观察》
作者：钟延麟（台湾政治大学）
邓与党的组织运作，这个问题过去大陆学者很少或完全没研究，国外的研究也很少，盖因档案资料完全没开放，研究非常困难，已有的资料也极为分散，将之梳理成脉络是难度很大的，作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文章分几个方面论述，都是极为关键的方面，分析到位，很有深度。文字也非常清楚，有很强的逻辑性，值得大陆博士生学习。
海外学者研究大陆历史往往有两个偏差：第一是“隔”，只知表象，突破这点要长期积累，才能进入历史情境的场域，在台湾和海外，能做到的人不多，作者很年轻，很努力，做得很好，是陈永发教授博士生中最突出的；第二，机械搬用西洋概念，食洋不化，以至不知所云，作者的文章没有这个毛病，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一篇很成功的文章，完全达到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的水准。但是文章对邓与彭真的互动中，没提邓对北大“四清”问题的处理以及“国际饭店会议事件”，是一缺陷。
《中国50、6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建构分析》
作者：胡××
文章谈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分析了性格特征和美学特征等六个方面，都是可成立的。文章的缺点是创新性和深入性不足。洪子诚和黄子平的定义是革命历史小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读物，文章接受这个看法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开掘不够。首先，革命历史小说“英雄”的来源问题，它有延安小说的背景；其次，它受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影响，如马烽的《吕梁英雄传》；第三，它也受到苏联斯大林时期小说的影响，苏维埃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革命历史的叙述及革命英雄形象的建构，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等等。有关组织化对作家的支配问题，文章写到了，但没深入。建构英雄是通过“规训和惩罚”来实践的，几十年文坛大批判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指责“丑化英雄”，文章对此没有深入开掘。建构英雄的逻辑发展就是“文革”文学和样板戏的“高大全”，此文未及全面论述，是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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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博士生论坛”上的发言。
答客问
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王实味的表达和体制化力量的反应，建构起现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和集体主义体制紧张性关系的经典叙述。
王表达的中心议题就是左翼知识分子以党的道德化的理想批评现实中的反道德化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在平均主义的结构中表现出对“特权”问题和“权力异化”问题的焦虑和敏感。
共产革命是以追求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为号召的，为此专门设计了“供给制”，中国革命中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具有神性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产生出巨大的动员功用和精神感召的凝聚能力。它告诉革命者，天下的无产阶级是一家，作为一种新文明，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对“金钱物质”的排拒，革命者不要“金钱物质”，但作为一个革命党，它又需要“金钱物质”，这是革命的“最高律令”。
但是这其间存在着悖论：现实中存在的等级差序是从思想转化为制度的必要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又冲击共产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过去，这两者的关系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到了王实味，他把这模糊地带截然分开，并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冲击了革命的“意义”系统，这使得王终于被“轧出”。
王实味事件是“规训和惩戒”模式的初步形成和操练，从此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依据这些规则开始运行：
1.以阶级出身为标尺判别思想纯化，阶级立场问题的突出强调；
2.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派生；
3.在对“反革命分子”斗争和处理时，对越过底线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王实味成为第一个被冤枉者。
王实味事件的又一后果是促成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新身份认同：左翼知识分子是无可争议的革命者；可是他们又带有旧阶级的烙印，是需要永远改造的群体。
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满足和快乐。[1]
延安时期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公开进行的，《解放日报》上曾刊有大量的批判文章，温济泽的《斗争日记》就是最先在该报发表的。
国民党在1943—1945年出版了王的《野百合花》小册子，但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反响，盖因1943年后大后方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向左转，对王实味事件没兴趣，认为是国民党反共造谣。
有趣的是，建国后1949—1957年开展的各类思想批判斗争一般也不提“王实味”，以至于建国后王的夫人刘莹一直在等王回家。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面对新解放地区的各界人民，需要有一个“光明叙述”，王实味因而被尘封。就像建国后至“文革”初的十七年间，事实上存在的党内“路线斗争”却被遮蔽，直到“文革”，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公众才知中共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
王实味浮出水面，和国内形势有密切关联。1958年，毛写了《再批判》的按语，把王定为“右派”的祖宗，也是因为1957年的“右派”言论对毛的刺激，使其产生脉络意识，所以在反右的组织处理阶段，毛把王实味、丁玲等人二十多年前的旧文翻出来，所谓“新账老账一起算”。在“文革”初期对“三十年代文艺”和“黑线文艺”批判时再次提及王实味。1977年，公布了毛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提到王是国民党的“探子”，但是反对将其处死，这就把王实味和王事件完全公开化了，刘莹也就是在这时候才知道其夫王实味已死的确切消息。所有这些有关王实味信息的传播，都是在体制主导下进行的。
80年代，王实味第一次成为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和当时的社会“反思”浪潮相激荡。1988年问世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他助手的相关文章，以及温济泽的不断呼吁、王凡西的证明文章，促成1991年平反王实味冤案。其后凌云的文章、杨尚昆的回忆录都提到王和王冤案，王既是政治话题，又是公共话题，在这过程中，《黄河》杂志上一篇《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使王成为民间讨论的公共话题。到了90年代初王平反后，王实味的文存也正式出版了。
80年代后，王实味的思想主题得到延伸，韦君宜、李慎之、何家栋、戴煌等以不同形式延续和深化着王的主题，网络兴起后，围绕这些主题一直有持续讨论。
未来一旦张力消失，王实味事件一定会完全进入历史，唯王留下的人格上的意义，将是长久存在的。
200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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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徐光耀的回忆，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沈容：《东北坡记事》，载《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数学零分的历史学家
时代周报：你求学时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学，为什么会选择近代史？
高华：从那个年代来看，我不是抱着功利的心态去选择专业。在1978年读大学的学生更多是从自己的价值观、爱好选择的。而那些从功利角度选择读书的人太理解权力的重要。但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当时那个年代只有文科和理科的选择，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人都感觉文科的危险，我不是不愿意去学理科，可是我在“四人帮”时代只读过两年初中，而且学校天天搞运动，几乎没正经教过学，高考时，我没去考数学，我的数学成绩是零分，但我的文科分数很高。数学是零分怎么去考理科呢？当时中学的数学叫做“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没有今天这样的数学的概念，而我们进历史系的时候专业也没有像今天分得那样细。我选择历史学是因为我自己对中国近代史更有兴趣，更为具体的细分是在研究生阶段。当时仅仅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没有系统地想过这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社会可谓是“冰河解冻”，社会开始苏醒，也充满了很多希望。虽然有很多限制，主要来讲那还是一个苏醒和开放的年代。对于物质没有太多看重，人们互相传诵的是《人民日报》当天又刊登了什么文章。放在今天可能很难理解。
时代周报：根据我以前读文史哲书籍的经验来看，有一些学者以占有资料为荣。我看《革命年代》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在写作中非常热心地向同行推荐新材料，我记得你提到苏联解禁史料、地方档案与台湾资料。
高华：我不太了解你说的情况，所以也不好评论。每个人研究的方法和心态也只有了解以后才能去评价，不过这也不是很特别的例子。过去有你说的这种现象，但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在接触到了比较有意义的史料，还是愿意与同行进行分享或将新书告诉大众。历史学是非常强调实证的学问，很看重材料，有的朋友可能会在掌握这些资料后，觉得这些材料对于自己是非常有用的，于是就会有你所说的那种现象。
时代周报：你也是以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高华：我们并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角度去分析历史。或许当年也有别的选择或是更好的选择，但在两者之间很难把握。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1949年以前的选择。虽然在1949年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而那些选择为什么最终又没能被选择，你可以去研究。
时代周报：你很留意一些大叙事中不被提到的人物，比如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而且你所谈到的共产女权主义问题也会涉及很多问题。
高华：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林彪、叶群，之后又用了30分钟聊到了王光美等一系列人。去年7月份在香港召开的一次会议“新中国的建国60年”就遇到一位美国华裔女教授，她提交的报告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妇女》画报来作的。她指着一张幻灯片上的两位妇女向大家提问：这是谁（指邓颖超和蔡畅）呢？她自答：这是中国的“国母”。在发言时，我很客气地告诉她，“国母”之说只能代表你的看法，据我所知在国内很少有人这样称呼她们。从研究角度来看，更多称她们为“女革命家”、“妇女活动的组织者”，这两位是高度政治化，也是非常革命化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姐”，但并不是她说的女性主义者。
汉学家爱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
时代周报：与你的工作类似，有许多西方汉学家也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比如说麦克法夸尔、史景迁等人，你对这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外国学者有什么样的评价？
